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术带头人
新中国已逾“不惑”之年。我与王瑶同志之间，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有五分之三的时间，仅知其名，未见其人，只是他的著作的读者。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我约他为徐州师院编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写自传，但他一直谦逊，迟迟没有交稿。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央教育部高教三司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三校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协作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召开审稿会，我才和他在北京大学会面，在会议上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顺便重申前请，促使他写了一份自传。他的自传很短，像一张不完全的履历表，流露出内在的谦逊，羞于自吹自擂，不像某些作者连办黑板报的经历，也写进了自传。自此以后我与王瑶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由于许多学术会议的安排，北至包头，南至海口，西南至昆明、成都，北至天津，西北至西安、太原，东北至哈尔滨、大连，几乎每年或隔年都要见面。如今，打开历年的影集，和他合影颇多，笑容宛在，謦縕难闻，能不凄然！
王瑶同志是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开创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的。除此，他还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著作，显示他学力深厚，博古通今。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的现代文学史家，三十多年来培养了好些中青年学者，影响及于海内外。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曾标举才、学、识为治史“三要”，即做一个史学家要才、学、识兼备。我读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曾调整了一下次序，改成学、识、才，还加了一个“德”，把“学、识、才、德”作为治史的四个条件。我觉得王瑶作为现代文学的学者具备这四个条件。他的著作也具备“学、识、才、德”这样四个特色。
所谓“学”，对他的“人”来说，指学养丰富；对他的“书”来说，指具有学术水平。王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算得上充分掌握了有关现代文学的资料，然后他的著作才超越了同类著作的水平。
所谓“识”，既是指王瑶在编著过程中对所掌握的资料的严加识别，更指他是首先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使用资料的。有的同类著作“学”重而“识”轻，或“学”轻而“识”重，王瑶则能二者兼顾，妥为搭配，力避畸重畸轻之弊。
所谓“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在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上，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能把宏观的博览与微观的剖析，纵横交织，条理分明，比较鲜明地反映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与历史进程，显示一定的创造性。我们从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稿》的章节标题看，他是惨淡经营，煞费苦心，显示出较高的史才的。
所谓“德”，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收录是否恰当，评析是否公允，能否反映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面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历史教训的。如北齐的魏收受命修撰廿四史之一的《魏书》，竟借修史之机，酬恩报怨，夹杂主观成见，歪曲了客观历史，成书后，引起非议，被称为“秽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史实、作家与作品，哪些该多讲精讲，哪些该少讲不讲，以及在评价的分寸上，虽不无可议之处，主观上都是扣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力争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王瑶同志的著作就十全十美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现代文学的资料尚未充分发掘，难免产生对作家作品的遗漏或褒贬失当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探索与研究的道路上，毕竟起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重大作用。自培养研究生制度执行以来，从领导到学术界都重视学术带头人。在现代文学领域内王瑶具备学、识、才、德，他是无愧于一个称职的学术带头人或引路人的。他以学、识、才、德影响了全国范围的学者，尤其嘉惠了青年学者。我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超过了半个世纪，每遇与现代文学有关的学术工程，总是想到王瑶同志，如编辑《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或《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我都建议编者借重王瑶同志的道德文章。在他生前，我曾多次邀他到江苏讲学，都因时间和地点不凑巧，迟迟未果所愿。自以为来日方长，请教有期，不意噩耗惊传，哲人其萎，岂能以“遗憾”一词表达哀思于万一？！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二日于南京
附记：
一九七九年，我编《中国现代文学家传略》，向王先生约稿。他在复函中说：“大函已接奉多日，迟复为歉。因感到自己既非作家，又无值得补充之内容，苦于无从多写，致迁延甚久。今又接《传略》编辑组函促，乃勉力拉长，另写了一份，其实仍是流水账，盖经历本极平凡，只能如此。”可见王瑶先生之谦光照人。
（原载《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引领新潮的人
——忆适之先生
我的大学时代，有两位老师：一是直接发动文学革命，以白话诗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的胡适之先生；一是积极响应并推动文学革命的钱玄同先生。钱老师当时是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主任，胡老师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平师大的教授，为我们讲佛学的历史。
