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卷长留天地间
——痛悼老友卞之琳
卞之琳是一位学者型诗人，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生于江苏省海门县。不少诗友已准备庆贺他的九十华诞，而他却于十二月二日辞别了人间，只有六日之差，是多么令人痛心的遗憾！
卞之琳于一九三〇年开始写诗，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就出版《三秋草》（上海新月书局版），与臧克家出版《烙印》同年，成为崭露头角的两位青年诗人。一九三五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鱼目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一九三六年又与何其芳、李广田合出《汉园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戴望舒在上海创刊《新诗》月刊，邀请卞之琳担任编委。不过半年之久，发生七七事变，他离开北平。一九三八年前往延安，执教于鲁艺。一九四〇年他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又出版了《慰劳信集》（昆明明日社版），还编辑了《十年诗草》（一九四一年桂林明日社出版）。这些成果表明他是多产而又高质量的学者型诗人。一九四七年，他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以莎士比亚悲剧为重点。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他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继而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因忙于教学、研究和翻译，诗就写得少了。在“文革”之后，他出了一些学术著作，但与写诗有关的，只有一本《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其中谈了一些写诗的心路历程，他曾寄给我一本。
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北平，我和卞之琳同时给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月刊写稿，但未见过面。他与人合编《水星》，我与诗人李章伯创办北平《小雅》诗刊，彼此也没有投稿或约稿。我和他相知、相见，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召开的戴望舒追悼会上，由茅盾前辈主祭，大家满脸愁容，没有聊天的空隙，但我读过他悼念望舒的文章，觉得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和之琳真正会见，是我赴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期间。那是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利用会议间隙，去东城赵堂子胡同看望臧克家，不期而会，卞之琳先我在座。我们谈了一些生活情况，一同辞别，克家站在门口，望着我们边走边谈，才知道他的住所在不远的罗圈胡同，与戈宝权、吴世昌等老熟人同住一楼。
自此，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我和之琳才有了书面畅谈的机会。那是因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约我主编破天荒的第一部《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我约请臧克家同志为顾问，也函告卞之琳，他因忙于翻译，难做具体工作，但很赞成编这么一部新诗辞典。他愿提供稿件，并推荐诗的赏析人。我高兴地称他为不居名义的顾问，并写入序言，他也默认了。从此，我们的书面谈话，或详或简，在几个月内成了经常性。
卞之琳是很谦虚的，他说不要多选他的诗，暗示只选《酸梅汤》、《古镇的梦》、《尺八》和《断章》，并依次指定赏析人：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梁，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张曼仪，当时尚在英国现已在澳门的赵毅衡，最后是我，因为我是对他的四行两节的小诗《断章》谈得最多的一人。卞之琳既是新月诗派徐志摩的弟子，也是象征诗派或现代派的戴望舒的挚友。在评价徐志摩和戴望舒其人其诗，卞之琳是较有权威性的。但卞之琳是一位学者型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去世了，我们评价他的学术成就或诗歌特色，都很难“盖棺论定”。因此，我只是作为他的诗友之一，缅怀他的诗品和人品，谈一点概括性的印象。
