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书的聚散与得失、书房的生成与营建，诗人绿原有一个出自个人深刻体验的联想：好比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但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又再摧毁，又再编结。绿原说，这种“同灾难较劲”的本领，在许多爱书人和读书人身上也不难发现。
《我的书房》一书收集了五十八位文人、学者、藏书家和爱书人所写的有关自己书房的文字。如果再加上为这本书写序的董桥、流沙河和绿原三位作家兼学者——他们在各自的序文中也同样写到了自己的书房——正好是一部六十人的“书房史”。其中以老一辈的文人、学者和爱书人占多数。这些人，大都是从遥远的二十世纪初叶，肩负着文化的启蒙与传承的使命，背负着民族、家国和时代的无尽的苦难，忍受着灵魂的救赎与自救的煎熬，一步步跋涉过来的，可谓一代文苑英华和学界巨擘。这些人的“书房史”，也正是他们坎坷曲折的命运史和多灾多难的精神史的一个微缩。
绿原的书房聚散且不必说了，他曾专门写过一篇令人感喟的《书累记》。流沙河期望过，“鹪鹩所栖，不过一枝”，然而有多少年月、多少读书人，不是在动荡不安、苟延残喘和朝不保夕中度过，遑论书房！“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风骨卓立的诗人早已对书房不存幻想，“什么书房，我诅咒它！”“文革”中，红卫兵上门焚烧了柯文辉辛苦积攒起来的五百本书，他用阿Q般的精神自慰：“莫难过，以后你还会有两千册书！”靠的是这无根据的幻想，一个爱书人平复了心灵深处的创痛。出于同样的原因，语言学家周有光在《有书无斋记》里记下了友人的一句感叹：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编辑家谢蔚明因为“右派”身份而被打入另册，全部藏书也被抄没，只留下了一张抄家前自己坐在书房里的照片。晚年见到这张照片，他想到的竟是刘禹锡的名句“二十三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翻译家屠岸干脆就用“萱荫阁沧桑”为题来写自己的书房史，小小书房的窗外，飘飞的都是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风雨之声。
政治家死于官场，将军死于阵地上，书生们也只希望长眠于自己书房，与心爱的书籍相始终，如学者许觉民所言，“书斋是我生命相连的第二生命所在”。正是为了这样一个“堆书的地方”（陈四益语），老一辈文人、学者无一不付出了几乎一生的努力和艰辛。一本六十人的书房史，也就是一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史。即使出生稍晚一些的如伍立杨、龚明德诸君，不也发出了“伺候八千册要命的书籍，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竟真的要经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感慨么。那么，一旦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呢？翻译家李文俊说：“即便调我去当广东省或海南省的省长，我都不干。”所谓“虽南面王而不易”。同样是翻译家的马振骋则说，只有书房才能使人们“知道在哪儿坐下来，是会安下心来的”。人生有涯而学海无边，因此，画家田原才有“愧对书房”的感叹。翻译家和画家高莽则干脆谦恭地声明：“我的屋子，也叫做书房？”
董桥先生应该是见过东西方书房多多的人了，“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寒舍远远响起了回音”。他的感受是：书房书斋书室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其实，“访书的雅趣”又何尝不带“布尔乔亚的情味”。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藏书不如访书，访书又不如读书。因为，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藏书”相比——仍然用绿原先生的话说——就算你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可观的书房，你那几本破书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你得读它！西谚云：一个人所读的书，才是这个人的气质最可靠的索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董桥又说，“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整齐了反而减了妩媚。”所谓的“乱叠”，当然不是指那些整整齐齐为“藏书”而集合在一起的书籍，而是一本一本地读过、用过，经过了几十年乃至一辈子或几代人的阅读和积攒而集藏起来的“蓬蓬茸茸”的书本。只有这样的书房，才是静水流深的、“活”的书房。
记得几年前，读过台湾的一位女作家写的一本《推开文学家的门》，真如踏进圣殿一般，让人流连忘返。现在，又有这么多文人、学者、藏书家和爱书人，慷慨敞开自己的书房，让我辈观看这姿容各异的风景。每间书房的主人，都曾为书的聚散和得失付出过牵挂、艰辛、乃至惨痛的经历，我们来享受丰盈和完整的成果，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不是说书房是不可以轻易示人的吗？因为老话里有“但观架上，便知腹中”一说。然则从这一间间风格各异、趣味不一的书房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的，已经不是仿佛偷窥得逞或发现了他人的什么隐私似的浅薄的满足和快乐。我感到的是，一些当代知识精英和读书种子超越了个人的悲欢与得失、一种具有神圣和永恒意味的追求与热爱，一种粪土权势、物欲和虚荣，而迷恋于书香、知识、真理，甘于寂寞和淡泊的人格魅力。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就有了董桥所谓的“文化牵挂”，有了孟子所谓的“充实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