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徐志摩
罗素去年回到伦敦以后，他的口液几乎为颂美中国消尽，他的门限也几乎为中国学生踏穿。他对我们真挚的情感、深刻的了解、彻底的同情，都可以很容易从他一提到中国奋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他有一次在乡下几乎和卫伯（Sidney Webb）夫妇吵起嘴来，因为他们一对十余年来只是盲目地崇拜日本，蔑视中国。他对人说他很愿意舍弃欧洲物质上舒服的高等生活，到中国来做一个穿青布衫种田的农人。他说中国虽遭天灾人患，其实人民生活之快乐直非欧洲人所能想象。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彻底，前途最无限的青年；他确信中国文艺复兴不久就有大成功。然而，他也知道我们的危险。他在英国每次发言，总告诫人说最美最高尚最优闲的中国文化，现在正在危险中，有于不知不觉中，变化为最俗最陋最匆促的青年会文化之倾向：他说现在耶稣教在中国的魔力，就蕴在青年会的冷水浴和哑铃操里面。太平洋那边吹过来的风，虽则似乎温和，却是充满了硝酸的化力。我离伦敦前接到他从瑞士来的电报，要我到巴黎去会他，后来彼此还是莫有会成，但他寄来送我一本他的新书《中国问题》，叫我到国内来传布他的意见，我答应回来温习过自己的社会人民以后，替他作一篇书评。如今我回国已有一月，文章还不曾作出，现在我姑且先用中文来传达他书里的一番厚意，好让爱敬罗素的诸君，知道我们得了一个真正知心多情的朋友在海外哩。
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他是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同情化的正确见解，不比得传教师的隔着靴子搔痒，或是巡捕房头目的蹲在木堆里钓鱼。他唯其了解，所以明白我国过去文化的价值和将来发展的方向；唯其爱惜，所以不厌回复地警告欧人不要横加干涉，责备日本不应故意蹂躏，隐讽美国不要用喜笑的脸温存的手，来丑变低化我们的遗产。他开头就说在中国的三大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中关于全人类和中国自身最重要的是文化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的满意，不论政治经济化成如何样式，他都不在乎了。他说中国好比一个美术家的国，有美术家的好处也有他的坏处，但这好处是有益于人的，坏处只报应在他自身。他就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他问如此说来，全世界是否应得设法保全他的好处呢，还是逼迫他去学欧洲的坏样子，专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业呢？他再问，果然有一日中国有力量即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来对付东西洋人，那时全世界又成何面目呢？
罗素知道老大帝国黄脸病夫的实力和潜伏的能力，所以他最怕他被逼迫而走最没出息的武力主义那条路。此点他书里屡屡提及，他最近在米兰的一个平和会里又说同样的话。我们固然很感觉东西两面急急锋的压迫，固然有铤而走险的倾向，但我们可以告慰知爱我们的罗先生，中国国民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刻，决不会去效法野蛮人的行为，同类自残的下策。
所以罗素注意的，是文化，是民族创造精神的表现，不是物质的组织，盲目的发展。他说：“我不管旁的，我只管知识，美术，本能的快乐，友谊的感情。”他接着解释知识也不是呆板的事实、堆积的工夫，艺术也不仅是美术家手里做出来的物件。他所谓美术直包及俄国的村农、中国的苦力，他们似乎有一种不自觉的努力去寻赏真美。那种产生民歌的冲动，曾在清教徒时期前盛行，如今只可向村舍前农园后访去了。本能的快乐，就是单纯生活的幸福，欧美人原来干净的人道全教工业的烟煤熏黑，原来活的泉源全教笨重的钞票塞住。他告我说他见湖南的种田人，杭州的车轿夫，他们那样欢欢喜喜做工过日，张开口就笑，一笑就满头满面满心的笑，他几乎滴下泪来，因为那样轻爽自然的生活，轻爽自然的笑容，在欧美差不多已经灭迹了，欧美人所最崇拜的，只是进步与速率，中国人根本就莫有知道这回事。他们靠了进步与速率，得到了力与钱，也造成了现在惴惴不可终日的西方文明；中国人终是慢吞吞地不进不退，却又享受了几千年平安有趣的生活。
他说让中国人管他们自己的事，不要干涉，他们自会得在百十年间吸收外来他们所需要的原素，或成一个兼具东西文明美质的一个好东西。他只怕两个方向：他怕中国变成个物质文明的私生子，丧尽原有的体面；他又怕中国变成守旧的武力国。
他说欧战使欧洲觉悟自己文明的漏洞，游俄游中的经验使得他相信这两个国家可以指示欧洲人那里是漏洞，怎样的补法。他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若然大家都采用，全世界就快活享福。欧美人的生活刚正是反面，他们只要奋斗，变动，不足，破坏。物质文明的尾巴已经大得掉不过来，除了到安定的东方来请教，恐竟没有法子防止灭亡。下面容我节译一段他在一九二〇年的夏天，跟着英国工党的代表团，到俄国去观察，正当布尔什维克想用全力来根本改造俄民的习惯，想把原来有亚洲气息的俄民，改赶入纯粹机械性质的生活。他那时正在伏尔加（Volga）河中——
吾舟驶于鄂河，日复一日，经一荒凉诡异之乡。舟中人皆嚣杂，欣忭，好争持，善为捷易之说理，喜以巧言释百业，咸谓天下宜无事不可解，诚能如其言为政，则人事之利害可铢铢而算，人类之进向可节节而定也。有一人病且死，斗弱斗恐，斗健康者之漠视甚力，而同舟人之辩之争，之琐笑，之扬声求爱，喧逐，几如雷动，夜以继日，曾不念病苦者之难堪。舟以外，鄂河之波，鄂河之岸，皆静如死，诡如天。顾此静秘，舟中人莫或有暇以听察焉；余独内感不宁，断不能寄心耳于诡辩者之辩，与通事实者无尽藏之事实。一日。既迟暮，吾舟泊于一荒落之所，杳不见房屋，但有沙堤长亘，其背则白杨成列，明月升焉。余默然登岸，行沙中不远，而见一人类之奇集，似古游民，盖来自灾荒之极域，家族麇聚，绕以家用杂具，有立者，有卧者，有悄然积小枝作火者。火成焰发，照人面历历，皆髯节蓬生，男子野鲁北耐，妇人粗陋，童子亦严肃迟重，如其亲。其为人也无疑，顾求习于猫于犬于马，宜若易于是族之男妇童子。我知彼等必且竣息于此荒凉之域，日焉月焉，以冀船来载去传闻天人不尽吝酷之乡；然其问之确否，又谁得而知之。将有死于途运者，若饥与渴，日中之炎热，则殆莫或能免，然即其茹苦，犹噤不呻。余观览之余，不禁兴感，念是殆庞俄魂灵之征识，默不能自吐，力挫于失望，彷徨转侧，西欧犹且翘然自分党别，或进而争，或退而处，熟视此无告者若无睹焉。俄之体大，间有能者，亦如蚪碛之于广漠，不可得而识。彼于主义者，若且强柳杞以为杯，将屈人类原始之本能，为学理之试验；然余窃不敢信幸福之可以工业主义与强迫劳役钳刺而致也。
