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最多只是木讷地说上句，对不起老婆和孩子，但他除了上课依旧埋头于红楼梦和易经的各种书籍里。人们私下里都叫他红楼梦。起初，多明对红楼梦只是一种好奇，爱好，后来就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坚持不断的规律，而信仰在一定时间就像爱，会在生活中形成一种定律和模式，让人反复不止，最终成了生活的终极目标。
他并没住在教工宿舍里，而是住在办公楼一楼靠近大楼门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的家在农村，学校知道他生活的困难把这间办公室安排他住的同时把看守办公楼的差事照顾给了他，当然是有些微薄报酬的。这间办公室既是他的办公备教案的地方，又是他的住宿的地方，还成了他的无线电修理铺，里面除了大量有关红楼梦的书籍，两个并排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无线电零部件和待修的、修好没取走的收音机、录音机等许多无线电器。他总是忙碌到深夜，然后在各楼层上转一圈才入睡。他打着手电筒，径直上到了最高层五楼，又一层一层挨门照照，到二楼的最北头，那是一间学校校报的编辑室，恍惚听到里面有人说话，推了推，没声音了，但心里却有了影影绰绰不快的疑虑，前走了几步又折回听，更让他讶异的是，仿佛有个姑娘的声音，这不能小觑，弹起二指敲了敲，里面又没了动静。一幅鬼怪狐妖的场景展现在了他的脑海，似乎楼道里顿时刮着丝丝阴风。也许是为了确证，也许是为了壮胆，他竟然色厉内荏地喝了一声，啥人？出来！这一声把自己惊出了一股力量和智慧，在里面悄无声息时，他又接上喊了一声，快开门，不然我就叫保卫处了。他感觉到，里面有了一丝噤若寒蝉的气息，继而，随着哐的一声暗锁的响动，门开了。他把手电照了进去，一个女的在凳子上坐着，刚开了的门边站着一个男的，低着头。他出于礼貌没有用手电往脸上照，只是愠怒地说，你们待在这干啥？半夜三更的，是谁给你们这门上的钥匙。我，是我，多老师，我就有这门上的钥匙。男的嗫嚅。他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校报的主编。他认识他。
红楼梦每天早晨有个习惯，拿着两个麻钱放在双手合着的手心里摇上一阵，摇一次，在一张纸上画一个长杠杠，或者两个相连的短杠杠，摇上六次后，他翻开一本易经书查找上一阵，把显出的卦象记在一个笔记本上。他记下的一段经他悟出而翻释的话是，有人从窗口抓药，使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他苦苦思索中，有人敲他的窗玻璃，他拉开一面小窗扇，那人说要买几个电阻和电容无线电零件，递进钱后，他一一按照他的型号取给后，他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有人从窗口抓药。
程川和红楼梦认识就是通过无线电开始的，为加深往来是一次占卜。他的那部收录机出了毛病经人引荐找到了红楼梦。他原本想放下让他慢慢修理，红楼梦让他稍等，他打开看看，没想到他只几改锥就使收录机哇哇哇地唱开了。程川对红楼梦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和几个红楼梦的追随者一块到红楼梦的农村家里帮着收过庄稼。从红楼梦的老婆那枯蒿的脸上能看出他家里的窘困和艰辛。
这趟去平川的火车上，乘客并不多，三三两两的，有些座位上只有一个人，干脆就垫上背包躺在椅子上睡大觉。卖零食的手推车在走道里咣啷啷过来咣啷啷过去，推车人无精打采地喊着啤酒、饮料、瓜籽——香烟、打火机。那时候车厢里还让抽烟，并且座位间茶几的两旁车壁上还各钉着两个翻盖的铝制烟灰缸。手推车再次过来时，坐在一边的方则圆顺手拦了一下，要一包烟。茶几上放着一个捏瘪了的烟盒，显然是他的烟抽光了。戴着一副石头眼镜的方则圆，一顶蓝的卡鸭舌帽压在眉头上，酷似五元票面上的那个轧钢工人，乍一看更像一个伪装起来的地下工作者。战争年代的那种。石头眼镜是一种象征，象征他是见过世面的，象征着他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者，甚至象征着他干过大买卖。的确，他干过贩卖木材的营生，其实，就是在大黄山里批下一块林地，在密集的地方伐木，然后运到山外卖。他看起来的确像个头儿，大老板，但在山里伐起木来，他和别人干的一样的活，同样的拉锯，同样的抬木头。就是在干那种重体力活时使他得了肺气肿，现在，他走路都气喘吁吁的，别说干活了，家里活都有老婆和一个儿子干。那就更不能抽烟，可他却是愈抽愈烈，任谁劝，他总是一句铁钉的老话，命由天定，咋了咋。尽管他体力不支，但他心可不闲着，总是臆测些莫须有的事情当真事拿到桌面上说。
他在火车三人座的那排的一个椅子上独坐着，对面是一男一女。他又做了个一路没做过的反常现象，从刚买下的一盒烟里抽出了一根，很从容地递给了对面那个男孩，来，程川，抽一支。程川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本来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羞怯成了一颗圆形的紫茄子。
他把烟又往程川的面前晃了晃，咳嗽着。
男人嘛，学抽一支。
程川生硬而陌生地摇了摇头。他自负地摇了摇头，哂笑的脸庞像是一个古老的庄园，而咳咳咳的咳嗽声像是一个人在庄园里搬动杂物清理着废墟。就是他的这种过于虚弱的自负，甚至是虚伪的自负往往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也时不时地显露出了他对往事中自我拟定的辉煌的追忆和炫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