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是吴常发明的，不复杂。一张纸，从中间撕开，一半丢掉，一半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从中间撕开，丢掉一半，剩下一半还回来，这样反复撕，轮流撕，看谁撕到最后撕不下去了。
吴常从手机包里翻出一张纸，让我先撕。我接过纸来，从中间撕开，丢掉其中一半，另一半递给吴常。吴常接过剩下的那一半，从中间撕开，丢掉其中的一半，另一半递回给我。我们就那样撕来撕去，丢掉撕下的一半，剩下一半谦逊地递回给对方。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不在意，速度很快，撕得也容易，要是撕之前折叠一下，用指甲划出刀锋，能撕出很直的纸边来，像裁纸刀裁出来的，酷极了。越到后来，留在手中的纸片越小，撕起来难度就越大了，要小心翼翼地撕，要不就撕断了。我们都认真起来，都很紧张，生怕纸在自己手中断掉。这样举步维艰，不要说撕出很直的纸边来，能让剩下的纸片一分为二就不简单了。有的时候，甚至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完成，完成之后长长出一口气，放松了，两根指头拈着快要看不见的那一半纸条，当浓缩铀一样地丢给对方，并且幸灾乐祸地等着它在对方手中爆炸。
我们就这么撕过来撕过去，纸片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根火柴棍那么大。“火柴棍儿”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创造很得意。我知道“火柴棍儿”是小了点儿，可小的东西往往能创造出大的奇迹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常常忽略了火柴的事实生活。
吴常看了看手中的“火柴棍儿”，又看了看我，再把“火柴棍儿”举了起来，举到太阳下面觑了眼睛看。然后他把它丢进水沟里。
“换一张纸。”我兴奋了，说，“我接着教育你，要不你一辈子也别想混到正高。”
“教育个卵子。”吴常起身说，“我不玩了，我也不等了，没意思。”
吴常说罢夹了手机包要走。
我说你怎么走了，不等王哥了？
“等什么？”吴常说，“等又等不回来个大卫？科波菲尔，把人从里到外变一下。事情明摆着，我除了说不出他长没长癌细胞，我连他今天晚上桌上摆什么菜都能说出来。只有你这个蠢人才相信什么事实生活。”
吴常真的走了。他不光吝啬他的纸巾，他连时间都吝啬，他连等都吝啬。这个王八蛋，我不骂他一句实在是对不起他。
至于我，我还蹲在那儿。我决定等下去。我不是因为撕纸赢了吴常才等下去。我觉得，王哥这个人，要说也不残废，他踩到踏板上去的时候，屁股一拧一拧，看得出来肌肉结实，不该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什么能力也没有。其实我并不在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成功或者失败、位高或是职卑、和别人比在上还是在下。我想知道的是，他的生活中有没有在我们的标准之外让我们吃惊的内容。就像人们常常说的，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是上帝，人们只会问你为什么不是你自己。
王哥回来了，一头的汗珠，老远就看见他站起身子来踩车，车子踩得飞快。近了，把车刹住，拉过脖子上的毛巾，揩了一把汗，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他很快发现不是我们，是我，我们中间的另一位不耐烦等，走人了。这回他更加抱歉：“都怪我，影响你们的工作了吧？”
我说没有。我说另一位突然肚子疼，大概是盲肠穿孔，去找医生割肠子了。王哥很关心地问要不要紧。我说不要紧，他这个人就这样，隔三差五地就要来这么一次，跟做噩梦似的，习惯了。我要王哥别理那截烂肠子。
王哥就解释回来晚的原因。他回来的时候，路过“四季美”汤包馆，闻到刚出笼的汤包香，没忍住，挤进去买了二两，是蘑菇馅的。他很小心地从车座后的工具箱里捧出一只一次性塑料碗给我看。汤包装在塑料碗里，塑料碗装在包装袋里，塑料袋不是一层，套了好几层，因为套得严严实实，也因为汤包是刚出笼的，有蒸汽，塑料袋模糊了，和他那只看不清水的饮料瓶一样，看不清塑料袋里的内容，但猜想肯定是汤包，这是不会错的。
“闻到香味儿没有？”他有点儿炫耀地问我。
我闻了，没有闻到他说的香味儿，倒是闻到满大街的废气味儿。他套了那么多层塑料袋，又不解开，我到哪儿去闻汤包？只能闻废气。
我心里很清楚，汤包不是直饮水，王哥跑一趟既济水厂，最多也就三块钱力资，不够买一两汤包的，他大概不会把跑两趟半的劳动成果让给我吃。这是肯定的。果然，王哥象征性地给我闻过香味儿，马上就把塑料碗放进工具箱里，小心翼翼地锁好。
“王哥，”我问他，“你几时下班？”
“看你，丢什么文明词儿，下班下班的。”王哥不好意思地挠头，“我们这种踩麻木的，想做就做一下，不想做就歪倒，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舒服极了。”
“一般情况下呢？”我问，“平时呢？”
