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城市的心灵
一
大概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在爱琴海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另一个则是克里特的米诺世界。前者怀着巨大的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沉醉于功绩与灾难，默默地在成熟中走向自己的未来；后者愉快且满足，舒适地置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仪态优雅，光芒四射，它的全部重大问题都被它远远地抛诸身后。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两种不同心灵之间的深刻对立，或许可以真正理解这种现象——在今天，它正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那时的人肯定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对立，但没有“认识”它。我看到了，梯林斯及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不可企及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时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小首领们及其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如同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族面前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的神秘的优越感。
我们如何能够了解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面面相觑。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种“中介文化”，人类心灵的一些最重要的倾向已经在其中自行显示出来了。
我们能够自信地说，诺萨斯与迈锡尼之间的关系，就像拜占庭宫廷和与它联姻的德意志首领（如鄂图二世）之间的关系——骑士与伯爵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惊奇，而一种高雅的、多少有些黯然疲惫的文明却对德意志土地上的那种粗野的朝气报之以轻蔑的讶异，瑟斐尔瑟斐尔（1826—1886），德国诗人、小说家，《威克哈特》是他写的一部历史小说。在他的著作《威克哈特》中曾描写过这种朝气。
一种开始觉醒的原始人类的精神与一种以此为基础的晚期智性相混合的情形明显地出现在查理曼身上。我们根据查理曼统治的某些特征能够将其称为法兰克斯坦的哈里发，但在另一方面，他只是一个日耳曼部落的首领。正是这两者的混合让他具有象征性，就如同亚亨的宫廷礼拜堂的形式一样——不是一个基督教教堂，但也不是一个清真寺。同时，日耳曼—西方的前文化仍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非常缓慢而且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因为那种被我们不恰当地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突然出现的光辉，实际上是来源于巴格达的一线光明。值得注意的是，查理大帝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的插曲，就像偶然事故的结局一样——最终是没有结果的。公元900年之后，在新的严重萧条后，真正的新事件开始了，这个事件具有一种宿命的效验，而且具有足以保证持久的深度。然而在公元800年时，却是阿拉伯文明的太阳由东方的世界城市照至西方的乡村。希腊化的阳光也正是这样传播到遥远的印度河流域的。
矗立在梯林斯与迈锡尼山丘上的行宫和城堡，在本质上是属于日耳曼型的。克里特的宫殿——这些是为一群男女祭司修筑的巨大的祭祀建筑，而非国王的城堡——装饰着大城市的、地道的罗马晚期的奢侈品。农奴和自耕农的茅舍遍布在这些山丘脚下，可在克里特（各尔尼亚、哈基亚·屈里亚达），通过对市镇及别墅的挖掘发现，当时需要的是属于高级文明的东西，建筑技术具备了长期经验，并习惯于让家具及壁饰具有最奢侈的趣味，对照明、上下水道、楼梯一类的问题非常熟悉。在前一种建筑中，房子的设计反映出一种严格的生活象征；而在后一种建筑中，则表现出了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比较一下卡马雷斯的瓶子和光滑灰泥墙上的壁画与真正迈锡尼的各种东西吧，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完全是一种工艺产品，灵巧而空洞，而并不是什么沉重、笨拙却富有象征性的伟大而深刻的艺术，例如迈锡尼艺术品的那种日渐成熟的几何风格。总而言之，它只是一种趣味，而非一种风格。迈锡尼的居民是一种原始种族，迈锡尼的居民根据土壤的效用及守卫的便利来选择住址，而米诺的居民却住在商业中心，这能从米诺斯岛的菲拉柯皮城非常清楚地观察出来，修筑该城是为了黑曜石的出口。迈锡尼的宫殿是一种希望，米诺的建筑却是一种结局。然而，在公元800年前后，西方情形正是如此——从法国境内的罗亚尔河到西班牙境内的厄波罗河之间遍布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的农场及领主的乡宅，而在它们南边，则有摩尔人的城堡、别墅及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与格兰那达的清真寺。
米诺文化的这种奢侈的高峰与伟大的埃及革命时期，特别是与希克索斯王朝时期（公元前1780—前1580年）恰恰同时出现，这绝非偶然。当时，埃及的工匠可能曾经逃到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岛屿上，甚至远至大陆的堡垒中，就像同拜占庭的学者们逃往意大利的情形一样。
因为大家一致认为，米诺文化是埃及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埃及艺术宝藏（即西三角洲上所产生的艺术宝藏）被毁于潮湿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一点。关于埃及文化，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它是在南方的干燥土壤上繁荣起来的，但人们早已确信，它的发展中心应该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们不可以在晚期米诺艺术与早期迈锡尼艺术之间画一道严格的界线。在整个埃及—克里特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异邦的及原始的东西存有一种高度现代的好奇心，相反，大陆堡垒中的军人国王却收买或盗窃克里特的艺术品，无论是在哪里或怎样遇到的，都要弄来赏玩或模仿——正如大迁徙的风格一样，那一度被认为、被赞赏为原始日耳曼类型的风格，其所有形式的语言似乎都是从东方借来的。他们的宫殿和坟墓是用俘虏或聘请来的工匠修建并装饰的。所以，迈锡尼的亚特鲁斯王的“宝屋”（坟墓）与拉文那地方的提奥德里克坟墓几乎是相同的。
从这方面来说，拜占庭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此外，我们还应该仔细地、一层一层地来区分。326年，在被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毁灭的大城市的废墟上，君士坦丁得以重建，一座第一流的晚期古典世界都市被创造出来，来自西方的古老的阿波罗精神与来自东方的年轻的麻葛精神在这座城市中汇合在一起。1096年，它成为一座晚期麻葛的世界都市，在自己的晚秋时节遇到了精壮的、来自布雍的戈弗雷的十字军。对于这支十字军，聪明的公主安娜·昆尼娜曾经以轻蔑的口吻进行过描写。这座城市作为古典西方的最东端，曾经迷惑了哥特人；一千年之后，它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北端，又迷惑了俄罗斯人。莫斯科的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1554年）是俄罗斯前文化的先驱，它处于“两种风格之间”，就如同2000多年以前所罗门的圣殿是介于国际都市巴比伦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建筑一样。