然及晨曦之复转，而舟中之哓哓于唯物史观及共和政体之得失者犹然如故，余亦日耳其间，不复自省。与余辩者未尝见岸上游弋之灾民，即见之亦且类之于砂石草木，以其穷野不可训，非社会主义福音之所宜及也。然彼民宁忍之静默，既深入于余心，辨虽亟，论虽便习，而寂寞难言之思，犹耿耿于中焉久之。卒之余奋然自谓政治者魔实趣使之，强者黠者承其意以刑楚羸弱之民族，为利，为权力，为主义，其害则均。吾舟犹前进不息，日侵饥民之余粮，仰庇于军士，则饥者之子也；受之惠如此，我不知且何以报之。
鄂水风来，鄂水波动而居民愁惨之歌，白拉拉加之音，萧然缭绕吾舟，此景不可忘已。声之来，与俄土荒伟之静默俱，止于余心而为不可解之问，不可苏之隐痛，东人乐生之色，于焉黯矣。
此方余来向中国以求新望，心境盖如此。
上面这一段话，文情兼至，实在太好了，令我不忍不翻，而翻之结果，竟成了几于古文调子。罗素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而离了他的名学数理，又是一团火热的情感，再加之抗世无畏道德的勇敢，实在是一个可作榜样的伟大人格，古今所罕有的。你看那段文中——其实是首好诗——他从鄂尔迦河荒野的静穆里从月夜难民宿处的沉默里感觉到西方物质生活之浅狭，感觉到科学知识所窥测之浅狭，他原来灵敏的感觉，更从这伟大消息的分光镜里，翻成无数的彩色；连风里传来俄民的乐音，也在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怖责问的隐痛——这是何等境界哟！他见了中国不失天真的生活，仿佛在海洋里遭风的船，盼到了个停泊的所在，他那时滴下来的泪，迸出来的热泪，才是替欧洲文明清还宿欠呢！
在这里就有人说：他原来是对欧洲文明的反动，他的崇拜中国，多半是感情作用，处处言过其实，并且他在中国日子很少，如何会得了解。不错，是反动；但他所厌恶的，却并非欧化的全体——那便成了意气作用——而是工业文明资本制度所产生的恶现象；他的崇拜中国，也并非因为中国刚巧是欧化的反面，而的确是由贯刺的理智，和真挚的情感，交互而产生的一种真纯信仰，对于种种文明文化背后的生命自身更真确的觉悟与认识。我现在敢说这话，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我当初何尝不疑心他是感情的反动，借东方来发泄他自己的牢骚，但我此次回来看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生活，从对照里看出欧美生活之伪之浮之险，不由得我不信罗素感情之真切。我们千万不要单凭着生长在中国的事实，就自以为对于中国当然有正确的见解。大多数人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何况生活本体呢！至于那班青年会脑筋的论调，尤其在门外的门外了。
但罗素虽则从游俄国游中国感觉到人类的运命、生活的消息、人道的范围，他却并莫有十分明了中国文化及生活何以会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第一就不了解孔子的影响，他书里老实说他对于繁文缛节的孔子莫有多大感情；第二他以为中国的好处，老庄很负责任，他就很想利用老庄来补添他原有无治主义倾向的思想（他书开篇就引庄子浑沌凿七窍而死的话）。虽他不知道中国人生活之所以能乐天自然，气概之所以宏大，不趋极端好平和的精神，完全还是孔子一家的思想，而老庄之影响于思想习惯，其实是不可为训。
在《中国人的品格》那一章里，他又说起中国人的三大毛病：一贪、二忍、三懦。这三点刚巧是智、仁、勇的反面，却是孔家理想生活不实现的一个证据。现在我国正当文艺复兴，我们要知道罗素先生正在伸长了头颈，盼望我们新青年的潮流中，涌出无量数理想的人格，来创造新中华的文明的哩。他说我们只要有真领袖，看清楚新文化方向，想象到所要的新文化的模样，一致而创造方面努力，种种芝麻零碎什么政治经济的困难就都绝对不成问题。我们要知道盲目地改良政治危险；盲目地发展工商，危险；盲目地发展教育，也是危险：我们千万不要拿造成文化的大事业，托付在有善意而无理想力的先生们手里！
十一月十七日南京成贤学舍
（原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日）
为罗素做翻译
赵元任
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做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作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作译员看待。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他任译员，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因而我在清华任教的事便发生了变化，我在北京城的时间倒比在清华园的时间多（译者注：清华大学在北平西直门外，距市中心约一小时车程）。惟在罗素来到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在清华教书。我在清华西偏院的西南角，称为学务处的建筑，找到一间房间。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间房间是个幸运房间，任何单身汉住在那里，不久便会结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数和英文，以后教务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心理学和物理。可是我还没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罗素。为了请罗素来中国讲学，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由蒋百里和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借”我为罗素做翻译。蒋氏咨询的著名学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我请我的朋友王赓在我离开清华期间，用我的讲义大纲，代我授课。
