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随姨父进了城，那一年大姨二十二岁。大姨不大习惯城里的生活，不大习惯住楼房，点电灯，喝自来水，对着电话里的人说话，在人来车往的马路上行走，大姨一开始对这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拘谨。有好几次大姨都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被蹑手蹑脚突然推门而入的同事吓了一跳，被猛然冲到面前大鸣其喇叭的汽车吓了一跳。大姨是习惯草原上由远及近的亲切歌声的，是习惯草原的辽阔无垠的，她对城市的逼仄和熙攘局促不安，对城市的算计和无处防范局促不安。大姨整天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忙碌而又小心翼翼。大姨有时候会感到气闷，感到压抑和无所适从，她有时候会大声地唱起一支歌来，唱着唱着，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于是立刻捂住嘴，歌声戛然而止。大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荒芜她的“金嗓子”的。
与大姨相反，姨父对进城后的生活十分自信。他首先是自豪，是终于做成了主人的舒坦和快乐；然后他是新鲜，是对全新生活的欣赏和赞美；其次他是挑剔，是作为一个主人宽宏大度而又不乏幽默的指点。姨父非常喜欢站在高楼的平台上双手叉腰鸟瞰城市，如果是天气不太冷的时候，他会挽起袖子解开领扣，做深深的呼吸状，不过即使天气热得再厉害，他还是愿意把外套披在身上，让自己显得更加自在和从容。姨父开始对发式和皮鞋的干净程度关心起来，他把它们上升到一个相当严肃的高度。他非常不满意大姨的装束，他批评大姨说：“你是不是也把自己弄一弄，别老像个土大兵似的。”大姨说：“我不是土大兵是什么？”姨父说：“过去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大姨说：“我怎么丢脸？我这样不是挺好吗？”姨父说：“你这样好是好，但是你这样不合适，让人家笑话。”大姨说：“我该怎么弄？”姨父说：“你该像那些女人一样，拾掇拾掇。”姨父说的那些女人，她们是城市里的女人，她们有的就是姨父大姨的部下或者新同事，她们穿旗袍烫着发扎蝴蝶结，她们对大姨的列宁装、齐耳短发羡慕得要命，她们对大姨说：“你的样子多么‘摩登’呵！”
大姨不知道应该怎么弄，怎么拾掇。那些女人一个个都在她面前，说实话，她对她们的装束打扮一点也不反感，相反，她是喜欢她们的那种样子的，她们一个个全都像翩翩欲飞的花蝴蝶，但是大姨不喜欢把自己也弄成这种样子，大姨觉得这种样子不是她，而是蝴蝶，大姨是不想变成蝴蝶的。大姨后来决定还是列宁装和齐耳发，她认定自己这种样子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笑的。
姨父后来也没有再管大姨的样子。姨父不是不想管，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姨父倒是给大姨买过两块衣服料子，大姨用它们做了两件旗袍，在一些场合穿出来，确实非常出彩。但是姨父已经不在乎这些事情了。姨父在乎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革命。姨父真正在乎的是革命。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了。大姨在那段时间里，是不是怀想过自己的家乡呢？她是不是怀想过家乡的枣骝马、白眼圈黑紫羔、鹿皮长靴和白衣白袍？战事已经结束，她用不着再冲进枪林弹雨中去解救谁，用不着去战场上爬来爬去，仰俯死亡，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亲近自己的家园和乡情，至少，她可以去怀想这一切的。
实际上，大姨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大姨同样很忙。大姨有工作，同时，她还要忙着搬家。姨父老是在调动着，从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频繁辗转，像一只没头没脑的蜜蜂。姨父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热情，他把这一切当成是世界对他的需要，他甚至在怂恿和制造着这种需要，策划着自己的一次次颠沛流离。他对陌生的环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无所事事地对大姨说：“我得挪挪地方了。”大姨弄不懂姨父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以这种不安宁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挑战，但是大姨从来得不到解释，因为姨父在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从来没有打算要向大姨做出解释。姨父是个意志强大的男人，他喜欢四海为家的日子，他以过这样的日子来表示自己对于世界的不屑。他对安宁感到不自在，感到隐隐约约的失落和恐惧。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安宁弄碎，弄出匆忙混乱的样子，弄出精疲力竭的样子。大姨就得来应付这些匆忙混乱精疲力竭的局限，把它们收拾整齐，让它们复归安宁。姨父说：“我得挪挪地方了。”他就挪地方了。好像他是一条鱼儿，在一个地方待上了一段时间，不满意那里的鱼食和氧气了，就游向另一片水域。姨父笑呵呵地对大姨说：“你们蒙古人不是爱到处流浪吗？你们不是喜欢说转移牧场吗？咱们就依着你们，咱们就转移牧场。”姨父挺胸腆肚，手叉着腰，站在收拾好的行李前，满意地环视着旧居，就像欣赏一个被打废了的战场一样，然后他一挥手说：“出发！”他就在前头大踏步地走了，一任大姨和勤务兵在后面拎着行李小跑步紧跟着，做他忠实的辎重队。