二
最早的人类是一种到处流浪的动物，而人类的醒觉意识则在生活中不断缓慢地成长，不会受地点和家庭的奴役，完全像一个小宇宙，这种意识在感觉上非常敏锐而富有警觉性，总是能警惕地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最初，由于农业发展，人类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牧人并不与农业接触。人们挖土或者耕地并不是要掠夺自然，而是要改变自然。同样，“种植”的意思并不是要索取什么，而是要生产一些东西。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人类自己也变成了植物，即成为农民。人们生根于他们所照料的土地上，渐渐在乡村间发展出一种心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情感。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而脚下的这片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家乡。人们在播种和生育、收获和自然、孩子和谷粮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对于那些与他们一同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虔诚，这种虔诚与冥府祭祀中的虔诚类似。到处能看到的农庄的象征形态正是这种生活情感的完整表现，房屋的布置、外形的每一线条，都体现着居住者的血统。毫无疑问，农民的住宅是其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像是植物一样，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的”土壤中。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神圣的财产。仁慈的灶神、门神、地板以及卧室之神——维斯塔、雅努斯、腊司和皮奈提司——就像人类自己一样被牢牢固定在住宅中。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正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观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变化并同时加强了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之于农民正如市镇之于文化人类。正如任何个人的房子都有其仁慈的神灵一样，任何市镇也都有其守护神或者圣徒。市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与农民一样都远离游牧状态、远离纯粹的小宇宙状态。因此，某种高级形式的语言的发展往往是和某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生长场所连艺术和宗教都无法改变；也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会再次轻视这种根源，把自己从这种根源中解脱出来。他们作为文明的人，同时也是智慧的游牧民，再次完全成为纯粹的小宇宙状态和无家人；他们在理智上是自由的，正如猎人和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里好，哪里就是家”这句话在文化出现之前及之后都是正确的。在没有进入青春期大规模迁徙的时候，人类文化会有一种日耳曼式的渴望，即想在南方找到一个居住的家并去孕育未来的文化——这是一种纯洁但已具有母性的渴望。如今，当这种文化终结的时候，无根底的理智却在所有图景和思想的可能性中任意驰骋。然而，在这些极限之内存在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一个人愿意为一小块土地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得不说，在此前并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也正是这种标准将其十分明确地与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人类以市镇为基础，这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而民族、国家、政治、宗教，甚至各种艺术和科学都依赖于此。因为不论在哪种文化中，思想家们就生活在市镇中（即使他们的身体可能居住在乡村），因此他们完全不认为市镇是多么奇怪的东西。想要获得这种奇怪的感觉，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假设自己是一个被奇迹震惊的原始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堆堆木石嵌在景色中，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这是一个多么奇形怪状的住处，又是多么奇怪地挤满了居住者！
然而，一个市镇心灵的诞生才是真正的奇迹所在。那是一种突然从自身文化的一般精神中产生的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而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它最终极的基础是什么。这种心灵一旦觉醒就会为自我形成一种能够看见的实体，即从一群各有历史的乡村农田茅舍中形成一个整体。它存在着、生活着、生长着，并且获得外在的面貌和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这时开始，除了个别房屋、寺院、教堂以及宫殿，市镇形象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单位，它能够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表现出整个生活中与文化相伴的风格。
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区别市镇和乡村的标准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心灵存在与否。不仅在原始情况下，例如非洲中部，也存在文化晚期——例如中国、印度以及工业化的欧洲和美洲，我们发现有些非常大的居住区仍然不能被称为城市。它们虽然是景观的中心，但其本身并没有内在地形成一个世界。换言之，它们没有心灵。任何一种原始居民都是作为农民以及土地的儿子而生存的——因此“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们而言是不存在的。那些在外表上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东西并不是城市，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市场，它只是农村生活的一个利益汇合点而已。在这里，没有独立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某个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也可能是一个商人，然而他首先是作为一个农民来进行生活与思考的。我们不得不从头来准确理解：当广阔土地上的一个小点从一个原始的村落——比如埃及、中国或德国的村落——发展成为一座城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这种发展在外貌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然而在精神上，城镇是一个视农村为它的“城郊”，并将其成为一种不同的并从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地方。从这时起，农民与市民清楚地知道，生活分为了城内与城外两种。乡长与市长，村里的铁匠与城里的铁匠，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乡村人与城市人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他们自身能感受到这种不一样，其次，他们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支配，最终相互之间一点也不了解。如今，一个柏林市民与一个勃兰登堡农民的距离比他与一个西西里农民的距离要更近一些。正是从这种特殊的协调时刻起，城市产生了，不用说，任何一种文化的整体醒觉意识就是以这种协调作为基础的。
