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了，爹爹出去有事情。”十岁左右的孩子不可能知道其间的奥秘。但母亲的泪水，爹爹的深夜不归，让年幼的小姑娘想起此事就不安。外婆的话越来越少，体力也越来越差。大女儿爱德不关注书以外的任何事情。小女儿勤快懂事，主动帮外婆承担了许多家务。搬出苏尔登路之后，外婆经常卧床不起，小女儿几乎成了家中的主妇，替外婆挑起了家庭的担子。直到母亲出嫁之后，外婆才告诉女儿，婚后的外公从没停止过和一个广东女人的相会。她家是种荔枝的果农，跟舅舅一家来上海摆过水果摊，后来通过种种机缘进了“沙利文”，从勤杂工一路做到领班，对新来的临海小伙子一见钟情。陶莲舟娶了法租界高级警官的女儿，广东女孩儿寻死觅活，不久便草草把自己嫁给了“沙利文”的一个做采购的镇江人。不知什么契机，两个已婚男女旧情复燃，从此如吹不尽的野火，一发不可收拾。夜幕中，外婆亲眼看到他们在苏尔登别墅的树丛下幽会，却不敢责问一句。她时常教导两个女儿说，如果男人在外面寻花问柳，妻子一定要装作不晓得，还要对丈夫更好，也许他会因此而自疚，家庭就安全了。很多男人像贪玩的孩子，并不想玩得连家都丢了。揭穿丈夫的不忠，是不聪明的。把男人逼到墙角，没了退路，他反而撕破脸皮，事情就一点儿也没有挽回余地了。话是这么说，可天下有哪个女人知道丈夫背叛还满心欢喜的？外婆把心中的苦痛，无奈和哀伤和着泪水吞咽下去，它们在一个无助女人的身心中流淌。日久天长，苦痛一点一滴地沉淀在各个脏器中，精神终于化作物质，成为了无法治愈的沉疴。
外婆无处倾诉。两个女儿还小，不该为母亲分担不幸。父母那儿更是说不得的。法租界高级警官只有一儿一女，女儿受辱，女婿的下场可想而知。他毕竟是两个女儿的亲生父亲。一日夫妻百日恩，何苦置孩子父亲于绝境？再想想，丈夫是陶家的独子，自己没有为陶家生下男丁，也是他疏远自己的借口。外婆在内心纠结中挣扎，在挣扎中消耗着自己的健康。
外婆一天天消瘦、体力不支时，安妮的咳嗽也一天天加剧。终于有一天早上，全家人听到了安妮在楼上卫生间里发出的呼喊：“史密斯——”
史密斯冲上楼去。不一会儿，他急匆匆地抱着娇小的妻子下楼：“快，陶！去‘公济医院’。”
安妮面色苍白，金色的头发从丈夫的臂弯上散落下来。“安妮吐血了。”史密斯轻声对外公说。
外公迅速拉开车库门，把史密斯的黑色奥斯丁开出车库。为了不让孩子们轮流坐在黄包车的脚垫子上，史密斯夫妇在一个洒满夕阳余晖的傍晚，开回来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四个女孩在草地上欢呼着抱成一团。在史密斯的指点下，外公很快学会了汽车驾驶。
“公济医院”是租界医院，1927年初专门设立了一个痨病诊所，为外侨免费治疗。史密斯认为妻子可能是患了肺痨，但“公济医院”的诊断把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推上了悬崖绝壁。
几个月后，安妮在苏尔登路别墅楼上的卧室里告别人世。母亲说，几个月的时间，安妮已经形销骨立，被子罩在她身上，就像是盖在一张薄纸上。她患的是毒瘤——那时还没有癌症的称谓，人们只能把这种令人类束手无策的不治之症称为毒瘤。
史密斯几乎崩溃了。
他和安妮是医学院的大学同学。他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上服役期间，安妮整整等了他两年。在西方，这种牛郎织女式的爱情像海市蜃楼一样不可思议。史密斯格外珍惜妻子的忠贞与专一，更尊重她的爱心与才华。
小巧玲珑的安妮是一位出色的骑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麒瑞洋行大班英商霍格等人就组织了上海最早的“跑马总会”。占地八十亩的跑马场建在南京东路一带。后因上海城市迅速扩建膨胀，跑马场向上海城市西部迁移过三次。最后一次迁至西藏路与黄陂路之间，占地达四百三十亩。跑马场年盈利高达八百万银元。
安妮每周去骑马。与跑马场相比，她更喜欢在乡间田野上奔驰。娇小的安妮带着头盔，蹬着马靴，穿上红色镶黑边的骑手制服，轻盈地翻身上马，转瞬便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春天的田野上飞翔。史密斯的骑术不如妻子，但他每次都会策马在妻子身后相随。万一有什么意外，尾随在身旁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去救护妻子。
安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骑手，更是一位充满母爱的小儿科医生。她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和母爱，拯救过无数前来就医的孩子，却没有能力拯救自己。
安妮去世后，在厨房吧台边，母亲听到过一次史密斯与外公的交谈。
“安妮之死，让我突然看透了人生。”史密斯在中国读了不少佛学、道教的书籍。他书架上那些书也让爱德大饱眼福。他问外公：“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奢侈了？”
“奢侈？”外公想了想，“住在法租界的外国人，哪一个不是这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