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社会结构学》（The 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请诸位不要把它当作从前定的那个题目《社会改造原理》（此题曾在报上先期露布）看待，因为社会结构学并不告诉我们要怎样改造社会。它是一种科学，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怎样结构来的：考究社会的变化与社会结构有怎么样的关系？原来，社会变化也有它的本质和自然的公律在内，并不专靠人类的愿望。虽然在实在现象上，人类愿望也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可是人类愿望也是自然现象的一种。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结构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
我现在于讲演本题之先，有几句重要的话要申明的：就是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是要先看明自己的态度如何。我自己的态度怎样，这是我现在要说明的。我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一个人，我以为如果共产制度与实业制度并行起来，则人类的幸福，必可大大地增进；而科学、艺术等亦必可以进步发达，为从古以来没有那样的好，这是我很相信的。我又相信马克思氏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说有一句很有价值，很可注意的话，可是这句话，他的多数门徒却把它忘却了的。就是：“社会变化”是自然的现象，有自然的公律，如果违反了这个公律，则非失败不可。我们如以为有这种的关系，那就要把共产制度与实业制度并行，世界上要实业发达才能实行共产制度。照历史上看来，基督教也主张共产制度，也想到乌托邦（Utopia），然而他们都完全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工业的原因。假如现在中国政府下一道命令，实行共产制度。结果还是不过一道空命令，共产制度还是不能实现出来。因为现在的中国工业固然不发达，而许多的习惯是与共产主义相反对的；以前所领受的训练有许多的与共产主义不合的。所以，虽然有政府的命令，实行共产制度还是无效的。这也并不仅中国，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它所作的事业，没有不为国内各种现象所限制的。而工业的限制，尤不可违犯，如果违犯了它，那无论什么政策都是不行的。
讲到社会改造问题上来，我们不要问什么是好，什么是有利益的？要问到实在情形如何，改造它的方法是怎样？近来勃拉克女士在这里讲演的“政治思想与经济状况”是说些过去的情形，我现在要说的，却不是关于过去的情形，是要说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情形。因为谈到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问题，要先明白现在社会和将来社会的实在情形怎样，才能知道要用怎样的方法。
以上所说的，是这个讲题的引子，现在要说到本文了。
现在社会问题中重要的，就是要寻出现在世界紊乱的根本原因，原动力是什么东西？将来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平定这个致乱的原动力？
我个人常常考察有史以来各种扰乱的现象，觉得有许多是循环的状态，不过一回有一回的不同，九九归原又复循环起来。正像着听唱一个调子，唱起来一次高一次，所用的乐器也慢慢地加多，快慢、激平也有变换。有时激越迅速达到最高的度数，又平缓下去。一会又回复起来，从头又新唱起。我们假如专看这个调子是好像没有用、没有理由的，但是若把全部调子合拢看来，便知道中间有一定的变化，社会变化也和这个一样，现在世界也许是一个调子唱到最高度的时候了，眼见得快要完了。我们用最高的眼光看来，历代以来的各种国家，虽然是一治一乱，不相一致，大体上看去还是向一致的方面进行，就是各时代都是进步的。
从历史上看来，古代的文明国可算埃及和巴比伦。巴比伦后来被波斯灭了，波斯又被马其顿灭了，马其顿又被灭于罗马，罗马后来又被灭于条顿人和阿拉伯人，阿拉伯后来又被条顿人所灭。一代一代下来，都是一治一乱。纷乱的时候自然文化衰绝。可是，一个国家被灭亡以后，必经过一个长时间，然后才有新的文化产生出来，但在这个文化停顿的期间，文化也有进步。这个正好像动植物一样，由生而衰而死。现在欧洲的文明已经由生而衰了，好像快要死去的样子。死去以后，再有新的产生出来。假如我们一代一代地比较起来，前代比后代，现在比将来，我们一定可看出其间必有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可分为两层：（一）知识方面的增加，（二）组织范围之扩大。在组织范围中间，尤以国家为最紧要。现在就国家组织看来，对于眼前的将来虽然没有什么好希望，但最后一步，即久远的将来，组织定会更加扩大，知识程度也会附着增高、发达。知识增高、学术发达，虽然自一方面看来是好的来源，他方面也是坏的来源。比如战争一事，与科学发达很有绝大影响，差不多可说没有科学发达则无这样激烈的战争。但这个于进化上也很有关系，没有它也是不可行的。说到知识一层大家尤其赞成它的好处。
现在又说到国家纷乱上来，对于无论什么紊乱，怎样才能使这种紊乱状态有条理？要使这种紊乱平息，只有国际共和国（International Commonwealth）才有这样的权力，用力来保持世界各处都不发生战争。
国际共和国，要使全世界不论什么地方，都关系密切，大家才能互相帮助，保持和平。比如从前远东与欧西没有什么关系，在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以前，美洲与世界无关，俄国在大彼得以前，也与欧洲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世界情形就不同了。这一次欧战则全世界没有一地不受影响，都是世界组织密切的缘故。
世界组织怎么会密切？这是实业发达和经济状况改善的缘故。而实业之发达，又是科学发达的结果，所以根本上还是科学。所以，科学发达不论是好或是坏，将来我们要好的世界，那是非靠科学不可的。
所以，从大概方面着想，普通对于将来的世界也有抱乐观的理由。可是现在的情形不仅令人可怪，而且眼前的将来，很有可怕的危险。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应当各尽所能，以个人力量。来免除最近要发生的危险和眼前将来的危险，并且要使现在进步，造成一个很好的将来。除非老老实实，不用一点偏见，平心静气来研究不可。不为一点什么党见的拘束，公平研究它，这才能有免去眼前的将来危险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最好的知识、最好的理想，对于这个问题作正当之研究。不要看见现在有许多反对我们的势力，就抱消极的态度，灰心起来。但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件事必须记着：无论什么政治上的主义，要是不能得着一般人的信仰，决不会成功的。如果目下一般人民所信仰的，都是不应该信仰的东西，即错误信仰，那是他们没有懂得适当的情形。如果要使他们懂得信仰的意义，不致再相信不应当信仰的东西——错误的信仰——非有适当的教育不可。但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人，大半是用感情和偏见来判断一切是非，不肯平心静气地研究，没有论理的知识，所以要他们领受正当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不用教育的力量，世界又决不能进步了。
在今日的世界，讲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比从前更为要紧。在从前文明没有发达的野蛮时代，社会上各样的秩序，有宗教、习惯、风俗可以维持它，社会因此也可以保持不致紊乱。现在既然讲理性，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肯迷信地服从，都抱着怀疑态度。所以，不讲理性则已，不然，非讲透理性，社会秩序没有维持的希望。所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在今日占很大的位置。
说到这种怀疑的态度，历史上看来，是很有建设能力的知能。在希腊雅典，文明发达、科学昌明，也是这个态度的好结果。后来雅典因为种种别的关系灭亡了。15世纪时的意大利，也是一样，抱持怀疑的态度，故能建设近代的文明。但起初文明发达，后来衰颓了，卒被灭于西班牙一个狂信的宗派，不能成为独立国。现在的人也一样抱怀疑态度。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问问有什么理由。比如有权的人把我们的权利拿去，必定要问他有没有理由，应不应该拿去我们的权利？如果有权的人，他把不正当的、骗人的假理由答复我们，仍然是不相信，双方的争战就起来了。这种情形，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如女人之反对男人，小国之反对大国，最显著的是劳动界之反对资本家，第三种——劳动界之反对资本家——说来虽然很危险，前途希望却很大。果能如我们所愿，这个被压制的阶级，能不要费多大牺牲，慢慢地安然转过身来。世界文明不致有很大的损失，这是很幸福很有利益的事情，则大幸之至！
现在我们又要问，世界上纷乱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互相反抗？我们要用力平心静气来研究它。自己不要站在战争当中，要立于战争之外，用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现在世界上纷乱的原动力当中有正在增加的，也有正在减削的。大概看来，将来多半终归消灭，所以也有利益可期。现在原动力当中有正在增加的：（一）实业主义（Industrialism）、（二）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两种主义，虽然是政治的关系，后面站着影响最大的还是科学。而每种当中又有两种变形，为压制者与被压制者各自主张的。实业主义中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国家主义中有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最近美总统威尔逊所主张的自决主义（Self-determinatism）。
在这次大战当中，各国虽主张自决主义，可是仅仅用在别人一面，而不能用之于本国。凡仇敌所压制的小国，多多主张它广行自决主义，自己压制的小国却又不肯许它们自决。比如俄国，凡对于反对俄政府政治的国家所压制的小国，都让它自决。据我看来，这不过是俄国的表面主张，不是根本思想。因为自决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里面的东西，俄人所主张的却是“国际主义”，所以可以断定它是表面主张罢了。
在国家主义中，在操权力者所主张的是帝国主义，被压制而要求解放者所主张的是自决主义；实业主义中，在操权力者所主张的是资本主义，而被压制要求解放者所主张的都是共产主义。四种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一组，自决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一组。所以，现在世界纷乱的四种原动力中：两种是属于实业主义的；两种是属于国家主义的。世界上其所以纷乱不安，就是这四种原动力——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自决主义——不能互相调和的缘故。
但是，现在政治上、兵事上，战争这样厉害，都因为许多的人只看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的一点，却忘记实业与这两个主义关联的地方；如能在这里着眼，才没有错误，而我们也可知道较多些了。
如今再讲什么叫作实业主义？实业主义就是关于生产的法子，是要用许多“资本”的。但这资本并非专指金钱；凡是生产上所用的器具，比方说机器、铁道、轮船等都在内的。换句话说：费了许多的工夫，造成很大的机器；再用这机器，造成消费的东西，便是实业主义。那么，实业制度不过就是把用器具的习惯扩充起来罢了！比方说，第一个人用锄代手来耕田，可省许多的事，由这一步进一步，就来用那很费工夫造成的机器，便是实业制度。
现在再拿铁道做个例子：铁道造出来很费事，并且也不能直接吃它、穿它；不过用了这铁道，便可以运来吃的、穿的。换句话说：用起来只认为器具，不是直接消费的。当造铁道的时候，这些工人不能供给自己的吃穿，总得依靠别人来供给他；所以，无论哪个国家要兴办实业，非得暂时牺牲许多直接享受的财物不可。因为当造机器的时候，不能同时造这些财物的。
