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淑芬扬扬得意地看见自己击中了目标。她看见乌云的脸色全变了，慢慢地蹲了下去，像一座迅速消融了的冰山。她要她站起来，要她交代问题，别像一条癞皮狗似的不说话。但是乌云站不起来，蹲在那里。她的脸色如纸一样的白，她的全身都在痉挛着。白淑芬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害怕啦？你不是嘴挺硬的吗？你干吗不说话呀？你干吗发抖？你心虚了是不是？你害怕了是不是？白淑芬说，我看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就是比别人娇气一点儿、妖气一点儿、会蒙蔽人一点儿罢了。白淑芬发泄地大声说，你给我站起来，老实点儿！
有一个家属最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那个家属看见蹲在那里的乌云裤裆湿溽了，然后她看见有一条小溪流似的血沿着乌云的脚脖子流了下来。那个家属说，血！血！
大家很快就看见了。真的是血，殷红殷红的血。它们流淌得很快，一会儿就在乌云的脚下蓄积成了一片血泊。大家先是一起闭了口，不说话。后来有人如梦初醒地叫道，不好啦，她是要生孩子了！
乌云的这一胎是难产。乌云差一点儿就死在产床上了。婴儿的一只脚先露出来，然后是一只小胳膊。它们伸向空中的样子很奇怪，它们一遇到干冷的空气就瑟瑟发抖，并很快青紫了。为乌云接生的医生希望能改变这种对产妇和婴儿同样致命的横位，她先打算把婴儿的手和脚弄回产道里去，但这样不行，她想她该切开产口，让婴儿的头部露出来。产口被切开之后，婴儿仍然没有出来。婴儿太大了，像一个巨大的土豆，羊水一开始就流尽了，产口干涩如毫无生命的沙漠。医生一头的汗，结结巴巴地说，小乌你使劲，小乌你挣，小乌你用力挣，小乌你喊着挣。乌云喊不出来，乌云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她在斗争会上把嗓子喊坏了。她没有力气，但她还是用劲，拼着最后的力量用劲。她知道这是她的责任，没有人能替代她。泪水从她的脸上流淌下来，她的头发全都被汗水浸湿了，像水草一样乱糟糟地贴在她的脸上和脖子上。她紧紧地拽住床沿，她的手把床沿的木头都掰下一块来。医生有些乱了阵脚，医生满脸都是汗，医生说小乌求求你了。乌云躺在那里，突然对肚子里的那个婴儿憎恨透了，她想尽快地让他（她）离开她的身体。她想要是这样，她的整个身体就被掏空了。她耳语一般地说，让我死吧。其实她并没有说出这句话来，她的干裂的嘴唇始终紧闭着，似乎横了心似的不启开。她感到她的生命在往下坠落，无法阻止地迅速坠落，这之后她就失去了知觉。
等乌云再度醒来的时候，她发现她躺在急救室里，好几个医生护士围着她转。乌云迷迷糊糊感到身体里空空的，那个婴儿不在了，她的身体里有另外一种东西在往外流淌，像决了堤的河水似的，猛烈地向外流淌。乌云感到一种快乐，一种解脱的快乐，一种释放的快乐。她听见有人在紧张地说，得止住血，否则她会死的！她觉得这个主意不好，一点儿也不好。她才不想止住它呢。她渴望这种自由流淌的快乐和轻松。她想要把她所有的积怨全都释放出去。那种汩汩流淌的感觉，那种忘情投入的倾泻，那种不顾一切的释放，它们来得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好，她简直被它们的到来而迷住了。她想告诉他们，别止住它，别拦住它，她需要它们。
乌云无力地启开了苍白的嘴唇。这一回，她真的说出来了。乌云说，让我死吧。
乌云死里逃生。产后的大出血使乌云差一点儿就丢了命。卫生所没有血库，学校在市郊，派人到市里医院去弄血浆来回至少得两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是那些学员救了她。不知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先是一个乌云护理过的四川籍学员走进卫生所。小伙子涨红着脸说他是O型血，他可以为乌护士输血。然后是另外几个学员，更多的学员，越来越多的学员。卫生所从来没有聚集过那么多的人，他们全都是年轻而且英俊的小伙子，他们纷纷卷起袖子，露出肌腱结实的胳膊，那种阵势真是蔚为壮观。每个人都争着为乌护士输血，都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把胳膊伸向采血的护士。有几个家属也挤进献血的学员队伍中。她们也参加过乌云的斗争会。她们解释说，她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乌云，主要是为了孩子。