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日下午，我从北京天坛附近挤上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用了大约两三个钟头，赶到地处城北的民族学院的教工宿舍区，拜望和这里的教职员杂居一座楼房的冰心先生。
叩开二楼三号冰心居室的房门，吴青、陈恕两位老师见是预约的来客，便立时将我引介到冰心先生面前。那天有点薄阴，室内的光线稍觉黯淡，但冰心先生在临窗的那张油漆已经剥落的书桌前逆光端坐的面影，还是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与我们这个世纪共同走过九十三年的冰心先生吗？这就是从“五四”那年走上文坛至今仍奋笔写作的女作家吗？看上去还是那么从容健朗，头发尚没有全白，目光里满是慈慧。她打量着眼前比她小六十一岁的来客，一边点头一边说年前写给她的信已收到了，她现在身体还好，“就是年纪太大，站也站不住，只好坐着”。
声音那么响亮，似乎不像九十多岁的人。
话未开谈，那只常常在照片上露面的大白猫猝然间从旁边的大床跳到了书桌上，长长的尾巴立刻铺满了桌面，这使得冰心先生不禁微笑起来：“一来客人，它就跑过来抢镜头，知道要照相……”
冰心先生知道我是来自泰山的人，就回忆起她早年乘车途经泰山的情景：“我年轻的时候坐火车经过泰安，在站台上远远地看过泰山。”于是我就问：“上去了吗？”先生回答：“没有上山，只是在远处看。”
我接着问：“那您为何在《说梦》那篇散文里说您曾梦见自己和父母相见于泰山极顶呢？”
“是呵，在南天门。实际上并没有上去过。”
由泰山，我想起了一个相关的问题：
“记得您在《寄小读者》里说过山东是你灵魂上的故乡，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冰心先生很认真地回答：“因为我从小就在山东长大。我四岁就随父母到了烟台，在海边生活，直到十二岁才到了北京。可以说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山东呆过的。不过我只对烟台比较熟，别的地方像济南等地我都是匆匆一过。烟台这几年变化很大，他们常常有人来。”还说：“我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我的老家福建也是出人的地方，像严复等人，都是我父亲的老师。”
见到冰心，自然就会提到《寄小读者》，可是一提到《寄小读者》，冰心先生就笑着说：“《寄小读者》都发了霉了！”接着又说：“那是几十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在美国读书，常常想家，所以就写这些信寄托乡思。”
我表示不同意“发霉”的说法，认为《寄小读者》算得上一部常读常新的小书，只是过去人们囿于某种偏见，故而对《寄小读者》以及“爱的哲学”的社会意义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并不妥当。听了我的意见，冰心先生点头表示同意，并补充说那些批评“有点偏左”。
当我谈到自己很喜爱冰心的小说《相片》时，坐在旁边的陈恕老师插话说：“老太太自己也很喜欢这篇小说。”冰心先生告诉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那位教会学校的老师收养了一个女孩子，想把她占为己有，后来这个女孩子恋爱的时候，这老师就受不了了。这些老师大都是一些老姑娘，所以养成了这种特殊的心理。我小时候就在教会学校读书，见过不少这样的老姑娘，她们有的就是把学生看成私有，这怎么可能呢？”
《相片》是一个短篇，写于1934年，后来很少收入冰心的小说选本，评论界对这篇小说似乎也很漠然，而一般读者则根本不知道冰心写过这样一篇小说。但《相片》的确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即使单从技巧上看也是如此。
冰心认为《相片》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表现出她创作小说的一种“写实”倾向。我由此联想到她早期以烟台海滨为背景的儿童小说《六一姊》，并继而询问先生文集中为什么没有“童话”这一项。冰心先生的回答是：“《六一姊》写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也是山东人。我不太喜欢童话，我觉得童话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什么国王呀，公主呀。我喜欢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写的小说都是真实的。”
当然，喜欢与否，只是反映了冰心先生本人创作的取材倾向。我相信冰心先生并不会因为这种倾向而反对别人写童话，如某种时代某种人那样。
作为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女性，冰心的心境是明朗而阔大的，这正是她的作品能够持续受到读者喜爱的根由，同时也是促动我这次拜望先生并亲聆教益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却不该占用老人太多的时间，当阳光渐渐透过薄阴而显得偏移时，我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向冰心先生告辞。
“我就不送了。”说着冰心先生伸出了手，轻轻地与来访者握别，并目送着来访者走出她朴素的书房兼卧室……
但是，即使离开那座普通的楼房很远，回到我的山东，我觉得冰心先生依然端坐在自己面前。身后是两只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精致可爱的小瓷娃娃，以及她祖父和她最爱的家人、朋友的照片……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 肥城陶阳煤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