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过多了。”我试探而不自信地问。
“通常都是这样。不过没关系。”中年人摸摸他发亮、凹凸不平的额头和少得可怜的头发，他的嘴角还刻意拉出一丝不易觉察来历不明的缓慢的笑意，“也许这些内容对我们有用，也许没有，谁知道呢。我们总是有足够的耐心。”
“作为交换……”
年轻人生猛地咳嗽一声，甩甩手中的笔武断地说，“不可能”，他又快速地瞄了上司一眼，换了谦逊柔和的口吻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息息相关的，认为不能从过去的细枝末节里找到蛛丝马迹是不负责任的。”
气氛顿时有些尴尬，电风扇卷起的风像成群的无头苍蝇在室内乱撞。窗外五月刺眼的阳光之下，树枝和屋顶都萎缩成尖针的形状，一切投诚的奢望都被烧得伤痕累累。这是一个偶尔听到凄惨而单调的鸟叫却永远看不到鸟的时代。我不知杨淼怎么了，但我不再担心。最后，我觉得自己对这种沉滞的尴尬要负起责任。
“也许你们可以继续发问，这比我漫无目的地说总要好些。”我疲惫又小心翼翼地说。
“直击重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虽然有时针对并非犯人的人也未尝不可。刚才你提到三封信。”中年人平静地提醒。
“是的……我都烧了……或许是搬家时遗失了。那上面无非是一些流水帐的记载，而且杨淼的文采向来不好……没什么重要的吧。”
中年人未置可否，看上去又像胸有成竹地姑且不想深究这个问题。可能他需要的是这种状态带来的某种暗示（我仍不能领略）和压力（我明显已经感受到了），“那么，就你认为，杨淼参军的根本动机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