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的特殊贺卡
在一九九九年元旦到来前后，我收到海内外的贺卡几十张，其中最有特色而又显得特殊的，是诗歌界德高望重的臧克家同志寄来的。臧老今年将进入九十四岁，仅次于将届百岁的冰心老人。我在元旦收到他的贺卡，心情激动。他的贺卡，既非大陆的有奖贺卡，又非台港澳和海外的兼祝圣诞节的豪华贺卡，只是一张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我称之为以信代卡。如果仅仅是一张纸，就会令人联想到古人说的“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臧老的以信代卡，却是情深意厚，一共六行，像分行排列的新诗，但又比时下的新诗容易读懂，令人一目了然。不妨保持真相地照抄如下：
奔星老友：
祝：您好，我也好！
快乐多，苦恼少。
人健笔也健，
精神永不老。
节日康乐！
克家 九八.十二.二十八日
一般贺卡，只祝对方，不祝自己；而臧老却推己及人，双方兼顾。他的祝辞，实际是一首抒情诗，信卡兼诗卡。他既不言老，也不言病，他所强调的是双方都好。所谓“快乐多，苦恼少”，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我的人生哲学，是他与我都能长寿的秘诀。
他知道我既是达观又是乐观的。我经历过十年浩劫，不少友好打听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曾对臧老及艾青、公木等老大哥说过两句话：用达观构建自我的天堂，用乐观摧毁人为的地狱。臧老也是蹲过“五七干校”的，对我的话也深有同感。因此，“快乐多，苦恼少”，就高度概括了我们共同的人生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作为诗人的他和我，快乐越来越多，苦恼越来越少。臧老虽困于病榻，仍然在不时地写作；我虽有多种老年病，也仍然偶尔投稿。所以，他才说“人健笔也健，精神永不老”。我和臧老都曾多次面对“死神”，但我们都有弘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精神！虽然还有“死神”在阴暗的角落里兴妖作祟，但我们都在焕发青春，忘怀老迈了。
（原载《文学报》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
记公木大哥最后的日子
在秋高气爽的江南，乍寒尚暖的一个上午，我在保姆的协助下，清理积压多年的报刊和亲友的书信，忽闻电话铃响。出乎我的意外，是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遐迩的朱子奇同志打来的。他和夫人陆璀同志到江南探亲，已到南京，要到寒舍来看我。我异乎寻常地高兴，怕他们人生地不熟，要先去看他们。我问他们下榻之处，准备逗留几天，他忽然告诉我：公木逝世了。我立即两眼模糊，声音嘶哑，脑海动荡，真是“往事知多少”！
公木同志原名张松如。他是我三十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同学，级别比我高。我们在十年浩劫之后，才开始联系上。我曾对臧克家同志说，在当代诗坛，我有三个大哥和三个大嫂：一是克家及其夫人郑曼同志；二是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同志；三是公木及其夫人吴翔同志。其中艾青、公木和我，都因“错划”而隔绝了二十多年，但也更认识了错综复杂的世态和变幻不居的人情。尽管记忆力随着老化而衰退或者弱化，但联想力、分析力、综合力乃至判断力，都也因之而提高或者强化了。这当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公木大哥在这方面特别显得突出。他进入耄耋之年以后，学术文章、诗歌创作，饱含哲理。他研究老庄，探索宇宙和大自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襟怀坦荡，胸无城府。今年六月底，克家兄函告：公木大哥病情较重。我去信问候。他在七月四日给我写了长达几千字的复信。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涵很丰富，饶有哲思，而且附有三首律诗。我想，这不仅是他的朋友可以看看，连熟悉他的解放军歌的歌词的指战员，也是可以一读的。且抄第一段，看他谈他的“生死观”。他说：
目前，我正和老病作斗争。想来我们得称并肩作战的“同志”了！
且说老病：本来生老病死乃是每个感性个体生命的行程，老病是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假如说生是白色，死意味着黑色，那么老病便是灰色。我，可以说我们吧，是灰色主义者，你同意吗？同志！当然，生是快乐的，其乐无穷；无论怎样的风风雨雨，弯弯曲曲，总是生趣盎然。至于死，这黑色的“使者”，总是要到来的，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或者连门也不必敲就闯来了，任它吧。但我，我们，还是尽其可能把灰色拖长再拖长些，灰色万岁！——这里只是就感性个体生命说的。如果把眼光放远些，作为人类总体，则死，乃是生的开始，推陈出新，不破不立，死不是结束，而是延续。古哲说：视死如归，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明，明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大！说远了，我还没有那么大，未尽孽根，难忘我呀！此类哲学只是讲一讲，实际上还是个感性个体，所以还是灰色主义者。因此，我非常理解你的“天下没有不是的老伴”的苦痛，深深地理解，却没有感同身受。我不是被饲养，而是被管制起来了，衣食住几乎完全不用操心，妻管严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使我有条件坚持灰色主义。
公木大哥的这段哲理性的“生死观”，是我给他的信勾引出来的。因为我有多种老年性疾病，虽有子女照顾，毕竟不如已故的老伴那么争分惜秒地耐心护理，所以向他说了一声“天下无不是的老伴”。因为艾青晚年病得不良于行，要高瑛大嫂护理衣食住行，所以艾青称她为“饲养员”。公木很幽默，也很乐观，说他“不是被饲养，而是被管制起来了”，没有我失去老伴的痛苦的感受。在“妻管严”之下，仍然生机盎然，有条件地“坚持灰色主义”，不愿离开他亲爱的祖国，要尽可能地拖长灰色，甚至喊出了“灰色万岁”的乐观的口号。可是，仅仅一个季度之久，却传来了他的噩耗，能不令我老泪纵横吗？代替“灰色万岁”的，只有他的歌词、他的诗作、他的道德文章，在缅怀与想象中了！
公木大哥的来信，第二段是谈“老病”，就不照抄了。为了使他的亲友明白他坚持“灰色主义”与病魔搏斗的历程，不妨选抄几句。他说：
老是哪一天到来的，确实回忆不清楚。……病已经过三大战役：六十岁上胃溃疡，七十岁上心肌梗塞，都克服了；只是这次，从前年起，肾功能衰竭，糖尿病来势凶猛，厌饮食，怯行步，很快很快地到了晚期，大夫束手，无药可投。说是只可透析，我拒绝了。这一把年纪，透析等于穿刺，吃不消。出院，大夫暗下“病危”通知，……我知道了，说不怕，我有灰色理论。就这么顶住了。如今是“战犹酣”，……力争持久吧，持久就是胜利。
我尊敬的公木大哥，以“灰色”的“老病”之身，坚持了“三大战役”，毕竟年龄不饶人，终于撒手而去。他何尝愿意结束他的“灰色主义”呢？惜哉！痛哉！
公木大哥是诗人兼学者。他在重病期间，“遵医嘱，废读写”。但是，他的“灰色理论”仍教他“开卷有益”，虽投笔忘字，纵无效率，也是寄托。他说：“不抱再出什么成果的幻想。远离底层，说什么创作？脱离实际，说什么学术？”不过，他还记得几年前的事。他说：“前几年读您写艾青散文美的一篇文章，很生动，登在《文艺报》上，可惜这张《文艺报》丢了，想再读，查不到了。”我是不大收藏自己的已发作品的，得到他的鼓励，正准备翻检旧报给他寄去，谁知人天两隔了，痛哉！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于南京
（原载《华夏诗报》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