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西藏
1949年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领部队向川南进发（十八军原曾有进驻川南的任务），这时他已担任川南行署主任，正考虑着如何在川南开展新的工作。突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1950年1月10日以后，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以及几个师的领导干部陆续到了重庆。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下达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命令。刘伯承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这是党交给你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张国华代表十八军愉快地、坚决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1月27日～31日，十八军党委在四川乐山召开了首次扩大会议，师以上干部24人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研究部署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会议宣布，经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成立，张国华为工委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
会议热烈地讨论了中央精神，讨论了进军的准备工作。
张国华深深感到：由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由风和日丽的四川到进入风雪弥漫的高原，这是一个大转弯，必须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转好这个弯子。为此，张国华主持军党委会议，制定了《进军西藏的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党支部建设，进行思想动员，进行教育，开展立功运动，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西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立大功。
会后，张国华和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深入基层，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队很快扭转了想在川南安家的思想，决心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原来已经下地方的同志，这时也回到了部队，准备进藏。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
张国华不但扭转了部队的“川南安家”思想，还多方遴选有才干的干部，加强领导力量。原在二野七纵二十旅工作过、后调二野司令部任作战处长的李觉，主动要求入藏，张国华热烈欢迎，调来任十八军第二参谋长。张国华与原在十七军任宣传部长的夏川，在贵阳偶然相逢，又请他到十八军任宣传部长。对原在豫皖苏时担任宣传部长，渡江后已在南京任职的乐于泓，张国华通过军委将其调回部队。乐于泓精通英语，张国华准备让他入藏后做外事工作。
第二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从人员、装备、运输方面支援十八军。二野各军很快给十八军充实了一批精兵、良马和武器装备，十八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已做好进军西藏的充分准备。
张国华牢记邓小平关于“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治吃饭”的指示，接受进藏任务不久，就成立了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为主的政策研究室，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对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意见。
为了成立政策研究室，张国华求贤若渴，在重庆、成都等地四处寻访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士。他先后邀请了四十多位专家、教授参加政策研究工作，其中有著名的大学教授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有著名的学者谢国安和他的女婿张立千，有精通藏语文的汉族专门人才祝维汉、傅斯仲等。这些专家、教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写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材料。如《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政经济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一文。这篇材料对后来西南局制定的进藏“十条政策”，对1951年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对以后中央对西藏重大行动的决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0年3月，张国华决定先派出两支先遣部队，到西康地区了解藏区的政治、军事等情况。北路的先遣部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一五四团组成，3月29日由四川乐山出发，4月28日进抵甘孜。到后不久就遇上了缺粮的困难，部队只好捉鼠捕雀、挖野菜充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时雅安以西的公路已经初通康定，每天都有500多辆汽车、3000多匹骡马、几百辆大车投入运输，可是到了泸定就卡住了，因为泸定的公路桥还未修通。飞越康藏高原的“空中禁区”虽然已被我空军突破，可以向甘孜空投物资，但空中运输量是有限的，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时张国华除了督促部队加速修筑公路外，决定亲自到康定看看，进行调查研究，做些藏族上层的统战工作，缓解运输困难。
