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林这样整天忙乎，就给家里增添了很多负担。首先是吃。老家不断来人，一来一大帮，一个月得几斤茶，好几条香烟，喝完抽完还得吃饭。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肚肠大，吃得多，朱妈几天就得往粮店跑，去背米。关山林有规定，凡是乡下来了人，饭桌上不能断了酒，不能断了肉，荤素加在一起，不得少于八个盘。关山林说，人家在乡下，一年到头难得沾上油水，过年才能割上一块肉，人家进城来看我，就算走亲戚，也得添两个菜吧。
朱妈整天大篮小篮地往家里提鸡鸭鱼肉，在厨房里忙昏了头。朱妈说关山林，你哪里是在待亲戚，你这是在闹共产呢。关山林说，共产有什么不对？咱们当年闹革命，咱们不是图共产又是图什么？朱妈你别给我耷拉个脸，你别给我丢面子。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顿饭的事，这是共产党让不让人寒心的事。朱妈说，有这么严重吗？关山林说，有没有这么严重，看咱们怎么想，怎么做。再说了人家每次来也没空过手，人家不也往这儿送东西吗？朱妈说，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什么东西，一把粉丝见汤就糊，一口袋红苕干长了霉让我送人喂了猪，几条小鱼干连“上尉”都不吃，就送这个，也值得你这么念叨。关山林认真地说，东西你不爱那是其次，可人家那是一份心，人家一份心交给你，你就是手脖子再觉得累，也得恭恭敬敬把它举到头顶上供着。
朱妈为乡下来的人事和关山林犟嘴，其实朱妈打心眼儿里是赞同关山林这个心思的。朱妈就服关山林。所以朱妈再忙再累，也毫无怨言地往家里扛米，往家里大篮小篮地提鸡鸭鱼肉。但是朱妈这么做，也不是一点儿意见也没有。朱妈是有意见的。朱妈的意见不是吃，是住。乡下来了人，不光喝酒吃肉，还得住宿。关山林不让人家去住旅店，要人住在家里。关山林说，家里又不是没地方，宽敞得住一个团都行，何必花那个钱去住店。省下几个是几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别拿着去烧包。关山林这么一说，家里就成了旅店，乡里无论谁来了，都住家里，有时候一两个，有时候七八个。住也是有住的，但就是住下的人没个讲究，首先是随地吐痰，噗的一口，噗的一口，吐得到处都是。朱妈特地多买了两个痰盂回来，一个屋放一个，都放在挺显眼的地方，但不管用。朱妈就专门叮嘱，说，你们吐痰往痰盂里吐啊。人家也点头，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再吐就往痰盂里吐。可是朱妈一背过脸去，噗的一声又吐到地上了，不是故意，是没这个习惯。再就是不爱洗脚洗脸。大老远的来，一身的风尘，又都是干活的人，身上攒着汗泥，到晚上睡觉时，新崭崭的被絮往里一钻就打开了呼噜。想让人洗吧，人家脸红得不好意思，说是不脏，前几天才洗过。朱妈自己就出生在乡下，知道乡下人那点儿羞涩，也不好硬把人往洗脸间里拽，拿洗脸盆打了热水给端到房间里去。第二天早上人走了，朱妈去打扫房间，看那半盆水成了一满盆，白水成了黄汤，一闻还有股尿臊臭，原来人家图方便，把洗脸盆当做了尿盆。地可以天天拖，洗脸盆可以天天洗，但被絮不能天天换，天天换关山林就有意见，说是显出了嫌弃，显出了铺张，显出了隔阂。关山林生气地批评朱妈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不就是被子黑一点儿吗？不就是褥子脏一点儿吗？黑点儿脏点儿又能怎么样？未必就死人了不成？你们那么张扬，你们还有一点儿阶级感情没有？哦，就显出你们的干净了？我看未必。我看要说脏是你们脏，是你们的脑袋瓜子里脏。关山林一边说着一边拿粗大的手指用力往自己的脑门上戳，表示一种强调。
关山林这么一戳，就把朱妈戳得心虚了。朱妈背后找乌云诉苦，说，脏是事实吧？不干净是事实吧？我也没说嫌弃的话，也就是拆拆洗洗，这就不干了，还要挨批评。乌云也不好协调，明知朱妈是个有着洁癖的人，眼里和心里都看不下去，但关山林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上，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在原则性问题上，没人敢做关山林的对手，乌云就只能单方面劝朱妈，要她睁只眼闭只眼。朱妈说，我能睁只眼闭只眼吗？你没看看客人那个房间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好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连“上尉”都不愿进去，“上尉”一到门口就绕着走，你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乌云说，朱妈你就不要犟了。你在我们家几十年了，你该知道，要比试犟，我们谁都不是老关的对手，我们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是服这个气了，我劝你也服这个气。在别的方面，你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随你的心愿，客人房间里的事情，你就放任自流吧。
朱妈在这个家待了几十年，知道这个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这个家的实际统治者是谁。知道她不能拿那个顽固不化的统治者怎么样，先前来找乌云，也只当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找一个理论上的同盟军，现在分明同盟军是没有的了，再往下说，说不定还会说出另外一个对头。朱妈只好不说了，只好扭头走开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朱妈嘴上不说，心里却禁不住想，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乌云她也算是个爱干净的人吧，她搞了几十年的医，最认的就是一个干净，平时谁吃饭前不洗手她都不依，怎么碰到老关这人，她就软了虚了？她就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了？这个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主宰着？