事实上，每种文化的青春期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的青春期，同时也是这个城市里市民精神的青春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因为他们无法与其发生任何内在联系。就像在斯特拉斯堡一样，日耳曼人经常定居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无人居住的罗马城门口。在克里特，例如各尔尼亚与诺萨斯，征服者在这些被焚毁的城市废墟上建起了村落。那些西方前文化的教团，本笃会本笃会，天主教隐修会之一。士尤其是克吕尼派克吕尼派，本笃会的一脉分支。以及泊里蒙司特拉坦兴派泊里蒙司特拉坦兴派，法国的天主教修会。他们像武士一样定居在自由的土壤上；而方济各会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又被称为“小兄弟会”。士和多米尼加会多米尼加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又被称为“布道兄弟会”。士则在早期哥特城市中进行建筑建设。新的心灵在这里才能觉醒。然而也是在这里，一种柔弱的忧郁之感开始附着在建筑上，就像附着在整个方济格的艺术上一样——因为那些事物还只是模糊地被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个人会在那些新的、光明的、有意识的事物面前表现出一种近似神秘的恐惧感。人类缺乏不继续做农民的勇气。第一个真正以大城市市民的身份成熟机警地生活的是耶稣会士。那时候乡村还处于绝对至上的地位，城市的地位还没有被承认，其中一种征兆就是统治者每年春天都会将朝廷从一个宫殿迁到另一个宫殿。在古埃及王国，“白城”（孟斐斯）是人口密集的行政中心，然而法老们的居住场所却在不断变换中，这种情形与苏美尔人的巴比伦和加洛帝国一样。古中国周朝的统治者大约在公元前1160年时将他们的朝廷设在了洛阳（在今天的河南省），不过直到公元前770年——相当于我们的16世纪——洛阳才被升格为永久性的帝王居住地。
虽然古代小市镇仅仅是围绕一个市场、一个城堡或者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但这种被土地束缚的一种植物性的宇宙事物的情感，从来没有像在这些小市镇的建筑中表现得那么有力。如果需要一个地方来证明任何一种宏伟风格的本质都是植物性的，那么小市镇当之无愧。埃及的金字塔、多里斯式圆柱、哥特式的教堂，这些建筑都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们如此真挚，命中注定是没有醒觉意识地存在着。中国的建筑、巴罗克式的建筑以及爱奥尼亚式的圆柱，这些建筑却能够冷静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安稳地、自由地建立在地上。正因为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连脚下铺盖的材料也把它们与土地的联系切断了，由此导致它们的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微，感觉和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接着，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变得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但却比游牧民更加狭隘、更加冷漠。“才智”是一种特定的城市醒觉意识，并具有一定的理解力。所有艺术、宗教和科学都慢慢地被智性化了，乡村对此感到陌生，而土地上的农民也无法理解。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着的非常古老的根源在城市的石堆中逐渐干枯了。而自由的才智——这个决定命运的词——像火焰一样辉煌地升上天空，却又可怜地消失不见。
三
城市的心灵采用一种新的语言，使它能够极快地与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乡村无法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狼狈，于是缄默无言，广阔的乡村和村落中的农民便因此受到了伤害。一切真正的风格历史都是在城市中演绎的。只有城市的宿命以及城里人的生活经验才会以可见形式的逻辑诉诸人民的眼球。最古老的哥特式掌握着田庄和其居民，它的风格仍然是土地的产物。但文艺复兴的风格只在文艺复兴的城市中盛行，巴罗克风格只在巴罗克城市中盛行，更不用说那些完全属于大城市的哥林斯圆柱或洛可可式了。虽然这些风格可能悄悄地渗进了景观当中；但是乡村本身已经毫无创造力了，它仅存的只有无声的厌恶。农民与他们的居住场所在本质上还是哥特式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哥特式的。例如埃及乡村保存了古王国的形式，希腊乡村则保存了几何风格。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城市的“面貌”表现的总是一段历史。这种“面貌”表现的其实几乎是自身文化的精神历史。一开始，我们拥有哥特式或者其他早期文化的小型原型城市，这些城市几乎都被湮没在景色中，也就是说即使拥挤于一座城堡或神殿下，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仍是真正的农舍，在精神上毫无变化地变成了市镇房屋。也可以说，它们周围有了邻屋，但不再拥有农场和牧场。在早期文化中，各民族逐渐演变成市镇民族，因此不仅产生了特定的印度式、中国式、阿波罗式的市镇形式，同时还产生了叙利亚式、亚美尼亚式、爱奥尼亚式、埃特鲁里亚式的市镇外贸，当然还包括德国式的、法国式的、英国式的。那些存在着伦勃朗的、斐狄亚斯的、路德的城市，其城市的名称就和威尼斯、格兰那达以及纽伦堡等名称一样，本身就能迅速引起一些十分确切的意象，因为文化在艺术、宗教和知识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来自于这类城市。引发十字军远征的仍然是武士的城堡精神和农村的修道院精神，但是宗教改革却是市镇性的，它属于狭窄的街道以及拥有陡峭山墙的房屋。表现和歌唱血统的伟大史诗属于行宫和城堡，但觉醒了的借以检验自身的戏剧却是城市的诗歌，那些世界闻名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世界城市为前提，用解放了的才智纵览人类一切事物的。艺术上，诗歌除了真正的民歌以外只有城市的抒情诗，除了“永恒的”农民艺术以外就只有城市的绘画以及建筑，它们只是转瞬即逝的历史。
这些石质的面貌将市民本身的人性与它们的光的世界相结合，并与市民一样完全是富有才智的、具有见解的，它们所说的形式语言多么响亮，与景观之中农村的嗫嚅语言区别多么大！这就是大城市的轮廓：它的屋顶烟囱，地平线上的望楼和圆形屋顶！看看佛罗伦萨或者纽伦堡，莫斯科或者大马士革，婆罗尼斯（印度古城）或者北京，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语言。我们并不了解古典城市，不知道它们在南方的正午、在雾气蒙蒙和星光灿烂的夜间所呈现的景象。街道有直有弯，有宽有窄；房屋有低有高，有明有暗。在所有西方城市中，是房屋的正面对着街道，在所有东方城市中，是房屋背面的空墙或栏杆对着街道。城市既有广场又有拐角，既有死胡同又有林荫道，既有喷泉又有纪念碑、教堂、庙宇或清真寺，既有圆形剧场又有火车站，既有市场又有市政厅！这其中表现出了怎样的精神！郊区也不例外，既有整洁的花园别墅，也有杂乱无序的公寓、垃圾堆等；既有高档区，也有贫民窟，既有巴黎市外的圣泽门，也有古典罗马的苏布拉区；既有古代的贝宜，又有近代的尼斯；既有布鲁日与罗腾堡之类的小城风景，也不乏特诺奇蒂特兰、巴比伦、罗马或伦敦之类布满了汪洋大海般房屋的大城市！所有这些都有各自的历史，而且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市镇的面貌变得错综复杂了。在法国，拿破仑给波旁王朝的巴黎一种新的容貌；在德国，俾斯麦同样给小小柏林以一种新的容貌。但同时乡村却不受影响地孤立在一旁，怀着不平静的猜疑心情。