张国华离开军部所在地四川新津，6月下旬来到泸定。大渡河边，汹涌澎湃的河水挡住了车辆，一车车军用物资堆放在那里，只能用小船和木筏摆渡过河，到了对岸再转用人力畜力向前运输。张国华站在河边，沉思良久，请来运输部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经过研究决定：把汽车拆卸开，用渡船运过河去，再组装起来，继续向前运输。这虽不是什么一大发明，在当时却解决了大问题。
告别泸定，到康定后，张国华同中央联络部随军进藏负责统战工作的徐淡庐研究，决定做好西康三位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这三位人士，即北路玉隆的夏克刀登，德格的女土司降央伯姆，南路义敦的邦达多吉。
在康定，张国华举行上层人士茶话会，热情招待夏克刀登（当时，降央伯姆、邦达多吉不在康定）。夏克刀登在会上极为感动地发了言，他说，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的博巴苏维埃政府他参加了，他非常敬仰朱德和刘伯承，非常敬仰红军。当他知道张国华也是当年的红军时，他和张国华结成了好朋友，决心搞好运输积极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
在康定工作了七天，张国华又回到了新津。
这一段时间，张国华工作极为繁忙，连他的3岁女儿患重病，他都未能抽出时间前去看上一眼。
1950年8月26日，康藏公路从雅安通到3700多米高的甘孜。9月初，张国华率领十八军军部进抵甘孜。这时，西南局《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的指示，已经中央批准，下发到西藏工委，干部战士正在学习讨论中。
为了争取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央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谈判，但未得到响应。5月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赴藏劝和，行至昌都被毒害致死。西藏地方当局已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张国华到甘孜后，立即召开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布置了下一步的任务。张国华说：“和平解放西藏是我们要尽力争取的。前一段我们屯兵甘孜，没有行动，就是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要打。打，也是为了打开和平谈判的大门。昌都解放以后，成立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各县的原有旧政权不变。不反对我们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原封不动。”
张国华还说：“今后补给是关键，主要靠内地，不给西藏人民增加负担。在藏区，必要时可以用银元买一些粮食。”
会后，中共西藏工委立即发出了《关于昌都解放后工作要点的决定》《关于解放昌都有关政策的指示》等文件。西藏工委机构得到了充实，设立了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室，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统战科、秘书科。办公室就是工委的全部办事机构，协助张国华实行一揽子计划。
这期间，张国华考虑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一是进军西藏的政策准备；二是昌都战役的战斗准备；三是部队的越冬准备。他和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研究后，作出战役部署，并得到西南局批准。
各路部队准备就绪，枕戈待命，但张国华就是不发战役开始的命令。不少干部战士都有些急不可耐地抱怨说：“军长怎么搞的，什么都准备好了，怎么不下命令？”
10月3日，张国华乘车来到玉隆，再次拜会了夏克刀登。当夏克刀登得知昌都战役的最大困难是后方运输时，慷慨地说：“8000头牦牛好说，我可以支援6000头，降央伯姆的2000头我找她去说。”
张国华算了一笔账：8000头牦牛运300万斤粮食，到年底运到金沙江以西不成问题。他回到部队，立即下达了进军昌都的命令。
10月6日，战役开始，我军各路部队按照计划迅速行动。
北集团右路10月7日渡江后，五十二师一五四团、青海骑兵支队一起南下，日行军50至60公里，向昌都以西的类乌齐、恩达疾进，连续十日急行军500公里。跨草原、翻雪山、蹚河水、顶风雪，战士们不顾疲劳，于18日占领恩达，完成了大迂回的任务，切断了昌都敌军的退路。
北集团中路五十二师师直、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炮兵营于10日完成渡江，经郭堆、生达，直取昌都。
北集团左路军直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于7日由岗托渡江，于7日粉碎敌军依托金沙江的防御，由岗托渡江向昌都方向攻击前进，合围昌都。
南集团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由巴塘渡江，在宁静争取了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起义后，直出邦达、八宿，切断了昌都敌军向南的逃路。从云南进发的我军一个团的兵力也占领了盐井、门工、碧土。
藏军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21日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并命令三个多代本2000余人放下武器，采取了回归祖国怀抱的态度。
昌都战役于1950年10月6日开始，10月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我军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昌都战役过程中，张国华日夜守在报话机房，有时晚上连觉都不睡，他时而严厉指令部队，要动作迅速，按时到达预定地点；时而自己眯着眼睛，紧闭嘴唇在深思。战役结束后，张国华患上了高血压。