首先，面对他的诗，不必被与他有关的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或现代诗派的条条杠杠所困扰。他的许多诗，尤其是他早期写的诗，是有他自己的独特艺术成就和个人风格的。像上述的四首诗，既与徐志摩的诗风不同，也与戴望舒的诗风有别。戴望舒在三十年代初期帮助施蛰存编《现代》文学月刊，在选诗方面，主张废除诗的音乐性，诗不要明显的脚韵，但要讲究诗的内在韵律。像我所知道的《断章》，虽无脚韵，但其内在的韵律，超过戴望舒的一些诗。《断章》不长，且引于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不用明显的脚韵，却有和谐的韵律，显示内在的音乐美，比戴望舒写的不用脚韵的诗，更有内在的韵律。这是因为诗人把第一节的两个“看风景”重复了一下；把第二节的两个“装饰”又重复了一下。这样的重复和反复，使诗的美学韵味叩响了读者的心弦，涌现出诗的魅力，耐人寻味，让人爱不忍释！这是卞之琳一九三五年十月写的，写一时所见所感，是抒情诗，但并非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诗的审美内涵，比爱情诗广阔得多。卞之琳说：“这是触景生情，写一刹那的意境，决不是自己对什么人表示思慕之情。我当时爱想世间人物、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人（‘你’）可以看风景，也可能自觉、不自觉点缀了风景；人（‘你’）可以见明月装饰了自己的窗子，也可能自觉不自觉成了别人梦里的装饰，这意味进一步体会，也就会超出一对男女相互关系的意义。”这些话透露了卞之琳写《断章》的创作意图。虽写一时的感兴，却是从多年的蕴蓄中提炼出来的。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孤立绝缘的。因此，写诗不能从概念出发，必须从生活形象出发。诗的抒情主人公是在桥上看风景的“你”，但“你”却成了楼上看风景人的“风景”；这是平常的事，但是古今中外的诗人从来没有发现其中有诗。卞之琳一加点明，便有了创新的诗意。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月亮东升，照着曾在桥上看风景的“你”的窗子，“你”可能尚未就寝；但楼上那个看风景人，却已经进入梦乡，梦见了“你”。诗人的联想力与想象力的融合为一，出现了神来之笔：“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就把整首诗凝聚成了一个焦点：楼上人其所以把桥上人当风景看，原来如此。桥上人是不自觉的，楼上人（别人）是自觉的。从桥上人说，诗叫《断章》；从楼上人说，章断而情不断，楼上人并未惊梦，仍然在美梦中酣睡。可谓小诗不小，章断而情不断。
这种章断而情不断的艺术手法，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卞之琳的《断章》发展了传统，借鉴了现代，成为典范之作。但卞之琳是谦逊的，从不以教训的口吻评价现当代的诗，只是流传他曾说过：我的新诗与现当代的现代派有联系，但是，当前有不少诗我也读不懂了。到此为止，不再多说。
其次，作为诗人的卞之琳，不仅诗品对人有示范性，人品也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卞之琳对青年诗人和诗评家，总是加以尊重的。赏析其诗的黄维梁、赵毅衡等先生以及张曼仪女士，他都表示十分尊重。我主编大辞典时，他还特别推荐安徽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江弱水写赏析文章，现在听说江弱水老师已在澳门的大中学工作。我在一九九二年秋天访问香港，到中文大学，接待我的就是黄维梁博士，他陪我参观该校校舍，指着一幢迎宾楼说：这里住过朱光潜先生，也住过卞之琳先生。香港大学张曼仪女士在去英国前，还要我对她写的一部卞之琳传记多提意见。
本文执笔前，收到正在病中的老诗人臧克家十二月三日来信，他说：“今日见报上消息，之琳去世了。大惊！他本月八号有庆祝活动，我一个多月前就去了贺信，字不多，情颇深。六日之差，喜变为悲！我悲痛之中，屈指一算，诗坛老人九十左右的已无几了，你、我、严辰，再想也想不出第四人了。老来丧老友，心情可想。”我含泪抄下臧老这几句话，就作为痛悼老诗人卞之琳的结尾吧！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九日
（原载《扬子江诗刊》二〇〇一年第一期）
想念老诗人曾卓
