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学法律的，可是她连问个“为什么”的机会也没有。阴暗的牢房里，瑟缩在前任牢友留下的污迹斑斑的棉大衣里，她读着他辗转捎来的信：“亲爱的容容，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容容，答应我……”
他是在向她求婚——不是向那个端庄秀丽的大家闺秀顾娟，而是向这个代号“1607”的囚犯求婚！泪水湿透了纸背，她对自己说，不，不，他太好，太好了，我不能同意，不能连累他，不能……
然而她终于成了爱情之网里的俘虏，连一声微弱的抗拒也不能发出。因为那网是万劫黑暗中光明的旗帜，丝丝缕缕都闪着高尚、纯洁、完美的光芒，丝丝缕缕都散发着永远神圣的气息。半年之后，刚刚走出牢狱的她终于披上婚纱。在杏花楼举办的喜宴上，她含泪为两个空置的座位斟上了酒。她相信冤死的哥哥如泉下有魂，也会来祝福她这个妹妹的……
“我运用中医方法治疗癌症肿瘤，总的指导思想是：通过脉象分析来确定患者的病情程度，然后，在控制的基础上，渐渐增强人体内的抗癌能力，建立好细胞，抑制癌细胞的发展，最后，彻底排除和消灭癌细胞……”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不同肤色的人在她面前排起了长龙，不同颜色的眼睛望着她——她的手，那奇妙而纤细的手指，在患者的腕上轻柔按下，无论怎样的疑难杂症，甚至一生的病痛都在她娓娓道来的言语中了。精确中透着优雅，果断中含着温情，寥寥数分钟的检查，犹如弹奏一首生命的赞歌。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人们惊叹不已。她却不以为意。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她几十年刻苦学习、钻研、实践的经验和结晶；她早已达到了所谓人见其形，我见其神、人见其皮毛，我见其骨肉的游刃有余的境界了。二十多年前，她在无锡的一家医院看门诊，高超的医术轰动了这个城市，病人们称她为“活菩萨”。可是却有三名商业局的副局长吃饱了没事，想来试试她的医术，故意找她切脉。谁知一试麻烦就来了。她望着他们，斟字酌句地说：“你们三人中间，王同志的病很严重。”这位“王同志”是山东人，自觉身体最棒，自诩从出娘胎就没打过针吃过药，况且不久前还在市中心医院进行过体检，一切正常。“王同志”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哈哈大笑地将她嘲弄了一番：“没病说有病，原来上海来的医生医术也不过如此。”她心里很难过，因为眼前这个嘲笑她的人患的是晚期肝癌，死到临头他还不自知。另外两位副局长将信将疑，回去后把“王同志”的病情汇报上去了。市委马上派人送“王同志”去北京检查。一个月后，“王同志”带着北京权威医院“肝癌晚期”的诊断回来时，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台湾的林家鸿先生，陪同妹妹千里迢迢飞到上海，在她的寓所里求医。她一切脉，对林先生说：“不好，赶紧送她进医院。”林先生不解，妹妹的确有病，但此刻坐在那里，又说又笑，马上送医院干什么？当着病人的面，她只好支支吾吾：“送医院挂盐水。”林先生仍在迷惑中，她不得不悄悄如实相告：“令妹只有五个小时的生命了。”林先生将妹妹送到附近的一家空军医院，医院里的医生又好气又好笑：好端端的人硬说活不过5个小时，只怕你们一个个都有神经病！一定要挂盐水？那就挂吧！反正是你们自己要求的。然而两个小时后，“好端端”的病人就不行了，空军医院赶紧将她转到长海医院。三小时后林先生哽咽地给顾娟打去电话，告诉她因抢救无效妹妹已去世。
手指的精妙感应能与先进的医疗仪器比美。曾有位少妇请她看皮肤病，她一把脉，说你的腹腔左侧有一个4.3厘米的囊肿。少妇柳眉飞扬，不敢置信，但还是赶到医院去做了B超，而B超的影像毫不含糊地显示了那个囊肿和囊肿的体积——不大不小正是4．3厘米。
来自香港的汪先生，身体并无大的不适，只是久闻顾娟大名，想请她把把脉而己。想不到这一把脉也出了问题：“你的左肾上有一个肿瘤。”汪先生惊讶得说不出话，暗暗在心里连呼“晦气”！飞回香港作检查，只盼着顾医生是“瞎说”。然而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无情地显示了与顾娟一模一样的诊断。汪先生赶紧又飞来上海：“顾医生，我向您负荆请罪。我不该在心里骂您，请您为我治疗……”
这一切的一切，她早就习以为常。对病患者而言，诊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治疗。当数不清的绝症患者在她的治疗下起死回生，将她誉为“神医”时，她总是谦虚地含笑说，神奇的不是我，而是中华医学。中华医学太神奇，太伟大了！
但是我们这个创造了中医的民族，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在她的先父顾筠山时代，国民党政府甚至下令中医不得列入学校教育。顾筠山只能在家亲自教授他的孩子们。而丈夫曹一民对她说：“中医得不到重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现代科学理论作基础。中医要发展，只靠继承是不够的，还要创新，还要借鉴西医和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