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徐迟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一九九六年上半年的末尾，艾青去世；下半年的末尾，徐迟去世。他俩都是我在青年时代结识的诗友，一段源远流长的梦幻般的友谊，一条断断续续的感情的河，迫使我老泪盈眶。艾青虽然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但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晚年为新生的祖国唱了将近十年之久的赞歌；徐迟的晚年则是“漂泊”于武汉、深圳、南浔（即他的原籍浙江吴兴的老家），往返数千里，疲于奔命，身心都得不到安定。一个年届耄耋的诗人，怎能耐此长期而又长途的人生苦旅？尽管如此，但我从未想到他会“不幸”而逝，总是希望他能结束奔波，过几年比较稳定的生活，完成他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乃至翻译事业上的未竟之业。他是一位诗通中外，学究天人的老诗人、老学者，当今的作家，在博学多才方面，还很少有能出其右者。他的晚年谈不上天不假年，或者昊天不佑，而是他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精力衰竭，难免冲冠一怒，拍案而起，终于噩耗传遍海内外。他何曾想到，自己的模糊血迹，要由诗友和读者的热泪去洗刷，悲夫！
我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南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我住进北京京西宾馆时，便怀着满腔热切的期待，希望徐迟从湖北作家代表团里出现。但是恰恰相反，十五日上午山东诗人桑恒昌同志等三人来到我的住处，相互握手之余，恒昌告诉我，徐迟已在十二日深夜死去了，他是听湖北代表团的诗人曾卓说的。曾卓也是我的老诗友，消息源来自湖北，当是准确无误的。我一时语塞，眼泪止不住，表情也黯然了。恒昌一再劝慰，我实在忍受不住这么大的喜与悲的反差，只是轻轻地说：我要去找曾卓问问底细。
我与徐迟相知于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那一年的上半年六月一日，我在北平创办的《小雅》诗刊问世。四个月后的十月一日，徐迟与路易士（纪弦）支持戴望舒创刊《新诗》月刊于上海，徐迟是《新诗》的编委，从而南北两诗刊交换稿件，互登广告。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寇侵略的步步退让，终于发生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在日寇的侵略下，诗人流亡，诗风大变：由宣泄个人的内宇宙，开始悲歌民族的大灾难，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全民抗日的号召上。经历八年的浴血抗战，新中国在血泊中崛起。东方红的歌声，成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诗坛的主旋律。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老年诗人，大多聚集北京。连首倡象征派诗歌的戴望舒，也先后写了《元日祝福》、《狱中题壁》等和人民共患难的押韵的新诗，并放弃香港优裕的物质生活，抱病回归祖国的心脏北京。不幸的是，他终因哮喘病不治而死，时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同年三月五日，部分留京诗人，为他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华社国际俱乐部举行了追悼会。由茅盾先生主祭，到会者有老舍、胡乔木、卞之琳、艾青、徐迟等三十余人，照顾会务的是艾青和徐迟。当我到达时，刚刚签名于一张白纸上，艾青首先和我握手。徐迟引我同老舍坐在同一条凳上。我因为曾代表北京市文教局邀请老舍先生，为当时北京市职工业余学校的语文教师开过几次诗与散文的专题讲座，加之在抗战时期，我唱和过他的旧体诗，从而，我们之间颇有共同的语言。茅公最后到会，该来的诗人、作家都已到齐，他与到会者一一握手，便走上讲台致悼词。大家心情沉重，很少叙谈阔别八年的心情，只记得茅公的讲话，有这么一句：望舒逝世，是新中国诗坛的重大损失。但能在新中国给他举行如此沉痛的追悼会，他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追悼会结束，我帮徐迟整理了一下散漫的桌椅。他紧握我的手：“一切的话以后有机会长谈。”艾青在旁点点头，都在含泪的微笑中各自归去。这是三十年代中期我与徐迟相知之后，到五十年代初期的第一次相会。但因我在一九五二年调离北京南下江苏工作，与他们并没有长谈的机会。曾几何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艾青、徐迟和我一别二十多年，“长别”代替了“长谈”！