曾卓，是我的老朋友，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五一年的九月至十月间。那一年我在北京人委文教局任编审，应聘到武汉大学作教授，参加武汉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那时，流传毛泽东主席的一句口头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对知识分子很有鼓动力。其时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负责的程千帆教授，通过我的恩师、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黎锦熙先生（即今之所谓校长），转来了他给我的一封长达二十页的信，对武汉大学的人文与自然风景，说得绘声绘色，极有吸引力。我便辞去北京文教局的职务，把家属留在北京，只身到了武汉。
首先见到黄鹤楼，大概因为年久失修，给人以破旧之感，不仅“黄鹤一去不复返”，在国统区这几十年，名楼风貌也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一见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印象立即改变，巍然学府，桂子飘香。盘山公路，校舍井然有序，东湖在侧，扁舟荡漾，面积大于西湖，风光亦可比美。我辈写诗的教授，一见山明水秀，诗兴不期然而然地喷发出来。东湖之滨，是程千帆邀请曾卓和我见面与聊天的地方。当时，曾卓似是《新武汉报》的总编[1]。由于我们是以诗人名义会见的，彼此的职务，不在话下。曾卓给我的印象，是纯朴、诚恳、爽朗而亲切。后来，我随武汉大学土改工作团，到湖北汉川县马口镇英山乡搞土改。但时间不长，我只向参加土改的高年级学生作过几次评介解放区小说、诗歌的讲话，还在《新武汉报》发表过一次关于参加土改工作的短篇感言[2]，在我的姓名前，还标明我的政治身份：九三学社中央宣传委员。尔后不久，中央教育部说武汉大学聘我，不符合规定，聘请大学教授，尚未正式普及，仍以干部视之，于是把我调回北京市文教局。我当了一次土改教授，认识了一些老中青教授、作家（如散文家丽尼、杂文家徐懋庸、古代文学家刘永济等）。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事。
直到九十年代的一九九一年八月下旬北京召开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旬张家港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我才与曾卓会面，但是，也只是在开会、吃饭时见面，话旧的机会并不多。只因我和他都曾经是“错划右派”，见了面总有亲切之感，并未死于非命。我在与他通信中，告诉他我靠“二观”哲学，活得笑笑嘻嘻的。一是靠乐观构建自我的天堂，二是靠达观摧毁人为的地狱。曾卓似乎很同意我的人生哲学，曾把它发表于武汉的《长江文艺》。他似乎认为“二观”哲学可使命运与共的诗人延年益寿。我一直以为曾卓年纪小于我，健康胜于我。但到今年九月，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广西桂林举行，他是笔会的理事，我想他是会到会的，一直到九月十日笔会开幕，他也没有到。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患了什么绝症，正在养病。武汉没有另外的诗人出席笔会，便使我时时想念他。想起一九八八年我主编第一部《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时，发表他的诗，其中有一首十二行的《悬崖边的树》，这是一首创新的寓言诗。古来的成语有“悬崖勒马”的名句，曾卓这首诗写得更加有含金量，更令人思索。
试读：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他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曾卓是饱经风雨的老诗人，果真得了绝症，这首诗的第三节，该能使他“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种悬崖边的树的风格，应该是曾卓的风格。曾卓是会健在诗坛的。我在“反右”和“文革”中，读了鲁迅的《自嘲》，也写过一首七绝：“风风雨雨风风雨，坎坎坷坷坎坎坷。华盖当头人易老，斜阳教我笑呵呵！”这是我的乐观的诗注。我能健康长寿活至虚龄九十，曾卓应当比我活得更长更久。
我这篇千字文，是在严重的白内障干扰下写给曾卓的祝福信，愿老友早日康复，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纪，力促当代诗坛的繁荣与发展。
（原载《长江文艺》二〇〇一年第二期）
附：吴奔星的信
曾卓同志：
您好！
桂林一晤，距五一年珞珈山晤教，整整四十年，距八〇年庐山晤教，亦整整十年，人事沧桑，皆垂垂老矣。
您的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有耐读性。自桂林回宁，时时想念。孩子们将在桂林照的风景照，冲洗出来，可资纪念，特寄上一张。
我近来忽发奇想，人世并无天堂地狱，乐观与达观便可创造天堂，悲观与颓唐必然面临地狱。人生在世应做一个天堂的创造者，地狱的破坏者，我将此意，写在我的即将出版的一本诗集上，年内出版，当寄请指正。