因而，在一个社会里头要兴办实业，总得有许多原动力。第一，是组织。因为很有许多的事，绝非一个人所能独办的，总须有适当的组织才好。第二，是在这社会里头，非得有愿意吃苦的不可。就是带有能牺牲目前的快乐，以图将来的好处的性质。第三，是在这社会里头，须有相当巩固的政府。因为这样，大家现在虽牺牲些东西，将来总有可靠的好结果；不然，大家都不愿意去干，统统存一个只顾目前的计划，如同英国俗话上所说的：“今天吃了，明天死了。”（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morrow we die.）那还有什么人愿意拿资本出来投在这个不可靠的、动摇的实业上面呢？第四，是在这社会上，须有许多有技艺的人。因为要有了有技艺的人，才能做实业上的事情——有许多工作，简直非熟练的人不能举办的。第五，是在社会上，须有很发达的科学。因为这样，才有人能发明所用的机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从前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也就没有实业制度了。
那么，一个国家在它的实业制度初发达的时候，经济方面都是由少数压制多数的；除非借用外国的资本，便不能免却这个弊病。现在先就贫穷问题上说。在没有兴实业的国家里头，生产自然不及以后的得法，货物总不会有富余的。如今因为要兴实业的缘故，使种田的人都去制造机器，那么，生产的人反倒少了；或者把生产物运到外国去换机器，那么，生产物一少不是更贫了吗？所以，这样的结果，无论是造机器、换机器，总会使国内必需品反要减少；原来就是贫，现在越发厉害了！要想免去这样的情形，只有两个办法。第一，让实业慢慢地发达——不必要很多的人都来造器具，或一点一点地运出食料换得机器。第二，就是用借外款的法子，但这个法子总得两个国家和睦才能行的。像俄国和别的国家都闹得很不好，只好慢慢地去发达它；不然，国内便会生出很贫的结果。
第二层再说一个国家里头实业初发达的时候，权力都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很是不平等的。现在英国的工人全主张自治，这种社会主义在英国可说是很盛的了。就是最下等的工人也知道竭力地宣传，希望固然很大，可是在俄国情形就不同了。在俄国当1917年和1918年，也有工人主张这个；但是直到现在，他们的工厂里头还是首领制，实业制度更都是依据皇帝上谕的办理。英俄两国既有这样差异的情形，就生出两种不同的意见，其实这意见很是可以免去的。因为俄人只看见俄国的情形，便主张实业绝对不能讲起什么自治；英人方面的意见也就不同，认为每一个帮行应当绝对地自治，但是据我观察的结果，这全是实业发达时际上有先后的缘故，俄是实业初发达的国家，自然不能没有少数压制多数的事情。所以，这两种意见不外出于感情作用，并没用科学的眼光，很不对的！
再说英国自己，当初发达的时代，要不是借外债，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因实业没有发达的时候，工人自然已属很苦，再要他们去做工，直接消耗的物品更加减少，自然更苦不堪，越发穷得要命。兴办实业的人却不能拿出书生态度告诉他们说：“能把实业办好了，给你的儿孙有多大的益处。”因为这样的劝勉，他们必不赞成。比方说，从前英国实业初兴的时候，便给工人以权能，他们就要乱起来；试看那时候工人因不愿意来做工，并有打破机器的事情；那么，实业绝对不会发达的，并且贫穷固然暂时越发地增加，可为实业发达的阻碍；但在手艺时代，耕田都是关系一家里的事，人人因没有这样的习惯，便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假使有一种势力在上头来压迫他去做，他起初虽不愿意，但是由于受这样的压迫，慢慢地养成一种习惯，后来即不压迫他，他倒愿意去做了。即就政治方面说：民主制度的由来，实在因为君主用许多法子，压制一般平民，教他们组成机关做事；后来虽没有君主，那已经养成的守秩序的性质却永久存着。说到这里，好像美国由各邦自由组成是个例外。然而在17世纪，美国的人民仍旧是在英国受过压制的。所以，我对于国家的理想，将来必有一个最大的帝国出来做压制的事情，然后才能现出最平等的共和国；或者有许多的联邦，共组成一个大国。
在实业上更是这样：初出萌芽的实业，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不能免去专制；不过专制的人不同。在资本主义里头，专制的人是资本家；在共产主义里头，专制的人是政府。这种前途无论何国都是如此，中国也在里头。但是，资本主义家和共产主义家因政治上争辩很厉害，便把两者的关系——统统是实业制度——都忘记了。现在俄国的工人不准罢工等事情，很像英国早先的情形，这确是实业主义起初发达的现象。至于共产主义所希望的，比方说，在实业已经发达的社会里头，如英国、美国，若没有太激烈的革命，就可办得到。因为只要成年的人每日都做四五点钟的工，便都有很好的生活，不必定要中央集权起来监督他们，他们原来是很有知识的。那么，这国的实业已经发达了，若向共产方面进行，自然可免阶级间的战争，必能成功；但在实业未发达的国家里头，即就讲共产主义，也因为供给物的不够，许多人没有实业的经验，总不会平等起来经理实业。若是这话不错，那么，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政见中，便很有关联的地方——对机器，须有相当的发达；对技能，须有相当的训练；对组织，须有相当的注意——然后才能达到很好的地位。比方说，有两个国家，实业都不发达。一个是资本制度，一个是共产制度，相差倒不很多；若与实业发达的第三国比较，反不可以道里计了。
下次要讲实业制度——不是专指资本制度，也不是专指共产制度——有什么样的趋向。因为一般人对这是疏忽的。比方说，骂资本制度怎么样坏，这并不是资本制度的坏，乃是实业制度的流弊；说共产制度怎么样好，这也不是共产制度的好，乃是实业制度的好。
二实业制度的固有趋向
上次讲过，世界上有怎样的原动力，就发生怎样的纷乱情形，并且瞻望眼前的将来，纷乱下去，或至比现在的情形更坏。所谓原动力有两种：（一）实业主义，（二）国家主义。每种中间又分两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同在实业主义中间；帝国主义与自决主义又同在国家主义中间。大概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为强有力者所主张，被压制的弱人则站在自决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那一面。现在这两方面对立相争，实为世界纷乱的主要原因。再二三十年下去，也许是这两种东西相争的结果。
我上次说过，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相反，可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同一的趋向，因为同属于实业主义。国家主义中之帝国主义与自决主义也是一样。不过，因为现在政争和兵争太厉害了，人民为感情所迷惑，所以，这些相同之点，都看不出来，都忘掉了。
现在先讲实业主义固有的趋向。我们不问生产的物品如何分配，怎样才公道，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看有什么固有的趋向，在实业主义当中。
现在，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没有达到实业制度的时代。中西之不同，也是有无实业制度之差别。假如中国现在实业发达，成功了实业制度。或者第一天起头就实行共产制度，必与西方各国也有相像的地方。因为无论是资本制度，是共产制度，既同在实业制度当中，有同一的趋向是免不了的。
所以，在中国现在未曾到实业制度以前的时候，应当要明白这个实业制度到底是什么趋向。
现在，我们研究政治经济的原动力与结果，必定要采用物理上的方法。假如有什么原动力，就有怎样的结果。在事实上当然这种结果，不是一种力所造成的，所以，遇到复杂的事情，要用物理上分析的法子。我们现在也要用同一的法子来研究政治和经济。现在要明白国家主义如果没有外力的阻止，怎样成功、怎样结果，这还比较容易些，就是不过势力对外扩张罢了。若是问实业主义，无外力阻止它，使它自由发达，将来结果如何，那就不易明白了。对于这个，上次已经说了一些。但今天则把它看为主要的论旨。就是要详细说明，实业主义到底有怎样的趋向、怎样的结果？
上次说过，实业制度如何会存在，必定要有一定的条件，即上次所讲实业发达的五种条件：（一）工人要有大组织的能力；（二）主持的人要情愿牺牲目前的好处；（三）政治须有稳固的保证；（四）工人须受有相当的训练，平常的工人不行；（五）社会当中要有很高的科学知识，能发明应用的机械。假如这五种条件都完备了，又没有别的势力来阻止它，实业发达起来有如何的影响？
所谓实业，并不是大兴土木之谓。例如，建筑万里长城便不能算实业。实业的本意，是用复杂机器来减少人工，如铁路等类。比如过河，古时用船，后来改为造桥，桥造好了，自然能省去许多人工，这个造桥与摆渡，就是实业与非实业的分别。
现在说造桥这个事。如果只有少数人过河，当然是坐船好，人多了，还是造桥能省去许多人工。但造桥的时候，地方一定要安静，如果有什么纷乱，那就不成。因为造出来容易毁灭，自然我们没有精神和趋向去造桥了。也没有人肯牺牲现在的好处办将来靠不住的工程。
实业制度的要素，就是在牺牲现在的时间和金钱造出一些不能直接享受的东西，用之以为将来制造更多的消费货品的机械。由此可以生出许多特别的结果，这就是实业制度特别的地方。
我们讲社会问题，知道假如实业制度发达，必定更使社会各部组织特别密切。实业越发达的第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社会的组织越变为有机体，好像人体的细胞组织一样。人是有机的组织，所以，这一部分必定依靠那一部分。那些水里面的原生物，因组织简单，一个细胞，可以包办所有存在的官能；人那就不然，如果一个紧要的部分受了伤害，则全身各部都不能单独生活，不能存在了。如耳和目有一个受了亏，则全身不能不受影响。原生物因为组织简单，就没有这种现象，可以各个细胞独立存在的。
这种现象在有机体中，各个细胞把自己独立性质牺牲了，彼此互相帮助。考究起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一个细胞团体中间，一个受伤则全体有死亡之患，这是很危险的。好处则在于分工。因为有分工的关系，所营的工作，效力能够增大，花样也可加多，这是原生物所做不到的。这个对内说来，则内容比较丰富，对外则团体反映也好得多，环境的事情，可以多多应付。现在，社会方面组织也与这个是一样的。
在社会原始的幼稚时代，各个家庭原是独立的。所有生活上必需的用品，各个家庭中间都可制造应用，所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在实业制度当中，则无一家可以独立，也无一人可以独立。必定要互相依靠，你的物品，交换于我，我的物品，也交换于你，这样才能生存。如果没有买卖制度，也必定要有交换制度才行。
比如在一个工厂里面，各个工人就不能独立，要靠别人才可以谋得衣食住。就是在一个工厂当中，也有许多东西不是一人的能力可造出来的。必定要合很多的人，通力合作，互相分工。虽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也非一人之力所能造出来的。同时，资本家也是一样，虽有资本巨万，也得靠无数的工人才能生产。故在有机组织之社会当中，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在农业上虽然也有一些同样的现象，不过没有如此之甚。但现在科学发达的时候，农业上也加用很多的机器（如俄国政府，农业之电器化）。那么，农业中的人，也不能为经济独立单位了。
所以，在实业发达的社会当中，社会组织也和人体一样，一部紧要的地方受了伤，则可以制全体社会的死命，比如在今日世界进步，各种机器均以电为原动力。如果一旦发电机坏了，则社会各种的事业都要受很大的影响，例如制造厂，必定要停工；电车不能开行；电灯电话，都要停顿；用电气的火车，也要休息起来了。所以，社会的组织愈复杂，各部分相互的影响也就加大，也就容易由一部分而伤及全体。一地方有乱事发生，则所受的影响必定很大很大。
在一个组织越有机的社会中间，政府更加要紧。因为个人的行为对于别人影响很大，所以，个人的自由，不能不为公共利益而减少一些。而个人任性孤行的生活，也要为之慢慢地减少。如果要想仍旧保持个人绝对自由，不为团体所牺牲，那非另想别的法子不可，这就是下回所要讲的题目。
个人的自由，虽然因为社会组织的复杂很受限制，但也有好处，就是实业发达了，生活必需品剩得很多，做工的时间便可减少，个人的自由在这方面又可增加了。大凡人类的自由，常受两种势力的限制，一种是社会，一种是自然界。实业发达以后，人受社会的限制虽说加多，然受自然界的限制如那衣食住等，却可减少的。
对于自然界限制顶可怕的，就是生命的危险。多数动物因为不能作未雨的绸缪，来和自然奋斗，落得一饿而死，在人类就不至于如此了。但是，在实业没发达以先，人类都把多数的时间费在找食物上去，很少的人有机会来求人之所当为，什么美术、感情等方面的享乐生活都忽略了！
所以，在实业不发达的社会里头，固然有少数运气好的人，比如皇帝、贵族、教士等，生活内容很丰富，可以兼作别的事情。但是，实业发达以后，因为生活必需品增多，人人用不到天天去找吃的，所有教育、科学、文学、美学及战争等奢华的事情，都有闲暇的工夫，藉此发展。所以，实业制度发达了，因自然界限制减少，便得到多少的自由。可是，个人身上增加了共同生活的压力，却也不能极端自由了。
这和有机动物细胞的组织是一样的。因在原生动物一个一个的细胞都能独立生存，人就不能有一部分独立生存起来，目只能做看的事，耳只能做听的事，别的便管不着。但他的好处是在外面有什么刺激，里面就有适当的反应，却是原生动物所做不到的地方。这和社会有实业组织很是相同。
