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章回小说》1999年第08期
栏目：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必读篇
老曲从北京专程赶来，天正下着雨，他在电话中说早晨八点钟到，问我行不行？他是怕我起不来。我说行，没问题。果然他八点钟准时来了。
天还下着雨，应该说这场雨是沈阳的第一场秋雨，而一贯多愁善感的老曲在秋雨的浸淫中更多了几分感伤色彩。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了，尽管穿着具有时代感的T恤衫，尽管他的腰板还一直那么挺拔，尽管他的一头卷发还那么充盈着艺术气息地蓬松着飘逸，但是，他确实掩饰不住一夜旅途带来的疲惫——眼窝塌陷，声音嘶哑。
几年来，老曲习惯了这种沈阳至北京的路途，他曾在这条线路上为别人制做小提琴而寻找着或者说搬运着琴木。他说他每次坐夜车都睡不着觉，他说真是怪事。其实，我在心里边说，老曲，这不是什么怪事，这说明你已经上岁数了，一个人衰老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不那么能睡觉了。
老曲掏出了香烟，从坐下开始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是想以此抵抗疲倦？记得他当年不这么贪烟，而且，他那时抽的是石林，是软烟，可现在，他抽的是希尔顿，那种特殊的洋烟味在我的嗅觉中并不比洋人腋下洒得太浓的香水味好闻多少。
我倒掉了报纸上堆着的一小摊烟头烟灰（因为不抽烟，也不曾准备烟灰缸）。推窗望出去，雨丝凄然，似乎始终在倾诉着一个永远诉说不完的委屈。城市的中午显得更加憋闷了。老曲应该在我这里吃完午饭再走，可他偏偏不肯，无论怎样挽留他都执意要走。他说他在北京电话里就和我说好了不在我这里吃饭，他必须说到做到。他把这种所谓的诺言看得过于认真了。于是，我在无论如何拖拽不住他时，只能苦笑：老曲老了，一个老人的逻辑就是这么带有古怪的成分。
我大致算了一下，从第一次与老曲谋面到今天已经十个年头了。那时候是一九八九年。那年曲兆青已有五十岁了。可以说最初他们这一家人感动我的还是始于老曲的年龄和他儿子曲大卫的年龄的悬殊差异。那时候曲大卫只有四岁，长得又那么一个小不点儿。一晃十年，他的儿子已是十四周岁。十四岁的曲大卫与十年前的曲大卫，你无法将他们放到一块堆去联接。朱雅芬教授对今天的曲大卫的变化也与我一样深表惊异。朱雅芬很是感慨地讲了一次她在北京当评委发生的事情。那一次，北京的好多少年钢琴选手参赛，一个个都从朱老师的眼皮底下过筛子，过完了，她起身离开评委席时，突然发现了曲兆青。她眼睛一亮，问他怎么来了？老曲说是陪大卫来参赛的。朱老师一片茫然：大卫来了？他在哪儿？老曲说，那不刚才弹完了。刚才？朱老师一片茫然，她教过了四年的学生，她曾那么喜欢那么刻骨铭心记住的神童端坐在她的面前弹完了一首又一首曲于，她竟然视而不见。这仅仅是时间的变化吗？在曲大卫身上发生的这种巨变应该说主要是命运，是命运的捉弄。
要是他再等一年，不，再等两个月，等到朱老师从美国回来，留住曲大卫把基础打得再扎实一些再进军京城，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可惜，老曲没有等她回来，就弄了一辆大汽车，把家里那点儿不那么值银子的东西一划拉就装上车开赴北京了。当然车上最沉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那台钢琴。老曲是步着郎朗的后尘奔赴京城的。他至今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九九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气象台报的是三十五度，但他肯定地说那一天实际上北京有四十度。对老曲来说那是一次悲壮的出征，他在北京无亲无友，他甚至有点儿冒蒙打听到了一处可以租借的房子，那是在北京郊外的大兴县黄村。黄村那地方有着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宿舍，他要租的这一户人家去了美国。房子很好，条件也不错，老曲已经是相当满意了。他那时候肯定知道等待着他们一家的是怎样艰苦的环境，他早有准备，然而，他怎会想到进京不久居然平地一声惊雷，一场意外的灾难就在那么三二分钟内降临下来了呢？
我无法在此详尽复述，因为那足可以构成一部长篇。简单一点说就是老曲一家到北京后，租到了黄村那处房子安顿下来。因为房子是在郊外，租金也很便宜。当他们一家人安静地围坐在这间弥散着全新的自己家庭气氛的屋子时，还真有点儿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好的房子属于他们了。大卫的母亲笃信基督教，她相信这是上帝的恩赐，她更加虔诚地对上帝做着祈祷。
孩子在搬迁的折腾中好几天没有正儿八经地弹琴了，性急的父亲催促儿子上琴。他们以为有了这么好的房子，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让孩子练琴了。哪曾想到，刚弹了一小会儿，就被隔壁住着的一位邻居粗暴地阻止了。原来，这是位可怕的精神病患者，她犯病时，一刀把自己的女儿杀死了。她女儿过去也曾弹钢琴，她杀死女儿，她听不得钢琴声，她扬言再听到曲大卫弹琴就把大卫宰了。
老曲对那一天即将到来的灾难没有任何预感，但是，他永远记住了那一天的日子——六月六日。下午。大约六点钟。准确地说，那是傍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