最初，人类的眼界完全由景观的形象独自支配。景观为心灵提供了形式，与其和谐共振。情感与森林的音响是同一个节奏；草原与矮林在形态上、序列上，甚至在外貌上都与景观相适应。村落、寂静的山丘、袅袅的晚炊、甘甜的泉水、稀疏的篱笆以及成群的牲畜，这些都全然融合甚至是镶嵌入景观之中。乡村的市镇衬托了乡村，它是乡村图景的一种强化。在这一点上，晚期城市首先与乡村相对抗，以其轮廓的线条来反对并否定所有的自然。它盼望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甚至是高于自然的东西。高耸的山墙、巴罗克式的圆屋顶，还有尖阁及尖塔，这些东西与自然没有任何关联，也不愿意与自然有任何关联。随后，宏伟的大城市即作为世界城市开始建立起来，除了自己之外无法容忍别的东西的存在，并力图消除乡村的图景。那些曾一度努力让自己适应乡村图景的市镇如今正力求改变这个图景，使其变得与自己一样。在城市之外，宽阔的大道、森林和牧场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行者的风景区；而在城市之内则出现了一种模仿性的自然，用喷泉代替池塘，用花坛、人工水池以及经过修整的篱笆代替草原、池沼与丛林。在乡村，草屋顶还是像土丘一样，街道还是像田垄一样。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图景则是一种峡谷，一种处于高大石质房屋之间的深长的峡谷，人们就居住在这种充满离奇喧嚣和有色尘埃的房屋中，这种情景是任何自然都无法想象，无法做到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竭力适应石料的背景。而白天则充斥着无奇不有的拥挤人群，晚上新的灯光胜过了月光。举目无亲的农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不了解任何事物，更不了解任何人，被人当做这个世界上日用面包的供应者——一个喜剧中典型的形象。
然而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是，假如我们没有意识到城市因为渐渐脱离乡村，最终将走向破产，这种高级历史的进程及意义所普遍遵循的具有决定性的形式，那我们就无法了解经济政治历史。可以这么说，世界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关于这一点，最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是古典世界。在古典世界中，欧几里得式的生存感觉把城市的观念与其缩小外扩的需要联系起来，因此愈加强调把国家和个别城邦的石质结构等同起来。但是与这个例子差异很大的是，我们可以在每种文化中很快发现这种都市城市的类型。它的名称能够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城市以其精神、方法、目的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决策支配着乡村。乡村和村民无疑成了这种精神支配的工具与对象。无人过问乡村的发展，而乡村也不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在晚期文化的所有国家中，向乡村传达首都精神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党派、革命运动、民主政治、议会以及恺撒主义，它们告诉乡村应该期盼什么，告诉它如果发出号召应该如何去奋斗。古典的广场、西方的报纸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智性机器。任何确切明白这一政治意义的乡村居民一旦认为自己合乎标准，就会迁移到城市里，或许不是在身体方面，但精神方面一定会迁移。假如存在农民的乡村的情感与舆论的话，那它们必定会受到城市舆论导向的影响。底比斯就是埃及，巴黎就是法国，巴格达就是伊斯兰教国家，罗马就是世界。每个青春时期的历史在不同地区的多个小中心上演。荷马时代的希腊民族、埃及的诺姆、哥特时代的州郡以及自由城市，这些都是古代历史的创始人。但是政策逐渐集中于个别城市，其他城市全都变成了政治存在的影子。甚至在古典世界中，这一运动潮流也没能被城市国家原子化的倾向所阻挡。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真正掌握政权的只有雅典与斯巴达，当时爱琴海区域其他城市不过是两者霸权的组成部分罢了，它们自己的政策早已微不足道。最终，只有罗马城的广场才是古典历史的真正舞台。即使恺撒能在高卢作战，即使他的刽子手能够出征到马其顿，即使安东尼能将战火蔓延到埃及，无论在这些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也只是因为那些事件调和了罗马的关系，这才具有重要意义。
四
所有有效的历史都开始于原始的阶级，即贵族与僧侣这两个自行产生的阶级，并自觉地将自己提高到农民之上。可以说所有政治的基本形式都是国王与臣属、世俗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对立。中国的、荷马时期的或者哥特时期的政治也是如此，直到城市、市民第三等级出现，历史才改变了原有的形式。但是历史的意义完全包含于这两个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中。农民没有历史，农村处于世界历史之外，从特洛伊战争到密斯拉达狄战争，从撒克逊诸帝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这些演变都是通过这些景观上的小点来进行的，以至于有时将它们毁灭，耗尽它们的血液，却仍未触动它们的灵魂。
在某些方面，农民是永恒的存在，他们不依附于城市中的任何一种文化。他们出现得比文化早，比文化生存得久，他们是一种无言的动物，一代代繁衍下去，将自己局限在束缚于土地上的职业技能上；他们拥有一种神秘的心灵，具有一种只关心实务的枯燥而敏捷的悟性，他们是创造城市这一世界历史的源泉和新鲜的血液。
无论城市文化在国家形式、经济状态、信条、知识、艺术等方面被如何想象，他们一向都会心怀疑惑地犹豫着接受；虽然他们最终可能会接受这些东西，但他们作为一种类别，永远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所以，纵使西欧农民在表面上接受了从有名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到特棱特宗教会议的所有教义，正如他接受机械工程的产品和法国革命的结果一样，但在实质上他们仍旧是老样子，仍旧是处于查理曼时代的状态。今天，农民信奉的信仰比基督教还要古老；他们追随的神比所有高级宗教的神更加古老。为农民消除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就能恢复自然的状态，不会觉得有任何损失。他们的真正伦理和形而上学其实是处在所有宗教和精神历史之外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城市中的学者认为这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历史。
如果说大城市是才智的，那么它是“自由的”才智。因为在反抗血统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市民或资产阶级这一富有才智的阶级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这种自由才智以理性的名义，特别是以“人民”的名义，将王位推翻，限制旧特权，从此以后，“人民”就意指城市中的人。民主就是城里人要求农民也要同样具有的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有志之士改造了处于青春期的宗教，在贵族与僧侣的旧宗教之外建立起第三等级的新宗教，即自由科学。城市在经济史中处于首位而且控制了经济史，以不同于物品的货币的绝对观念代替了与农村生活和思想密不可分的土地的原始价值。在乡村，自古便存在“物物交换”这个词，即使被交换的物品是贵金属，它在交换过程中的基本观念仍然不是货币——换句话说，物物交换并没有将价值从货物中抽象出来，将金属或者虚构的量确定下来，试图把货物作为“商品”去衡量。在文化青春时期远行的沙漠商队、北欧的海盗都来往于乡村居民区，进行以物换物或是掠夺，但在进入晚期时代之后，活动场所转到了城市之间，这就意味着“货币”交易的开始。这正是十字军远征之前的诺曼人与十字军远征之后的汉萨及威尼斯人之间的差异所在，也是迈锡尼时代的水手与希腊晚期拓殖时期的水手之间的差异。城市不仅意味着才智，同时也意味着金钱。