祝
健康长寿！
吴奔星 九一.六.十
（原载《长江文艺》一九九二年第三期）
不期而遇的邂逅
——缅怀老友孙望教授
孙望教授逝世已十一年了。这十一年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新世纪奋进的世纪之交。每当参加和他有关的学术或诗歌会议，我都要联想起他，并在脑海涌现：人生遗憾知多少？千古文章未尽才！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他长我一岁，应在一九三六年大学毕业，为了贴补家用，他在中学兼课，延长到一九三七年和我同时在大学毕业，只不过他在南京，我在北京（那时称北平），一南一北，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打响的入侵枪声轰向中国的大西南。我和他在大学读书和流亡岁月里，都有相同的爱好，都在学生时代创办新诗刊物。我在北平创办《小雅》诗刊，他在南京创办《诗帆》，并且都把新旧诗看成一以贯之的优秀民族文化。后来，我和他也都曾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古典文学选读。但我们在学生时代，没有见过面。我们的见面，也是不期而遇的所谓邂逅，颇有诗意。
那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我的一个亲戚担任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长，地点在湖南浏阳，为了宣传抗日，成立了浙赣铁路职工巡回教育队，要我去当队长，这与抗战有关，我乐于接受。
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北平师大毕业生从事教学工作，工资标准要比一般大学生高一级。那时，我正在广西南宁中学担任国文科主任教师，便辞职去湖南浏阳，筹备巡回教育队，先后在长沙的报纸上刊登招聘队员的广告。当时，江浙一带的知识青年流亡长沙的很多，我带一个助手前往长沙青年会馆面试报名的男女青年。虽然只招十来个人，报名者却有二百多。我逐一口试，忙得不可开交，用了五天工夫，才初步完成招聘工作。
记得我住的房间，是青年会馆二楼上最宽敞的套房，有四十多平方米，门上挂着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傍晚，刚用过晚餐，我正坐在长条沙发椅上休息，忽听敲门声，起身开门，来人问：你是吴奔星吗？我说：是。他自报姓名孙望，我听了连忙和他握手，并请他座谈。两人正谈得兴致淋漓之时，会馆茶房（服务员）引进四位客人，说他们刚下火车，是从武汉来的。我定睛一看，面熟得很，头一位是郭沫若，第二位是沈钧儒老先生，还有两位不熟悉。我连忙向郭沫若致意，当时没有称他郭老，只是说郭先生是我们的前辈。郭则回答：别客气，我看见你的姓名，知道我们是同行，你一个人，我们四个人，要打扰你了。我说：前辈来到，当然让位。我当即把孙望介绍给他，说孙先生也是写诗的。孙望比我灵活，立即掏出小记事本，请郭老签名留念。郭老签名后，我就搬到旁边的单人房间，与孙望一同上街，找了一个照相馆合影留念，还到一个小吃店坐了个把小时。我对孙望说：我明后天就离开长沙了，你在长沙，可以和郭老谈诗，请他写几句关于诗歌的话。他回答：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明天还去看他。次日晚，孙望就去取了我和他的合影，我在照片上题写了“长芒和止薑缔交之影”。我知道孙望号自强，故意写成“止薑”，意味着抗战必须胜利，制止边疆被侵略，维护祖国版图的完整与统一。自强的笔名，真体现了自强不息！至于“长芒”，是我的号，孙望表示，“长芒”也显示驱散外来黑暗，光照祖国河山。临别时，孙望告诉我，他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父母都在贵阳，不久要到广西都匀去。
我回到浏阳后，准备在铁路沿线演出街头剧，或自编短篇抗战歌谣，以提高铁路员工爱国保家的民族意识。但是全队二十来人，不能轮流在车站“打游击”，必须有一个集中培训队员的场所。正好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办过矿路大学，当时改为矿路中小学，缺少校长、教员。因这所学校由浙赣铁路局负责，我带一批队员去，正好可以开办这个学校。安源曾有光辉的历史，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到过安源煤矿。我们去后，与安源矿务局长王野白联系，又请安源煤矿工会的几个负责人参加学校，招待他们的便饭。从此，学校正常开课，每逢星期天，还组织去萍乡县街头做抗日宣传的歌舞演出。几个月里，巡回教育扩大到沿线的金华、上饶、杭州等地，群众反应良好。但好景不长，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学校周围一片骚乱，墙头屋角贴满标语，写着什么“打倒共产党派来的校长”、“立即解散学校”云云。我们向王野白汇报，他知道这是安源黄色工会在几个国民党党棍的授意下，搞的反动把戏。他的两个侄女也在学校当老师，请他立即派武装路警保护我和外来教师的安全。我的亲戚也打来电话，要我不必害怕，说路警已经持枪护校。我表示，安源情况复杂，留下一个教导主任，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由路警持枪护送至萍乡火车站，乘车回到浙赣铁路理事会所在地上饶县。