大姨几乎没有过安宁的日子，她无法把被姨父恣意弄乱的日子收拾妥当。无论是作为革命战友还是作为妻子，她都没有离开姨父的权利，她连想都不能那么想。在大姨的年代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是一种偶像，所有的妻子们都以这样的偶像为自己的榜样，渴望着发配和放逐。大姨痛恨这样的发配和放逐，她对这样的日子腻透了，但是她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十二月党人太固执了，他们首先是一个叛逆者，其次才是丈夫、父亲和儿子，他们看重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被割舍的。大姨注定了要去过这种四海为家的颠沛生活，她嫁给了姨父之后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姨父离休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满过三年。大姨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习惯了这种实际上是没有家的凌乱日子，她甚至学会了怎样来应付这样的日子。大姨应付这种日子的办法就是什么家当也不添置，只买上几只巨大的皮箱。大姨拎着皮箱往车上递的样子就成了她这一生当中最为熟练的动作。
十五
姨父被隔离审查的事让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也让大姨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姨父和他的同事们在军官食堂里吃饭。姨父“五爪金龙”撑着一大碗二米饭，就着红豆瓜叶汤，呼哧呼哧吃得很带劲，吃出了一头大汗。姨父吃着吃着就感慨起来，就忍不住要发表议论。姨父说：“操他妈，都是谁在那里胡说八道，一亩地产万斤粮，要真那样，那粮食还不堆起来呀，埋人也有富余的，用得着咱们在这里勒着裤腰带喝二米粥？”姨父接着发挥道：“都来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了，推门就进去的事，也不知道是共产主义的门太厚实还是我的鼻子不好使，连土豆烧牛肉的味也没闻到，你说邪乎不邪乎？”姨父到此仍不打住，仍然要做进一步的引申，姨父说：“你们也别跟我争，跟我辩，你们要争要辩终归也是一个输。这事谁心里都明白，我打个比方，就跟当年咱们和老蒋干，咱们都踢着他的屁股了，咱们都把他的屁股踢肿了，他还一天到晚在那里吹牛，说共军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姨父在那里宏引博征大发议论的时候，大姨在另外一个食堂里吃饭。大姨吃的也是二米粥，但是大姨这个食堂级别低，没有红豆瓜叶汤，他们下饭的是一盆臭熬酱。大姨吃饭很安静。和她大多数时候的表现一样，大姨既没有姨父朴素的幽默，不依不饶的诘问，也没有做了主人的自以为是，大姨坐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喝二米粥，并且把掉在桌上的每一颗米粒都捡起来吃掉，然后起身去洗自己的碗。
组织上通知大姨姨父被停职接受审查的时候大姨笑了一下，她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玩笑，好比姨父是去出差或者学习，组织上换一种轻松的说法通知大姨，让大姨别惦念，这种事情过去也不是没有过。有时候姨父外出一段日子，来不及通知大姨，就让组织上代为通知，组织上就开玩笑说：“老秦得关几天禁闭，这几天你一个人睡啊！”革命是一件严肃的事业，能有这样的幽默已经不简单了。
等真的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大姨吃惊了，大姨急匆匆去找组织上，说：“你们肯定在什么事情上弄错了，你们不该把老秦隔离起来。”组织上说：“我们肯定没有弄错什么，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听清楚了他说的话。”大姨说：“这不可能，他那么大的个子，一顿吃多少都没个够，组织上号召捐粮他比谁都捐得多，他乡下几个哥哥姐姐来信诉苦，他回信把他们教训了个够，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应该多出力多产粮才对，你们还伸手要粮，你们的觉悟到哪儿去了？他这人口没遮拦，你们还不了解他呀？”组织上说：“了不了解，那要等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再说，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嘛。”大姨说：“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调查？老秦他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出生人死，流血卖命，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他为革命都把自己弄成二等甲级残废了，他做梦都在喊冲呀杀的，他还能怎么变化？”组织上说：“这种事不能由你来下结论，你来下结论，那要组织上做什么？你也不能说‘卖命’的话，你这么说，你的思想也有问题。”