不久后，新的时期到来，这时的城市处于有利的地步，使得它无须再去抵御乡村和武士精神，相反，城市发展为一种专制，乡村只得同它进行绝望的自卫斗争——这种斗争在经济上反抗货币，在政治上反抗民主，在精神上反抗民族主义。这个时候，历史上具有真正支配能力的城市已经少之又少了。因此在大城市与小城市或市镇中出现了深刻的不同——首先是精神上的不同。后者十分有意义地被称为乡村市镇，它脱离了乡村，不再拥有乡村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市镇中，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别并没有减少，只是这种差别比它们与大城市之间的差别小很多。乡村不动声色的敏捷性与大城市深邃的智慧正是醒觉意识的两种形式，二者几乎无法互相理解。显然，起作用的不是居民的数量，而是居民具备的精神。还有一点非常明显，在任何大城市中都存在这样一些角落，那里生存着一些几乎完全是农民的人，他们住在大城市的侧路，就像住在乡村中一样，甚至街道两旁人们的关系与两个村子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日渐兴起的市民精神的金字塔，随着其数量的减小，市民的视野越来越广阔。从近似农村的因素逐层缩小，上升到顶点的极少数才是真正的大城市居民，哪里能让他们的精神条件满足，哪里就是他们舒适自在的居住地。
这样一来，货币的概念变得十分抽象。货币不再仅仅为经济交往中的协商服务，而是让物品交换服从于其自身演变。它对物品的估价已经与物品双方没有直接关系了，参照依据已经变成了它自己的标准。货币与土地，货币与土地居民的关系也完全不存在了，以至于在“金融市场”这个领导城市的经济思想中，这些关系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此时金钱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不仅仅表现在它所用的金属上，更现实地存在活跃于经济上的上层居民的醒觉意识中，这种力量让人们依附于它，就像农民依附于土地。正如世界上存在数学思想或法学思想一样，我们也要有金融思想。
不过，土地既是实在的，也是自然的，金钱却是抽象的、人为的，它仅仅作为一种“范畴”存在——正如启蒙时期想象的“美德”一样。任何一种原始的、前市民时期的经济都依赖宇宙的力量、土地、气候、人的类型，而且与之密切相连。但货币作为醒觉意识中用于经济交往的纯粹形式，在可能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并不会受到过多现实的限制，可以说它不会比数学世界、逻辑世界受到的限制多。在发达的大城市经济中，向增加“货币”或者金钱的方面去思考无疑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正如没有任何关于事实的见解能够妨碍我们创造出多种非欧几何学一样。这与手头所有的黄金或者一切实际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一种标准或物品能用来比较波斯战争时期的塔伦以及庞培在埃及所掠得的塔伦两者之间的价值。因为人是一种经济动物，金钱已经成为醒觉意识的一种形式，在存在中失去了所有的根源。这就是金钱对任何一种刚起步的文明所提供的巨大力量的基础，文明向来表现为一种无条件的金钱独霸，只是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正是它缺乏牢固性的原因，这种原因最终使它丧失了力量和意义，以至于到了最后的终结时代，金钱在文明的思想中不复存在，被卷土重来的土地取而代之，这一点可以通过戴克里先时代看出来。
最终，世界城市兴起了，它象征并承载着完全解放的才智，它是世界历史自行完结其进程的核心。在任何一种文明中，总是有少数大地方将自身文化所依存的整个大地轻视地称做“行省”，剥夺了它的权利，贬低了它的价值。如今，所谓的“行省”无所不指——乡村、市镇及城市——除了这两三个点外，再没有贵族与资产阶级、文明人与野蛮人、自由民与奴隶、信徒与非信徒之分，只存在世界市民与行省居民之分。在这一对比面前，其他所有对比都黯然失色，这种对比支配了所有事物、所有习性，以及所有世界观。
在所有世界城市中，巴比伦与新帝国的底比斯拥有最悠久的历史——虽然克里特的米诺世界也有不凡的光辉成就，但它依然只是埃及的一个“行省”。在古典世界中，亚历山大里亚是第一个世界城市，它使古希腊一下子下降到行省的水平，即便是罗马、重修的迦太基，甚至拜占廷都无法将它超越。在印度，优禅那、曲女城，特别是华氏城华氏城，印度著名的历史古城，曾是孔雀王朝的都城。等大城市在中国甚至爪哇国都极富盛名。在阿拉伯地区，人人都知道神话中享尽声誉的巴格达和西方的格拉那达。在墨西哥世界，乌施马尔（建于950年）应该是玛雅帝国的第一座世界城市，却因为托尔特克人的世界城市退斯库科及特诺奇蒂特兰的兴起，不得不退居到行省的地位。
我们不能忽视“行省”这个词语最初是作为罗马人给予西西里的一种宪法上的名称出现的。实际上，对西西里的征服正是降低昔日著名的文化景观，并使之成为一个绝对对象的最早例证。在古典世界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叙拉古，当时罗马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市镇，而它已经走向了繁荣。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面对罗马的兴起，叙拉古逐渐降为一个地方性的城市。同样地，在17世纪的欧洲，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德里和教皇的罗马是这一时期的领导城市，但到了18世纪初期，随着巴黎、伦敦的竞争，前两者已经降至了地方性的水平。而19世纪最具意义的重大事件或许就是纽约在1861到1865年内战时期上升到了世界城市的地位。
五
任何一种伟大文化在其生活进程的终点都树立着“世界都市”的石像。乡村形成的文化人类在精神上被自己的创造物即城市掌控和占有，城市俘虏了人类，使之变成执行工具，人类最终成为城市的牺牲品。所谓绝对的城市就是这种石料的堆积。如同它在人类眼前的光的世界中极尽展现壮美那样，那些确定性既成事物（thing become）的一切崇高的死亡象征，已被它的影像包含在其中。在哥特式的建筑中，渗透着精神的石料，而在一千年风格的演变之后，它已成为这样一种恶魔一般缺少心灵的石头荒野。
这类终极城市完全是智性的。相异于爱奥尼亚及巴罗克式的房屋，它们的房屋已不再是古老农民房屋中的派生品，只有文化将自己的青春自农民的房屋中卷入了历史。一般来说，灶神、门神以及家神已在这类房屋中失去立足之地，它们不过是一些根据实际需要和商业精神而建设的屋宇，与血统以及感情无关。只要还留有火灶并且成为一个家庭实际与真正的中心，从而拥有一种虔诚的意义，那么房屋和乡村之间的古老关系就不会全部消失。然而，当火灶也湮灭在历史的深处时，当房屋海洋中那些云集的房客和投宿的旅人正像“前”时期的猎人与牧民那样，在一个藏身处和另一个藏身处之间漂泊无依时，智性的游牧民就完全发展起来了。这种城市就是一种世界，它就是世界本身。城市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并成为人类的居所，而房屋不过是构成城市的石头。
历史悠久且已发展成熟的城市，拥有由教堂、市政厅和高山墙街道所形成的哥特式核心，拥有古老的城墙、望楼与城门，以及环绕在它们周围的那些更加精致奢华与活泼的巴罗克式贵族房屋、宫殿和礼拜厅。成倍增加的兵营式公寓和公用建筑开始从各个方面无组织且大量地侵入衰落中的乡村，昔日高贵的景观因为拆除和重建而被破坏殆尽。当我们站在一座旧望楼上，俯瞰海水一般的房屋，那种意味着有机生长的终结与无机的无限堆积过程开始的时代，将在这历史存在的石化现象中浮现于我们的眼前。城市建筑师的城市，成为了纯粹理性的满足人的目的的、人为的、数学的、完全非乡村的产物。像其他文明一样，这类城市也追求着一种象征无心灵的棋盘形式。巴比伦的希罗多德和特诺奇蒂特兰的科尔蒂斯科尔蒂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他在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因摧毁阿兹特克（Aztec）古文明和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成名。也曾惊叹于这些整齐的长方形建筑。在古典世界中，一系列“抽象”城市的建设，是从米利都的喜坡达马斯在公元前441年“设计”的丘里开始的。随后，普赖伊尼（它是棋盘式构图，完全没有考虑房址的起伏）、罗德斯、亚历山大里亚建设成功，并在帝国时代先后成为无数地方性城市的模范。伊斯兰建筑师依照计划从762年开始建设巴格达，100年后又开始了对扎马拉城的建设。在西欧和美洲，1791年建成的华盛顿是第一个重大经营的范例。同样，这类几何模式也出现在中国汉朝和印度孔雀王朝的世界城市中。即使是现在的西方文明，其世界城市也远未触及发展的顶端。在我看来，远在公元2000年之后，那些为1000万至2000万居民设计的城市，将会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扩张。那时的建筑物会令今天最大的房屋都显得矮小，那个时期对于运输和交通的想法，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空想。
