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诗人蔡其矫纪念特辑》及其他
陶然先生：
四月二十二日在廊坊“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上欣逢王光明先生，说起蔡其矫先生逝世和《香港文学》拟出“纪念专栏”诸事，他告诉我：开会前已经收到“纪念专栏”样本，但未细看。我担心拙稿丢失，曾在回来后给您发过邮件询问，不曾想随后也收到了这本四月号的《香港文学》，果然是“诗人蔡其矫纪念特辑”！只是令我大感意外的，是“特辑”而不是“专栏”，整整一本，足足收入二十八位作者的纪念专文，还不包括您撰写的“卷首漫笔”《诗坛独行侠，一去不回头》，以及后面附录的“创作年表”、“著作目录”、“评论索引（部分）”、“文讯下载”。我想，蔡先生如能知道，其在天之灵当深以为慰了吧？活着时，以宽广胸怀拥抱生活、温暖友情；如今逝去，却依旧朗笑于那么多朋友们的记忆中，除了蔡其矫，当今还有哪个诗人能够拥有这样的幸运？
二十八位作者撰写的二十八篇纪念文章，除了聂华苓那篇著名的《发光的脸上仿佛有歌声》和舒婷、戴冠青两位女作者的文章，其余二十五篇皆系纪念专文，或回忆温馨往事，或品评诗人诗作，皆提供了不少新鲜的、有价值的史料或论点，作者分布则主要集中于内地和香港两地。可贵的是，远在海外的北岛也写了一篇长长的《远行——献给蔡其矫》，第一次深情回顾了当年与蔡诗人结识、创办《今天》、一起远游的旧事，更是给当代诗史提供了珍贵的回忆资料。其对蔡其矫与艾青在为人方面的那段比较，也很耐人寻味。自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您的极有远见的创意和组织，也充分体现了各位作者对这位“生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大诗人发自内心的情义。或许正如您在《卷首漫笔》中所说：“最后编订目录，篇幅上突破原本的计划：诗人生前倍受轻慢冷落，推出一整本的特辑，既寄托我们的哀思，也期望诗人得到应有的评价。诗人洒脱，向来不太在乎名位，何况他已远离尘世，什么也无所谓了。但，我们还是虔诚献上一束心香，供奉诗人在天之灵，愿他安息。”
诗人“生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涉及这个问题，王光明先生甚至大声疾呼：“真的应该认真对待蔡其矫和他的诗了。”然而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诗人鸣冤叫屈，“不是为了悼念，而是为了他给我们留下的诗篇和做一个诗人的启示，为了我们习惯热闹而不能承受寂寞的心灵”。仔细想想，蔡其矫之“倍受轻慢冷落”的原因，也许恰恰是诗人首先冷落了“庙堂”与“诗坛”，叫一个真正的诗人以逢迎权贵或阿世媚俗来换取“名位”，如何行得通？既然敢于从铁板似的体制中走出，当然也就甘于寂寞，以及这种独有的寂寞中更大的甘甜和幸福。蔡其矫之成为蔡其矫，不就缘于他的特立独行吗？以故，我不认为被忽视或被冷落是蔡其矫的不幸，恰恰相反，正如屈原之于楚国，李白、杜甫之于唐朝，苏东坡之于北宋，那是当政者的不幸。由官场延伸出来的“诗坛”，更不配拥有这样的诗人。
真正的诗人不怕没有知音。
您的那篇《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 不惜粉碎我自己——怀念其矫》，由近及远地回顾与诗人亲切的交往，颇多生动的细节和传神之笔。特别是透过一些小事凸显出蔡其矫极具个性的诗人品格：潇洒、达观、宽容、随和，有时却又执著甚至固执，但所有这些品格又统统可以归为“可爱”。比如仅仅因为对诗的钟爱而放弃一次出版“回忆录”的机会；比如看了一本别人的样本，就率真地道出“臧克家的诗与文，正如其人一样，叫人摇头”那一番毫不世故的话来；又比如在通信中对所谓“风言风语”的回应：“在我看来，名利地位事小，自由快乐事大。生命有限，绝不为别人存在。”再一次决绝地宣告了自己的生存箴言。
如果说大文与梅子、古剑先生的回忆更多钩沉了蔡其矫与香港的特殊情缘（这情缘值得进一步挖掘），则刘登翰、孙绍振、舒婷、王炳根、曾阅诸先生文章的魅力就在于从不同侧面写了蔡其矫与福建当代诗歌的种种关联，这关联似乎也值得深入研究。他如周良沛、邵燕祥、谢冕、秦岭雪、王光明、陈仲义或从人到诗，或由诗及人，也都提出了不少有分量的见解，值得一读再读。
诗人生前，尽管退居“边缘”地带，毕竟也还有知音和朋友们的捧场，以及来自故乡的尊重，亲眼目睹两次“研讨会”先后在一九八六年和二〇〇四年召开，《诗探索》和《香港文学》对诗人也是厚爱有加。那么，在诗人身后，这整整一本的“纪念特辑”，是否可视为第三次、甚至是更深入的一次“研讨”呢？与前两次不同的只是，诗人自己远游缺席了。
略感遗憾的是，当初寄稿的时候，我忘了将老诗人吕剑评说蔡其矫的一篇短文一并呈上。记得是二〇〇一年初秋写信请吕剑先生谈谈蔡其矫，他就回了我这封信。兹录于此，以为纪念：
子张：
前信啰嗦了一阵，兹再补充一点。
关于《蔡其矫》，不知已动笔没有？
老蔡为人朴厚，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亦不嗜交游，但体健神爽，极喜远游。名山大川，广漠沧海，此城彼村，足迹所至，几遍域内。他对中外古典诗歌、现当代诗歌，无不博览深研，故素养至厚。而又经历了战争、“运动”的磨练、煎熬，长达四十年。从这种种条件，略可窥见他的诗歌创作的生命和源泉。