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中旬，香港诗人犁青和广州诗人野曼发起的第二届世界华文诗人笔会在深圳召开，我应邀前往参加。徐迟其时正住在深圳的儿子家中，也参加了大会。与一九五〇年相会，已隔了四十多年，彼此的相貌已非“原版”。我们一下子握住双手，徐迟连声问：“你是奔星吗？”窗外阳光普照，室内霓虹闪烁，我们却有“犹恐相逢是梦中”之感！
当天会场人头拥挤，声音嘈杂。徐迟指着大群的人说：“人海战术不是诗人辈出之所。”他的意思是说：诗人为个体脑力劳动者，不能搞“大兵团”行动。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好学深思的人。但因为分别太久，虽在饮茶吃饭时刻，也要谈谈彼此的家庭生活。他在一九八四年失去老伴，我在一九九三年失去老伴。我说：在这次笔会上，我俩是两个老鳏夫。他摇摇头，迫使我追问一声：难道你又有了新的嫂夫人？他又摇摇头。我又追问一声：是正在搞“黄昏恋”吗？他仍摇摇头，苦笑地念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我说：“黄昏”不是贬义词，“黄昏”之后，不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最佳时刻吗？他又苦笑地反问：“难道你也经历过‘人约黄昏后’的时刻了吗？”我说：“青年时代有过，但与耄耋之年的‘黄昏恋’不同。”他说：“你是怎么对付孤独的？”我说：“简单得很：一本书、一支笔、一张车票或机票。”他说：“你在说笑话吗？一本书、一支笔，指用读书和写作消遣孤独；要一张车票或机票干什么？”我说：“那是应邀赴外地开会，看看旧友新朋，我称之为易地疗养，可以调剂读书和写作的单调生活。”徐迟听了，表情活跃起来，自言自语地看着我：“好一个易地疗养。”我说：“你也喜欢易地疗养？”他摇摇头，说：“不，我倒羡慕狡兔三窟。”我听了，不觉糊涂起来，追问一句：“狡兔三窟是贬义成语，您想到哪里去了？”他忽然脸色下沉，嘶哑地说：“一场不幸的‘黄昏恋’，使我对‘三窟’求之不得。”毕竟是老朋友，他开始吐露真情了：“从表面上看，我比你好。浙江吴兴有生养我的老家，深圳有我儿子的家，武汉有我糊口并长期工作的家。这不也是你说的三窟吗？但是，都不是我安身立命之所。我也是想‘易地疗养’，事实上却做不到，奈之何哉！？”话说到这里，他沉思了片刻，我只好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他双手合拢，然后使劲分开，说出一个字来：“离！”接着解释：“我之所以往返于武汉、深圳、南浔三点之间，就是为了烘托‘离’的气氛。”我没有马上说话，只是片刻沉思：徐迟要不是真正绝望，用心良苦怎会到如此地步！
最近的事实证明：从当时的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九六的十二月中旬，整整两年，他显然实现了一个“离”宇，但为了“离”而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却是与他的性格不符合的；更是和他用心良苦所设计的三点一线的“漂流”生活不符合的！
徐迟不是厌世的悲观主义者，他是热爱生活的。他在深圳的会场，经常穿一件红棉袄，若有友人邀他合影，他一定要回住处，打上领带，穿上西装，然后含笑而立。他一贯如此，怎会忽然轻生呢？在深圳的华文诗人笔会上，凡有舞会，他也到会，虽已八十高龄，只要年轻的女诗人向他招手示意，他也欣然而去。他的翩翩舞步，显示青春永驻。我边看边想，舞池上的徐迟，像一首活泼的抒情诗。我曾写出二十六行的《向舞池寻找徐迟》一诗，发表于《华夏诗报》，我相信徐迟是看到过的。如此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诗人徐迟，怎么会在冷冰冰的深夜里轻生而去呢了？我怀疑，我痛惜！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夜草于北京
京西宾馆一〇一六室。同月改于南京。
（原载《香港文学》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高龄诗人臧克家和他的家人
《诗刊》创刊四十周年了，就不能不想到《诗刊》的主要创始人、现已九十二岁高龄、并正躺在协和医院的老诗翁臧克家同志了。因此，我们在祝贺《诗刊》“四十而不惑”的大庆的日子里，就决不能忘怀祝贺臧老更加健康长寿。
我作为克家同志的读者和朋友长达七十年之久，“文革”以后的二十年来，关系尤为密切。七十多年来，他为摧毁一个没落的腐朽的时代，迎来一个新生的健旺的时代而激情歌唱，达到了积劳成疾的地步。在新中国诞生之时，他借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的鲁迅先生的高尚的人品，反衬一小撮倒行逆施的民族败类，写了震撼遐迩的政治抒情诗《有的人》，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培养“四有”公民的今天，这首诗的主旋律，就更为铿锵响亮。它旗帜鲜明，爱憎突出，是可以配谱歌唱的。
