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家》2008年第05期
栏目：任意球
我就在你身边看着你，就像水和岸一样……
——齐秦的歌词
故事总得充满戏剧效果，但是这一次我经历的案件恐怕没有太多的戏剧色彩，相反，在平淡无趣的状况下找出凶手才是大多数警察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不想把杀人和缉凶渲染得多么离奇，只想原模原样复述这个简单的故事，复述一下我这个小警察普普通通的一次办案经历——当然，这是我来到白马派出所以后接手的第一个刑事案件。
那是去年7月，从前白马公车站附近那个守公厕的四川女人失踪了，来报案的是她不到10岁的女儿。这个名叫吴贵花的攀枝花女人来昆明不到半年就承包了厕所，她带着女儿就住在男厕女厕之间不到3个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我们姑且把那个狭窄区域算做一个“房间”）。母女俩的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这个小小的公厕，有时我们办案路过会跑去上一趟厕所，如果碰到吃饭时间，你会看见吴贵花蹲在“房间”里的煤气灶边上炒菜做饭，厕所里居然弥漫着一股令人尴尬的肉香。
吴贵花通常流露出沙子一样粗粝的眼神，她身体消瘦，留着齐耳短发，总喜欢穿一件宽大的男式白衬衫，一条灰白色牛仔裤，一双棕色皮鞋——在我的印象里她是那种无声无息的干瘪女人，似乎从来没有睡醒，对周围的一切不感兴趣，也懒得搭理任何来自外界的骚动喧哗。对，吴贵花就是那种你完全可以忽略她存在的乡下女人，她就像这个厕所的茅坑一样被我们很多人自然接受了。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她牢牢把守的不是厕所，而是床头那只6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机，专心致志收看各种垃圾电视剧，由她9岁的女儿负责向你收取如厕的两毛钱。
这个9岁女孩喜欢蜷缩在厕所门口一只竹凳上，把一只长腿方凳当作书桌趴在上面写作业。她把钱收进一只破破烂烂的鞋盒里。钱，交钱，她用她长长的红色铅笔拍打着长腿方凳，从不放过任何人。她的数学看来很不错，能精确找补零钱并粗暴地塞进你的手心。但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比吴贵花更瘦，经常穿一身廉价运动服，两支发黄的羊角辫扎得乱七八糟，就像一株说不上名字的植物被人随随便便扔在厕所门口。
你们是四川哪里人？有一次我试图跟她们聊聊天。女孩警惕地看着我。先交钱，两毛。她使劲敲打着板凳说。我给了钱。她转过头不再搭理我。我走进厕所小便。忽然听见她说：我们是攀枝花的。攀枝花，你知不知道？
知道。我说。
我们那里有很多烟囱，冒着白烟，又高又大，很漂亮。你知不知道？她说。
炼钢铁的吧？我没见过。我说。
你这个白痴！她说。
我从厕所里走出来，发现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你是个白痴！她说，她冲我撇撇嘴，眼神恶狠狠的。她的母亲吴贵花回过头用力拍打她的脑袋，快做作业，快点！她显得很不耐烦。
我想我真的很白痴。我说。你在哪个学校？
我不会跟白痴说话的。她说。
这几乎就是我对她们的全部了解。7月14日那天是法国国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守在厕所门口督促人们交费的小女孩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大红色夹克衫（很可能是吴贵花的）突然出现在派出所门口。我和另一个值班警察站了起来。我妈妈不见了。她一路走一路大声说，她看起来很镇定，蹙着眉头，那张皮肤微黑的圆脸被7月的阳光晒得通红。她好像把自己的书包弄丢了。我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们立即展开调查，最后推测守厕所的攀枝花女人吴贵花十有八九已经死亡。我们把女孩送往她远在西山区某个城中村的亲戚家里。从她嘴里已经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是通过走访周围的住户，我想我已经有惊人发现。这不是什么太复杂的案子。
现在我正路过那个已经关门的公厕，来到公厕尽头、仅一墙之隔的王建国的报刊亭那里。阳光在他的铁皮圆顶上闪烁，他蜷缩在报刊亭深处，我一时看不清楚他的脸。几个小区住户在他的报摊上挑挑拣拣，带走几份他们需要的报纸。强烈的阳光让我产生奇怪的幻觉：坐在花花绿绿一大堆报纸和杂志中间的王建国的头颅摆放在鲜花从中，他的身体却浸泡在一个巨大的洞穴深处一动不动。
他站起来，从柜台后面给我搬了一把椅子。我冲他打个招呼，把椅子尽量移到他铁皮顶棚的阴影里。李警官，喝水。他殷勤地从身前的冰柜里取出一瓶冰红茶递给我。我摇摇手拒绝了。不用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我说。他笑了，见外了李警官，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你们是人民的好警察，理应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说。他帮我把冰红茶的盖子拧开，塞到我手里，之后我们隔着他那个小小的柜台——柜台上铺满报纸和杂志，同时还有一部蓝色电话机——相对坐下。在他身后是挂满一面墙壁的各类杂志，苍蝇成群结队地飞进飞出，隐约透出隔壁厕所的臭气。
王建国是个昭通来的黑胖子，当我第一次走访调查时就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有作案条件。单身、来自外地、吴贵花的紧邻。但是猜测和事实之间总是隔着汪洋大海，至少有一个解释不通的地方——如果王建国杀死了守厕所的吴贵花，他为什么不逃跑？这对一个农民工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的心理素质能像一根钢筋般坚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