孩子要吃母亲的奶，母亲不在了孩子的奶也不在了。这和乌云没关系。实际上，乌云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血，这么多献血的人。这么多血，这么多献血的人，足足可以让一百个木头人活过来。乌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医生。卫生所有六个医生，其中四个医生都抢着上了手术台。实践证明，他们全都是临危不惧的好医生。他们苦苦地和死神搏斗着，抢救着乌云，硬是把乌云的性命生生地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乌云是在第二天的中午完全清醒过来的。她被告知她有了第二个儿子。儿子生下来八斤九两重，一落地就睁着眼，却不哭，怎么拍打屁股也不哭。孩子是剖腹拿下来的，脐带在他脖子上缠了两道，如果再晚一点儿，不但大人，连孩子的命都保不住了。乌云腹部的那一刀很果断，但产口侧切的刀口和撕裂部分很凌乱，处理起来很费了点儿工夫。卫生所条件简陋，没有预备足够的羊肠线，缝合伤口的线，有一部分只能用缝衣线替代。不过这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伤口不感染的话，它们只是在拆除时要多一点儿痛苦罢了。关于伤口的问题，乌云本人一直没有关心过。她似乎对什么都不关心。她清醒之后一直没有说话，躺在那里，目光呆滞，一动不动。有人弄来了一碗红糖水煮的鸡蛋。鸡蛋放的时间有些久了，散了黄儿。他们希望她能把那碗稀世珍品趁热喝下去，补补气。但她没有动它，直到凉了为止，它还放在那里。
关山林是在孩子满半月的时候被宣布解除隔离审查的。没有证据说明他贪污了那些金子。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这个批示适时地传达下来了，关山林不过是从扩大化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众多的干部当中的一个。空军的一位副司令员后来说，妈拉个巴子，才几年没打仗，就这样见人疯，开始整起自己人来了，连关山林这样的人都成了贪污分子，那我们的干部队伍还不全烂掉了！
关山林走出机关大楼时胡子拉碴，豹目沉凹，脸色灰暗，步履生涩。和煦的阳光使长期见不着阳光的他感到一阵眩晕。
关山林解除隔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乌云已经下地了，儿子躺在摇篮里熟睡着。关山林把儿子从摇篮中抱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乌云没有阻拦关山林，乌云对那个过早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显得有些冷漠。因为动了刀，她没有奶水喂他。然而孩子却很知足，那个身强体壮的婴儿，他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顽强地来到这个人世，一旦落地后，却显出了一种怡然自得，拉汽油车的马挤的奶他喝，小米粥他也喝，来者不拒。关山林把这孩子捧在手里的时候有一种诧异的感觉。孩子从睡梦中醒来，用一种漠然的眼光打量着他。也许我的胡子太长了，他一时不能适应。关山林这么想。他把他重新放回到摇篮里。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啼哭。然后关山林转过身来看着乌云。两个人隔着一段陌生的空间。她很削瘦，孱弱不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他试图在她脸上找到往日为之醉迷的光彩，但没有。她轻轻地说，你回来了？他看见她的身子在说这句话时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下来似的。
乌云坚持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取名叫会阳。
会阳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种无法说清的阴影。这种阴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散去。