大约过去没有人问过王哥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总结过，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比较难。他想了想，说：“不一定。下雨天没有什么生意，早点儿回家，不下雨就守晚点儿再走。总之，都在天黑之后吧。”
“要是不影响你，我想在一旁待着，看你做生意。”
“呵呵。”王哥不好意思地笑了，“踩麻木，黑汗水流的，有什么好看。”
“是调查的一部分。”
“对了，你们……你是在搞调查。”王哥恍然大悟，“我差点儿忘了。”
我们说好了。我冲王哥扬了扬手，走开，走到离王哥大约七八公尺远，找了个树荫处蹲下。王哥就守在17码头的门口。他等他的客人。
客人是定时到达的，每15分钟一拨，熙熙攘攘，鱼贯而出。你要是心里不浮躁，拿那些客人当小人儿书，蹲在一旁慢慢地翻着页看，从这样的熙熙攘攘和鱼贯而出中，大体能够了解到城市的血管里有什么东西在流淌。
王哥还是老样子，客人从码头上出来，他和他的同行一道推着车迎上去。他的同行大声吆喝着：麻木！麻木！他不吆喝，老老实实在一边等着。有两次看着有客人朝王哥的车走去，他也做好了准备，从脖子上取下揩汗的毛巾，掸掸座椅，再把毛巾搭回脖颈上，双手扶住车龙头，一只脚放在踏板上，做出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可是每一次王哥都没能出发，都有同行抢先一步，挡在他面前，把客人截走。王哥也不恼，好脾气地目送原先属于他的客人走远，有些无奈地转过头来看树荫下的我，远远地冲我笑一笑，再等下一班。
这期间，王哥偶尔也能拉上了一个客人。有时候一班船里有好些客人要坐麻木。坐麻木的客人，一般都是去较近的地方，不愿意乘公共汽车，打的又不合算。客人多了，等在码头上的麻木们人人有份，不用弱肉强食去截别人的，王哥就拉上一个，上了车，冲我招招手，送客人去客人要去的地方。
我现在看懂了。王哥守在17码头，他等一班又一班轮渡，他不是永远让人截走生意。生意不是上帝掷色子，不可能那么均匀，总有一些骰子是别人拣不完的。就跟一头狮子扑倒了一头野驴，豺也来了，狼也来了，秃鹫也来了，蚂蚁也来了，大家排队，如果野驴个头大，大家都能匀上一口。王哥知道这个，而且他信这个，他就安静地等在那里，等别人拣不完的那些骰子。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没有饿死的麻雀。何况王哥的姿态，是把自己当做蚂蚁的，而不是性格里的狮子和心眼儿里的豺狼，这就更加饿不死了。
王哥总是很快地把客人送到地方，又很快地回到码头上来。每次回来，老远地都看我，兴奋地冲我笑，车踩得十分欢快，而且总要到我蹲着的树荫下来绕一个圈，好像是检阅，或者是汇报工作，告诉我，他把客人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完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赶回来向我报到的样子。在17码头乱七八糟的人群中，王哥挺着胸，扭动着结实的屁股，他的笑容映照在17码头的夕阳下，17码头的夕阳因此十分灿烂，而且越来越生动，我看就是评它作江城的十景之一，也不是不可以。
我在树荫下蹲着，腿蹲酸了就起来走走，然后又蹲回去。我就这么一直蹲到天黑。我在暮色中计算了一下，王哥在这段时间里一共拉了5趟活儿，加上上午的两趟，一共是7趟，如果按4趟3元、3趟2元算，他今天的总收入是18块钱，要是没有休息日——我能肯定王哥若不是病得起不来床了，是不会休息的——平均月收入540元，年收入6480元，除去纳税和车耗部分，够四个人在“东方大酒店”撮一顿鱼翅宴了。
大约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王哥送完第7趟客人。这回他没有回到17码头去，而是把车直接蹬到我面前，刹住，人坐在车座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微笑着用探究的目光看我。
我看出来了，王哥是要收车了，他今天的工作结束了。他用探究的目光看我，是在询问我，他为我的调查工作所做的配合是否合格，是否让我满意。
“不做了呀？”我从树荫下站了起来——那时天色已黑，没有什么树荫了——我问王哥。
“今天姑娘做透析，有些不放心，早点儿回去看看。”王哥说。
“姑娘怎么了？”我问。
“有点儿不好。不过没有关系。”王哥不大愿意多说这件事。
“要是没有妨碍，”我想了想，说，“我想去看看你姑娘。”
“看我姑娘干什么？”王哥有些紧张。
“是调查的一部分。”我连忙解释说。
“对了，你是在搞调查。我又忘了。”王哥恍然大悟，“那行，只要对你有用，你想怎么看都行，就是怕对你没有用处。上车吧，我带你。”
我成了王哥的第八个客人。王哥拉着我，我们沿着江边走。王哥家住得不远，在江边的宝庆街。王哥在极窄的小巷里也不下车，车蹬得飞快，碰到熟人就打招呼，热情得很，碰到更熟的人还要开玩笑，问张三晚上的下酒菜准备好了没有，没有准备的话不如把自己的爪子卤两根来下酒，问李四手上拿的是不是搓板，要是老婆今天晚上罚跪，一定要先找刨子来把搓板刨他一遍再舒舒服服地跪。这个时候我看出王哥是有技术的了。我还看出王哥不但有技术，还很开心。我为这个发现而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