人对自然界的限制既然解放了，便可做向来所不能做的事。人不是专为生存来的，其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便是在生存以外，做出和生存没有关系的事体，比方说求知、求美和一切有价值的事，这才是人的生活。如若一个人过了多少年，吃了多少饭，制造了多少同样的孩子，回头死了，就算一生！说起来不见得人只能做这么些事，但是实业没有发达的时候，生产的力量不大，多数人也只这样过去了。现在，各个人总应该觉悟，脱去物质生活的限制，来做人生有价值的事了。
什么叫作文明？可以说是：寻求在生存竞争上所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竞争范围以外的目的。初时文明都是由大河的冲积岛上的农业发生出来的，最显著的就是埃及和巴比伦，冲积岛上的农业发达，和别处便不同；因当时社会上既有这样安定的生活，才有由农业发出的文明。关于这层，勃拉克女士已讲过，我如今要讲的就是从实业所发出的文明。
在从前农业充足的时候，一天一天下去人都有充足的生活。可是碰见土地不良，便免不了搬来搬去，就没有时机使他发达，文明也被阻塞了。所以在很大很肥的地方——比方说是黄河长江的下流——个人所生产的，总超过个人所用，剩下的人便去从事于建筑、算学、天文和替后世文明做先导的事情。但是，所贡献的虽说不少，究竟不算得什么，总得大家去做，才有大效啊！因为那时注意到科学、美术上的，实是少数人，到了实业发达以后，各个人都应该尽力做人生所必要的事，平均每日做四点钟的工已是够了，此外无论什么事情，好比科学、美术，都可剩出工夫去做的。
因为这种情形，从前的人就说：“社会上有这样的不平等，就是为增进文明的缘故。”这话到如今却讲不下去，如果将来没有什么大变动，使得实业制度忽然亡了，必要做到共产主义的地步，人人都能在文明上站得住的。
从实业说来，可使文明分布到人人身上，但这层就在实业制度发达时代也还不能做到极点。换一句话说，就在共产的社会里头，这希望也很不容易实现的。因为作成文明分布的起因和结果，全是由经济上的原动力造成的。即以教育而论，受过教育的人总比没受过教育的人格外有能力，那么，实业制度底下就不能不有普及的强迫教育。在实业制度里头，做工的人都可剩下时间来做教育上的事情，小孩子也可以在做工以外来念书，所以，教育的发展确是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势。
从普及教育上就生出政治上德谟克拉西（political democracy）的结果，这一层，倘若工人阶级没有教育，要实行也是做不到的。但如果工人阶级有了教育，就是要不行也做不到。但是，我说的德谟克拉西不必一定是指着议会政治，就是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和它的意义仍是吻合的。即在从前，也有这种影响。总而言之，德谟克拉西是指着一种制度，这制度底下，各个人于政治上都有平等从公的一份权利和义务，虽有些人是例外，却因特别情形而生的。比方说少数人蓄意推翻多数人拥戴的政府，一经失败，便不免有特别的待遇。所以，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也是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
我们已经说过，实业发达以后，减少个人对于社会的自由，而在经济上越发要受他人的限制。不必说是国家，就是在一个公司里头，也免不了这个情形。但是，全世界上关于求衣、求食的事，已不像从前那样厉害，因而个人方面发展的事——如艺术及幻想的情感——慢慢地便减少；社会方面发展的事——如战争及公共卫生和普及教育的情感——渐渐地便增加了。
个人自由既受限制，第一件连带而来的，就是个性的退化，在世界实业最发达的国家里头，好比美国，各个人相共之间不同的情形很少，若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家就要憎恶他了。即就他们的衣服、房子、家具等，通通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同时造出来的，绝没有多少的分别。好似造物者不知用了什么机器，造成美国人个个都很相同的。在这种社会里头，讲到美术、感情生活及文学等，势必日见减少，同个人的自由受限制一样，它的原因和对付法子以后再说，现在只提一个特别的理由讲一讲。
大凡人的天性受了限制，不能发展的时候，总会跑到别处找一条出路。在这社会里头的生活，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就会寻发泄的法子，顶不好的小说和戏剧要拿来看，这也算是一个出路。假如有一个人因不好的生活得了疯狂病，用刀把人杀死，被访事员调查得很清楚，登在报上供人的谈料。我想这种记载，对于社会上也是极有利益的，大家看见他的行为虽然不赞成，但也认为是教自己天性找着一条出路。
如在战争的时候，有很多人预先知道自己不用实地去打仗，因为平日无趣生活的冲动，听见开战，就想去到战地参观，好像看人踢球一样，其实比踢球还好得多。但是，现在战争太过于机械，两方的人数都有比例，军需炮弹都要平均，才能开起火来。不过，想的人总以这样太没有趣，还把它当作罗马人的决斗，两个骑士乘在马上，一来一往的杀斫。只要这件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影响，总觉得很快乐的。
刚才有一句话要补上，就是这样情形的结果，一般人便都喜欢走到激烈方面去，所以，对社会的改良，就不愿用慢慢的法子；很有些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无非以为这样弄来，总要热闹一点。所以，实业发达的结果，家庭生活就要分裂。因为妇女在外做工，一方面经济独立起来，一方面就不愿操持家务，觉着住在外面究竟比家里舒服！不过在如今各实业发达的国家，一夫一妻制度很是牢固，潜伏的势力，虽难找出，而在美国因有基督教的流行，更是一点儿看不见。但是在欧洲大陆上早就有了变迁，守旧的人虽多方掩护，可是在社会上已有很深的痕迹了。
从经验方面看来，普通妇女都不愿意服从旧式的婚姻制度，也不愿意终身只事一个男人。但是，因为舆论的关系，不免要掩护起来，表面上到现在还看不见，将来必要扩张起来，日益加甚的。因为这种妇女不愿服从旧式婚制，和不愿终身事一男人，这也是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
在实业制度没发达以前，富人把妻子看作财产一样，贫人把妻子当作做工的侣伴，所以，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
在工业时代，妇女在外做工，小孩在外求学，男女的经济关系便没有从前密切了。并且男子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多，小孩从先只在学校吃午餐，后来三餐都在学校吃，那么，女子在家里也可减少工作了。
从农业发达以后传下来的婚姻制度，到实业制度时代已渐渐地不能存在了。因为女子可以独立，便不愿意依人，即对于自己的子女，也想分给国家，不愿交给个人，虽然现在不见得人人都是这样，将来这种人必要增多，一定可以猜出的。
诸君！请你要明白我所说的并非是好不好的问题，不过指实业发达以后，妇女自有这样趋向的。若没有别的法子挽住她，可说是不能再会向别的方面变动了。
向来的家庭算是私权行使的范围，可以逃避国家的限制，甚而至于舆论的限制也可逃避的。比方说，有古怪脾气的人，可以任意教他的子女到无论什么地方去，现在就因为国家和社会限制他们自由地教训儿女，并且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变迁，家庭便免不了分裂，上边所说的个性发展，也就减少许多的机会。
旧有的宗教和实业制度是很难相合的。资本家虽然因为要运气好，想多赚钱占了便宜的地方，来感谢上帝，并且因为宗教近于保守，和自己气味相投，利用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是，多数工人却都是反对宗教的。
世界多数工人所以反对宗教的缘故，固然一部分是因为传教的团体全受富人的帮助，而富人大半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教会就不免向着资本家说话，便惹起工人的反对，但是这话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试问为什么工人自己不创出一个宗教来反对帮着资本家的宗教呢？如17世纪英国自创的独立派宗教（English Independents）和马丁·路德的新教便是。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在基督所说的话里头，找出怜念贫人的言语就可以的。但是，多数人一定要抱无神论（Atheism）和唯物论（Materialism），必有别的较深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实业制度底下，人的生活靠人力的时候多，靠自然力的地方少。在从前没有实业的发达，农业上全靠天气，其实天气是不可靠的，所以就容易发生一种宗教的色彩。
所以在法国的勃利当尼（Prittany）这个地方，位置是向着大西洋，时常起很大的风浪，滩底也很多，这地方的宗教也就很盛行。在很危险的地方，比方说一个礁尖上，都有很多的教堂，渔夫往海里去打鱼的时候，碰见风起，便要和他的妻子，一块儿祷告，等到上岸，心才放下，因感谢上帝，也就大喝其酒而醉了！
因而，宗教顶发达的地方，人的生活靠人力以外的事很多。宗教的力量就是把外界人力所管不到的危险的那种恐怖心减少一点。弗雷泽（J.G.Frazer）在他的书《金枝》（Golden Banch）说明基督教的大部分导源于崇拜生殖的精灵，而普通的宗教多发生于农民希望田土的肥沃、求丰收、求雨、求晴等，宗教中都曾经过，可以拿来说明这个理由。
从实业说来，依靠天气的事很少。虽然说自然界有一定的事体，然而，人总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从前宗教发达的时候，有求雨的事情，以为总是上帝下来的；如今人就很明白，以为纵然祈祷，也不能在没有矿的地方现出矿苗来。现在汽油供给问题，在世界是重要的，将来如到用完的时候，就没有人希望凭空打出油来，如同相传的那摩西在沙漠里因为想喝水，便用棍子在石头上打出水来。
现在宗教的生活，不过是沿古来传下的习惯，所以，宗教在从前是必需的。但是，现时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宗教也无可如何，不像从前都能放在自己范围里的。
因为实业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生活饱受变迁，宗教的势力也就减少；所有新的知识科学，都想和他同化起来，但这样一干，宗教的意味，也就因之而薄弱了。不过，将来如马克思的学说很有宗教的色彩，能否变成一种新宗教，却还不敢决定。
还有一种趋势，应是暂时的，实业制度如做到共产的时候，就可以免去。这种趋势是：只对生产的方法注意，而对生出来的东西是怎么样，倒不注意，大概在实业制度里头造出来的东西，不是专作直接消费的，所以只问其方法，不问其目的；只求其实用，不管它对于人生、美术各方面，究竟有什么价值。
比如，造铁路的人原为便于旅行的人，但是现今看造铁路的人比旅行的人还要紧；又如，把看书的人认为消遣的事情，反不如图书馆里造纸、排版、编目的人有用处了。因为实业制度里头用方法的时间太长，就忘记了有什么目的；只讲量，不讲质，只求制造得多，不问制造下这东西能做什么用。
这种情形和前头叙述的情形，都是美术和其他文明衰败的原因，并且还有其他的结果，就是觉得机械太觉无味，把改造社会的希望，也冷淡了。
现在许多人很以为经济部分对于生活是要紧的，拿现在经济状况看来，这话倒也不错。因为现在经济状况弊病很多，不能不来注意。好像人被火车把腿轧伤，这时候自然先要调理他，但是一旦弄好了，就不能成天老注意他的。经济状况也应该如此。勿要看成人的唯一目的了。
如果各个人都用四小时工夫去做经济上的事情，便有很好的成绩，剩的时间，尽管去做别的，凡是游戏、美术、哲学、科学等事情，都是四小时以外做的，并且比四小时里头的工作还要紧地多。但是，许多人只偏重于经济方面，他理想的乌托邦也就限于机械的；顶高点不过同来作工，平均分配罢了！至于他平日的事情，想来不外做完了工，就是睡觉，睡够了觉，又是做工。这种结果确不是实业制度必然的趋向，乃是商业竞争造出来的东西。若在共产制度底下，绝对可以免去的，这也是资本制度和共产制度绝大的分别。
谨告诸位，不要因反对从前的旧制度，便一味地盲然赞成新制度，要知道人是经济的主人翁，不是经济的奴隶，在求生活以外，还应有别样的发展，才合社会改造的原理了。
三实业制度与私产制度
上次讲演“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就是说实业制度有怎样的固有趋势，就怎样发展起来，这是就很简单方面说的，事实上可是没有这样简单。今天要说的，是除此以外还有两种东西，是与实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的。即：
（一）私产制度；
（二）国家主义。
这两样东西对于实业制度有莫大的影响，同时也被实业制度影响到它的。现在，我们要看这样东西，在那里怎样互相影响，在现在国家制度底下是如此下去，这种现象于实业制度，于文化前途却有很大的危险，如何能免掉这个危险，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今天先讲私产制度一层，下次再讲国家主义。
私产制度和宗教一样，其来源远在农业时代，因为相沿甚久，在社会中，成了必需的制度。关于这层，我们不能不研究人类学。各种文化虽成为人生必需制度，都可改变的。但在旧的文化中间，有很多仿佛是人生必需的，并且用来也很相安，一点都料不到生活情形有了变动，制度也要跟着变动的。要研究人类学才有这样宽大的眼光。