即使在这种最终存在状态之中，古典人类对于形式的理想依然是实体点。我们无法抵抗对无限的向往，我们现今存在的巨大城市可以表明，我们对于无限充满向往：郊区和花园城市已经侵入广袤的乡村；道路网四通八达；在广泛分布着建筑物的地区中，受控制的交通工具奔驰在宽阔的街道上、地下以及空中。然而，真正的古典世界城市并不追求扩张，而是向更加稠密的方向发展：拥挤狭窄的街道限制了快速交通工具的存在（尽管快速交通依然在主要的罗马大道上得到充分发展），人们根本不愿意在郊区居住，甚至厌恶郊区的存在。城市在这一阶段势必发展成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稠密而完整的Lia（实体）。在古典早期，乡村居民逐渐被吸引到城市居住，这意味着城邦类型统一运动的创立，然而该运动的最终结局不过是荒谬的自行重演；如果一个人没有居住在市中心——这城市最稠密的核心，他就会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城里人。所有这些城市不过是城市内部的市镇（cities）而已。新的统一运动最后形成的是高楼世界而非郊区。公元74年的罗马城居民众多，但它周围的面积仅有19.5平方公里（12平方英里），非常小。最后，这些城市的形体一般会向空间而不是在广度上继续扩张。罗马那些成排的公寓，比如说闻名于世的菲里居累因苏拉，其街道仅有3至5米（10至16英尺）宽，但其公寓的高度却是在西欧从未见过的，只能在非洲少数城市中看到。在靠近朱匹忒神庙地区的房屋，其屋顶高度几近山鞍。然而，同特诺奇蒂特兰以及今日的伦敦与柏林一样，在巴格达和巴比伦，可悲的穷困与堕落的习俗充斥在既辉煌又拥挤的城市里，此外，在顶楼和双层屋顶以及地窖和后院中，新型的原始人正逐渐被培养起来。提奥多罗斯提奥多罗斯，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通史《历史丛书》。曾经提到，曾经有一位被废黜的埃及国王就住过罗马的一座破败的公寓。
然而，这类魔鬼般性质的创造物始终拥有巨大的诱惑力，所有发展中的不幸、强迫以及清晰可见的情形都难以抵抗它。命运之轮必然会走向终点。自诞生之初，城市就注定了毁灭。开始与结束的联系，就像是一处农家茅舍与一幢公寓的关系，就像是心灵与智慧、血与石之间的联系，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然而，“时间”并非一个抽象的符号，它表示的是一个具有不可更改性的现实名称。你永远都只能走向未来，而不会回到过去。很久以前，乡村用它最好的血液孕育了城镇；而如今，巨大的城市将乡村吸吮得一干二净，并永远不知满足地吞咽着新的汹涌人流，直到某一天它筋疲力尽，永远地消失在几近无人的乡村荒野中。在一切历史之中，这个创造了最后奇迹的罪恶美人，一旦捕获到受害者就再也不放他离开。智性的游民永远做不到像原始人那样，毫无留恋地脱离土地周游四海，他们患上了比任何一种思乡病都要严重的依赖大城市的疾病。在每一个智性游民的心中，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可以成为他的家，而离他最近的村落却和异域毫无差别。他宁愿死在人行道上，也不愿意“回”到乡村。甚至对浮尘虚妄的厌恶、对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倦怠以及那令无数人沉沦的厌世感，都无法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城市被他们带入山岭或者海洋。他们已在内心失去乡村，而且永远不会在表面上重新返回这个圣地。
世界城市中的人类只能在这非自然之地居住，而不选择其他地方的原因是：他所存在的宇宙节奏一直在不断地缩小，但是他的醒觉意识却愈发紧张地觉察到危险。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小宇宙同时拥有动物性的一面和植物性的一面，而不是与此相反。节奏和张力、血与智慧、宿命与因果之间的关系，就像繁忙的乡村与石化的城市、自我独立存在之物与非独立存在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无宇宙节奏给予了生命以紧张，从而使生命进入虚无。然而文明不是他物，只是张力。无论何种文明，其杰出人物的头脑都完全被一种极度紧张的表现所支配。智慧不过是一种在紧张状态下呈现出的理解能力。在每种文化之中，这类头脑便是其文化最终人物的定型，将他们和偶然出没游荡于大城市街头的农民的头脑进行比较即可得出结论。农民的聪明，恰似其他动物因感受到生活节奏而体现出的“狡猾”，是一种天才与本能。这种聪明，通过城市精神逐渐进入到世界都市市民的智慧之中——但这一尖锐的词语却昭示了古老宇宙基础的不复存在——它描述出宿命感情的逐步缩小，以及基于无限的因果活动的增加。智慧是用熟练但乏味且毫无生气的思想去替代无意识生活的能力。在所有种族中，智慧都拥有相同的面貌，而在其中倒退的正是种族性。对存在的需要和自明性的感觉越微弱，“阐明”的习惯就越会得到发展，同时醒觉意识中的恐惧就越会运用因果之法使自己安静。于是，知识与可证明性相结合，而宗教被科学理论以及因果性的神话所代替。因此，抽象的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纯粹因果关系便站在了乡村物物交换方式的对立面，后者仅是一种节奏，而非张力的体系。
当张力已经成为智性时，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休闲方式，只知道世界城市所特有的方式：缓和、放松以及娱乐。作为宇宙节奏的产物，真正的游戏、生活的喜悦、享乐以及酗酒在本质上已是不能再被理解的东西。然而，用有意识及造作的愚弄——这种相反的活动——去缓和繁重剧烈的脑力劳动，用竞技的体力的紧张去缓和智性的紧张，再用对“愉快”感觉的追求以及由赌博和竞争带来的“刺激”的精神追求去缓和体力的紧张，用有意识地欣赏神秘主义的活动去缓和日常工作的单纯逻辑：这些都是处于文明中的世界城市所共同拥有的现象。电影、表现主义、通灵术、拳赛、黑人舞蹈、扑克以及赛马，在罗马，这些都可以找到。事实上，鉴赏家也可以到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世界城市中去扩大他的研究。例如，一个读过《爱经》的人会懂得佛教令人喜爱的真正原因，也会用另一种目光去看待诺萨斯皇宫中的斗牛现象。它的基础无疑是一种祀拜，但却是一种充满内蕴的祀拜，这和罗马大竞技场附近所流行的对埃西女神的充满内蕴的祀拜是一个道理。
因此，在存在充分失去根基、觉醒的存在充分紧张起来之时，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突然出现在历史的光芒之中。这种现象经过长时间的秘密酝酿，早已成熟，如今现身以便结束这出戏剧。运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就像现代科学曾经非常自然地尝试理解它那样。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在本质上向着死亡的形而上的转折。世界城市中最后的人类不再希望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存活下去，也许他依然依恋生活，但是作为一个类型或一种集合体的一份子继续生活的话，情形就会改变了，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个特征恰是丧失对死亡的恐惧。那种用恶劣的难以解释的恐惧心理去打击真正的农民所属物，以及认为家和族应该消失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失去意义。有形世界中血统的任务已不再包含延续血统关系，家系中的最后一员也从此摆脱了被认为是劫数的命运。后裔已经不复存在，不是因为无法生育，而是几近巅峰的智慧几乎找不到一点需要子女的理由。读者可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思考一下。自原始时代起，他就据守在自己的土地上，紧紧地抓牢它，并凭借血统的联系让自己依附其上。作为祖先的后代以及未来后代的祖先，他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之上。他的房屋，他的财产，意味着永恒的土地和永恒的血统之间的一种久远而内在的联合，而不是人与物在短短数年内的暂时联系。只有在这种神秘的定居信念中，繁殖、生和死的周期的主要阶段派生出了那种形而上的奇特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在所有被土地束缚的人们的风俗与宗教的象征中皆有凝结。