不久，杭州沦陷，我乘汽车到衡阳，准备去桂林，正好碰到衡阳诗人吕亮耕带着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要去桂林，便结伴同行。因为衡阳天天警报，日机轰炸扫射，他的母亲精神失常，听见汽车的声音就大喊大叫，说日本鬼子来了。
到了桂林之后，广西省教育厅的科长张尔宣留我在桂林教书。他告诉我，丰子恺、叶圣陶等都在李宗仁先生的家乡两江师范教过一段时期的书，当时两江师范的校长是唐现之，身体瘦弱，人们戏称他是“中国甘地”，对入境人才，实行“留宾”政策。广西名人梁漱溟先生也在桂林。桂林有广西教育研究所，附设于桂林师范学院，也约我当研究员。当时，我对他说先去一趟贵阳，找一位朋友。张尔宣科长说，桂林也有诗人认识你，名字叫艾青，他和戴望舒在桂林编诗刊《顶点》。我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早起，便约了吕亮耕同去南方日报（广西日报）社看望艾青。艾青见到我，满脸微笑，说望舒已去香港，《顶点》只办了一期。他还谈到我办《小雅》，也主张诗的散文美。我们聊得很高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最后，他找了个广东餐馆，边吃点心，边谈诗艺。他说：“你们来得正好，要晚几天来，我便去湖南衡山乡村师范教书去了。”由于日军轰炸，学校已迁往比较偏远的新宁，离武冈很近。我去贵阳后，艾青的确到新宁教了几个月书，他在那里整理了《北方》等诗集，后来又去了重庆。艾青走后，该校又聘请我担任国文教员，由于该校国民党的管理作风引人反感，我也只教了几个月，仍然回到桂林当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和梁漱溟先生共事。
这些话是插话，言归正传。我和吕亮耕一家离开桂林后，先到柳州，经过金城江，北上都匀，和孙望重逢。他在资源委员会一个锑矿运输站当负责人，他见了我们，立即把他父母在贵阳的住址写给我们。我们便乘车直奔贵阳。吕亮耕的母亲带孩子直接投身孙望的父母家，他家虽然并不宽阔，仍然热情招待。我则由孙望父亲孙逸园伯父介绍，到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运输队，当英国华人林可胜少将和胡威廉运输股长的中英文秘书。红十字运输站是联合国救济总署设立的交通机构，拥有大量汽车，向昆明到缅甸供应抗日物资。我的工作是中英文互译，并为林可胜少将作口译。在工作期间，孙望和汪铭竹、甘运衡、缪崇群等都到图云关叙谈，食堂免费供应午餐，因为林可胜打了电话给总务股，说是招待吴秘书的客人。不过，我觉得这个工作太单调，见不到知识界的朋友，干了几个月又回到广西桂林，担任桂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兼附设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是雷沛洪，院长曾作忠的夫人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与我为先后同学。教授有吴世昌、张世禄等名家。梁漱溟先生经常讲演，他曾到延安和毛泽东畅谈乡村教育的重要性。
到了一九四三年，长沙失守，桂林受到即将沦陷的威胁，我又应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谢六逸先生之邀，去讲授古典文学，附带谈谈新文学的历史。这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孙望已去成都金陵大学，他的父母仍在贵阳。逸园老伯见我担任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也很高兴，他仍在资源委员会工作，平常手不释卷，他看的书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河东文集》，他想为柳宗元做新注，表明自强研究唐代诗文是有家学渊源的。这时，我招的女队员带着她的女儿去了重庆，我孤身一人，讲授杜少陵诗。助教是北平师大历史系毕业的<王朵><王朵>女士，我忘了姓名，我当教授，她当助教，我真有些难为情。但是，她总支持我的工作，我编的讲义，由她送去油印，装订成册的有《杜少陵绝妙诗笺》，原来保存两本，现在还有一本。我在贵阳，有两位诗友，一是孙望的老朋友汪铭竹，他的夫人俞俊珠女士抗战胜利后，曾在南京太平路挂牌当律师，后来担任国民党的国大代表。铭竹在贵阳时，开了一家旧书店，名叫“白鸟书屋”，颇有日文色彩，但我从未说出我的感受。我有几部杜甫的诗集都是在他店里买的。他的夫人住在后院，从未帮过他卖过书，我只见过她一次，为人和善可亲。谈起孙望，她也说，经常看望孙望留在贵阳的父母。