在古来农业未发达以前，私产怎样的呢？大概是谁有本事，谁有强力，就用武力来占据财产——牲畜。现在普通人想不到私有财产与武力还有这么一种关系的。私有财产固然是要有法律的保护，但是法律是直到农业发达以后才有的，所以私有财产离不了武力。巴比伦的哈姆拉比（Hammurabi）才定出法律保护私人的权利，这就是私产制度。所谓“私产制度”，必定要国家保护他所有财产属于他专有，或者一学堂或一寺院所专有。学校、寺院的财产固然是团体公有，但还是私产制度。
在欧洲中古时候的“村落”，仿佛是共产制度对于财产，不分彼此。但也只得归为学校、寺院一类。并且各个村落也非独立机关，必定要国家法律的保护。如果要说是共产制度，除非是各个村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即在现时的俄国也有同样的共产村，其实仍不能算共产制度。
现在我要说“私产制度”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它是：
国家以法律承认个人或团体享用的财产而保护之，这才算“私产制度”。利用自然的物品而以强力占据起来，那不能算私产制度的。所以法律保护是私产制度的要素。
国家之能够保持私产制度，固然不能说不依赖武力。说到国际上来，法律则又仅能够保护国内的私产制度。别的国家来侵犯你的私产简直法律上没有办法。要有一个国际间的政府，实用国际公法，来保护各国的私产，那么，国家才含有法律的意味，保护着私产。不然，别的国家来侵犯只有武力足以抵抗，在国内才能用法律，对国外就用不着了。这样说来，用武力排斥外患，私产制度才能存在，不然，所有私产都得丧失，这是出于法律力量以外的。
在历史上，国家之互相侵夺情形，大概强有力的征服弱小的国家。在欧美犹太印度人均是如此。不过，灭亡以后的结果，看国家文明程度的不同，有很大的分别。比如美洲土人居少数，征服者倒居多数，及澳洲也如此，所以，土人被白人征服之后，固有的文化都一律灭亡无存。欧洲、亚洲那就不同了。大凡征服的人文明程度比被征服的人如果低些，那被征服的人，不过财产权利丧失，至于当有的文化决不会为将来的势力所灭亡的。
假如文明程度较低的人打败文明程度较高的人，占据他的土地，把原有土地分割起来，本来的人也一律强作奴隶，这种现象，一定发生贵族阶级出来，欧洲的贵族就是这样来的。此外如美洲、澳洲的土人，因为文明程度低下，被人灭亡之后，只能完全做奴隶。主人自己不愿叫他做事，并且可以卖给人家，例如买卖黑奴之类，自然变成为私有财产了。现在，我并不注重在两种情形所发生的结果不同的地方，我所注重的是：
凡少数人民去用强力征用多数人民，占据他们的地方，叫他们做事，这个就是私产制度的起源。
从这种制度到近古时代的自由主义，中间的进步可算非常缓慢。他们那些强有力的人，自己既然占据别人的田地，被征服的人们替他耕种作成，这样办法，自己总得也要经营一些，费些心血。于是又想出一偷懒的法子，就是把所占来的田地，租给别人，田土中的生产物品自己干干脆脆得着多少，承租的人也得着一些。照这样办法，地主的安闲真了不起。到后来，这些贵族，因为一时武力衰弱，那些被征服的乡下人——农民——反抗起来，因此，贵族又失掉了自己从前的田地了。不过，那些乡下的农民既然自己得到田地之后，又回到前此贵族之所为，仍以武力照样地占据得来的财产。
后来，商务发达，制造业也发达，除土地生产外又有人工制造的物品，一般人对私产制度的观念也跟着大变。以为必要自己用力去做“劳力”得着来的偿还报酬，才能算得私产。好像从前用武力得着来的东西，一概都不成功的。但实际上，做事的人，又不见得一定很阔；而那些最阔的人，又最不用力。大概那些顶阔的人所最费力的，不外人家送钱来的时候签一个收条罢了。
所以，在私产制度中间就发生两种很有关系的主义：
（一）自由主义。这个主义的意思，说是说无论什么财产，只要是自己劳动所得的，就完全归自己享受。
（二）贵族思想。即掠夺别人的财产，保守下去，视为自己的财产。
关于这一层，现在不必多说，因为上次勃拉克女士已经详细说过的。
如果照纯粹的自由主义说来，所谓“私产”，简直只能用在人工上，不能用在土地上去。美国学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就提倡这个主义，他因为看见美国当年正在修造铁道，许多有权力的实业家，很用了些无聊的手段操纵大多数的乡下人。许多的地方，都为实业家所独占，都是地主的财产。他看了这种情形很觉不平，所以，极力主张只以人力所造出来的东西，才算私产，以外，凡属土地的出产的均应该为国家所公有。以后一派之经济学者，本着他这种主张，有“单说主义”的倡导——除土地之外，别的东西一概不必纳税。这种主张，所以后来终归失败，没有成功，也有几种原因：
（一）自由主义，把个人太看得要紧。这种个人主义又发达起来，与国家方面不能相容，固然这种理论照逻辑上，没有什么错处，但既主张个人的自由主义，而土地却又主张由国家所有，精神上似乎有不合的地方。
（二）他不像社会主义家主张一切东西都归国有，而只土地这一部分，所以难得公允的。其实，什么是土地，什么是资本，很不容易区别，因此，不容易划哪种应为国有，那种应为私有。比如股票，在手中固然是资本，一旦拿去买些田地，那又要变为土地了。而买了土地一两天，又要充公，似乎太不公平了，国家拿金钱来收买吗，国家又担负不起。
（三）现在实业发达，土地与资本更不容易区别。资本家所有的资本都由土地获得来的。有许多地方，如煤油钢铁之类是，如果用专制的手段来没收他的，必定非他所愿的。
以上所说的原因，还是外面的，现在还有深的原因。
在一个国家里面，实业不发达，普通小工人、地主、商人，在经济上立足的机会，相差不很远，这种情形，在中国现在形式，很觉相近，不过有两种特别的原因，一种是受外国的影响，一种是处于强有力的武人之下，其余都是很差不多平均的。除此之外，自由主义可算最盛的时候，假如外部没有什么压迫，国内也不很贫，则与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状态很相近。
在这种社会中间，多数人不赞成废除私产制度，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状态，并没有十分害处，以为废掉它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制度来代替。并且在这种状态中间，也不必替贫穷的人担忧，因为只要一个人自己能努力的向上，终有得着衣食住的机会。富人也没有很大的压力来压制千千万万的穷人。如实业制度发达时一样，一个人可以制千千万万人的死命。现在实业既不发达，没有大实业家，则一个人只要稍微有些本钱，就可以买田地，营独立生活，用不着靠别人来养活他，别人自然也无从侵犯他，压制他。
但在实业制度输入已经承认私产制度的社会当中，情形又有些不同了，因为那时工人的出品，不能直接消费。如造铁路的，不能马上就用它供给自己生活，必定要有人拿钱出来养活这班工人。在这个制度底下不能靠少数人可成功的，必定要有多数人，大组织。并且主持的人要有很多的金钱来供给工人的生活，要有很大的权力来驾驭工人才成。
那么，这些组织的人，出钱养工人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牺牲，所以被养活的工人所制的出品不能不为他们所有，不仅出品应该属于他们，就是以外的资本和机器之类，无一不为他所有，他们此时即成为资本家了。社会上因为无刻不需要造出的东西，无论何人都要靠资本家了。因为工人们都要靠他生活，他一旦不要工人做工，工人们就只有饿死，因此他就可以制工人的死命，如从前贵族待农奴一样。
从前那些农民为什么反抗贵族呢？不过他们不愿意为他人种地罢了，便起来把贵族逐了，杀了，土地分开，你一块，我一块就是了。在现在实业制度中，这种办法便不行。不能随便分割，分割起来，是毫无用处的，如机器等决不能一部一部分去使用的，所以，现在的工人要反抗资本家，不能用以前农民对贵族那样的手段。
比方说造铁道要用一万人，不能因为一万人造成的缘故，将来工人反抗起来，就把它分作一万段，每人拿一份走了。不然，这铁道就不成其为铁道了。所以，在大规模的工业里头，总得有个中央集权的机关，但这种集权并不是在少数人手里，乃是在团体手里的。在手工时代，一个人就能够谋生活，可是在实业时代要想不为少数人操纵，一切事情得归为团体所有，因而社会主义家便主张把这种权限交给国家，免得弄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去。
既然是这个缘故，自由主义无论怎么样主张个人自由好，绝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流弊，因为实业不能说没有大组织。
由私有财产制度根本上的困难所生出别样的麻烦，暂置不论；实业制度和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有怎么样的关系，也等下次来说。但是，一方面国家发达和实业制度有什么影响，却是要讲一讲。
实业的趋向是一天一天地向大处扩充，因为扩充越大，越发省事，起初虽是小卖，终必到专利而后止，一切联合的组织，如托拉斯（Trust）的发生，也就是这个缘故。美国人看见它很有流弊，就主张对这种财产联合用法律来干涉，但是总能想法子不触法律的动机，便没有干涉得到。所以，一切日用必需品都在它的旗子底下，归它垄断起来；社会生活若是离开它，也就有不能满足了。
假如社会上把这种托拉斯看得很重，那么，一国里头日用必需的如那钢铁、煤油等，都要归他承办，国家的生存灭亡的权能，全操在他的手里了。由此看来，设有托拉斯不为国家所有，恐怕国家反为托拉斯所有了。
在美国，因为实业发达的缘故，这种情形很为明显。在欧洲，自欧战以后，除却俄国也有这种趋势。那么，从事实上说，欧美实业可都算是国有，它的权能也是操在政府手里，但仔细说起来，全是大资本家私有的组织，政府不过是在外面挂的一个招牌，来哄哄人罢了。
社会主义家和共产主义家以为现时名义上虽然说是平民政治，其实就是资本家政治，这种意见大家都能知道，不必再多说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法律总是袒护资本家的。就拿法美做个例子，关于罢工的事情，劳工绝对是占不了上风的。美国关于罢工的事情，便用兵去弹压，或资本家私自养兵以私人名义去弹压，假如资本家有私自弹压的事情，法律总会替他们说话，绝不能保护到工人身上去的。
在法国，因有强迫从军的制度，一遇见同盟罢工的事件发生，便调动这些工人去从戎；军令是很森严的，叫他如何，他便如何，不敢有违抗的。在英国，对于罢工的事件，还没有什么手段，但是，现在资本家也想出对付的方法，要阻止他们罢工了。
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争斗的时候，法律总不会有持平的态度；因他总是托口于秩序，秩序是由习惯而生，所以就抱有维持现状的宗旨。从先美国关于解放奴隶有著名的德来特·司各德一案（The Dred Scott Case），高等审判厅就不主张奴隶的解放，已经判决凡奴隶及其子孙没有公民权，后来南北美因解放奴隶问题打了几仗，奴隶制度才废除了。所以，工人要想自由，非用武力不可，不能来依靠法律，因为法律根本是维持现状的。
我自己也觉得社会的变迁，用和平的方法是很好的；并且不敢说和平的方法一定不能用。不过，照实际上说起来，法庭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争执，总是袒护资本家，压制劳动者，便平和进步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少了。在资本家方面都很希望和平，不愿意有革命；但是，他们的行为处处都证明出好像盼着革命的样子，这真奇怪！
除上边所说的以外，国家所以偏向资本家、反对劳动者，还有其他的原因。
（一）政府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变成腐败。比方有一个人本来是代表劳动者的，一旦高升上去便要受资本家的贿赂，向资本家说话。因为受贿很能增加进款，若仍向劳动者说话，便没有这项收入了。
（二）还有一种影响虽然不甚显著，却是很危险更可怕的。就是一般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平常倒很为社会鸣不平，但是，一旦得了舒服的生活，他的锐志立刻消沉，无论如何总觉得缓进的方法较为有理。
（三）还有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有了权柄，便好专断，就不愿意和他人表同情了。
这外还有最大的影响，就是资本家的力量非常强胜；可以左右世界，因他们的好恶，来作舆论的枢纽。报纸大半为他收买，可以任意捏造舆论，颠倒是非；一国里头的必需品也都可以归他支配了。在战争的时候，要强迫国家维持他们大多数的权利，才肯给国家出力；国家的存亡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所以，世界上的人遇见社会上闹乱子，维持的方法无论如何地坏，总是赞成，至于变乱是不是要公平，要改良，都不管了，反要来说那变乱的人是不好的。
自由主义本来赞成各个人自己经营他的经济生活，反对从前大地主拥有许多的土地，是很有功效的；但是现在实业制度最要的是大组织，这主义便成过时的主张了。
自由主义赞成自由竞争，反对联合公司，固然是好的，不过在实业制度的下就不能不有这样的组织，有这样的组织便不免为资本家所操纵压迫了。国家所管的实业一天增加一天，国家既为资本家所左右，实业也就归到资本家的手里了。
