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审查材料和写普通的汇报不一样。普通汇报材料考虑的是结构、语法、美观，有时甚至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而审查材料考虑的是真实。可怎样才算是真实的呢？总有一些似乎与主题无关的事情，挣脱我的意志和思想，猛地跳出来，浮现在脑海里。它们也在隐隐约约构筑起一种真实。
有一个关于女人的事情。为什么想起这事儿了呢？因为她既与我的青春记忆有关，也与我成为囚犯有关。认识她就更早了，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我正上大二。那所军队政治学院在上海，所处地段倒也不繁华，还显得有点荒凉，记得院墙外是一条排污水沟，更远处还有一小块菜地。那年，学院正忙着组织教员和学员们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学得很认真，有讲座，有座谈，有考试，还得交学习心得。即使到了现在，讲话中的某些段落我都能背诵出来。
那时外出要请假，每周最多有半天。对于大上海来说，半天工夫也去不了哪儿，顶多到周边买点日用东西，就得赶回来。在围墙里封闭得久了，也懒得往外跑，有时几个月都不出去。所以，尽管在上海待了四年，但我并不真正了解它。我更不知道，因为我背诵过的讲话，外面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上海似乎仅仅是院墙外布满浓云的阴霾天空，长年处在雨季。
说来好笑，二十多年前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传呼机，学员们与外界的联系只能靠信件。通过一些通俗情感类杂志，我们会给外面的人写信，建立朋友关系，称为“笔友”，和现在的“网友”差不了多少。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女人的，她那时还是个刚上大一的女孩子，叫霓云，很好听的名字。但她的真名不叫这个，这只是笔名。
霓云是本地人，在上海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念书。她高高瘦瘦、大大咧咧，有点懒散。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头发一直是乱的，长年穿白T恤、牛仔裤，一副刚睡醒的样子。先是她给我随信寄了张照片，在杭州西湖边照的，耳边插了朵白色小花。我也给她寄了张照片，穿迷彩服，一手端八一式冲锋枪，一手平举五四式手枪，脸上抹了三道炭黑，作出瞄准的姿势。
又通了几回信，我们就见面了。那时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人们很少写信，即便写，百十来个字之后就不知再写点啥了。那时，我们每封信都有四五页，和情人之间互说衷肠一样绵绵不绝。只是由于这二十来年居无定所，我把她的信和照片都弄丢了，实际上，我把大部分旧东西都丢弃了。但她竟然还保存得好好的，让我多年以后大吃一惊。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大概是十月末的某个晚上，一阵秋雨刚停，九点多钟吧，马上就要熄灯了。学员队队部的公务员神秘兮兮地找到我，说有个女孩子打来电话，声音很好听。我放下牙刷，跑去接了电话，是霓云。她的声音的确很好听，普通话之中夹着吴语，很清亮，还有种香甜的韵味。听到这声音，就让人想到略带微笑的嘴唇，或者飘着茸毛的脖颈。
她说她在学院附近，想见我。我说我们这里马上要熄灯，出不去的，不请假外出要受处分。她嘻嘻一笑，说，好冷啊！我一咬牙，道，在电话那里等着我，哪儿也别去。我问了下公务员，公务员也是同学。他说队长喝酒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换上了黑色便装，钻进学院一角的草丛，从那儿翻过围墙。围墙外边是一条很宽的排水沟，有根尺把粗的排水管穿到对岸。刚下过雨，上面很滑，我猫着腰，小心翼翼爬到对面的小路上，浑身沾满雨水。
说来别人可能不信，那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看见夜色里的上海。到处泛着水光，五彩斑斓的灯影倒映在雨水中，宛如梦境。空气中充满了清凉的雨滴味道，整个世界银光闪闪。霓云站在电话亭旁边，牛仔裤，绛红色的手织长毛衣，不停往手心里哈气。在相距两三步远的地方，有阵香味从雨水中传来。好像是香水味，也好像是沐浴露味，但又都不是，还有种人身体的味道，总之，是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这种气味对那个在围墙里关了很久的年轻人来说，既陌生，又猛烈。它与枪管上涂的黄油味，与五公里越野后的臭袜子味，与单双杠表面的金属味、汗水味，与政治理论教材上的油墨味相比，是那么与众不同。
霓云打量了我几眼，低头微微一笑，一手捂在下巴尖上，道，还行，就是有点呆。
那晚，我们踏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走了很久。可是有说不完的话，不知疲倦，身轻如燕。我把她送到学校，又徒步走回来，翻墙潜回宿舍，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夜不曾闭上眼。就好像这世界无缘无故给了我一个天大的礼物，而且只给我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