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一九七九年七月，黄庆云先生的传记文学名著《刑场上的婚礼》创作完成。一九八〇年一月，大型儿童文学丛刊《朝花》在北京创刊，排在创刊号头条的、也是这期刊物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就是《刑场上的婚礼》。
我最早就是从《朝花》上读到这部作品的。我至今还珍藏着这本厚厚的有五百多页的《朝花》创刊号。三十年过去了，虽然书页已经发黄，但是这本创刊号被我保存得那么完好，看上去仍然是簇新的。我知道，这里面有我二十岁时的欣悦与激动，有我们这代人最难忘的红色记忆。
我深深地记得，周文雍、陈铁军这一对红色恋人，为了远大的革命理想，为了美好的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追求和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一生，曾经使我彻夜难眠、热泪盈眶。当时我还是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那时候生活上虽然贫困窘迫，但我觉得，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迅速地发育和成熟。我的身高，我的体重，我的肺活量，都在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我的头脑中也开始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心灵深处充满了幻想和抱负。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最美好的时刻——浪漫、纯真和幸福的时刻，朝气浩荡，壮志凌云，情不自禁地为远大的抱负和献身的高尚而感动，甚至也幻想着踏上为理想而受难的旅程，并且期待着某一天，会有一双温柔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自己，随时会为一声关切的问候或轻轻的叹息而泪水盈盈……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遇见这部传记作品的。我记得，当时还为这部作品写过一篇读后感的，其中引用过我们这代少年人当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卡尔·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中的一段誓语：“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就是那时候的我们。虽然单纯、幼稚，年少气盛，却有的是理想和热忱，崇尚革命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内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红色崇拜”和英雄情结。
这种“红色崇拜”一直持续到今天也还没有褪色。三十年后，当我有机会来为今日的青少年主编一套“红色读物”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年轻时曾经读过的那部传记故事《刑场上的婚礼》。所幸的是，我很快就联系上了《刑场上的婚礼》的作者、寓居香港的老作家黄庆云先生。蒙她慨允，同意把这部作品列入“少年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出版前夕，八十高龄的老作家又亲自对这部作品做了一些修订。三十年来，《刑场上的婚礼》出过好几个版本，那么，这部最新版的《刑场上的婚礼》，或可视为这部作品发表三十周年的一个“纪念版”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南中国正是春草初绿、鲜花盛开的早春时节，周文雍、陈铁军这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却被他们的敌人押送到了广州郊外的东校场上。面对刽子手们的枪口，这一对英雄的儿女、倾心相爱的红色恋人，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就在临刑前的枪刺之下，陈铁军对周围的群众做了最后一次演讲：
“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姐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遗憾！”
“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工作配合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个人的爱情，只是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党和人民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做我们婚礼的礼炮吧！同志们，同胞们，永别了！……”
两个年轻的恋人在敌人的刺刀下手挽着手走上了一处高岗。周文雍解下脖子上的红围巾，披在陈铁军的肩头，然后，深情地吻了一下自己的战友和女友。他们的从容与安详，是对行凶的敌人的最大的蔑视。刑场成了他们最后的战场，也是他们举行神圣和庄严的婚礼的礼堂……
《刑场上的婚礼》是老作家黄庆云当年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青年革命家周文雍和陈铁军烈士的生平事迹为底本，专门为青少年读者创作的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本传记里闪耀着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光，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光焰灼灼、光华夺目。
作者从陈铁军（她在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前，名字叫陈燮君）出生的那个年代写起，细致而真实地刻画了小燮君从一个家境殷实的深巷宅门里的小家碧玉，渐渐成长为一个敢爱敢恨、有着无畏无惧的担当精神的爱国青年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历程。
遥想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华大地，外有帝国列强入侵，内有大小军阀混战；政府腐败无能，百姓生灵涂炭。而当山河破碎、天低吴楚之时，有多少热血澎湃的青年，忍受着民族救赎与自救的煎熬，在漫漫长夜里“目眇眇兮愁予”；又有多少从黑暗中觉醒的仁人志士，肩负起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宏图大业，“起看星斗正阑干”。千秋英魂，浩歌谁续？《刑场上的婚礼》为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南方风起云涌、天地激荡的真实的历史景象。
作者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有言：因为这是给青少年写的历史人物传记，就有帮助青少年了解革命历史的任务，对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及时代背景，都必须向青少年作交代，同时又要“避免累赘之感”。应该说，作者的这些预定的写作目的，都得到了很好的完成。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大革命年代里的“五卅运动”、广东“沙基惨案”、广州“四·一五血案”以及广州暴动、广州公社成立等等重大事件的清晰的梳理和描述。