要说劳动为国家所有，事实上到什么程度，可举个例子来说明：美国美孚油公司总经理白德福（A.C.Bedford）在去年10月25日写封信来，说意大利工人的情形。信里说：“意大利工人有归为国有的趋向，现在很大的出口货即是劳动，并且还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怎么样卖出劳动，就是把劳动运输到美国去交换煤铁。虽然有些社会主义家恐怕美国要反对这样贩卖劳动方法，但是在美国却觉得很有利益的。”像这样说法，把煤铁和劳动拉在一块，与自由主义未免差得太多了。
照这样地下去，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阶级战争。我并不是赞成有这种办法，不过照时势推论下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好像一个人从空中坠下，我们说他一定跌死。我们并不愿意他跌死，但是，用科学方法推测他的结果却一定是这样的。要是他不死，除非半空里忽然变出一个网来，把他兜住不可。所以，在要发生阶级战争的时候，而想免去它，若是资本家没有良心的发现，甘自退让，做成功一个网，这种希望绝对是不成功的。
现在有九句话可以包括上边所说的——也是上两次所说的。
（1）实业制度使社会变成有机体，所以国家的权力也就越大。
（2）实业制度使有资本的人对于他人生死的权力扩大。
（3）私产制度是由习惯相沿而来的，到现在使得实业制度归到少数人手里。
（4）实业制度给国家以最大权力，但是都在资本家手里。
（5）因为有实业制度的新生活，使劳动者对于从前生活都不满足，便从新的教育里发生出新的思想。
（6）一方面因为教育普及使得人人都赞成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一方面因为资本制度使得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不能实现。
（7）因为实业制度非有大组织不可，所以有大资本的人就可以有操纵他人生死的权，从前的自由主义，也就不能实行。
（8）社会上要想没有资本家压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实业全归公共社会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家所主张的。
（9）因为资本家占优胜的地位，非经过阶级战争，资本家不能铲除，要想免去这样战争，总得资本家甘自退让，但这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私产制度相沿这样久，便印入人心，成为习惯，很不容易变的，所以照马克思说个个劳动者都应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因为习惯相沿已久，却未必如此，不过将来必有如此的时候，将来的工人，总能都赞成社会主义的。
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战争，因为国家主义便使其关系不容易实现，但就今天讲的可以知道，终不能免去战争。战争的结果有二：
（1）两方冲突以后，使完全的实业制度也因而消灭了；
（2）两方冲突以后，就实行共产制度。
总之，在实业制度发达了，非实行共产制度，社会不能巩固；在实行资本制度的社会里头，总有许多骚扰的。
现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是不合实在情形的。因为实业未发达的时候，各个人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倒可自由起来，那私产制度还不致发生什么大危险。在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都有顶大的权力，个个都想享受不可得到的自由，危害就很大了！
资本制度不过是一种过渡的制度，一定不是巩固的制度。因为他是实业未发达时而生之私产制度所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现在社会情形很不相合的。如此下去，便要发生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战争，结果实业必要受伤。但究竟将来人民能否有本事从既破坏的制度上造出文明，或是把所有的文明全都打倒，现在还是一个大疑问。
四实业制度与国家主义
以前所讲的，实业制度有什么固有的趋向，随后又讲实业制度和私产制度怎样互相影响，怎样实业制度影响私产制度，私产制度又影响实业制度？今天要讲的是国家主义与实业制度怎样互相影响，现在先讲国家主义的来源如何，再讲实业制度的影响。
实业制度如果随它自己固有的趋势，没有别的影响来阻止它。必定能使全世界生产和消费事业成为大团体的组织。因为在实业制度，是组织越大，做事更为得法的。所以，让实业制度依它的固有趋势发展，必定能发达使每一业成功一大公司所有。实业制度所用的是材料，那么，那种材料多的地方必定那种实业专在那儿发达，那里土地产生什么东西，不致再产到别的地方去。全世界关系愈密切，自然趋于统一了。
人类必定要靠别个来生活，若是生活的范围更广了，不仅靠别人并且还要靠别国，每个国家所生产的仅是自己生活必需品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还要藉商业来取给别人的剩余，这是最早一派实业主义者的理想。所以甲必丹（Cabden）及曼彻斯特一派（Manchester School）都是这样主张国际主义者，相信实业主义更发达，然后战争可以免除，和平的结果更多。
照事实上说来，从实业主义发达以来直到现在，历史上的方向却又是两样的。实业主义正在发达时候而无意地养成一种别的新势力出来，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趋向渐渐地使每一个国家成立了一个经济主义单位，与以先所说的情形——使全世界趋于统一——完全相反。近来世界上纷乱的情形，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其实我看还以实业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的原因为更大。除非把这种绝对国家主义铲除，另有新方法来做补救的一番事业，才免掉将来的大害。不然，国家主义的破坏的势力不减轻一点，恐怕实业主义产生出来的文明，都要减退了。实业制度和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的结果，正是今天所要讨论的。
国家主义的来源，也源于人类成群的天性。这种群队天性（herd-instinct），动物中间也是有的。成群的绝对性质，对内则亲爱，对外则仇视。此种天性的来源，也因在早先生活上是有用的，必需的，在实业制度发达以后，这种天性就没有用了。但它却仍然存在，有用时效已过的天性，不仅不废弃，他反仗之增加强力，这实在是一件可注意的事情：
以前一种有用的天性，到别的制度发生以后成为无用时，又更使它效力更强，这实是一可怪的情形。
这种群队的天性，凡属大动物或常住在一块的动物都是有的。比如羊，一旦离了群即不安宁，非常恐慌，必定要再跑回到自己群里，才能放心。要是有别的东西或别群的羊进来，不杀死它，就马上要给它赶出去；又比如蚂蚁，碰到外来的蚂蚁，必定也把它驱走或竟咬死它，在自己群中是很协同地生活，有时同出求食，食物找到了，用很和平的方法分配它。在经济方面，是很有法律的配置的。通常并没有什么争执，大概除非是两个雄的争一个雌的时候以外，是不会有战争。平常总是自己保卫自己的群，当外力侵犯时，就把外来的东西驱走或杀死，动物中的群队天性确是如此，人类中的也是一样。
在人类中间，这种天性更强，用起来也更有效。因为人类智能比较别的动物高，所以用起来也更得法。在早先，人类这种天性本来于生存上是很有用的，因坚强的民族可以战胜柔弱的民族，不能不利用这种天性来保护自己的团体，抵抗外力的侵犯。
这种坚强的民族既然占据了人家的土地，又生殖许多子孙，人数定然加多，势力也大了。世界上的坚强民族如高加索人（Caucasian）、亚利安人（Aryans）、闪米特人（Semites）、犹太人（Jews）及中国人都是如此。以外的民族多被灭亡了。在一个民族中间，群队天性如果非常强固并且又富于进取，则那个民族必定容易生存。这种天性遗传给他们的子孙才能永久存在。如果他们的子孙不能保持这种天性，使之长久坚固进取，那就必归于灭亡，这种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今日世界上强盛的民族，都是经过许多世代长时间的淘汰出来的结果。与柔弱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最强的群队天性，并且能遗传给子孙直到今日。近来生活情形有了变化，此种天性的利益已经减少到无用，然而仍然是留着。如爱国心、公益心、对于社会事业的忠心都是由群队天性生出来的好名词。
至于说到怎样的一种人住在一块才能使这种天性充分发达？这种情形极为复杂，很不容易弄清楚的，不过战争却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群队天性的利器。因为有战争发生，自己群中，必定互相亲爱，同来抵抗别的一个群队。
刚才说，战争能使群队的天性充分发达，而在群队中间能为一个单位的，就是国家。但是国家仍然是人为的，有时一国也不能作标准，有许多一国中间，有不同的民族、宗教、言语，就不免于分裂，就是靠法律也管不下的。但是，有时也不一定，如瑞士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是有不同的民族言语、宗教，而能很和平相处，有时这种情形又很难说。比如苏格兰的开尔堤克（Geltic）的高原的民族与英国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现在才用英语）、不同宗教，而能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联合很密切。而爱尔兰则不然，固有的语言虽然已经消灭，归于统一，而他们自己总觉与英国不同，另是一国。这种情形很复杂不易解释。
有人说这是因为英国待爱尔兰不好的缘故，其实不然。因为从前英国待开尔堤克高原的人也是一样坏的，后来因开尔堤克高原的人民不怀恨他，于是待遇又好了。由此看来，可见各国关于各国这种情形的解释很不容易，不过，在世界上，各大国如英、法、德等国却又不必可以说明的。在英、法等国，有更长久的历史，所以群队的合一，国家思想的发达，英、法两国最早，可以作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作为模范。别的国家模仿了他之后，这种天性发达，就不能不侵犯别人——或被模仿的国，被模仿的国就不能不为自防之道，又增加国家主义的强盛。
有人说，国家主义的趋向是因经济目的而定的，这个意思不对，甚至于有的时候，二者利害关系却全然相反，固然有许多团体确是由经济动机产生的，比如强盗为金钱而劫掠，政党为金钱而结合，这就是经济目的。在国家主义的行为，就是指着一个人旧属某一个国家，却全不是经济的目的，是由于本能和情操来定，常与经济方面的自利立在反对地位的。比如，英国帮助埃及，使它很富足，埃及方面仍然是想独立的。虽然他们也知道独立以后，经济力或因此而锐减，遭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还是不愿的。又如奥国使特利斯特（Trieste）地方富足，而那个地方的人民却又愿意归附意大利，经济上大受损失也不顾及的，这完全由于国家思想之发达，并非经济力量所能左右的。假使一个国家里面人人都以经济为目的，那就必像一群强盗或者如一个联合公司一样，不能有爱国心等的激烈感情生出来。
诸君！这是要注重的，因为我并不是说国家主义的发生竟无经济目的，不过不是它的根本原因罢了。既然有了国家，也许有人利用这个东西去谋利，为“经济目的”的。比方赌博一事，当然不能说它是完全经济目的，因为个人方面，如工作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损失，如果是完全金钱主义那就没有人干了。但是，既有了赌博一事，必有人自私自利来开赌场作得钱的工具。虽然可以如此，但说它的来源就如此，那就错了。国家主义虽然也可以利用到经济目的上来，但它也和赌博一样，是由人性里无理的天性发生的，并不是由有理性的经济目的而发生的。
虽然说国家主义是由人类天性而发生，但也不能不有人为的方法去鼓吹它，使它发长。所以，用人为制度去培养国民，使他趋向这个主义也是可能的。比如，两个男女没有爱情时候，彼此全不相识，但是经一个媒人介绍，也许可以生出爱情出来。爱情本是天性，但是也可由媒妁而发生。因为人类有合群的天性，所以用人为的手段，想出种种的法子使之发达。比如美国最初的13州，原先各有它们的爱国心，但对合众国的国家思想实是后来经过独立战争以后渐渐发展的。但那时候这种爱国心还不甚强固。看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国内的战争就可证明了。
在美国19世纪中叶，国内战争以后，国家思想便慢慢地造成了。虽然说外国人民迁移进来的很多，但是对它的国家思想却没有什么影响。美国的国家思想和在欧洲里头许多大国的国家思想比起来，不怕它们的人民是最统一、最联合，可是都差不了多少分别。所以，美国对这次欧洲大战争尽的力量，实是数一数二的。即使将来再有什么战争，它仍然是有绝大的本领，做称霸全世界的事业，比从前的西班牙、法兰西和这次欧战的德意志，更要厉害得多了。
关于美国的国家思想，如要研究迁移进来的人民为什么对它的国家思想没有影响，先要问问它的国里头究竟有什么好处？因为迁移进来的人民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平常都是挨受很可怜的生活。而且在犹太人里头，时常一群一队地被人杀了，更为可怜。所以，他们搬到美国原来是为免却痛苦，并且觉得是很有运气的，即使在美国找不到很好的生活，也比原先是很自由、很舒服，仿佛跑到天堂来了似的。