战争年代的《肉搏》一诗，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士的那种壮烈的牺牲，使人感到震撼（不仅仅是感动）。“归来”后诗风有了很大变化，更深沉了，更具个性了，不少诗写得婉约、蕴藉，而又柔中见刚。但也有的写得很明朗。《祈求》、《波浪》、《瀑布》、《玉兰花树》、《我愿》……等等，我都喜欢，难于一一列举。而且，我发现，他在语言、文字的运用和锤炼上与我颇有相近之处，甚奇。当然，总的说来，他铸造了自己的风格，我不及他的成就高，应进一步向他学习。
忽忆“文革”结束不久，这时艾青已正式回京，搬至史家胡同一个院落暂住，我和老蔡不期而在艾青处相遇，欢欣之情，可以想见。他当时带来了舒婷的几首诗，其中就有《致橡树》，要艾青和我看看。艾青先看了，我接着看。艾青问我：“这诗能发表吗？”我答：“当然能发表，而且应该发表！”不久，舒婷就在诗坛上出现了，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舒婷的《致橡树》，不妨视作她的成名作、代表作，但它并不朦胧，后来才有了一些较大的变化。其实，朦胧也是一种美，中国古诗中早已有之，作者只要不故弄玄虚、不过嗜晦涩、不自我装饰，自会臻于健康，使人接受和喜爱。老蔡与舒婷同乡，在她出现之前，老蔡曾给予她不小的影响和帮助。这是不应该忘记的。……
以上所谈，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下次再谈。
吕剑再笔
二〇〇一年八月廿五日，上午
吕剑是《人民文学》和《诗刊》创办者之一，五十年代在《人民文学》和《诗刊》与蔡其矫分别以编辑和作者的身份来往不少，透过这封信，即可以看出其对“老蔡”知之甚多。作为一份文献，或可为《香港文学》补白矣！
我甚至由这期“纪念特辑”想到，以您与蔡其矫先生的长期交往，以及对有关蔡其矫研究文献的长期积累，不妨在“特辑”基础上汇集更多的资料，或陆续刊载于《香港文学》，或编辑出版，比如蔡其矫写给诗友们的大量信件，就不容轻忽，若有这样一部《蔡其矫书信集》，对于研究蔡其矫可太有意义了。
最后，说说“特辑”在史料方面的几处“缺失”：一、大文《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 不惜粉碎我自己——怀念其矫》中提到一九七九年您和梅子策划、出版的《蔡其矫选集》：“这是他的第一本选集，比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才出版的《蔡其矫诗选》，足足早了十三年！”此中有误。一是人文版《蔡其矫诗选》作为犁青主编“诗世界丛书”之一种，出版于一九九七年七月，故而接下来的“早了十三年”应改为“早了十八年”。二、孙绍振《走进蔡其矫》提到蔡其矫“他介绍自己写《大竹岚》的经过”（第四十八页）一句，对应后面所引诗句查一九九七年人文版《诗选》，《大竹岚》应为《竹林里》。三、璧华《蔡其矫的诗及诗论初探》“明朗清澈的诗风”一节中：“仰望云雾氤氲中向高空四面伸展的大竹的状态——写的是自下而上的景物；然后换一个视角，写自下而上，是对景物产生的感受，描绘竹叶青翠欲滴。”（第八十六页）后一个“自下而上”似应为“自上而下”之误。四、璧华同文第八十七页“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第一届委员会”应为“第十一届委员会”，此次会议即通常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五、蔡亮《走遍全中国追寻诗魂的诗人——蔡其矫的大地情怀》最后一段中：“袁水拍批判他的《雾中汉水》等诗是与‘大跃进’唱反调，成为诗坛的‘一面灰旗’”表述似不确切。袁水拍曾在《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一文中批评蔡其矫，然“一面灰旗”之说却出自沙鸥的《一面灰旗》一文。
附录《蔡其矫著作年表》较为详尽，对理解蔡其矫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颇具参考价值，只是一九九七年条目似应补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蔡其矫诗选》一事。二〇〇四年条目下应补入：“二〇〇四年十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福建省作家协会、晋江市文联举办的‘蔡其矫诗歌研讨会’在福建省晋江市召开。”后来，晋江市文联还编辑一部《蔡其矫研究》论文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另外，二〇〇五年上半年的《诗探索》，选辑部分论文作为“蔡其矫诗歌研讨会”专辑推出，记得有刘登翰、戴冠青、邱景华、子张等人的文章，后来我曾寄给您一册，不知当时收到没有？
作为一封信，写到这里似已过长。那么，就引述舒婷《当我们坐在短墙剥枇杷——与蔡其矫老师初次见面那天》中蔡其矫写于一九七五年的《赠——》结束，并希望“纪念特辑”成为对蔡其矫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的一个期待吧：
远行的花
不曾褪色
长留着顽皮的记忆……
你相信吗
我从你瞬间的眼色
听到浪涛涌升
风帆飞驰
预告明天你不寻常的行程
子张
二〇〇七年五月五日 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