……
我该南下迎接罗素了。我先到汉口，由赵大夫介绍她两位党兄弟赵缘生和赵雨生招待我，他们陪我参观汉阳铁厂、黄鹤楼等处，黄鹤楼很让我失望，被火焚毁之后，重修成方顶西式建筑。经过九江时，我短暂停留，纪录当地的方言。经过南京时，我不须纪录南京的方言，我在1907—1910年，曾在那里住过三年。10月13日我看到“波诌”（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我在日记上记载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唯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我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候为然。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带官话语汇。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S.S.Kiang Yung）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次日有几次集会和餐会，我得有机会晤见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比我年长的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蚀，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蚀的事！
回到北京，活动频繁，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北城（编者注：以内城及当地习称而言，应为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罗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自由结婚》小说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校长金邦正同意将我“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我便从清华搬进城内。11月5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个月我们都引颈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编者注：又称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1500人前来听讲。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什么是物质（Matter）？不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意（Mind）？无关重要（It doesn't matter）！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11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一的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
我既搬进城内和罗素住在一起，和我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她们常请我吃涮羊肉，或在医院，或在附近的小馆。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看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照那时的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
……
罗素大部分演讲是在北京，1921年3月，100里以南的保定（编者注：北平距保定名义上400里，至少350里）育德中学请他去演讲。附带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儿时住过的元宝胡同和肩担胡同一观旧居。像通常一样，儿时到过的地方，时隔多年之后，现在看起来，至为矮小。尽管罗素思想激烈，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讲演，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他回到北京即发高烧，住进德国医院，由狄博尔（Dipper）大夫诊治。到了3月26日，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朋友们考虑请他签字委任状给勃拉克小姐，因为他们还未正式结婚。杜威（John Dewey）为他拟好草稿。他虽然虚弱，可是却颇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状？”然后试着签字。医生恐怕他办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还是潦草地签了B.Russell。他仍然认得我，小声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说罗素先生情况“更坏了”，但是杜威夫人则说鲁滨逊（Robinson）大夫不那么悲观。到了4月17日，他已无危险，5月3日已能接见访问者。同时伦敦报纸报道说罗素业已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作过若干次讲演，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
（节选自赵元任著《从家乡到美国》）
让人为难的罗素
朱学勤
