隋炀帝开凿运河，游江南，东征高句丽，加上佞臣竞相压榨老百姓，取悦炀帝，而导致国内人民生活的困苦。于是，隋民纷纷铤而走险，反叛隋室，国内发生了大叛乱。就在这种状况下，隋亡唐兴。
唐代隋而有天下后，由于隋朝的压榨与战乱，土地荒废，人口锐减。“黄河之地，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遍地青草”，“万户城郭空虚，千里之间烟火断绝”，可见当时中国境内荒废的情形。唐高祖（公元618年至公元626年）时，全国户数只有两百多万，太宗初期不足三百万户，比隋朝时的八百九十万户约减少三分之二。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洛阳以东地区据说依然“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交通极其艰难”。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要国家兴盛，必须先恢复农业生产。唐初户口散亡，要恢复生产，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首先就需实行农业政策。这就是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的“均田令”。均田制始于户籍的整理。男女一生下来就称为“黄”，到四岁，叫“小”，到十六岁，就称为“中”，到二十一岁叫“丁”，六十岁称为“老”。户籍需载明每家黄、小、中、丁、老的口数，三年整理一次。
男子十八岁以上授田一顷（百亩），其中八十亩称为“口分田”，死后还官；余二十亩为“永业田”，种榆、枣、桑之类，得传于子孙。所授之田，不许买卖。但是，贫穷无法拿出丧葬费的时候，可以卖永业田。从土地少、人口多的地方（狭乡）移到土地多、人口少的地方（宽乡）的时候，可以卖口分田。老人与废疾者给田四十亩，丧夫的妻妾给田三十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王族与官僚按阶层高低授田。亲王大抵授永业田百顷，一品官六十顷，八、九品官两顷。受田的农民需负“租”、“庸”、“调”的义务。“租”是每丁每年纳粟二石；“庸”是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否则需纳绢以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调”是每丁每年需纳其地生产的绫绢各两丈，绵三两；纳布时，则需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有事时，若增役五天，可免“调”；三十天，“租”与“调”全免。“役”不得过五十天。
这均田制是承继北魏、隋而来的，并曾加以修正。隋朝的奴婢也给田，唐朝则不给田。这是因为隋末战乱，有许多奴婢已脱离奴婢身份而独立。因此，唐初的残余奴婢在农业生产上已经不像隋朝那样重要了。可是，当唐代社会逐渐安定，工商业逐渐发展的时候，王侯、官吏、富商等兼并土地的情况越来越厉害，因此作为劳力的奴婢数目就越来越多了。
均田法付诸实施而有其实际效果，当在太宗“贞观之治”以后，到中唐以后便崩溃了。总之，均田制的实施，对唐朝生产力的恢复具有莫大作用。日本留学生也曾把这制度带回日本，导生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唐太宗继位后，就从儒家的立场推行政治。太宗曾助高祖创业，因此对国家的兴亡有极深的感受，他认为：帝王必须凭借人民才能存在，帝王一个人的骄奢会吸尽万民的生血；后宫的混乱便是王室灭亡的本源。因此，他说：“榨民奉君就等于割自己的肉来喂自己的肚子。肚饱身倒，君富国亡。”
在这种自肃自戒的状况下，太宗首先解散宫女三千人，让她们各自回家。当时，辅佐太宗执政的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关中饥馑，人民卖子为奴。第二年，太宗巡视关中，拿出皇室的钱款赎回卖身的男女，令其归母家。当时还一连发生蝗灾、风灾、水灾，于是，唐太宗仿隋文帝所设的社仓，令全国州县置“义仓”，每亩地需纳粟二升为义仓米；无田地的商人则按财富等级出义仓米。这些义仓米是防灾用的。
在唐太宗的施政下，唐朝不仅恢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也奠下以后唐朝富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