战役进行前和结束后，张国华都要求部队，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
12月14日与24日，张国华主持召开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军党委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西藏解放后的工作设想，如上层统战工作，各师分片包干进行工作等问题。
抵达拉萨
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达赖亲政，亲英派达札下台。1951年4月21日和26日，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分两批抵达北京。张国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参加了1951年4月29日开始的和谈会议。和谈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为基础。
双方代表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5月23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
协议签字后的当天下午，张国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接见张国华之后，于5月25日又发出了《训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事宜作了一系列部署，张国华在北京的工作也忙碌起来。
5月底，张国华离开北京，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数人经重庆、成都，又走上了高原。
1951年6月25日，张国华回到甘孜。这时十八军军部都已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发，准备向拉萨进军。张国华视察了筑路和修机场的部队，作了一些安排和部署。7月1日，告别了甘孜，向昌都进军。
藏民谚云：“七八九，淋破头。”意思是说七、八、九这三个月，高原上的天气是雨水多。事实果然如此，这时的高原，时而万里晴空，烈日当头，时而又乌云压顶，倾盆大雨；有时还狂风大作，冰雹袭人，犹如冬季。张国华顶烈日，战冰雹，和谭冠三将军一起，率领十八军军部向前挺进。一日，他们来到了海拔5300多米的雀儿山，这时公路还未修通，张国华和战士们一样步行翻山。快到山顶时，路特别难走，空气又相当稀薄，张国华一步一喘气，满头大汗嘴唇发紫，脸色十分难看。参谋长李觉知道张国华这时已得了心脏病，马上说：“国华同志，你不能再走了，赶快上马。”在警卫员的帮助下，张国华被扶上了马，这才安全地翻过了山顶。
张国华翻越了五座这样的雪山，于7月17日到达昌都。
到达昌都后，张国华和夫人樊近真经常到昌都总管府看望阿沛夫妇。因为阿沛这次是同张国华一起由北京到昌都的，他们已经很熟悉了，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酥油茶、吃糌粑。
在昌都，经过军党委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张国华组成了以王其梅为首的进藏部队先遣支队，让他们先行一步到拉萨。
先遣支队7月25日离开昌都，分两个梯队，向拉萨进发。
8月18日，原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政委胥光义，专程由重庆赶来昌都，向张国华传达了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对下一步进藏工作的指示。
8月28日，张国华率领十八军军部和昌都战役以后留驻昌都以西的一五四团，分批次向拉萨进发。此时，张国华已知，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一行数人已由亚东到了拉萨。张国华挂念着张经武的安全，心潮澎湃，督促各路部队迅速进发。
9月7日，张国华到达丁青。丁青又名霍尔三十九族地区，为39个游牧部落组成的一个行政区划，人烟稀少，属高寒牧区。丁青处在西藏、青海、西康三省区的结合部，是西藏北出青海的门户，也是我军进军拉萨后后方运输的重要基地。300多年前，这里归蒙古最大的部落固始汗统治。清朝初年直属理藩院管辖，乾隆十六年（1751年）归清驻藏大臣直辖。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国民党实力不足，鞭长莫及，藏军东征康区，借口三十九族地区“亲汉”，在此实行镇压杀戮。因此，三十九族地区与西藏地方政府有严重对立情绪。
张国华到后，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召开千户、百户头人座谈会，调解该区与拉萨的关系，协商运输工作，支援解放军进藏，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过丁青，行数日，怒江挡住了去路。怒江源出唐古拉山脉，主要是冰雪融化之水。这里地处上游，虽还未形成大江大河，但它带有雪山的野性，汹涌澎湃，以每秒8～10米的流速翻滚着、呼啸着，向前奔腾，钻入高山峡谷之中。
为了征服这条不驯的怒江，张国华和谭冠三、李觉、刘振国商量，决定把人马分为两部分，从两个渡口渡江。
人的渡口，人们乘牛皮筏子渡江。牛皮筏子为牦牛皮缝合而成，中间有几根棍子撑着，小筏子可载4～6人，大点的可载10余人。张国华在当地征集了10多个这样的筏子，每个筏子都有一位藏族水手驾驶。他和李觉指示部队，人员如何定位，物品如何放置，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听从藏族水手意见，同舟共济，战胜天险。
筏子离岸就冲向江心，然后旋转着，漂浮着，时而涌上浪峰，时而抛向浪谷，然后顺流而下，直至对岸。张国华在岸上关心地看了几个小时。
马的渡口，无舟无筏，只有把马匹驱向江中向对岸游去。骡马被驱入江中，浑身冻得发抖，有的游了一阵子，又掉头游了回来。因为江水太冷太急，有的骡马游至中途就被江水吞没了。
人马渡江持续了三天，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人员无一伤亡，骡马却损失了20多匹。
过江后，进入念青唐古拉主脉北麓高寒山区，军队在丁青补充的粮食，这时差不多都吃完了，大家每天只能靠代食粉糊糊充饥。看到指战员的体力日渐下降，张国华担心这样下去难以走到拉萨，他和谭冠三政委研究，决定通过当地头人，用银元买一些羊，分给大家充饥。当时既无油盐，又无佐料，战士们只好用白水煮羊肉吃，但仍极为高兴，体力也有了恢复，给完成进军任务增强了信心。