关山林父母早亡，老家已没有几个亲人，不过和关家沾亲带故的亲戚却不少，这些亲戚大多是穷亲戚。这很合情合理。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忌且热情洋溢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使了多大的劲儿都没能富起来。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这个朝代是他们自己嚷嚷着打下来的，在这个朝代里，上上下下都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他们只好一如既往地穷下去。但是老区人也有别的办法对付贫穷，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在外做官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老区应该算是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
关山林的大多数亲戚都具有这样的素质，同时因为关山林回到了洪湖县，他们的这种素质就有了发挥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问关山林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赅地写道，二爹——或二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生活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二爹——或二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关山林。老实说，它们的命中率通常都比较高。
关山林对这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饱满的热情。在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直系亲属，但他还有一份浓得割舍不下的乡情，那些乡下来信就成了一条条毛细血管，一头连着散发着新鲜气息的乡土，一头连着他的肚脐。关山林一直热衷于遥控有求于他的穷亲友们摆脱穷困，走向富裕。他给他们寄钱去，同时也给他们出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主意。关山林有一个远房侄孙是个孤儿，他的爷爷当年和关山林一同当的兵，以后战死在川北。这个远房侄孙向关山林诉苦，说自己家无隔夜粮，身无过冬衣，四十岁的人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一个。关山林很难过，给侄孙寄了一笔钱，让侄孙喂鸭子。老家湖汊纵横，鱼虾密布，喂鸭子只需花费一些力气，用不着更多的投资。关山林详细地给侄孙算了一笔账，按照他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再加上鸭生蛋蛋孵鸭的理论，是可以使侄孙过上宽裕的日子，并把一个健康正直的农家女娶回家里来。但没有过多久，侄孙又写信来讨救济。侄孙在信上说：遵照二爷的指示喂了鸭子，鸭子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集体在湖里嬉水的时候，样子是极可爱的。但是鸭子全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改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他难道不是红军的后代吗？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可能去别人家的塘子里戏水，所以绝对不会被药死。关山林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有时候局势出现暂时的困难，就不能硬扛着，就得考虑战略转移的问题。关山林尤其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他又给侄孙寄去一笔钱，同时还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在信中他叮嘱侄孙多多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关山林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但这不是关山林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在那之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除了鼓励和教育之外，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关山林的那个不成气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疫，打算改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坊，接下去是榨坊收了一大批发了霉的桐子，全亏了进去，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关山林终于发现他的错误了，他终于发觉事情在什么地方被弄错了。要么是他的那些穷亲戚，要么是他自己，反正事情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和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仅靠着勤奋劳动就能改变穷苦的面貌。
关山林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症结在哪里？于是，关山林决定回一趟老家。
关山林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老家虽然解放了近三十年，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小车在离关家垸子几里路之外就停下了，走不动了，通往垸子的路又窄又破，小车根本开不进去。关山林下车走，一路走着，眉头就越皱越紧。沿路全是荒芜衰败的景象，田里的野草比秧苗高，地里看不见耕牛也看不见庄稼；零落的农舍泥墙稀缝，屋顶的麦秸都发黑了；卧在农舍前的瘦狗见了陌生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性子烈点儿的也只是白着眼哼哼几声；有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子在路边没精打采地丢石头玩，显然是玩热了，也不嫌脏，就在田边用污黑的手掬着田里混浊的水来喝。这一切都使关山林难受，使关山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难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