况且美国向来有自由国土（land of liberty）的名称，宗教上没有说是不平等，对待白种人更都是一样，所以，移进来的人民，它是非常欢迎的，因而移民倾向美国的热忱，恰如痛恨他们祖国那样急切了。
然而，美国固有这样实在的好处，使得外来人民有得有安舒的生活，但如它的教育不发达，恐怕迁进来的人民也未必就有十分的爱国心了。美国的学校里都注意到教训小孩子。小孩子有爱国心，确是真的。迁进来的人看见美国物质上文明的发达，什么很大的机器、顶高的楼房，在在都足使他很生出景仰的心，自然瞧不起欧洲的情形，他既受了这种教育，子孙承而继之，从此一代一代就发达到很好的了。
在美国，实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系，颇有特别的影响。美国民族虽然是很杂的，成立虽然是很晚的，但不会没有国家主义，就是由于实业主义发达的缘故，所以，实业主义影响到国家主义，美国是非常显著的。
大概实业制度影响到群众的天性，共有三点：（1）人同人协力做事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多；（2）使人对国家思想——有意识之知觉——更加增进；（3）使人对外患的知觉更为明白。关于第一层，在讲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的时候，已经说过，就是实业制度的组织很大，容易使群众的天性发展出来。关于第二层，比方有了实业制度因为交通方面如铁道等是很便利，组织方面也很复杂，所以，彼此来往的机会就多了；而且时常遇见外国人，更容易使得自己知道自己是本国人。此外，还有顶要紧的动力，就是教育和报章了。
报章的影响可说就是教育的影响，如若没有教育，多数人都是亮眼的瞎子，不能来看报，也就不能得到它的影响了。
报章为什么倾向国家主义呢？因为报章以商业为中心，倘不倾向国家说话，助长人们的爱国心就没人看他了，在商业上便站不住。教育就不同，它的国家主义，完全是群众天性的影响。试问问一般教员们，为什么在学校里给小孩子讲那些瞎话，如说自己的国家怎么地好，别人的国家怎么地坏之类；他们总回答不出一个究竟的目的。这和一般贵族总觉得应该夸耀自己，瞧不起别人一样。我们却总以为没有道理。所以在莎士比亚的戏曲里头如孟退格（Montagues）和加普来（Capulelts）要来和人家决斗，实是很可笑的事情。但这次欧洲的大战争，仔细说起来，还和它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给国家思想的影响，倒可以从反面证明出来。现在拿实业不发达的国家里头乡下人作个例：他们每天只知道在一乡里头讨生活，和全国没有什么交接，如若见过打仗的事情，总见政府要他们年壮的人去当兵，有钱的人供给粮草车马，他们虽然人人都来服从这命令，全是由于经验上的所得，恐怕不服从，政府便要给自己不利了，若是请他说出真正的理由却是不能，不像程度高的国家里头，人民都明白自己是国家一份子，就得去打仗。
这不同的地方全是由于教育上的差别。乡下人不知道乡以外还有别的地方，所谓历史地理是什么东西完全不晓得，对国家观念自然更是薄弱了。除非在本地时常和外国人往来，或可以增加爱国观念，否则，就恐怕一点儿国家思想也是没有了。
在小国家里头，如同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虽然说没有教育，人民却有爱国心的。因为他们常同外国人来往，并且国里居住的外国人也是不少的。一个村庄以外，或者就有他种民族住在这里，给他们作邻家，结果就影响到群众的国家思想上去，同种的村庄便来相助，异种的村庄便相仇视了。
大国内部若是没有教育，再不能和外国人时常交接，想要发出很深的国家感觉，绝对不能的。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头，想要有国家思想，非用人力造成不可，人力就是指教育说的，那么，教育好的国家也就不会没有国家思想的。
适才讲实业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三个影响，第三种的影响就是指外来的感觉说的。因为这个关系，实业制度影响到它，就生出两个结果：（1）有了实业制度，教育随着发达，报章跟住宣传，使得人人都知道外患的可怕，而且打算防阻了它。（2）再关于物理上的就是因为实业制度的发达，战争所用的器具就越发精密；而且不独是几个兵来打仗，所有的民都可以参与作战的事情，所以战争比从前就大极了。
这话是很容易明白，不必多讲的。我所要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影响到群众的天性上，战争越厉害，人民越恐慌，国家思想也就越强。然而，因国家思想越强的缘故，战争又越发地多了。这也不过是一句当然的话。
上面那所说的国家主义由来的天性和实业制度怎样地影响国家主义？现在却另换一个较为合理些的题目，就是实业制度的发动怎么样影响于各国经济的关系，并国家办事的经济原因。
所谓国与国的竞争，必定要先有国家。没有国家，自然没有国际竞争了。但是，既然先有了国家，我们再要问由什么天性作用，怎样影响于国际间的经济情形？在最初实业发达的时候，人人都以为实业与国家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都主张自由竞争，不必求国家的协助。每一个人都自信会比他的同行灵巧得多，以为他们完全自由，竞争一定可以制胜，就是国际间商务的竞争也是如此，好像实业制度越发达，则世界主义越发达，国家主义越减退。
在商业的时代，制造的目的在于贩卖。在实业主义刚发达的时候，制造的目的在于图谋生活，贩卖的事并不重要。比如人在荒岛，一切制造都是求其合用，在今日小乡村的人，自己生产自己使用，并没有买卖的事。在共产制度下，大家共同生产而平均分配，也无买卖之事。在前一种是个人自给，后一种是社会自给。唯有在商业时代——过渡时代——才有买卖的事情。
在商业时代，生产的人不管东西有用没有，只要能够出就得。只有消费的人，才注意买来之后有什么用处。在从前农业时代就不同，人人自己制造东西的时候，必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在商业时代却只销场方面，必定多贴广告，大吹牛皮，引诱人家来买。固然要使人知道东西的好处，也要用广告，但是这班生产者的目的只在多销货，所以，结果还是聪明的人作广告，傻子就来上当。世界上傻子之多，能使他们发财还有余。这种商业时代的结果，就是商人要争“商场”。实业制度经过商人要争商场的情形，于是又产了一种新国家主义。
这种实业制度与国家主义的关系的第二期，就是国与国争商场，前此不过每一个小团体来竞争，现在那种情形过去了。大概每一国中只有大团体能存在，甚至只一个“托拉斯”去专办。它的效力才能很大，可与别国来争商场。
在这种情形中间，因为商人要与别国竞争商场，于是国家对国内即用保护政策，力保国内的商场，听本国人发展。英国有一种保护税法，凡国内输出的货，抽税很少，外来的货却很多，所以，外人不能与之竞争。在实业发达的国家，没有竞争的余地。所以，实业发达之国，只好向着那实业不发达的地方去竞争。现在世界上只有非洲和亚洲还有争商场的机会。于是商人的努力影响于政府，非要求政府出兵把那些地方取回不可。但是，政府出兵，也许它们的人民不愿意，政府不许可，商人唯一妙法，只有借报章来鼓吹。报章为商人所左右，自然不能不替他们出力。1914年到1918年这个大战争就是它的结果之一。所以，这回的大战，列宁说它是“国家主义的第一战”。以后的危险正多着呢。
但是，这回战争的结果，欧洲却产生一“新的经济时代”。因为种种破坏的结果，要买东西比卖东西尤其为难，与从前商务时代情形相反。以前是商人只要求能够售出他的货物，买的人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却是商人要求材料的时候。这次战争，欧洲许多机械材料都毁坏了，以后的商人却不要争商场，是要争“原料”，因为没有材料，自然不容有货物产出来。所以，以后的情形是买难卖易，买的人要求卖的人了。
这种情形也许是战后的一时状况，将来或者可以恢复原状的。但是我看一半固然是这样关系，可是除美国外，欧洲方面各国必难于恢复了。俄国有共产党的革命，根本上也必因为经济情形不同的，是由于卖出容易购买困难，造成了这个原因。
在战争的时候，国家常常把必需品收为国有，由国家专卖，对于每人的消费都有一定的限制，至多不能过多少。必需品，由国家专卖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要素。在战争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城子被围，则城内的粮食一定为大家所共有，虽然战后这种情形也许更变，但必有存留的地方，虽没有实行共产制度也不免要向这方进行。
第三期的实业影响到政治上的结果，如俄国现在的组织是已经完全做到的，就是把国家当作出产的单位，而不是一个商人。这个时间中的商业，不是造出物件要运往外国去——好像在商业组织的里头似的，乃是自己造出来，专为自己用的，依需用的量数，定制造的量数罢了。在俄国，共产制度是由舆论上发生出来的，舆论上有这种制度，就有这种制度的存在。但也不完全出于理论，亦系应实际上需要而然的，所以在这一国，实业制度是国有的，在那一国如若生产品有了富余，就仍然是像商业制度时要找销场的。
比方说汽油在现时世界上很觉缺乏，就容易用新的制度管，因为这一国如若有油，自己便把持住，不给与他国，他国就要用很大的牺牲，来夺取的。结果就必收为国有，到将来煤铁都归缺乏，仍然和油一样，要归到新的制度里头来。
临完的结果，便不像从前的样子，卖者和卖者相争，乃是买者和买者相争；不争销场，乃是争原料。因为商务是实业没有发达时候的一种遗传，若是实业发达了，有多少需用，就制造多少东西的。
实业制度鼎盛的时候，对于用自然界的原料，耗费太厉害，只要是制造得快，只管尽着快，永不虑及原料缺乏了，或是省一点儿用，于实业上也有许多的好处。现在关于煤油、铁等的数量，经济家估计五十年必要用尽。但是五十年后，虽不必就要用尽，大家总会发急，对实业制度总会有点改变，不像现在一般人的制造热，发售热，只图赚得到许多的金钱，别的都不管了。
新实业的态度，对于国家的利源，好像一个谨慎的人看待他的资本一样，却不像一个挥霍的人看待他的收入。矿要好好地开采，地要好好地耕种，但不像现在的第一代中发狂地制造，第二代中受着贫穷，第三代中忍着饥饿，而是继续地支持生活，继续地防止陆军和海军。
现在战争中的防卫，是促进国家由商业态度变做实业态度的有力的动机。大家都知道关于封锁这件事，对于商业国家，是怎样可怕的武器，因为它的生活和战争的必需品都无从得到了。美国虽虑将来煤油的缺乏，后此数年中必将扩充海军的势力。但他在目前总可以算是完全足以自给的。英国要是海上霸权保存一日，则一日足以自给，但使一旦失掉了便不行。俄国和中国只要实业发达起来，便即可足以自给了。因为欧洲各国的进程完全是带商务的色彩，不是实业的色彩。纯粹实业制度在欧洲是不相宜的。
因讲国防的事情而生出共产制度——实业国有，总会是不免的。如若看见材料缺乏，就得恐怕，总要归为国有，免得被资本家把持住。而且看消费多少，便制造多少，制造只供自己用，不输到外边，国防的准备也就松了。所以，国家实业进步到共产方面，确是不可免的。除非国内外的战争，把实业全部打倒。不然，就决不能没有这回事。这个结果，以目前全世界的情形看来，并不是不会有的，不过倘幸而没有实现，则原料的收归国家管理，一定各文明国人为图自存起见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假定国家的共产主义，即将在大实业国里首先发现，它的结果，是不是能减轻国家主义的凶险和破坏呢？关于争夺商场的战争，当然是可以减轻的，并还可以破坏帝国主义的一种动机。英国的所以看重印度，大半因为它是个商场，倘印度属于别一个强国之下，英国的货品必将因关税而不能进口。故扩张国威的动机，也必然因而停止。但是别的国家，至少须与它一样的强盛，要起而代之，霸占出产原料的地方。英国若一旦变为共产国，它为了煤油而与俄国争波斯及高加索，必与今日的动机完全相同。实际上论起来将来的战争，能引国民的感情，必较今日更为容易，因为今日还可说战争只是几个资本家的利益，那时的却明明是全国人人的利益了。因为原料缺乏的加甚，那争夺原料的战争也因而愈加猛烈，而最后的胜利必属于尚有富源未拓的国家。这个国家，必将凌驾全世界，而自己的共产消费的生活，又必靠在大多数奴隶工作的上面。但是不到那个时候，国家共产主义可以致世界和平的话，也似乎没有，或者才能得到和平的机会希望，除非把全世界分成几大块，每一大块是可以自卫而不足以打胜别人。