不过对于“最后的人们”来说，这一切只是历史而已。在旧家族、旧民族与旧文化之中，智慧与不育相互结合，这不但是因为在每个小宇宙之中，过分紧张和受到束缚的动物性因素在侵扰植物性因素，而且是因为醒觉意识认为，存在通常而言是由于受到因果关系的调控。他不但知道这种被智慧人类充满意义和特色地标榜为“自然的冲动”或者“生命力”的东西，而且在因果关系上对它十分重视，并根据判断而在他的其他需要中为其找到应有的地位。当一个充满教养的民族在其日常生活中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赞同或者反对“生儿育女”这一问题时，这就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点的降临。因为我们显然对赞同和反对的问题一无所知。只要一个地方拥有现实的生活，那里就会流行一种内在的有机逻辑，一种被称为“彼物”的动力，它完全不依赖于醒觉的存在以及因果联系，甚至没有被醒觉存在察觉。原始民族强盛的生育能力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无人对其进行思考，更没有人从有用或者无用的角度判断它。当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需要运用理性去解决时，生活本身就已经成为问题了。此时生育的数量开始被谨慎地控制。在古典世界，波里比阿波里比阿（约前200—前118），罗马统治时期的古希腊籍历史学家，对古代西方史学研究的贡献极大。曾悲叹这种措施是希腊的祸根，但即使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这也早已是被大城市的人们公认的措施；而在之后的罗马时代，这种措施更是普及得令人讶异。最初，人们用经济困难作为解释的理由，然而不久，这就成为无须解释的行为。那个时期，无论是佛教的印度还是巴比伦，无论是罗马还是自己身处的城市，一个男子选择一个女子，都不再像农民与初民那样是在为子女选择一位母亲，而是在找寻自己的“生活伴侣”，这成为那时人们的一个心理问题。易卜生式的婚姻自此便出现，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在这种婚姻中，男女双方都是“自由”的——属于智慧之人的自由，挣脱血统所强求的延续自我植物性冲动的自由，因而萧伯纳说，“一位妇女，除非抛弃她的妇女性，抛弃她对于丈夫、子女、社会、法律或者说除她自身之外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责任，否则她永远不能让自己自由。”原始的妇女，即农妇，只是作为母亲存在。“母亲”这个词包含了她自童年起就渴望拥有的所有职业。然而，现在却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妇女、伴侣，这是无论在北方的戏剧还是在巴黎的小说中都无比耀眼的大城市市民文学的女主角。她拥有的是精神的冲突，而不是儿女；婚姻是一门精湛的达成“共同了解”的艺术。这种反对生育儿女的人，无论是不愿放过一点社交机会的美国妇女，还是害怕被爱人抛弃的巴黎妇女，或者是易卜生式“属于自己”的女主角，这种“她们属于她们自己，她们并不生育”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在亚历山大里亚社会、罗马社会以及任何其他文明化的社会中都能够找到同样的事实以及与此相关的相同理论，甚至在佛陀所生长的成人社会中更容易明显地找到。无论是在希腊文化和19世纪中，还是在老子时代和斫婆伽派的学说中，都存在着一种有关无儿女的聪明伦理，一种描述娜拉和娜娜内心冲突的文学作品。在维特时代，“大家族”仍是一种极其高贵的景象，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性现象。在大城市中，儿女众多的父亲成为了讽刺画的一个主题。易卜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表现在了《爱的喜剧》这本书中。
所有文明都在这一水平上进入了一个接连几个世纪人口惊人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自此消失，它从顶端开始崩溃，最先是世界城市，然后是地方性城镇，最后轮到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的血液已经不知不觉地流入许多市镇，但也只能支持它们一时罢了。最后，能够坚持存活的仅剩下原始的血液，但其最强和最有希望的因素已被消磨殆尽；这种残余即是所谓的费拉类型。
如果真的存在某些可证明因果关系与历史毫不相干的东西，那么这一定是被我们所熟知的远在日耳曼民族入侵之前已自行完结的古典文明的“没落”。富足的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享尽歌舞升平，它拥有异常完美的组织，拥有一系列的像涅尔瓦、奥理略那样的统治者，这些都是在其他文明的恺撒主义中难以见到的。但帝国的人口却在迅速而大量地减少。奥古斯都的有关婚姻和子女的严苛法律中的婚姻法，使罗马社会感受到的沮丧甚至超过了瓦鲁斯军团的败亡——人们不得不成批地过继，用野蛮人出身的士兵去填补因人口减少而荒凉颓败的乡村，此外，涅尔瓦和图拉真将大量的食物施舍给穷困父母的儿女以抑制人口的减少，这一切都难以阻止那种进程。最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北非洲和高卢，最后是西班牙，这些城市逐渐变得空虚与荒凉，虽然它们曾是早期皇帝统治之下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今日仍在国民经济问题上被意味深长地引用的普林尼的名言“说实话，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也毁灭了各个行省”，它实际上颠倒了事件发生的顺序：如果城市没有吸引农民，使得他们抛弃他们的土地（即使不是公开地，至少也是内心地），那么大地产就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最后，在公元193年，培尔丁纳克斯的命令清晰地道明了这个可怕的真相，这一命令允许意大利以及其他行省的人占有无人管理的土地，如果这些人耕种这片土地，那么它就变成了他们的合法财产。史学家只要对其他文明有过认真的关注，那么他就会轻易地找出相同的现象。从埃及新帝国的背景中可以清晰地追溯出人口减少的现象，尤其是从第十九王朝以后。对于古代较为稠密的人口来说，阿蒙霍特普四世时铁尔埃尔阿玛尔宽50码的街道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航海民族”的进攻被击退是很艰难的，他们占有领土的机会显然不及4世纪时面向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而且希望更加渺茫。最终，利比亚人不断渗入三角洲，并在公元前945年他们的一位领袖掌权时达到巅峰，就和公元476年鄂多瓦控制三角洲时一样。在阿育王之后，受控于政治的佛教历史里也能觉察到相同的倾向。假如在西班牙征服雅玛后不久，雅玛人口就在极短的时期内消亡殆尽，这空城掩盖下的先进文明被茂密的丛林再次吞没，那么这不但证明了征服者的野蛮——单就这个方面而论，假如野蛮行为面对的是年轻且多产的文化人类的一股自我更生力量，那么它就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且证明了一种早已在演进中的毋庸置疑的内部消亡。转而思考我们的自身文明，我们会觉察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国贵族的古老家族并不是被革命摧毁的，而是从1815年起就开始了内部消亡。其拒绝生育的状态从资产阶级一直蔓延到1870年后的农民身上，而大革命无异于对农民进行了重新塑造。在英格兰，尤其是在美国，特别是美国东部那些拥有最好世系且最古老的州中，罗斯福所抨击的“种族自杀”过程早已大规模开始。
因此，我们能够在这类文明中轻易地见到那些空寂的早期阶段地方性城市，演化终结时的大城市也是这番景况。数量很少的费拉人口居住在那些大堆石料建筑中，就像石器时代人们居住在洞穴和湖上房屋中那样。萨马拉在10世纪时被废弃；中国的玄奘大师在公元635年游历阿育王的首都华氏城时，那里已经是一处无人居住的废墟；许多玛雅城市在科尔蒂斯时代必定也处于相同的情形。我们能够从波里比阿后一系列古典作家的著作中读到那些对闻名古老的城市的描写：街道成为空荡荡的线条和倒塌的架子，家畜在广场和校场上吃草，而圆形大剧场成了耕种的土地，凸起的雕像和神首石柱点缀其间。在5世纪时，罗马只拥有一座村落那么多的人口，不过这里的皇宫却仍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这就是城市历史的终端，由原始的物物交换的中心发展为文化城市，最终成为世界城市，它首先牺牲了其创造者的血液与心灵以满足这声势浩大的进化需要，然后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繁荣时期以适应文明的精神，如此这般，走向命定的自我毁灭。