大陆中青年学界在反思五四思潮。这样的反思有积极意义，只恨相见太晚。反思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流行：五四中西思想交汇，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分别师承英、法，从法国过来的激进宣传受激进主义者青睐，从英国过来的保守学理则受保守主义者欢迎。依此推理，自然就鄙薄法国，崇尚英国，似乎英国知识分子都是保守型君子，法国人多为轻浮的激进分子。五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试图以这样一种认识重新梳理法国左翼传统对中国近代观念史的影响。我将这一源流称为“法国病”：好言革命，动辄起义，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血液里即有这一成分，至今尚未淘洗。
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文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最近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或许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1961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1920年10月12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员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驰，设想乘其立足未稳，干脆撵回英国。以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
北洋政府方面，1921年3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
被当局如此猜忌，而且还提供危险的“小册子”，按中国人的逻辑，是该受到在野一方激进党人的欢迎了。比如说当时的“南陈北李”？
按照《罗素与中国》一书所叙述的罗素在华日程表，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从陈独秀的态度推测，李对罗素可能是敬而远之。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熬不住，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据称，罗素曾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不过，按罗素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陈独秀没有下文，这封信不太可能使陈独秀满意。
这时，《新青年》编辑部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爆发。罗素来自英国，具有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色彩，胡适导师杜威亦推崇罗素是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比他自己还高明；罗素显然不会简单赞同“主义”派，而且确也引起了“主义”派的不满；这些情况都该说明罗素理应得到“问题”派的青睐。结果也奇怪，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做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那么，对罗素热情最高的是谁呢？可能是当时难以归入某一派别的张东荪。然而，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当年张东荪三十出头，身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他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
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仿效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0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织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致赵元任，1920年12月10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1921年1月31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1920年12月15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揄，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1922年12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作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1921年10月19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1920年12月24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待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1920年12月3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3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n）”。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入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竿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1921年4月28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像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7月，能够策杖而行，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日离京。