部队行走了十多天，一天来到嘉黎、比如西南的交界处，海拔6000多米的冷拉山挡住了去路。张国华率领部队进藏以来已翻越十多座大雪山，对于翻山他已不在话下了，不过这座山却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这天，像往常一样，张国华照样不骑马，让马驮着病员或伤员的背包，而他和战士一样徒步爬山。越往上空气越稀薄，狂风不时吹起山上的积雪，搅得风雪弥漫，弄不清前进的道路，这时人人喘着粗气，行动极为困难。张国华和夫人樊近真与战士们一样，走走停停，咬紧牙关吃力地、慢慢地向山顶攀登。但这座山太高，当天未能翻过，只得在山腰宿营。
次日，到了山顶，大家一看惊呆了：南坡下山没有道路，只有一处几百米高的山坡，全是雪罩着，另一边是万丈深渊。怎么走呢，像往常那样下山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只有坐下来滑行。先到的同志这时已用牦牛蹚出了一条滑行的雪路。张国华和参谋长李觉安排了部队滑行注意事项以后，对李觉说：“你一定要设法照顾好谭政委。”谭冠三当时已年近半百，是全军的一位长者，大家极为尊重。
张国华说完后，就和夫人樊近真坐在山坡上，像他要求战士的那样，两腿伸直，身体坐正，就要下滑了。这时李觉忙指定几个战士，坐在张国华、樊近真前后左右，手拉住手，一再交代：“注意向前下滑，掌握好方向，千万不能歪，方向歪了，就是万丈深渊，不得了。”张国华、樊近真在几个战士的护卫下，顺着雪山大坡，起伏不定地冲下去，最后算是顺利地滑到了山脚。这时他的血压已高达160毫米汞柱。
部队全部下了雪山，当时干部战士口鼻出血的占三分之一，有5名战士因心脏病牺牲，马摔死了许多匹。
越过冷拉山，又翻越了一座雪山，部队就进入了拉萨河谷平原。这里气候温和，道路平坦，行进就容易多了。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进藏部队胜利到达拉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入城式，受到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先遣支队司令员王其梅和两万多拉萨市民的热烈欢迎。
1951年12月1日，十八军独立队（即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在范明率领下，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胜利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市群众和先期到达的进藏部队的热烈欢迎。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张国华任司令员。
1952年3月7日，中央批准张经武留藏工作，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国华任第一副书记。
粉碎伪人民会议
张国华进抵拉萨后，首先同张经武、王其梅进行了交谈，基本上掌握了拉萨的情况。了解情况后，他进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向达赖送礼品，并亲自会见达赖。10月13日，送礼品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出拉萨市区，走进罗布林卡。张国华徒步走在队伍最前边，面带笑容。后面有红旗队、腰鼓队、乐队、“十七条协议”的竖旗队。街上人山人海。
队伍走进罗布林卡的宁窝（达赖办公的殿堂），17岁的达赖喇嘛接受礼品后，出宁窝，过一小桥，回到他的卧室，单独会见张国华。达赖坐在床上，张国华坐在椅子上，两人进行了交谈。
谈话结束，达赖非常高兴地走到宁窝的一个楼台上，观看了部队腰鼓队的表演。
一连几天，张国华在阿沛·阿旺晋美帮助下走访或宴请上层统战人士。在他拜访西藏地方政府司曹（代理司伦。司伦是噶厦的最高行政长官）鲁康娃时，此人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一张嘴便不冷不热地嘲讽说：“清朝有个入藏大臣张大人（指张荫棠），他在拉萨只设了一个衙门，也没带什么兵，大家都喊他张大人。现在又来了一个张大人，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兵呢？”停了一下，他接着又说：“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我们并未授权他谈军事。‘十七条协议’很突然，应该修改。”
张国华对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毫不惊慌，他早有思想准备。他静静地听着，待对方说完后，他不慌不忙地说：“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是协议规定了的，是为了巩固国防，这也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的，这有什么不好？签订‘十七条协议’，阿沛·阿旺晋美是首席代表，这是达赖派出的。在谈判过程中，阿沛·阿旺晋美不断向达赖请示报告，达赖喇嘛是赞同‘十七条协议’的。本月24日达赖喇嘛已向中央发电报拥护‘十七条协议’，怎么能说要修改呢？”
几句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会见不欢而散。
这次矛盾冲突，使张国华预感到更大的斗争还在后边，他经常和大家一起了解情况，研究情况，上报中央，请示对策。
这时各路部队已陆续进抵各边防要地，人民群众开始了解协议，上层许多人士也开始明确表示站在反帝爱国一边。西藏上层亲帝反动分子感到孤立了，他们组织了一个伪人民会议，发誓要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伪人民会议起草了一个意见书，恶毒攻击“十七条协议”，攻击人民解放军，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
他们还收容了一批流氓，上街游行示威，公然喊出“西藏要独立，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去”的口号，一时间，搞得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不安。
这时，身为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同中央代表张经武紧紧站在一起，根据中央指示，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斗争。
1952年3月31日，噶厦政府派秘书把《意见书》送交张经武，并要求张经武接见伪人民会议代表。与此同时，伪人民会议纠集藏军和武装流氓分子约2000多人，包围了西藏工委机关和张经武的住所，外事处、银行也被包围。
