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老乡急忙送他进医院，输液两天才救过来，老乡们无力替他垫付住院费，医院拒绝进一步治疗。秦开礼醒过来也坚持不再治疗——万一和公司的纠纷得不到解决，哪来钱归还老乡？秦开礼不愿欠债，也不愿拖累家人。
秦开礼说，这两样，比死更难受。
按老乡的说法是秦开礼命不该绝，毛子赶回来了，还带来一个人。毛子面带得意，介绍，这是市总工会彭部长。原来毛子遭恐吓后，一气之下到市里反映情况去了。市总工会听毛子说了秦开礼的事，当即安排保障法律部彭部长同他一起来县里。彭部长第一眼看到秦开礼就惊叹不已，翻来覆去只一句话：为啥不先救人？为啥不先救人！
市总工会立即和医院签订住院合同，给秦开礼垫付了全部治疗费用，两个月后伤愈出院，又给秦开礼买了一部轮椅，希望有助于他康复期间的行动。事实上轮椅的作用超过了市总工会的预计，刚出院那阵子，秦开礼每天就靠坐着市总工会赠送的轮椅，沿街乞讨维持生活。稍微多乞讨一些日子后，那个地段好些人认得他了，秦开礼逐渐放不下脸面，乞讨勇气越来越小，能勉强离开轮椅做一些动作，他又每天坐着轮椅沿街拾废品，换钱购买食物。
那天卖废品多挣了几元钱，秦开礼摇动轮椅滑到公用电话机前，想给家乡的村子通个电话，托村上的人给妻子转告消息。到电话机前又犹豫了，不知该如何谈自己眼下处境，在电话亭前发了好一阵呆，又摇着轮椅离开了。市总工会的彭部长知道了秦开礼想打电话的事，不知是不是受到启发，总之，是彭部长让秦开礼给家乡政府打电话，请求支援。
我成了最先把秦开礼情况传回去的人。
我没有给竹林坝村去电话，只和镇长通话，报告了秦开礼受伤的情况和现状，我也提到了秦开礼特别不希望让妻子担忧。镇长听我说完，好一阵不出声，然后，骂了一句粗话，要我等他电话。
过一天，镇长在电话中指示我，镇长说已经向县上领导请示，要我留在那里，配合当地市总工会彭部长工作，给秦开礼争取合理的赔付。镇长把事情提到了一个高度，他告诉我，这已经不是一个农民工的问题，也不是一点医疗费和伤残金的问题，你一定要尽力配合彭部长把事情办好。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影子一样随时跟随彭部长，近乎保镖。不是我样子有多威严，是我无法和当地人进行语言交流，他们的话比外语更难懂，我的普通话又比难懂的外语更复杂，自己说得像患了语言障碍，弄得别人的听觉能力也大大降低。我既惭愧又难堪，彭部长却认为这样最妥，他说，不说话比说话好，你要说多了，人家反而不怕你了。
他要我不称彭部长，改称老彭，更像搭档。
我和老彭就这么商定，老彭熟悉各种保障工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又是本地人，语言通，情况熟悉，人也熟悉，凡事由他出面，我只需要在他身边板着脸，保持严肃认真，让对方明白，这事已经引起民工家乡的政府重视就行了。
就跟着老彭，逐一找有关部门，找有关或“无关”的领导，从老彭的表情我看出了，该说的话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也说了，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他全做了，我不是听懂，是看懂了，保障法律部的部长照样无法实现保障。
我自己还弄出一肚子委屈。
按说我也是个行政干部，和当地县上那些部门的负责人应该是同级别的，可人家就没当回事。人家不说不行，也不说不办，只说尽力，一听那语气就知道是啥意思，我们在镇上敷衍别人就是用的这种语气这种说法。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这儿不是我任职的镇。在我们镇上，我咳嗽一声都算数，在这儿我能做什么？只能反复说请多支持。我连文件上的话都不便重复，我不说“官话”可能实际效果还好一点，我要正起样子讲原则，估计人家会彻底不理我。
直到正式与公司接触，我才理解到当地官员的无奈。
老彭直接接洽，也请当地有关部门代为接洽了好几次，希望和公司老板当面协商。公司老板不露面，甚至毫无反应。老彭又请县上有关领导出面联系，这次回话了，不是老板本人回的，是让他下面的人带话出来，他不是工会会员，不是中国公民，他是来支持中国某地发展经济的……
行政协调这条路毫无希望。
我向老彭建议，这个状况最好尽量不让秦开礼本人知道。我俩正在说这事，一不留神被毛子听见了。毛子顿时立起眉头大骂，他装啥疯！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后台，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个下力人，惹毛了老子……
毛子声音很大，我怕被秦开礼听到，忙制止。我心情本来不好，一时性急，说话没注意方法，被毛子理解成我在训他，毛子一板脸就同我闹起来：说几句有啥了不起？你只晓得压我们！当着老彭的面，我有点下不来，我也生气了，不再搭理毛子。
谁知毛子继续不服气，指责我，你把眼睛瞪得像牛卵子我就怕你了？你官再大又咋样？我不求你，不惹你，你能把我咋样！
我只好咽下火气劝毛子，别急了，听老彭有什么打算。
老彭当着我们的面，电话报请市总工会批准，立即起诉，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并免费提供一名律师，援助秦开礼讨回公道。
听说市总工会派律师协助起诉，秦开礼像播下种子的农民，有了一种实在的盼头。浑浊的眼睛里竟罕见地露出闪光，仿佛看到了秋收的景象。老彭只把事情告诉了秦开礼，没有对秦开礼说其他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