书中主人公的每一段成长经历，都离不开这些大事件的影响。或者说，主人公的个人的生命成长史和心灵史，都是和这些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没有故意去拔高和夸大主人公的理想境界，而是用最真实的笔触去探究和追寻着主人公的成长轨迹。
童年的小燮君就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孩子。她第一次跟着家人去逛庙会，一个热闹的庙会结束了，可是，在小燮君的心上，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许多疑问不断地像“秋色”一样，在她幼小的心头涌现。渐渐地，她长大了，懂得一些事情了，也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了那么多人间的不平、世态的冷暖和人生的艰辛。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少女燮君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的心，却像一个不平静的大海一样，泛起了一阵阵的波浪。这世界不是她在小巷里那么小，那么闭塞，生活不是那么一成不变的。”世界在等待她长大。
等到她离开家乡佛山来到革命的中心广州之后，她看到了更多的阶级压迫和人间的不平。她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和担当精神，也在日益增长。她的心灵在血与火的现实面前得到了开启和洗礼。她勇敢地走进了爱国学生的游行和斗争的行列。“热血之花在开放了，冷血的人也该觉醒了！”她成为了学校里最激进的爱国学生之一。
而认识了青年革命领袖周文雍之后，她进步更快了。她告诉周说：“我不叫陈燮君了。沙基惨案发生之后，我改了名字，叫陈铁军，钢铁的铁，革命军的军。”
作者在书中用较多的笔墨和细节，描写了周文雍对陈铁军的精神影响。周文雍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她揭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人民、对党、对祖国和同胞们的热爱与忠诚的秘密，揭示了共产党人怀抱着的那个美好和强大的信念。正是有了周文雍的鼓励和引导，她一步步朝着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道路上走去……
这本书在真实地还原和再现了一段段历史景象的同时，也充分地显示了作者在从容地驾御历史题材，刻画和处理真实的与虚构的人物群像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追求崇高、开阔的叙事境界上的能力。
书中写的是一些忘我无私、舍小家而为大家，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和青春志士的形象。除了陈铁军和周文雍这一对主人公，其他人物如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革命者坚姐、老沈等，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刻画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正是有了这样一些敢于前仆后继的革命者，这样一些为了美好的信仰和理想而慷慨悲歌之士，整本书里荡漾着一种光华灼灼的励志精神和引人向上的崇高力量。尤其是作品最后写广州起义那几章，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有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式的沉雄、悲怆和崇高的气息，所谓“河水萦带，群山纠纷”；“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而高高的、火红的木棉树，鲜艳的镰刀锤子的党旗，鲜红的起义军的红领巾……这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标志，在书中不时地闪现，有如跳动的火焰，为全书平添着崇高和耀眼的英雄色调和浪漫色彩。这也是本书留给我们这代人的“红色记忆”里的一些难忘的细节。
前苏联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陆续出版过一大套以少年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名人传记丛书”，传主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英雄人物、工程师、宇航员、探险家等等。这套传记丛书影响过前苏联几代青少年的成长，有许多家庭、学校和少年儿童图书馆都珍藏着这套丛书。这套传记故事也浸透了大作家高尔基的心血。他在十月革命前，就邀请过罗曼·罗兰、威尔斯等著名作家为这套书撰稿。高尔基在写给罗兰的信中说：“您很清楚，在今天，没有谁像儿童们这样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这些成年人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儿童们一份微不足道的遗产。”而在另一个场合，高尔基又说道，“地球是属于孩子们的，我们会衰老、死去；而他们正像新的光辉火焰一样燃烧着。正是他们使生活创造的火焰不灭。因此我说，儿童是永生的……”
我坚信，与今天的崇尚物欲、追逐享乐，以及许多人日渐颓靡、远离崇高的精神状态相比，那些青春的激情，那些伟大的誓语，那些美好的理想和追求……仍然是高贵和辉煌的，仍然是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刑场上的婚礼》也将促使我们再次回过头去，面向历史，面向过去年代里那些曾经有过的崇高的生命、信仰和追求，虔诚地低下我们的头颅，然后再去寻求和获得某些生命的真谛、创作的激情。重读这部作品，使我强烈地感觉到，真正的文学，无论是非虚构的人物传记，还是虚构类的小说，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血乳交融的土壤里直接生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而且，人们的生活状态越是焦躁和平庸，那些崇高和伟大的理想的光华，必将越来越显得宝贵和明亮。也许只有它们，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去完成自己短暂的人生，如何让个人渺小的生命在一种“大爱”和“大德”中得以升华。
书与人俱老，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伊林在《书的命运》里曾说：“每一本传到我们手里的旧书，都像是从波涛汹涌的历史海洋里渡过来的一只船。这样的船在航行中是多么危险啊！它是用脆弱的材料做成的。不是火，就是蛀虫，都可能毁灭它。”即便是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难计其数的好书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保护那些古老而伟大的书籍不受伤害和毁灭的，不会是别的东西，只能是所有写书人、读书人和爱书人对于书的无限热爱和发自内心的崇敬。越是好书，越有力量穿越汗漫的时空，穿越一节节历史的隧道而闪烁着她恒久和炽热的光芒。在我看来，《刑场上的婚礼》就是一本闪烁着恒久和炽热的光芒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