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身处孔子故乡，对孔子十分崇敬。在《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中说：“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鸿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李白把孔子的功绩比作“娲皇补天”、“大禹治水”，可谓对孔子推崇备至。在《送方士赵叟之东平》中，拜托赵叟“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也表达了对孔子的崇敬。李白对孔子积极用世、百折不回的精神很赞赏，对孔子一生坎坷、政治理想不能实现非常同情。如他在鲁地写的“荆人泣美玉，鲁叟悲瓠瓜”(《早秋赠裴十七仲堪》)，“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送薛九被谗去鲁》)，“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且寻常人。白玉换斗粟，黄金买尺薪”(《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在李白诗文中有二十多处提到孔子，全是尊重、敬慕与同情，看不出有鄙薄之意。有人抓住“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的诗句，说李白反孔，嘲笑孔子，其实是误解了楚狂接舆的意思，接舆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意思是天下无道之时从政十分危险。他出于好意，劝孔子不要在乱世奔忙于仕途，并无瞧不起孔子的意思。“凤兮，凤兮”，将孔子比喻为吉祥神圣的凤，怎么是鄙薄嘲笑呢？不过李白不是把孔子当成神，而是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异代知己。这同鲁地儒生对孔子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李白在鲁地，对儒家的政治理想十分向往，对行仁政的官吏给以颂扬。在《任城县厅壁记》中，先叙述了鲁地的历史及风土人情，接着歌颂了任城县令贺公实践儒家学说，以“礼乐”治邦取得的政绩。“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蛾之女……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在《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中，称赞鲁郡太守李辅“其从政也，肃而宽，仁而惠，五镇方牧，声闻于天，帝乃加剖竹于鲁，鲁道粲然可观，方将和阴阳于太阶，致吾君于尧舜”。这也是称颂的儒家主张的仁政。《赠范金乡·其二》：“范宰不买名，弦歌对前楹。为邦默自化，日觉冰壶清。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游子睹嘉政，因之听颂声。”此诗赞扬范金乡的治绩，也是赞颂儒家的政治主张。“弦歌”就是指儒家的礼乐教化，典出《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为邦默自化”，也就是“无为而治”，这既是道家主张，也是儒家的主张。《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只要为官者清正廉洁，不扰民，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
李白在诗歌创作上继承和发扬了鲁文化崇实、质朴的传统。他对孔子整理编辑的《诗经》十分推崇，以继承和弘扬《诗经》开创的诗歌优秀传统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古风》第一中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首表现李白文艺思想的诗，说明其是奉《诗经》为正统，以孔子为榜样，竭力主张恢复《诗经》的正声，遏止背弃《诗经》传统的颓靡文风，提倡诗歌要反映现实，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诗风；主张情辞相副、文质兼胜；倡导清新、质朴的风格，反对虚夸浮华，雕饰绮靡的文风。李白对于出生于鲁地的建安诗人王粲、孔融、刘桢和祖籍是鲁地的鲍照的诗歌很推崇。他赞扬和倡导“建安风骨”。《渔隐丛话》说：“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杂以鲍明远体。”总之，李白继承和发扬了鲁文化淳厚质朴纯真的优良传统。
李白对于鲁地纯朴的民风，勤劳好客的普通百姓，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壮丽秀美的风光是很赞赏的。他在鲁地写的诗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的开头四句：“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描写和颂扬了鲁地的百姓在农忙时勤于耕织，一片织机的扎扎之声，给初游鲁地的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鲁东门观刈蒲》更是一首赞美鲁地劳动人民的颂歌。“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描绘了刈蒲人优美的动作和愉快的心情。《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描述了他与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小吏的友情，赞美了这位山东朋友质朴豪爽的性格。《客中作》：“兰陵美酒夜光杯，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不仅赞扬了鲁地的美酒，还称赞了主人的热情，面临好客的主人盛来的美酒使人流连忘返。在李白诗中非常赞扬的鲁仲连，是战国时齐人，与鲁同属齐鲁文化圈。李白以他为榜样，建立奇功，不受封赏，功成身退。李白在诗中还赞扬秦汉之际鲁地的著名豪侠朱家，“历抵海岱豪，结交鲁朱家”(《早秋赠裴十七仲堪》)。李白对于出生于鲁地的诸葛亮更是十分崇拜，将其作为自己的榜样。李白在鲁地写了不少诗歌描绘和歌颂鲁地的壮丽河山，如《游泰山六首》、《东鲁门泛舟二首》、《大庭库》、《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等。总之，李白在鲁文化氛围中写的这些诗，也为鲁文化增添了光彩。
$第三节 李白对鲁文化的保守主义的排斥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李白与鲁文化既有受其影响的一面，也有排斥、冲突的一面。