臧老长期卧病，在看望他的朋友面前，谈笑风生，显得生命力旺盛，没有被病魔征服的迹象。但是，他的家属和亲友，并不隐讳他的病情。他的心肺都有毛病：房颤与结核折磨着他，有时体温高烧达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腹泻，每日多至十五次。英雄难耐三遗矢，何况是九十冒头的老人。他的体重，两年来，由一百三十斤降至八十二斤。但他在病魔面前从不示弱。他的思维仍然是那么清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全国作代会后，他的病情曾一度紧张。他本是出了医院的，又返回医院急救。他最近（元月二十四日）给我的信，是他口述、由夫人郑曼大嫂笔录的。他说：“弄得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今年可能要在医院过春节了。”其实，他因病住院，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整整两年，都是由郑曼日夜陪伴，没有回过他住了三十年的四合院。即使病情好一点，他也是借住在靠近医院的一个公寓里，随时准备应付病魔的突然袭击。
一九九五年十月中旬，北京召开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臧老是名誉会长，未能赴会。我和香港、青岛、湖北的三位代表，去他借住的公寓看望他。那次，臧老特别高兴，同来访者一一握手、拥抱。尽管他的体重锐减，仍显得精力充沛。郑曼大嫂陪伴在侧，一边招待客人，一边注视臧老的表情，令人感到自然、亲切。他在病榻上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济济一堂共论诗》，向大会表示祝贺。
会后，我告诉贺敬之同志。敬之同志是会长，是异常关心臧老的。他对我说：“臧老以病延年，得力于夫人郑曼，郑曼是贤妻良母。”我同意他的话，并且强调郑曼是标准的贤妻良母。臧老病重时期，她忘我地侍候，尽管内心焦急，却从不忧形于色；面对客人，像平常在家一样，温、良、恭、俭、让，兼而有之。她既有传统的文化教养，又有深厚的文学积淀。她陪伴臧老，自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她侍奉汤药，细心，耐心，恒心，温柔体贴，无微不至，体现了全心全意，使臧老没有多少离家治病的感觉。郑曼大嫂的身教，影响子女儿孙。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在今天，不必久病，也难得有孝子贤孙。而在臧家，却是例外。他的子女目睹妈妈日夜操劳，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勤勤恳恳轮流值夜值勤的整体，从而使郑曼在百忙中得到间隙性的休息，臧老也感到莫大的欣慰。臧老的病，有时出现紧急情况，都由于医护人员的高尚医德与高超医术，和家属的耐心护理相结合，总在抢救中转危为安。
臧老的病情之所以能从紧急情况转为平稳，也与臧老的主观条件和医护人员以及定性的客观条件紧密配合有关。众所周知：臧老一生很重视身体的锻炼。他在平时，早、中、晚都要在他的四合院外散步。附近的父老儿童都知道赵堂子胡同有一个老诗人。连幼儿园的孩子也要亲切地叫喊“臧爷爷！您好！”从臧爷爷手里接受一两块糖果，然后以清脆的谢谢告别。但是，郑曼同志和子女们一见他外出散步，怕他发生意外，往往尾随其后。臧老是不愿家属监护的。一经发现，他就要严厉呵斥。他觉得外出散步，心理上最没有负担，而且是最自由的，有人偷偷地追随，便失去了心理上的轻松感觉。臧老是孟子所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类的人。他虽并非什么大人，而他的“赤子之心”，则是他的永恒的爱祖国的诗心。即使在借住公寓养病的时期，他也要由夫人搀扶，乘电梯到街心公园或附近空旷之地散步半小时左右。正是因为他坚持长年累月的散步，虽突破了九十高龄，仍能两腿行走。臧老由夫人陪同散步，成了他的病情好转并在休养、康复的鲜明标志。