还有一位诗友是甘运衡，他和夫人在贵阳住家，他的夫人长得很漂亮，我每星期六都到他家聊天。甘运衡也知道孙望，但没有交往。我去了，常常谈到深更半夜，不得不在他家过夜。贵阳的蚊虫厉害，他们夫妇有蚊帐，结果所有的蚊虫把我团团包围，视我为它们的营养品。我开玩笑说：在这里过夜，我等于给你们当蚊香，损失太大。甘运衡说道：“你当了教授，还没有老婆，为何不找抗战夫人？”他还说：“如果独山失守，你得北上重庆，我的妻妹是复旦大学高才生，比我老婆要漂亮，你如果要的话，我们就是连襟了。”我一边抓蚊子，他一边哈哈大笑。我把他的蚊帐拉开，说：“让你们也尝尝被蚊子咬的滋味。抗日是全民一致的，抗蚊也该三人齐心协力。”运衡的夫人说：“反正我们会成为亲戚，你就睡在我们的脚头好吗？”我笑嘻嘻地回答说：“我堂堂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岂能让人践踏？”
到一九四四年，独山果然沦陷，贵阳师范学院也就拆迁，我便前往重庆。一到重庆，知道郭沫若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政治部第三厅当厅长，不少著名作家任科长或专门委员，这是西安事变带来的国共两党暂时合作时期。由于当过浙赣铁路职工巡回教育队队长，我也向交通部报到，担任育才科的编审委员，还在白沙女子学院兼课，又在一所赣江中学兼教一班语文。女子学院院长是许德珩先生夫人劳君展。这时，我大学的恩师黎劭西（锦熙）先生也从内迁西北的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到陪都重庆述职，还有地理学家黄国璋教授也到了重庆。他们正酝酿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劳君展和黎锦熙师要我也参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一年，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引起柳亚子先生等的争相唱和。中国文艺界响应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极一时之盛。同年九月三日，日军正式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称九三学社。
日军投降后，沉默于西南的下江人民，争取复员，水陆空交通异常拥挤。我听说自强已从成都扶老携幼到了重庆，但因久失联系，并未谋面，只听说他家已从水路去南京了。
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国民党教育部要培训大批去台湾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便在重庆璧山建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九四六年从重庆迁至苏州拙政园，我被聘为教授，是恩师黎劭西先生进言的。我因为孤身一人，于一九四六年跟随交通部复员南京，并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每星期五去苏州，星期六讲课，星期日回南京。这时，才和孙望联系。我到他家去看望孙逸园伯父和伯母，因为南京有一张报纸叫《和平日报》，是《扫荡报》改名，孙望曾短时期为该报编过一个诗刊，曾为我发表过诗。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政机关逃亡台湾之后，自强在南京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我去北京工作了三年，一九五二年调到江苏搞院系调整工作，家住苏州，一九五五年调来南师，与孙望有了较多的接触，直到我在反右派斗争中落难被贬谪徐州。八十年代初，平反后我重新回到南京师范学院。当时，中文系有几位老教授，如唐圭璋、徐复、孙望、金启华、吴调公和我，后来加上南大的程千帆，遇有相知的朋友到南京，我们便共同以小宴待客。新街口的大三元，是去得较多的一家。每次聚餐之后，唐圭璋先生和孙望、金启华、张拱贵，都要带些广东点心回家。我因家属尚在徐州，一个人先回南京，唐老、徐老和自强也把我当客人招待过，他们从没有因为我当过“右派分子”而存歧视之心。
我在南师大担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和高级职称评审成员，几年之间评审的全国各地的教授为数不少，还有河南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来南京师范学院申请硕士学位，由我主持答辩会，孙望作为系主任，对这些工作都是支持的。孙望为人诚朴、谦虚，不愿多表现自己。他治学严谨，搞新诗，只是突出别人，不愿多选自己的作品。他的《战前中国新诗选》，得到施蛰存先生的夸奖，虽只薄薄一本，却显示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历史变化的轨迹。老友蛰存保存了几本，曾送我一册，至今还在案头。孙望是古典文学专家，对唐代诗文尤有所嗜，对全唐诗补遗，对其父孙逸园老伯的《柳宗元文集注》，勤于思考，精益求精，但天不假年，病逝于心力衰竭，不少学术计划，尚未完成！我想到他的去世，总要叹息：“人生遗憾知多少，千古文章未尽才！”