我和适之先生发生联系，并向他主编的《独立评论》投稿时，只有十九岁，还是一个极其幼稚的青年。当时适之先生的家住在北平东城的米粮库四号，距我住的地方北平西城的琉璃厂相当远，适之先生约我去谈谈，时间往往是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左右。而这些时候正是我自己和朋友需要利用的。加以震于他的学者的声名，每次去总是怯生生的，心情有些封闭，原来准备要说的话，都未能畅所欲言，所以去的次数屈指可数，每一次去只是惊讶他的藏书的丰富，以有涯的生命追逐无涯的学海，诚有庄生所说的“殆矣”之感。
我和适之先生达到比较熟悉、可以随便谈天的阶段，是我到了大学高年级，他为我们讲授“中国禅宗的起来”的时候。“中国禅宗的起来”是一次系列性的学术讲座，连讲四个星期。适之先生说他没有现成的讲稿，请北平师大文学院院长黎劭西先生指定两名“快手”学生作记录。劭西先生便指定我和另一位姓何的同班同学当场记录。我们坐于适之先生左右，只见一个能容一二百人的教室，坐得满满的，还有不少英美人士与留学生，窗台也成了座位，甚是济济一堂，挤得水泄不通。劭西先生主持首次讲学会，他说，这是师大建校以来一次盛况空前的讲学，而听众的踊跃已替他对适之先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也无需多加介绍了。通过这次的系列讲学，我开始认识适之先生治学和讲学的一些特点或特色：一、他的确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他穿插那么多佛经故事，让人听来聚精会神，兴趣盎然。二、他长于词汇，不拖沓，不累赘，虽然是系列性讲座，却不重复，一以贯之，条理明晰。三、语言富于通俗感、幽默感，重点突出，而又一气呵成。四、引文清晰，如数家珍，从不拖泥带水，含糊其辞。五、照顾外宾听众，穿插英语，使所讲内容更为明确生动。我从师多矣，而讲演艺术超越适之先生者，盖未之见也。他讲完之后，我们整理成文，约五六万字。他约我到他家共同删补，约经过三小时之久，然后完稿，首先由北平师大付印，作为教材，后来收入他的学术专著，仍保留记录者的姓名。这次记录获得适之先生点头的次数最多，但不久，他便对我摇头了。
那是一九三六年前后，我和诗人李章伯主编北平《小雅》诗刊，一时之间，得到李金髪、戴望舒、施蛰存、柳无忌、罗念生、纪弦（路易士）、李长之、水天同等前辈或平辈的支持。由于《小雅》的基本倾向和他倡导的白话诗不同：一是许多诗不押韵；二是许多诗由于运用象征、暗示的手法，不太好懂；三是其时正值七七事变前夕，《小雅》主张“国防诗歌”。适之先生见了，便默尔而想，只是摇头。加以当时有一位陈子展先生在上海提倡“胡适之体”的新诗，而我在北平却写了一篇表示异议的文章，认为新诗的发展，不应限于一种诗体。适之先生见了，更是摇头。不久，发生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我与适之先生也便各自东西。直到他去世之后，由于两岸文化交流，开始重读他的著作，他的学者的形象又重新矗立于我的心头。我始终认为适之先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学者，我和他的政治观与文艺观虽有分歧，但他毕竟是我的先生，自当以师礼事之。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为了纪念他在诗学方面的成就，我辑录了他的诗学观点，编为《胡适诗话》一册，收入我主编的《中国现代诗话丛刊》，和已出版的《鲁迅诗话》、《沫若诗话》并列，即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诗话，一律按年代先后排列，便于查阅某位著名诗人的诗学主张的逐年变化和发展，与历代诗话无年代可考者相比，实开创了中国诗话史的新纪元。
适之先生去世也快三十年了。我作为他的学生也超过了他的有生之年。像我一样健在的学生也为数无几了。昨天收到从台北寄来的《国文天地》六十六期，揭开封面，见到适之先生的头像，眼带微笑，栩栩如生。旁有适之先生的手迹：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适之先生的“人影”也因而重现我的“心头”，除写了如上的点滴回忆外，还应特别强调地指出两点：一是适之先生的不折不挠的“尝试”的精神，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他的不断探索的精神。他为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用白话写了不少旧体诗词，有绝句，有长短句的词，有古风，只是没有律诗，以宣传他的诗须废律、文须废骈的主张。他还用白话译述了不少英、美、波斯等国的诗，借以尝试白话诗以采取何种诗体为宜。因此，他翻译的外国诗，都是以“再创作”的精神把译诗当创作看的。他把所译一位美国诗人的爱情诗《关不住了》看作尝试白话诗的成功之作，旁人讪笑，实际是有昧于适之先生以译诗尝试白话诗的良苦用心。其次，是适之先生为坚持真理而决不让步的争鸣精神。他为了尝试白话诗，与和他同时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任鸿隽、杨铨、朱经农等，有过长期的反复的争论；回国以后，又为了文言与白话的死活问题与胡先骕、章士钊等展开争论。当年的争论都是相当激烈的，但却未曾因此而有伤和气，始终没有突破友谊的界限，始终保持学者的风度。事实真正胜于雄辩，从当时到后来的历史证明：适之先生所从事的开创一代新的白话诗风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新潮的，是取得了胜利的。
适之先生已作古，成了历史人物，是是非非，似尚未能盖棺论定，但是他的不屈不挠的尝试或探索的精神，他的为坚持真理而决不退让的争鸣精神，必将永远垂范人间，嘉惠后学。他也可以因此而永远含笑于九泉了。
（原载台湾《联合报》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立足自我 放眼八方
要是有人突然问我：什么叫做人生观？你的人生观怎样？我只能干瞪眼，交白卷。不过，仔细一想，也不难回答。既然做一个人，便有各自的生存环境。立足自我，放眼八方。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人从何处来？该往何处去？思前想后，既有人和人的关系，又有国和国的关系，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那末，所谓人生观，不外是每一个人对他所接触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怎样观察、怎样表态、怎样行动的问题。有的人可从一粒沙看大千世界，有的人却只叹宇宙之大而不识沙粒之微。中老年多是前者，青少年多是后者。
以我个人而论，从教六十年，始终把“教书”当作终身职业，而把“写作”当作终身事业。二者的关系是：以“职业”促进“事业”，以“事业”优化“职业”，相得益彰，乐此不疲。
现在的我，七十已有余，八十尚不足，到了快到向上帝（其实我心实无上帝）汇报的时候了。论教书，谈不上桃李盈门，自信尚未误人子弟；论写作，也谈不上著作等身，只是精神尚有寄托而已。二者均不尽如人意，按传统的人生观自难光宗耀祖。
偶尔有父老自故乡来，动辄垂问：“你在外混了六十多年，也做过什么官不？”我只笑而答之，一板一眼地朗诵两句诗：“明月繁星能作证，从无一梦觅封侯。”
父老们反应冷淡，我紧接着说：我虽未能做官，却做了一个“人”，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羞于地。既乐观，又达观。乐观使我一向心情舒畅，达观使我戒绝痴心妄想。淡泊自处，明镜悬心。假如没有“内忧外患”，我将活到二十一世纪。“职业”虽已离退，“事业”仍当进取。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父老闻之，点头称是，笑声闻于户外，夕照满室生辉！
写于南京
（原载台湾《联合报》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