共产主义自然是带国际主义的色彩的，但是它的国际主义，似乎只是暂时的结果，因为今日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有同样旨趣与资本家抗争，共产主义的政府，其保持国家主义，必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一样厉害。今日的俄国，已见其端倪了。欧西各国，若因共产主义而产生一个欧罗巴联邦，这自然是一个极大的成功，而也是多分会有的事。但是，要设想欧洲的与亚东、亚洲的一大块与欧西，联合成一个共产国，这是很难的。而设想欧亚任何一大块与美洲联合成一个共产国，也是很难的。而且，倘只为防止战争的缘故，则国土的扩大，自然是很显的趋势。而因商业的凋残与海底事业的发达，则海权国之不可能，也是很明显的趋势。照上面的几段说法，我们可以知道将来世界的组织，大概像以下所说的，美国统治南北美洲，俄国统治亚洲全部，俄国以外的欧洲一大块，统治地中海与非洲，以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为界限。这样三大块的世界，各自的防御，自然是很容易，要想攻略别块显然是不可能了。战争的习惯，自然渐渐地消灭，而国际间的关系，必变到极端的微细，而互相仇视之心，渐渐儿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这样的时期未到以前，可怕的大毁坏，必将为国家主义所酿出，除非人们真能觉悟他们目前所做的事体真是疯狂。将来的美国对待日本与英国，必将与协约的国对待德国一样，而因扩张在华的利益，美国与俄国，必将有一场大战，而西欧一部分，因为东边受俄国的压迫，西边受美国的压迫一样，一定要堕落到极贫困的地步，到那时才肯忘却这次大战所遣下来的仇恨。到那时，世界上还剩下多少文明，这是很可疑问的了。倘使各国的政治家，稍微有一点儿常识，或一点儿人道，或者各国的人民稍微有一点儿明白。知道今日的所谓伤害敌人，其方法就是伤害自己，那么，上面所说的许多危险，也不是不可以免掉的。不幸世界上的人，其憎恶的心思总比自利的心思大，而最可怕者，人类必须看见一切统都毁灭了，才肯把憎恶的念头稍微地减轻一点。今日的世界，最危险的两件事体，就是（一）爱国主义与（二）阶级战争。物质文明的进步，可以助长人类互相残杀的能力，而使它没有合群道德的进步。不到这些好战的人们吃着苦痛的时候，人类总是互相残杀的；不到他们觉悟用近世破坏的势力任意的憎恶是使合群生活不可能的时候，世界是没有希望的。现今所急需要的，是道德的进步；人们一定当讲恕道、学容忍，不然，全世界人人吃苦、人人受罪，一切的文明便从此要灭亡了。
五好社会的特点
无论什么人，譬如像我似的，凡是希望社会的结构上根本的改革的，早晚总免不了问自己这句话，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里头有了什么就算是好，有了什么就算是不好？这固然大半会因各人所好的不同而回答的也不同。例如在历史里头，有人喜欢这个时代，有人喜欢那个时代。有人崇拜文质彬彬的时代，有的就对人说他顶佩服稍微野蛮些的时代的朴实的好处。平常人总不肯承认说自己的政治的意见都是从那些任性的好恶来的，然而我相信世上各种政治的意见的一大部分，要是推究起来，都是来自一种未试过、未验过，几乎无意识地喜欢这种或那种（实在的或想象的）社会制度的心理。但是我想，除掉这些个人的好恶和梦想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客观些的原理出来，而我想自命要改革社会的人比别人更要紧的要有一个不单用他自己的好恶而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
人的关于眼前事情的政治意见总有个辩护的理由——总是问这个或那个政策会有什么结果：这一着要惹出战争，那一着要生经济的奴隶制度；又是一着要把穷人饿死。但是，当我们盘算什么弊端最要免，什么利益最要得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总是已经在心里有了一个最爱有的理想社会的模样了。譬如这个人说他不怕战争，因为他想到那些荷马式的英雄豪杰觉得是很有意味的赞赏的资料。那个人说经济的奴隶制度不碍事，因为他想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做赶奴隶的，不会自己去做奴隶的。又一个人说不怕穷人饿死，因为他自己已经私藏许多财物不会穷的，所以他就相信自古英雄都是艰难困苦造成。因此，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就不同，而他们所以意见不同的内里的原因，他们自己和别人都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就可以作无穷的争辩的材料。我们假如要使人的政治的评判变成有意识的，说得出的，因此更科学的，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人的表面意见所来自的理想社会的观念披露出来叫它见见天日，然后再想法子找一个比较这些理想社会的标准，或是用能受普遍赞同的程度，或是用别的长处来作评判。
我现在打算先研究几种常有的，但我以为不对的评判社会制度的法子，然后再讲几种我以为应该用的标准。
多数时代里多数的人，他们最常用的评判的法子就是顺着遗传下的偏见说话。无论哪个社会，只要不是过渡很快的时候，里头总有许多习惯和信仰从上代遗传下来，现在人绝对没有什么对它发生的问题，而且有谁不照它奉行，人家就以为简直不成话说。在这里头，我就可以拿宗教、家庭制度、财政制度等类作例。古代希腊人的特别长处，就是在他们通商过海的生活，使他们阅历无数的各不相同的风俗和思想，所以会对于所有的这些风俗都用怀疑的态度来追究它们，连他们自己的亦在疑问之内。我想我还记得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有一段讲有几个希腊人和一个野蛮民族谈话，那些希腊人听见他们野蛮人死了都吃掉以为惨无人道，但是他们听见希腊人死了把土堆在身上让他去烂，觉得非常野蛮。像这样的同别的民族来往，一定会把常住在一个地方所得的坚固的习惯和信仰摇动起来。在我们的时代，非但是游历和通商，并且从实业制度之发生所产出来的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有这种结果。无论那里实业发达到已经不是新花样的地方，那地方的宗教和家庭两个支持纯是遗传下来的社会结构的砥柱，总是已经没有管束人心的势力。因此，现今时代守旧的势力的薄弱是自古以来所没有。例如说私产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的信仰，这个信仰的来源是从前家长制度的家庭，各人自己算是应该享用自己力量造出来的东西的权利和用兵力所得财物的权利。现在虽然这几层相信私产制度的理由早已不存在，现在虽然没有人找出什么新理由来代替它们，而人类的最大部分仍旧抱持一种不敢疑问的信仰的态度，大概总还是受教条当中“汝不可盗窃”几个字的影响。这私产制度本来是从实业前时代遗传下来的，因为从前一个人或是一家子可以造整个完全的货品。但是在实业制度里，一个人总不会做出一个全东西，他做的大概是一百万件东西每件的千分之一。在这种制度，要说一人自己出力做的什么，什么就归他的，这话自然不通。譬如说一个铁路的货车上搬路闸的工人，请问里头载货的几分之几是他的劳动的代价？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要叫个个人得他自己力量所做的货物，这种求公道的法子是做不到的。马克思以前的古社会主义家动不动总主张这个除去资本制度不公平的弊的法子，但是他们的主张又是“乌托”好梦，又是退化主义，因为这是不拿大批实业的方法的。所以，可见得一天承认私产制度的不可变，一天就难除资本制度的不公道。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的人见到这一层，所以就把所有的私产都充了公给国家用。因为这种举动，直同私产主义宣战，所以全世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得那么厉害。就是许多正式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想到把有钱人赶出公馆，让太挤的穷人进来住，也觉得不大好。这种天然的感觉，很难纯用理性来解它。能想得过来的人，像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就只得对全世界做对敌。在平常人心理要纯用理论来破除守旧时观念，就是讲了一百年还不如真做出一个模范的社会，里头无论什么旧思想旧制度都不问的。我想过些时候将来人能看得出事情的真分寸，就会看出来布尔什维主义的真贡献是在实际上的否认私产主义，这种主义非但阔人有，多数人都有，在现在世界是一个根本上进步的大阻碍，大到非去掉它不能有再好的世界。
还有一样事情，会使人不知不觉地喜欢这种或那种的实在的或想象的社会制度，就是这种社会里有不有机会给他做他自己以为专长的事业。譬如拿破仑这个人，就是他小的时候，一定不会很热心于世界和平的梦想，现在许多实业大家看见撒缪尔·勃得勒（Samnuel Butier）的“埃而荒”（Erehwon）国里头机器都是犯法的，一定亦不会赞成。同样，要是有个社会，里头画的画必要经过县衙门里通过才准发表，美术家就一定不喜欢的。许多美术家反对社会主义也是这个缘故。在17世纪，许多科学家因为宗教压制的原因很难成他们的事业。同样，现在在俄国的学问家反对政府的逼着他们一定要依马克思主义教人。喜欢差唤人家的人（这就包括世界上多数有才干的人）一定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因为不能用权威制服人家。他们要是自己不是握权的人，一定反对现在的主权，但是到推翻了它的时候，又要拿自己的权柄代它，并不是要废去权威，因为在一个世界里个个人要是都能要怎么就怎么，那么有用的人才干的人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至于喜欢自在的人，就恨很固定的制度。他们一定反对很严格的教育的训练。在欧战的时候，他们叫它普鲁士主义。要是他们懂得一点俄国的情形，他们就会叫它布尔什维主义。我自己的性情上对于这种自在的态度也很表同情，而且我天天看见中国的情形更觉得如此，中国可以算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国了。可是现在不是讲自在的时代，亦不是可以让这种性情上的偏向来定利弊。现在的时代是现在为将来计的，是这一辈为下一辈计的时代。
还有一样事情多少有点无意识地影响于人对于社会制度的判断，就是问造成这种新社会的手续是不是他们乐意的事情。我怕有许多革命家不免有这种目的在他心里。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人恨压制的人比爱被压制的人厉害得多；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凡是慈善的感情都是可厌的、骗人的事，他们所有的革命的热心大部分都是想到惩罚那些中产阶级人的痛快发生出来的。这种人自然在激烈派当中不会没有的，因为他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才会觉得痛快。有许多人的爱国心和军阀主义都是一个源流来的。想到打仗（或者多数是想到使人家打仗）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爱国心就有会发生战争的好处。我并不是说人都自己觉得有这些冲动影响于他们的信仰，不过我要说就是这些冲动有那种“解心术”里所能披露的无意识的冲动的作用，而且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冲动的作用的拖出来叫它见天日，使我们看透自己心中的暗鬼，又尽我们的力使人家亦看透人家自己的。因为埋在暗处的无意识的冲动要是不发现出来于理性有妨碍，讨论所不及，一定不会有客观的结果。
有许多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家，他们判断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就只问造出来的结构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样的。他们有时候忘记了社会是个人组织成的，社会的得失总不外乎从个人生活的情形上看出来。他们当着国家是自己存在，除了他里头国民以外另有生活似的。他们所谓国家的好处大概是一种美术的或是道德的满意的地方，不过他们自己不觉得有这种标准就是了。《圣经》说上帝造了世界，看见造得很好，我们知道一定不是从住在世界上那些不幸的人的观点看的，一定是一种所谓高尚的观点，大概是美术的赞赏的态度。同样，社会理论家造出些理想世界，他们虽然会想得到一定没人爱住在里头，但是偏赞成它。因为里头样样事情又干净又整齐，什么时刻个个人照中央的计划做什么一定的事情，他们服从那个管理人的命令犹之乎全宇宙的服从上帝的命令。那理论家自然觉得自己是坐在行政官的椅子上。这种社会理论从黑格尔（Hegel）的哲学的势力在大学教授当中很通行。他用它来赞许普鲁士帝国，他的各国的徒弟就在各国帮助守旧的势力。自从欧战以后，黑格尔的势力打一个大折头，人家说起来总算是因为德国侵犯比利时的一种不可解的结果，但是，别种形式的相似的主义仍常有存在的。实业主义的应用于程度浅的国里的，多分都是这种的。有实业思想的人再也不能想让许多爱懒的人民整日地坐在香蕉树底下，等香蕉熟了掉在嘴里就吃，那么样享有不生财的懒福。有几种社会主义不免有这种偏见，他们只要求造成一个理论上很好看的国，不问它里头人民的情形于这种制度合得来合不来的。帝国主义的一大部分亦是这样的。在地图上看见一大片自己国土的颜色是很愉快的，看见自己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被人侵犯剩下来不很整齐的是很不快活的。我们用观赏的态度而不用实际生活的理论，这种思想的习惯的来由，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暂时观察时意见觉得要紧，而对于多数的别人在政府底下受苦的地方容易忘记。这种习惯是社会学许多谬谈的来源。无论谁要作社会学家，应该天天自己背一句很简单却是很要紧的格言，就是一个国家是人民得要在里头过日子的东西，不是专门给人家书里念的或是好像从山顶上看风景似的观赏的。
以上所论的是几件我们以为错误的评社会的法子。现在要讨论我们能赞成的法子了。