二〇〇一年七月七日
于南师大文学院
盛唐诗人的望月抒怀
我不相信古诗是现代诗的救星之类的说法，因为“现代诗”是一个混杂的概念。凡现代人写的诗，不论新旧都可称为“现代诗”。如果仅指新体诗，又未见提出“救星”说的人，举出先写旧诗而后才能写出好的新诗的具体例证。但我相信，写新诗者多读一些唐宋诗词名篇，倒是可以从中发现不少艺术匠心，是有助于新诗的写作的。与此同时，写旧诗者也该读一点“五四”以来的优秀新诗，活用一些过去的格律（如坚持平仄、对偶、唱和、压固定的韵），吸取一些新的技巧，认识新旧诗都属于中国诗史的整体流程。
本文试图浅谈几首盛唐第一流诗人望月抒怀的佳作，如果能在古人对月抒怀中，发现某些创新性艺术匠心，对写新旧诗的作者都是有启示性的。
被称为唐玄宗开元初年“吴中四士”之一的张若虚（六六〇—七二〇）的《春江花月夜》是名驰世界文学史的千古绝唱之一。他虽然写春江明月，却也可供欣赏秋月的参考。但因篇幅较长，只抄几句，尝鼎一脔，作本文的导言看：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诗人既以务实的联想写人情，又以务虚的想象写哲理，情理交融，虚实互补，文采生动，韵味盎然！
较短的望月诗，以张九龄（六七八—七四〇）的《自君之出矣》最有特色。他用汉乐府旧题写妇女在月下对外出的丈夫抒发浓重的相思：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头两句写实：女方独守闺中，无心再织未织完的布。三四句以务虚的想象，打一个创新的比方，说自己壮实的身体，有如一团明月，一天瘦似一天。这真是前所未见的好比喻。西方美学家曾说：第一个用花比美女的是天才；如果有人再以花比美女，那就是傻子。张九龄的相思比喻，比以花比美女更好。因为他写出了妇女因相思而瘦损的痛苦过程，没留下别人重爱她的余地。顺便说句笑话，今之妇女要减肥，不必服伪劣的减肥药，只要当丈夫因公外出一年半载，对月相思，尝尝“夜夜减清辉”的滋味，就可成为坚贞的窈窕淑女了。不过，这毕竟是对人品的考验，不易做到的，还是付之一笑吧。
张九龄还有一首《望月怀远》的名篇：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首诗充满“行动感”：当明月照着的“此时”，在家的情人思念天涯的游子，勾勒出一个“怨遥夜”的“情人”的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她见到明月从海上升起，就想到在天涯的爱人也会同时望月想念自己。她在室内望月，觉得月光充满一房，便吹熄照明的蜡烛，走向室外望月，又觉露水太多，便披上一件衣；她觉得月色虽好，却不能捧起来送向天涯的爱人，不如回房间睡觉，做一个双方会见的好梦。像这样写出月下竟夕相思的完整过程，在唐诗中，也是少见的，笔端充满感情，细致、生动，尤有特色。
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仙的李白，也写望月怀远的诗，但他所怀念的多是乡情、友情等等，他的名篇《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就是抒发友情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诗句朴实如口语，“行动感”显示形象性。结尾二句，是对王昌龄最友好的慰问。龙标，在今湖南黔阳，贵州夜郎古国之东，是唐玄宗时代最遥远的蛮荒之地。李白闻王昌龄贬居那里，要通书信势必年长月久，所以用了浪漫主义的飞翔诗句，请明月把他那为诗友担忧的“愁心”送到夜郎古国附近的龙标。此诗头两句用务实联想，表明听到诗友左迁是暮春时节，三四句用务虚想象，从联想到想象便是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的具体过程，表明他最崇高而又最真挚的友情，洋溢着与日月争辉的美感！
最后，再看一首被人称为现实主义诗圣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首诗用的是推己及人或反客为主的艺术手法。先略谈历史背景：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月，安史之乱，玄宗入蜀，七月唐肃宗即位灵武（在今宁夏）。杜甫安家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独自奔向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虏到长安。诗当作于同年八月，近似今天所说的中秋节，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时候。