姨父是坚定的革命者，被停职反省后的姨父仍然是坚定的革命者。他对组织上的处理极为不满，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对审查他的人拍桌子踢板凳，大吵大闹。他说：“操他妈，我一不反党，二不反人民，三没做叛徒，你们凭什么审我？”他说：“我说一亩地产万斤粮是谎话，我说得有道理。你们给算一算，咱们有多少地，该产多少粮，那不是谎话呀？那不跟老蒋撒谎是一个意思呀？撒谎就是撒谎，还分个谁对谁不对呀？”他说：“我就说了，我就承认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姨父在那里威风凛凛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姨却没有这么神气，大姨的日子难过多了。大姨替姨父的处境焦心如焚，大姨还得应付突然改变的环境。姨父拍桌子踢板凳，把自己从停职反省踢到隔离审查上去了，他在审查组里待着，住着单间，吃饭有人送，想不通也好大闹厅堂也好总归是一个人的事，无牵无挂。大姨在外面，不知道姨父的事发展成什么样子，知道的只是姨父脾气犟，又是受不得委屈的，担心他急了跟人拼命。大姨身边的人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以往大家都是战友，亲兄弟亲姊妹似的，现在知道姨父犯了错误，而且是闹到隔离审查分上的严重错误，都冷落了大姨。怕事的，拿大姨当瘟神，避之唯恐不及；性子直的，直接就对大姨说一些严肃而原则性的话。大姨就像一只老鼠，受气自不待说，还遭人厌恶唾弃，连最好的朋友都急急忙忙去找组织上划清界限，说：“怎么能想到他和她是这样的人呢？”
在吃惊和委屈之后，大姨更多的是茫然，她在人群之中比姨父更加地感到孤独。大姨从来没有怀疑过姨父的忠诚，她不明白姨父怎么会落入陷阱之中。这一回大姨没有想要去救她的白眼圈黑紫羔，她一个心眼只想救出姨父。但是大姨没有了枣骝马，没有了沙木家族的人帮忙，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救出姨父来。
大姨想见一见姨父，她不想让姨父感到孤立无援，她还想给姨父送两套换洗的衬衣去。但是组织上不想让大姨见姨父。组织上说：“他在隔离审查期间固执蛮横，态度恶劣，一点也不配合，我们正考虑给他升级了，你现在不能见他。”大姨说：“不就是尥了一下蹶子吗？”组织上不懂，问：“什么是尥蹶子？”大姨说：“你们见过草原上那些野马没有？那些野马，当它们不高兴的时候，它们就尥蹶子。”组织上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一匹野马？”大姨说：“差不多。”组织上说：“他怎么是一匹野马呢？他凭什么做一匹野马？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他对谁尥蹶子？这些都是问题，这说明我们考虑对他升级是有道理的。”大姨说：“这只是一种比喻，你们把比喻当成道理就错了。”组织上说：“你的比喻很形象，很生动，它提醒了我们。”大姨说：“你们要是喜欢听比喻，那我还有别的比喻呢。”组织上说：“你说吧，我们很感兴趣。”大姨说：“就算一匹野马，也得给它洗刷一下。”组织上说：“什么意思？”大姨说：“洗刷就是洗洗干净，这个你们都不懂？”组织上说：“这个我们懂，我们审查他，就是要帮助他洗洗干净，但是他不想洗洗干净，他顽固不化，对抗组织，这种态度，你怎么给他洗？”大姨说：“他用不着洗，他本来就是干净的。你们觉得他脏，是你们给他抹成这样的。你们别硬往他身上抹，看他干净不干净？”组织上说：“你这么说，可见你们顽固成了一对，你也有问题，那你还要给他洗刷。”大姨说：“我给他洗刷，是让他洗澡换衣服，你们没见我是带着换洗衣服来的吗？”组织上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就不必了，他要脏就让他脏吧，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办法。”大姨说：“你们有办法就把我也隔离起来吧，你们把我们俩关在一块儿，你们不是说我也有问题吗？你们不是说要脏就一块儿脏吗？”
大姨企图以这种方式和姨父站到一起，她显然做错了，她不但没有见到姨父，反而成了姨父的同盟，成了姨父忠实的追随者和包庇者，成了组织上的另一个审查对象。大姨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知道因为一股反动的情绪和言论的甚嚣尘上，组织上相当地重视，是要狠狠反击的，是要抓几个典型出来的，她这样做，正好是迎合了这样的形势。
大姨被停职审查了，要她交代姨父和她自己的问题。大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但大姨不像姨父那样，她不吵不闹，在整个的审查期间，她一直不说话。她坐在那里，坐在审查她的人和一沓子记录纸面前，安静得像一个孩子。她脸上的神色十分平静，身板儿坐得很直，手放在膝上，偶尔撩一下滑落到额前的头发。她那个动作美妙无比，让审查她的人看得都入了迷，忘了自己刚才问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很窘迫。大姨不忍心看着人家窘迫，大姨就提醒人家：“你刚才问，为什么对大好形势表示不满？”人家就连忙点头，说：“对，为什么对大好形势表示不满？”大姨说：“我没有对谁不满，我说过对谁不满的话吗？”
大姨只想见到姨父，她觉得姨父就好像趴在他倒毙的战马上，孤独无援地作战，他是迟早要打空弹匣里最后一发子弹的，他剩下的只有那柄徒劳的战刀。大姨当然不是把组织上当做尕马子匪徒，大姨只是觉得那样不公平，他们不该包围姨父并企图消灭他。大姨到处寻找她的枣骝马，她想冲进枪林弹雨中去把姨父救出来，就算她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她也可以和姨父待在一块儿。
姨父根本不领大姨的情。姨父像一匹渴望荒野而又被困在山洞里的狼，毛发凌乱、焦灼暴躁。姨父是被羞辱和惭愧困扰着，是被无力回天和赌气困扰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说：“她来干什么？她想凑什么热闹？她是怎么想的？我不见她！我不见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