关山林解除审查后依然做他的校长。如果不算甄别期间所做的那些检查和后期的党内警告处分，他还是他，较之战争年代的那些生杀予夺，这种结局几乎就算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了。而乌云则不同了，乌云是在斗争大会上生下的会阳。她站在那里，有什么东西带着她整个地往下坠，殷红的鲜血小溪似的顺着她的脚脖子流到地上，在那里汇成了一条河流，而她则像是一座孤独地浮在血河之上的孤岛，无依无援。乌云在路上生下了路阳，在斗争会上生下了会阳；一次是为了寻找她的丈夫，一次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如果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这两次她都是以生命作为赌注，获得他们的儿子的降生。
关山林始终不曾提到乌云难产的事，乌云也从不提及那张纸条子的事，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关山林甚至回避接触乌云腹部的那道伤口。那道伤口很长，结疤之后扭扭曲曲的，像一条行走着的蚯蚓，让人厌恶。乌云从此之后再也不肯脱去衬衣睡觉，也不肯走进公共澡堂。即使在丈夫关山林面前，她也紧掩着那道伤痕。很久以后，他们夫妻间又开始有了肌肤之亲，关山林的手在接触到那道伤口时火灼一般缩了回去。他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乌云已经很冷漠了，那种冷漠是那个孩子带来的。他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在干冷的空气中冻得乌紫，因而瑟瑟发抖。它们让人体验到一种厌恶，乌云从来没有反对过关山林作为丈夫的要求。她的顺从和体贴与以往没有两样，但是她再也没有迎合的激情了。有时候在一切都结束之后，关山林会听见乌云在黑暗中伏到一边作呕的声音。如果能忍住的话，她不会这么做的。
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乌云还是牵挂着关山林。她依恋着他，关照着他，甚至这种表现更为强烈和外露。她的洁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养成的。她要他洗脚后上床，每隔三天换一次衬衣，经常刮胡子。她不惜为此而和他吵架。但是更多的时候，关山林表现出的倔犟却是这个家庭的唯一战胜者。在关山林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情愫是一味慢性毒药，一座火山，他绝对不会任它们挥发出来。这是本能或者是一种信念。他知道那是他的克敌。一旦他失去了对它们的统治他就会被击中要害，继而轰然倒地。
作为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关山林也好，乌云也好，他们对战争的把握和对自我的控制都相当成功，以至于他们能迅速地从尸骸遍地的血泊中爬起来，踩着埋满弹片的虚土，迎着尚未被风吹尽的硝烟，踉跄着向对方走去，回避着彼此的伤口，将对方重新搂进怀里。又有了倾诉声、叮嘱声和笑声，因为再没有温情的隔阂同时也有了吵闹声。他们发觉其实他们更加的接近了，甚至不用思念，不用希望，不用怨恨。他们只要随意地看对方一眼，轻松地向对方伸出手去，彼此就在一起了。
让关山林和乌云心里惶恐不安的只有一样，那就是会阳。这个孩子像一个幽灵，扰乱着这个家庭里的和谐气氛。有一次，他从摇篮里爬起来，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一壶烧得滚开的开水。还有一次，他把哥哥路阳的一个木头娃娃抓在手中，脸上露出平静的微笑，把它丢进了火盆里。他干这种事情的时候十分安静，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大人似的，这让关山林和乌云非常吃惊。他们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恶毒，一种让他们自惭形秽的嘲弄。如果他们正在谈话，他们的谈话便会突然中止。如果他们正在说笑，他们的笑声会戛然消失。他们尴尬地看着他，看着那个像大人一样平静地微笑着的孩子，彼此默默地对视一眼，然后走开去，找一件合适的事情来干。他们开始冷落那个孩子。他们对他的冷漠其实只是一个理由，一个拒绝说出害怕真相的理由。
而那个孩子，那个浑身散发着土豆气味的孩子，在他荆笼似的摇篮里，谁也不看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神秘语言。更多的时候，他是躺在那里，呆呆的目光盯着什么，很长的时间都不会改变这种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