六
如果早期的特点是城市在乡村中诞生，而晚期的特点则是城市和乡村发生了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打败了乡村，所以，它使得自己从土地的掌控之中解脱出来，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将文明引向灭亡。根基尚浅的、对宇宙的事物并不敏感的、固执地委身于石料和智性精神之上的城市，发展出一种将它本质的全部特征重新展现出来的形式语言，这并不是一种生成和生长的语言，而是一种既成和完成的语言，它可以发生变化，但不能进化。到目前为止，进行主宰的不是宿命，而是因果关系，不是活生生的方向，而是广延。因此，一种文化的任意一种形式语言及其进化历史和它原本的地点是不可分割的，但已文明化的形式却处处都像在家中那样，一旦出现便会毫无止境地扩充。十分准确的是，在北俄罗斯的商业中心，汉萨同盟的城市的建筑是哥特式的，在南美洲，西班牙人的建筑是巴罗克式的，不过，纵然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历史当中的最小章节，也绝不可能会在西欧范围之外演进，就像雅典的或者英国的戏剧，或者赋格曲的艺术，或者路德的或奥菲斯的宗教不可能被异文化的人传播或在精神上被同化一样。然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同我们浪漫主义的实质却是一种属于所有城市人的无差别的东西。浪漫主义标志着被歌德用其广阔的见解称做世界文学的开始，拥有领导地位的世界文学是世界城市的文学。根植在本土却并未引起充分重视的地方性文学为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各处与它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威尼斯的国家，或者腓特烈大帝的国家，或者英国议会（作为一种有效的现实）是不可能重新展现的，但“现代宪法”却能被“介绍”到所有非洲或亚洲的国家中去，就像古典的城市能够建立在努米底亚人和古不列颠人之中一样。埃及通用的书写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字母文字，毫无疑问，这是文明时期的一种技术发明。所以，一般来说，它并不是像索福克里的希腊语及路得的德语那样的真正的文化语言，而是一种像通用的希腊语、阿拉伯语、巴比伦语、英语那样的世界语言，是一种在世界城市中日常使用的产物，任何人都能将它学会。因此，在一切文明中，“现代”城市采用的形式越来越统一。不管我们身在何方，那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柏林、伦敦和纽约，就像罗马的旅行家能够在帕尔迈拉、抑或特里尔、太姆加德，或是一直延伸至印度河与安拉尔湖的希腊化城市中找到他的圆柱形建筑、立有雕像的广场以及庙宇一样。然而，那些以这种方式传播开来的事物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风味，并不是真正的风俗，而是一种习惯癖好，并不是民族的服装，而是一种时尚。这不仅使远方的民族能够接受一种文明的“永久性的”好处，甚至能够通过独立的形式重新辐射出这些好处。这种“月光”文明的所在区域为南中国，尤其是日本（该国在汉朝末年约公元220年时第一个被汉化）；爪哇接替了婆罗门文明；迦太基从巴比伦那儿取得了自己的形式。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醒觉意识的形式，它如今过度敏锐，不再受到宇宙力量的缓和或限制，已经变成纯粹理智及外扩，但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可以拥有一股巨大的产出，使它们最后的光芒抵达整个地球，并在其中发生作用。中国文明的形式的片段可能会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木质建筑中找到；巴比伦的度量衡可能会在南洋被找到；古典的钱币可能会在南非洲被找到；埃及及印度的影响会在印加族的土地上被找到。
但是，当这种扩张的过程超过了一切边界的时候，文明的内在形式的发展也正在以一种令人惊异的一贯性进行自我完成。应当清晰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文化中解放，纯种文明形式产生，以及最终的僵化。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发展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我看来，作为西方的最后民族，德国注定要肩负起这个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阶段中，一切有关生活——阿波罗式、麻葛式或者浮士德式的生活——的问题都已经被认真考虑过，已达到一种知与不知的明显的最后状态。人们已经不再为观念而斗争或是进行有关观念的斗争。那最后的观念，即文明本身的观念也已经被制定成了纲要：技术与经济已经被作为问题提出，正在等待处理。然而，这仅仅是一项大工作的开端，如果要更进一步地深入开展下去，这些形式就必须应用到地球上的整个生存中。只有将这一步完成，并且文明不仅在形状上而且在质量上确切地建成之时，形式的僵化才会开始。在各种文化中，风格一直是自我实现过程中的节奏。然而，文明化的风格（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是作为完成状态的表现而出现的。它已经达到了一种极其完善的状态——特别是在埃及及中国，而且将这种至善至美的状态传递给一种在此时无法改变内在的生活的全部声息，传递给它的仪式与行为，如同给予它艺术实践的非常精致的、过度雕琢的形式那样。至于追求一种形式理想的意义上的历史，如今已不是一个问题了，然而，有一种确实的与简易、肤浅的适应性，它反复设法从目前看来基本稳定的语言中制造出全新的琐碎的艺术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中国与日本的绘画（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以及印度的建筑的所有“历史”就属于这一类。就像哥特式风格的真正历史与这种假历史有所区分一样，十字军的武士也与中国清朝的官吏有所区别——未完成的状态也与已完成的状态有所区别。前者是历史，而后者早已打败了历史。我这里说的是“早已”，因为这样的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表面上的，就像它们的大城市一样，虽然面貌常常发生变化，但绝对没有改变其真相。这些城市并没有心灵。它们只是乡村石化的形式。
在这里，是什么被消灭了呢？又是什么残存下来了呢？在匈奴的压力下，日耳曼各民族渐渐占领了罗马人的图景，因而阻止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边陲国家的古典世界，得以生存下去，这只是偶然的。“航海民族”的行动（甚至它的细节都近似于日耳曼人的行动）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就与埃及文明对抗，但是只在克里特的岛屿区域内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确在由海盗船队伴同侵略袭击利比亚及腓尼基海岸的伟大远征中失败了，正如匈奴侵略中国失败一样。所以，古典文明是唯一一个中断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刻的例子。然而，日耳曼人只摧毁了上层形式，他们用他们自己还处在前文化的生活去做它的替代者。“永远的”那一层却永远没能被达到。它隐藏起来，完全被一种全新的形式语言遮住，它继续在整个后来的历史的地下存在着，在今天还可以在南法国、南意大利和北西班牙发现它的零星残余。民间天主教在这些国家的下层染上了一种晚期古典的色彩，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欧上层的教会天主教。南意大利的宗教节日展现出了古典的（甚至前古典的）祀拜，在这一方面，一般可以发现这种神祗（圣徒），在对他们的祀拜中，古典的素质能够在天主教名目下表现出来。
然而，在这里，图景中的另一种因素出现了，这种因素具有自己的意义。我们正面临着必须考虑的种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