一个好社会里有两个条件：第一，社会里人民现在的幸福；第二，社会以后再进步的机会。这两件并不总会同时并有的。有时候一个社会里一点现在幸福都没有，而有将来变成空前未有的大进步的萌芽。有时候一个社会里有很多的普及的幸福，但是一点没有进步，到后来变成衰败。所以，我们在研究理想的社会的时候，应该把这两件当作截然可分的两种成素。假如社会的物理学比现在进步些，假如预料的方法比现在靠得住些，那就将来进步的方面比现在的幸福更要紧。但是，在事实上，政治学去科学的程度还远，社会的将来又是那么说不定，所以，现在知道必有的幸福，一定可以比得过将来更大、更长久的、但是未必一定有的好处；俗话说“手里一个鸟值得林中两个”——在林中要是连有鸟没鸟都不知道，这话更真了。所以，我们先讨论讨论什么可以增进现在社会里的幸福。
要评判一个社会的现在的幸福，有两种错误我们应该改的，就是贵族的错误和局外人的错误。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从外面旁观的错误了。贵族的错误就是只问对于社会上少数的占优先地位有什么好坏。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君王、教士和贵族，过得非常地舒服，但是社会上的别的部分大概都是些奴隶和下属，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很穷苦的。现在的资本制度的大资本家，亦有很快活的生活，他们又能练练自己的才干，又有物质的舒服，又被人羡慕。但是，多数的工人可只能做一个大机器的一部分罢了。他们因为生计问题，不能不被拘束在这种地位，除了罢工或革命以外没有可以得自由的法子。但是这种法子自然于他们生活上亦很危险。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常赞扬这种制度可以给有才干的人发展的机会，但是这还是一种贵族思想的错误。在新国里头，譬如像前美国或是现在的南美洲，那句话还可以说得过去，所以在这种国里，我们看见的资本制度是顶好的现状。但是在老国里头，它的富源已经都开辟了，它的人口已经增加到尽土地所能支持的数了，那时候所谓发展办事才干的机会不过限于少数人罢了。例如，美国铁路史的初叶里，尽是些大冒险的大事业。那时代的铁路大王犹如十七八世纪的海贼似的。但是要看现在英国的一条铁路，那不过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它的资本大部分是在无数少女和孤儿的手里的，不过交给委托人管理的，它的董事就是几个睡昏昏的贵人，它的政策是守旧的，亦不鼓励人家做什么新事业。有人从表面上看起来，以为这是英美两国人性情不同的缘故，其实是因为地理和实业发达程度的不同才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就是看40年前美国资本制度最近情理的时代，亦不过是几个异常好进而没有顾忌的人才会得法。这类人照定义说自然总是占人民的少数，但是，一个社会制度只能给少数的人满意就算好，这些不还是贵族的错误吗？我恐怕有许多社会主义家亦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想象实业在国家手底下发达的时候，他们看见自己在这极乐世界里做国家管理的一部分，不想到做平常做工人当中一部分的。大凡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派的国有社会的制度里头，那些主持行政的人，他们除了不私拥巨产以外，其实享尽了现在资本家所享的权利，而且，在现在这些好胜的资本家他们并不定在乎发财享福，不过就把经济的发展做他的威权大小的一种标记，可以使他的同类恭敬他罢了。但是，在国有社会主义里，非但实业的主持者有特别的舒服的生活，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是如此的。你想一个人坐在公事房里拿干涉人家做事来做自己过光阴的法子，自然比在矿里做工或是在轮船上添煤的人快活些。可是有许多种的国有社会主义一点不顾到补救这种不公平的地方。从实业制度所发生出来的不公的地方，除贫富不均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呢。除非这些别的地方亦改去，那么就是有了社会主义，其实平均工人的生活不会比现在快活到哪里去。这一层是常为劳动政党和官派思想人所容易忘记的，因为他们总想改了过来，他们自己是做首领的或做官的，不当平常的工人想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所要创造的社会的评判，其实亦含有贵族的错误在里头。固然也许世界上的病须得要一样一样地医治，也许要先治了贫富不均的病，然后再治权力不均的病，或者做事苦乐不均的病更要晚些医治。也许一个中央集权的官派的国有社会制度是不可免的第一步。我并不是否认这些话，我所否认的就是说这种社会就算是好的，我想随便谁，只要能替社会里个个人的生活都设身处地地想想，他就一定不会满意于一个只让少数人有用能力和智能机会的这种理想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制度，要不限制幸福于一阶级或一种性格的人，而使它普及到个人身上，就一定不可以太有系统或太有规则，一定不能是一种喜欢管理的人脑子里画出来，用刑法和刺刀维持的社会。因为各人的生性不同，他们所需亦不同，我们应该设法供给人人所需的不同，以不妨碍别人为度。侵掠的冲动自然应受限制。这种限制的缺乏，其实是现今世界大病之一。但要解放人的各种创造的冲动亦有同等的必要。这就可见严格制度的险处。一个军阀机器或是一个实业的机器待个个人一样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主持的人在例外；此外没有出格的机会；不是从上头命令下来叫做的事情就不赞成做，对于不愿意自认为大机器的一个轮齿的人，一点不能容忍。
恐怕一个社会制度所应有的最要紧的特性，就是它一定要是一般人民所相信的。近五百年来，欧洲在我们所谓“文明”的方面进步的可以算空前所没有，但是同时一步一步的所有的信仰都渐渐地消散了。我并不专指宗教而言，宗教固然亦是一部分。我是说，现在的社会制度所根据的前提亦受摇动；所有主权的所在，人都对它发生疑问，对于所有的相沿下来的制度，人亦不再不言而认。这回的战争和俄国革命可以算给所有剩下来的信仰刺了末了一刀。在欧战的起首，平民政治还是一句同仇的目的，人还有肯为了这个信仰牺牲自己的生命。到打完的时候，就剩了可怜的威尔逊总统一个人还孤零零地对着一个冷世界提倡他的主义，这世界不过耸耸肩膀，还照旧样做事，一似他没有说过话似的。也许社会组织的存在免不了些许不公平的地方的，无论如何，一时总免不了这样的。但是，在信仰坚固的时代，人常以为是命里定的，所以，后世人看来是不能忍受的苦他们忍受过去。现在可不然，现在相信不公平的，只有从中取利的人。而且，就是这些人，他们心里亦觉得他们的信仰不诚，不过是一种掩饰私心的心理罢了。不过，在这个控告里头，我要除掉美国的大资本家，他们不能算口是心非，因为他们的不懂近代思潮，除了几个中部非洲黑人之外，没有比得上他们的。所以，美国资本家还是诚心地赞成资本制度，但是，别处的做生意的人只不过希望它延长到他们死时就够了。可就是他们，只要有充量的机关枪和战船来打死或饿死那些鼓吹一个（在他们心窝里其实也赞成的）主义的人罢了。这种不诚心的信仰亦不能给他们快乐。那些资本家总还想骗自己，说对俄国的战争是一种义军，但是在全欧洲没有能够真骗过自己的。除掉资本家以外，没人能够做出个赞成旧制度的影儿来的，人人都看见旧制度是发生欧战的、封锁俄国的、践踏爱尔兰的、饿死德国奥国的、拘禁或杀死社会党的，而且在我们旧文明将倾的大厦里，还是依然地同名为“朋友”的各国玩从前的明争或暗斗的侵犯政策，这种制度不会造幸福出来。非但名义上失败的人受苦，非但败国或是小工觉得生活没有意味。就是欧洲西部光景好的人亦失了一种值得生活的意味。生活既然没有目的，人都往快寻娱乐上去。但是，这种新添的娱乐更使人生活无味；肉体的娱乐愈多，精神的穷困愈甚——人心里不觉有什么幸福的味，只觉得万事皆空似的。
要治这种病，只有使人能真有信仰的一个法子。凡是一个法子，凡是一个人，必定要觉得他一生是要紧的，才能会快活。要是他一天只有愉快和痛苦的来复，一点没有他自己以为有价值的结果出来，他就一天总觉生而无味。在现在，多数人这种心理是隐着自己不觉得的。因为自己不觉得，所以更难免它。好像一个鬼总在人肩膀后头，时时刻刻伸到耳朵边说两句酸心的话，但是从不能面对面看见的。一经见面承认了，这种丧志的心病可以有法医治，但是这个需用一个新的信仰，一个可以代替娱乐的目的。虽然话似古派，我想，个人或是一个社会要是没一种责任心或义务心，很难有满足的生活的。
现在维新的人所能信仰的又完全没有迷信的，只有一种义务，就是对于社会的义务，从前还有一个时候可以把上帝、国家、家庭等名辞来感动人心，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信仰是战争时候年长的居高位的用来赶年轻的上屠场上用的。那时，多数年轻的人相信那仗是的确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打的，但是，现在仗算打完了，他们也明白他们误会了。这战争里生出来的结果，除掉生出反对致战的制度的革命声外，没有别的好处。败国的旧恶尽被胜国学了去。现在唯一的新希望还是从俄国来，就是这回战事上最失败的国。我相信世界上只有共产制度能再造世界的幸福，医治战祸留下来的病态，能使人觉得除寻乐外还有值得做的事情，可以制驭人的因穷困而残酷的野心。现在，俄国共产党对他们所提创的制度的信仰固然是有点粗简，手段有点辣，也许都有点不到时期，但是，它能使人民有一种别国所没有快乐；它能使人耐苦冒险而保存一种新鲜畅快的精神，是黑暗的西欧所没有的。就是共产制度一样别的权利都没有，光是它能当一种创造的信仰，能使新人物实际地信奉，这已经可以够做世界的新希望了。
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好社会的第二样特点了。就是它一定要能前进的，一定要能往再好里进步。这基本的进步是很少从舒舒服服和社会现状相全的人来的。例如我们要希望有个新世纪，总不见得指望那些资本大王提倡的。同样，现在我们假如设想共产制度已经成立了，那时社会上的新进步多分不见得从上头管理的官员或是无论什么因改受累的人提议出来的。社会上各种进步总是来自创造的人物，科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他们多数大概也是社会现状的批评者。许多人受了商业思想的影响，总以为要紧的进步就是制造方法的进步、机器的改良和交通的改良等。这个一向是有这事的，因为从前人工的出产不足以使个个人有好好的生活。但是现在不然了，有我们现在科学的生财的方法，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共产制度的组织，应该可以没有人过劳就可使个个人有舒服的生活。人生上既然有了够用的物质的货品，就用不着再多积聚什么多余的。这都是有了商业竞争的制度，再加上极富人家用途的奢华，才使得货物的量看得很要紧似的。我们物质文明的程度已经可以够使个个人够用而且有闲空。所以，现在要紧的进步，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上。我们总希望在共产制度底下，有许多从消除奢华和军费上省下来的能力可以用来求知识和增进人生的优美，可以把从前实业前时代少数人所有的美术的长处叫回来散布于社会全体。但是，假如要希望这个，一定要让创造的人有完全自由，像科学家、美术家等。这些人一定不可以处处受政府的管束，或是一定逼着做合于时宜的事情。要是没有自由，那么，无论什么比本时代看得较远的人，一定不能贡献他所见。凡是改良的事情，在初改的时候，总是为多数所反对的，但是，没有时时改良的事情，社会怎么能进步？所以，异常人的自由权，只要他的事业是创造的，不是破坏的，这是无论什么社会的进步的最要的条件。在行政人的心里，总以为自己像天帝似的，能判定无论什么新思想的好坏。这种心理很危险，而在初行共产制度的时候更甚，因为这时候行政人的权柄会比平常还大。要免这种危险，只可以特别承认创造的事业的要紧，而且承认最好的创造大概总是为当代人所指斥的。美术家和科学家一点都用不着特别的奖励，因为他们当中最好的并不在乎这些上头，他们本来因为爱作而作的。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给他们创造的自由和发表的机会——例如一个科学家有了什么结果，应该能发刊他的报告，不可以令他先巴结了印刷局的局长才准他发刊。这种希望自然而然地会实现，只要共产制度来的时候是用解放多数人的精神，不是用惩罚少数人的意气而来的，只要是因为我们爱所要创造的好处，不是因为恨所要铲除的坏处而来的。在这过渡时代，要使进步加快，自然难保不用恶恶的心来助人的毅力，但是更记得凡是消极的主义总不能作为基本的目的。设使拿仇恨心来做基本的目的，所造出来的制度一定是很专制和严酷，非但在该如此的地方如此，就是在妨碍进步的地方亦然。我们所要创的世界，是一个尽是希望、尽是欢悦的世界，不是一个专门为着限制人的恶性造出来的世界。不好的冲动固然应该受抑制，在这过渡时代它们还强的时候更要紧，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不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或精神。要想改造出一个较好的世界，我们主要的目的和精神一定要重在解放人的创造的冲动，使人人都可以见到用了这些冲动所造出来的生活，比到现在这样一辈子发狂似的抓人家所要的东西所造出来的，要快活得许多倍。共产制度一经实行之后，可以安排人生物质方面的事情，使人忘记有什么麻烦，可以让人的精神空下来，自由地做出使人类真有荣耀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