罗素怏怏而归，心情不会愉快。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亦觉尴尬，对他的影响力大小发生过一些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Josef W.Hall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1921年8月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1921年8月5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咸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是不是罗素太特殊，不能代表英国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集体性格呢？也未必。英国哲学家柏克的名字现在是京沪知识界较多引用的一个热点。就我所知的有关柏克那一点史料，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对柏克的热衷，似乎也不全面。人们感兴趣的是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那篇在英国议会上的讲演，但是忽视了柏克曾经热情支持过美国革命反叛英格兰本邦，而且与18世纪最激进的流浪革命家潘恩一度是莫逆之交，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柏克就为潘恩提供过自己的庄园，衣食住行，好生款待。英国知识分子未必都像中国知识界在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冷血，连柏克都有另外一面。保守主义者多半出身贵族，在政治风浪中，且不论政见离合，对待落难对手，起码具备骑士侠义的一面。离开这一点而奢谈保守主义，只会让这些昔日贵族讥笑为小郡市民的假冒伪劣。当然，真正能够避免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同时又能凸显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典型，确实不是古典的柏克，而是现代的罗素。
丁文江估计罗素来华的影响，是夸大了些。当时情况下，罗素不可能在逼窄如中国的思想小峡谷中赢得多少真实的掌声。尽管如此，倘若实在要找出一个较能全面体现罗素精神的人——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因此而放弃社会责任，既履践社会责任，又不因此陷入革命狂热——可能还真不是那些一线领袖，而是像丁文江这样的二线人物。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中，丁文江是个很值得注意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但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五四之后，他提出中国的责任不在武人、政客，就在几个有责任能力却不敢承担实践责任的知识界领袖，“天下事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能够这样看天下者，就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点胆识。而知识与胆识的关系，大概是十桶知识也未必换来一滴。他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主张，明显有罗素“一打好人”思想的痕迹。他提倡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面向大众，承当改良社会的实践责任，点着胡适的名，告诫青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下手”。经如此棒喝，胡适之从善如流，方承认丁文江坚持的认识——社会改革只有在一种政治进步的环境中才能成功——有几分道理，于是南下上海，协助丁文江创办以社会评论为主的《努力周刊》。《努力周刊》每期一篇社论，点评一周大事，文风朴实明快，几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口语相通，其栏目名称就叫“这一周”。如此朴素而又醒目的栏目，现在岂能多见？这样优秀的地质学家，才是真正贴着地面运行的人。后来，即以《努力周刊》为阵地，丁文江、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陶行知等16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1922年5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此时距罗素离华，已经将近一年。之后，再出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以及胡适之在《努力周刊》以后的《独立评论》，等等，都可以看作丁文江所呼吁的“少数人”起来承担“责任”，或者说是罗素所希望的“一打好人”的实践运动。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打好人”，在今天的聪明人看来，几乎是一打幼稚的童话，至少是不识时务，说不定还有法兰西嫌疑——“不守学术本分”。然而，他们所具备的形而上学理背景一点不比今人薄弱，当年却能扑下身在形而下层面实事实干，这才是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亦是中国知识界最难产生而又最需要产生的人。
可惜，正如常识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都已经死了。
1995年8月11日，沪上
（原载《读书》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