诗的头两句，正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陷落长安的杜甫联想到鄜州的妻子“闺中只独看”，不能像往年那样共看一个月亮。沉重的心情，必然会挤出滚滚的热泪。这使读者想到，陷落长安的杜甫，比鄜州的妻子更难过。但是，杜甫不先写自己而先写妻子，便是推己及人。把作为抒情主体的自己，让位于客体的妻子，双方同时望月，却一样难过。这就表明务虚的想象融入务实的联想，更显示感情的真实性。
诗的三四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更以务实的联想烘托务虚的想象。一群可怜又可爱的小儿女，他们并不理解做妈妈的如何在思念长安的爸爸。这样用联想陪衬想象，便使妻子对自己的相思深入了一层。
诗的前四句，本是诗人自己思念家中的妻子儿女，却巧妙地把主体转让给被自己思念的妻子。这就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抒情手法，是当前某些呼喊超唐越宋的传统诗词作者所未曾超越的。
诗的后四句是第二段：第五、六两句，是凭务虚的想象，写没有小儿女在一旁的妻子在室外独看明月，思念自己，为时过久，雾露染湿了头发，月亮照着白玉般的臂膀，也感觉寒冷了，这是写妻子正在少壮之年，对月相思是很自然的，真可谓恩爱夫妻。
诗的最后两句写杜甫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与期待，希望官军迅速消灭叛乱，让自己和妻子倚着门帘，以“双照”的喜悦结束“独看”的悲哀。
《月夜》是一首五律，但平仄对仗并不严格，任凭感情的自然流露，这首诗不仅是杜甫抒情技巧的压卷之作，也可以说是历代爱情抒情诗的压卷之作，诗的创新手法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值得新旧体诗的诗人们反复玩味。
（原载《文艺报》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
怀念任访秋学长
访秋先生是我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系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级，我一向称之为学长。我们的几位恩师，如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中文系主任钱玄同先生、古典文学专家高阆仙先生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黎锦熙先生是语言文法学部聘教授；钱玄同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名驰遐迩的音韵学大师；高阆仙（高步瀛）先生是桐城派古文的后起之秀，黎锦熙先生称之为“四脚书橱”，记忆力强，有如《辞源》、《辞海》。我与访秋学长师从这些学术大师，深感幸运。
访秋兄成就高于我，师从高阆仙师，取得了近代文学的独得之秘。他每天写日记，终生一贯，从未停顿，除“反右”与“文革”外，他的日记真可谓心路历程，不仅是他个人的家史，也显示历史时代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我与访秋兄接触较多。我和他在“文革”后带研究生，是全国第一批，我们相互支持，研究生毕业答辩，总是信息互通。特别是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后，多次在大连、天津开会时和他相遇，有时深夜就寝，还见他不忘写日记，字体密密麻麻，但又整整齐齐。他说，鲁迅日记以简略见长，是因为他“惯于长夜过春时”，不便多写，我们今天环境不同，可以发展鲁迅的日记体风格。我听了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我也写日记，但不如他坚持不断地写，他写得比我完整。我想向他学习，迄未成功。当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回忆往事，也很惭愧。这也是访秋学长的音容宛在，典范长存，有生之年，都是向他学习之日。
二〇〇一年六月七日
（原载《任访秋先生纪念集》，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注释
[1]应为《大刚报》副社长。——编者注。
[2]应为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长江日报》上的《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于思想改造的一些体会》。——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