李白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巴蜀文化的氛围中，巴蜀与东鲁在文化上的地域性差异是存在的。巴蜀地势险要，可凭险拒守，物产丰饶，可自给自足，因而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分散性，常为割据者安身立命之所，或农民起义军的据点。自来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蜀中的文人也表现出一种独行特立，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高傲性格。从学术思想来看，鲁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巴蜀文化的学术思想则博而杂，巴蜀虽“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但在文化交流来说，并非是封闭的，自古以来有冲破盆地束缚，勇于接纳外来文化，博采众家之长的传统。巴蜀多次接纳外来移民，秦王政执政时，吕不韦获罪。吕不韦的亲属、舍人约万家迁于巴蜀。这些人不少是参加过《吕氏春秋》编撰的，该书是杂家的代表作。杂家的学术思想必然随之在巴蜀传播。汉代蜀中的几位思想家，如严遵、扬雄、杨统等，都不是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道儒，博采众家，独具一格。唐代蜀中著名的思想家赵蕤，更是博采众家之长，是典型的“杂家”。在 《长短经·正论》中，引用了《汉书·艺文志》对儒、道、墨、法、阴阳、纵横、杂、农等家的长处与弊端的评论，其中对儒家的评论是：“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明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赵蕤认为各家学说都有长处和短处，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应当全面研究各派学说，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取舍。赵蕤是李白的老师。李白跟着他“从学岁余”，对李白影响很深，所以李白能超越于各派之上，对各家学说都进行研究，博采众家之长。他对儒家思想之精华是接受的，但他不像鲁地的儒生那样完全束缚在儒家思想之中，不能变通。他博览群书，对佛教、道教也都感兴趣，与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的思想体系。
从思维模式来看，巴人“尚鬼信巫”，以巫教为特征；蜀人重仙，比较虚幻，与鲁文化重礼不同。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有人面鸟身像、人身鸟足像以及太阳鸟形象看，这表现了蜀人最初羽化成仙的想象力。巴蜀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皆得仙道”。彭祖，王乔成仙，鳖灵死而复生，杜宇魂化杜鹃，开明上天为开明兽，都是仙化。不仅蜀王仙化，他们统治的部族也“随王化去”，成了仙。正是在富于神话传说的巴蜀产生了道教，道教的那些法力无边而又飘逸的神仙，虚无缥缈而又瑰丽的仙境，表现出了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富于想象，善于夸张的浪漫性、发散性的思维模式是巴蜀文化的特色。
李白从出生到二十五岁出蜀，整个青少年时期在巴蜀度过，而这段时期正是他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巴蜀文化不能不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李白思想的博杂，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具有蔑视权贵、豪迈不羁、孤高自傲的人文性格和富于想象、善于夸张的思维模式，与儒家反对走极端的“中庸之道”格格不入。李白不愿循规蹈矩走科举的路子，而是要“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中年才到鲁地定居，这时他的性格已经定型，在东鲁必然要与当地的文化发生冲突，《嘲鲁儒》一诗就是他与鲁文化冲突的直接表白，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行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他还说：“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表示了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鄙视。他还认为鲁儒保守狭隘，“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鲸”(《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他还有一首《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说明鲁地的文人在嘲笑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鲁地有浓厚的周孔遗风、洙泗遗俗，要求懂礼、知礼、好礼，言语行动合符于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归之于礼，比较保守、死板。鲁地的一些儒生只知死读儒家经典，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官半职。这恰好与李白的人生道路与思维方式不同，李白的行为举止、想法不符合鲁人的习惯，而被鲁人嘲笑，反过来李白对保守的只知读死书的鲁儒也看不惯，加以嘲笑。这反映了两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地域文化的冲突与碰撞。
李白在鲁地婚姻的失败也反映出李白对鲁文化的排斥的一面。魏颢《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刘氏与鲁妇人是李白在鲁地先后“合”(应当是没有正式结婚而同居)过的两个女人，她们的关系与李白不好。李白在奉诏入京时说：“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从此诗看出李白对曾与他同居的妇人深恶痛绝。婚姻的不幸有多种原因，通常讲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从本质上看也是文化的冲突。与李白同居的妇人及其家人，深受鲁文化熏陶，他们要求李白应当熟读儒家经典，走科举考试之路，同时为家庭生活计，治置田产，守着家业。而李白却不能治置产业，不参加科举考试，喜嗜酒浪游，与孔巢父等人隐居徂徕山中。对李白的这些行为，其同居妇人与亲戚或屡有劝阻。李白与鲁地女人的冲突正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不过，我们不能从上述的事实得出李白对鲁文化是一概排斥的结论。我们在论证李白对鲁文化态度时，不能不涉及李白对儒学的态度，因为儒学是鲁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鲁文化以儒家礼乐观念为其文化特征。若说李白对鲁文化是一概冲突与排斥的，那当然不合事实。如果李白对鲁文化是完全排斥的，他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安家二十年。事实上李白并未对整个儒家思想进行批判，而是对于处处拘泥于礼法，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不接受，对中庸的处世态度不接受。李白并未排斥整个鲁文化，只排斥鲁文化的保守主义一面。李白并未嘲讽鲁地所有儒生，他还自称是“小儒”。他只是嘲讽死读书本、不知时务的腐儒、鄙儒，也就是他的老师赵蕤批评的那些丢掉儒家学说之精微，违离儒家的本旨，只会哗众取宠的“僻儒”。他在《嘲鲁儒》中推崇的叔孙通，也是出生于鲁地的儒生。叔孙通为汉王朝议定朝仪，当时有两个儒生不肯前去，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叔孙通批评他们“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他征召了“知时变”的鲁地儒生三十人进京，为朝廷制订了一整套礼仪，得到了汉高祖的重赏。李白对于以叔孙通为代表的通达时事的鲁地儒生十分赞赏，而且也希望自己像叔孙通那样得到皇帝重用，“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为国家建功立业。
李白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就在于他能兼收并蓄，汲取各地域文化中最健康、最鲜活的因素，博采各地域文化之长，去其所短，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可以说李白诗歌是大开放的盛唐时期，各地域文化大融合、大繁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