臧老病中不仅坚持体力劳动，还不间断脑力劳动。在他借住的公寓床上，床头放了不少古今图书。一方面是为了看书催眠，另一方面是为了锻炼思维。他虽已九十冒尖，头脑却十分清晰，老年痴呆和他是绝缘的。他的思维不是一般的清晰，还能在诗歌理论上提出令人折服的主张。去年十二月中旬全国作代会期间，我和小说家田涛、诗人刘章和诗评家吕进等三人，去协和医院急救病房看望臧老，他能逐一与我们四人谈谈各自不同的话题。我对他说，他的《臧克家旧体诗稿》，其中大多是精品，即使有些不符合传统格律，也是为了感情表达的需要。格律要为感情的充分表达服务，而不是要求感情屈从于格律的排比。明乎此，才可了然于八十年代初期，姚老（姚雪垠）与他的一场关于旧体诗是否合乎平仄的争鸣。姚老是严守格律派，臧老是突破格律派。他俩的争鸣，无损于老友之间的深情厚谊。盛唐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都是感情突破格律的名篇。唐人敢于突破格律，我们更可以突破。臧老听了我的话，立即说出“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我因重听，未听明白，他的小女儿、跟妈妈姓的郑苏伊，为我写在纸上，我才恍然大悟，臧老已将他一贯的诗观，浓缩为两句五言诗了。我一向主张诗学是情学，臧老的第一句诗便深获我心，说的是感情突破格律（“绳墨”）。第二句诗便把感情突破格律，作了活生生的描绘，有如波澜起伏，冲决一切堤防。比梁启超说的笔端时带感情，更加形象生动。臧老在病中，还能如此考虑传统诗词的写作问题，充分表明他的思维的生命力，是走向更加健康长寿的保证。他的体力和脑力的主观条件，与医护人员和家属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的客观条件，说明高龄诗人臧克家是可以征服病魔、更加长寿的。
（原载《文艺报》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
自学成才的马蹄疾
我和马蹄疾先生是见过多次的，但很少联系。我只知道他在东北鞍山工作颇久，做什么具体工作，并不了解。到八十年代知道他到北京参加过《鲁迅全集》的编辑或注释工作，后来仍回东北。他在我的心目中，流动性颇大。他引起我的注意，是他的姓名“马蹄疾”，使我想到唐代诗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似乎曾和他说过一句笑话：“马蹄疾”可否与“牛角钻”相对？我明知“马蹄疾”是他的笔名，因为只初会一二次，未便请问他的本名。
马蹄疾先生引起我的刮目相看，是在《香港文学》上见到他题的字，那一期好像也发了我的什么诗文，老迈年高，已记不清晰了。至于他的逝世，并未及时得知，是其后一个时期才知道的，但也不知其详，只惋惜他英年早逝。最近读了马蹄疾夫人薛贵岚女士给我的信，附有龚明德同志写的《忆怀蹄疾师》，说马蹄疾比他大二十岁，我又比马蹄疾大二十多岁，岂非英年早逝？令人深感痛惜！龚明德同志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我也见过，他责编过马蹄疾的著作，称之为师，一方面表明明德同志的谦虚，另一方面也透露马蹄疾的著作有可以为师的长处。从马蹄疾的自订年表看，他出生于全民抗战即将开始之时，流离颠沛，未受过大专教育。他研究鲁迅书信，研究《水浒》，都是业余性质。他为了从绍兴走向自己所向往的地方，曾先后给词学大师夏承焘写信，给文坛泰斗郭沫若写信。虽满足他一些主观追求，终因学历关系，未能稳定地取得一个研究学问的工作。最后虽调进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也未能解决职称问题，直至一九九三年八月才得正研职称，一九九六年元月便溘然长逝。马蹄疾先生是怀着不可言宣的遗恨离开他所眷恋的人间的。
我知道马蹄疾的一些情况，是他的夫人薛贵岚于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写信给我：“马蹄疾逝世一年多了，但他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面前，特别是他的勤奋刻苦更让我难以忘怀，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从马蹄疾的著作年表看，他的确是“勤奋刻苦”的。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要做专家，先做杂家。”要求学生首先博览群书，然后由博转约，择一而专之。我虽没有读过马蹄疾的著作，看了龚明德同志的文章和马蹄疾的著作年表，知道他正在从杂家向专家过渡，要是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必能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奈何天不假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引者按：借“冠盖”指学士、硕士和博士之帽。）
马蹄疾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人，他的刻苦勤奋，令人敬佩怀念。我愿以一联悼念他的英年早逝：
他山借石马蹄疾，自学成才牛角钻！
马蹄疾有两个儿子，愿他们继承父志，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无私地奉献一切！
（原载《香港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