鉴于这种情况，张国华立即派出一部分部队在拉萨街头实行巡逻，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布置警卫部队，加强内部警卫，严防敌人突然袭击。
张国华自会见鲁康娃以后，就看出此人野心勃勃，迟早会闹乱子的。今日果然闹出来了。鲁康娃不仅在拉萨调兵遣将，气势汹汹，他还暗中将驻日喀则的藏军炮兵代本（相当于团）也调来拉萨，阴谋发动暴乱。
发现这一情况后，张国华请示中央批准，立即下令把远在扎雪奔噶和山南隆子宗的步兵一五五团火速调来拉萨，以防不测。并令驻江孜和日喀则的部队也加强戒备。
这时拉萨街上，商店关门，群众纷纷囤粮储水，市民惊恐不安。
4月1日，拉萨形势更加恶化，反动分子阴谋抢劫布达拉宫军火库。包围西藏工委机关和张经武住所的反动武装也有增无减，气焰极为嚣张。据情报称：当夜11点，敌人可能动手。
为了牵制敌人的力量，西藏工委于当日下午召集噶厦全体噶伦到工委驻地开会。会上，张经武严厉驳斥了伪人民会议《意见书》的内容，揭露了反动分子的罪恶行径。
可能是反动分子看我们内外都做好了准备，这一夜他们没有动手。
从3月31日到4月4日，张经武一连给达赖写了三封信，告知他骚乱情况，要求立即制止骚乱事件，解散伪人民会议。
接到中央指示后，张经武决定上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同志们不免为他担心，认为布达拉宫戒备森严，说不定鲁康娃就在达赖身边，上去太危险。
张经武意志坚定地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前往布达拉宫，当面向达赖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同他共同讨论处理办法，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和上层人士，也可以教育广大西藏人民。”
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张国华表示坚决支持张经武亲登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张国华调了几个得力参谋做张经武的警卫员，并一再交代，若张代表出了事，就马上发出信号，山下立即派人救回张代表。
4月8日，张经武等人徒步来到布达拉宫山下，穿过五步一岗、三步一哨的森严通道，到山上会见了达赖，向达赖通报了伪人民会议发动的骚乱情况。达赖说：“骚乱是不好的，伪人民会议是不好的，可下令让司曹研究适当办法，进行解散。”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张国华和张经武在工委会议室召开了全体噶伦会议，商讨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问题。会议开始，有人否认两司曹与伪人民会议有联系，张经武、张国华拿出大量事实驳斥了这一说法。一看这一说法不行了，又有人出来帮助两司曹求情，希望不要撤销他们的职务。
张经武说：“我和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个家庭中的兄弟，我和两司曹没有任何私怨，但要认识到，今天我们和两司曹是政治路线斗争问题；是亲帝国主义，还是拥护祖国大家庭问题；是执行协议，还是组织武装骚乱，来破坏协议的问题。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4月27日，达赖喇嘛宣布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
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至此，伪人民会议事件宣告结束。反动分子制造的一场骚乱可耻地失败了。
粉碎伪人民会议后，西藏形势开始明朗，出现了执行协议的较好局面。统战、贸易、生产、修路、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都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顺利到达拉萨，会见了达赖，回到了阔别30年之久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正式开学。董事长为张国华，校长为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西藏以往没有现代学校，只有少数贵族子弟私塾，能办这样一座现代化小学，实属不易。
1952年8月21日，由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联合组织的致敬团、参观团，从拉萨出发，前往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献旗。
开荒筑路，站稳脚跟
十八军进入拉萨后，部队所带的粮食快吃完了，后方靠牦牛运来的一些粮食数量有限，接济不上，部队只好就地用银元采购一些。这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又把持粮食不卖，一时粮价飞涨，影响了民需。上层反动分子又出来造谣说，这都是解放军进藏带来的恶果。
张国华为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工委财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他敏锐地感到粮食成了斗争的焦点，成了我军能不能在西藏站稳脚跟的一个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国华和财委副书记夏仲远制定了一套“保证军供，兼顾民需（兼顾后改为调剂），稳定金融物价，争取站稳脚跟”的财经工作方针，同时宣布一条纪律：“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物资。”严禁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自由采购物资，实行统管统配。
这些方针和纪律的实施，在当时虽然得罪了一些人，但也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我们在对敌斗争中争得了主动。
1953年，张国华又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太昭以西的部队在不影响作战能力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精简。精简了3000人，只剩下8000人。五十二师是十八军的主力师，把师部精减了，只剩两个团，归军区直接领导，一个团在边防，一个团在拉萨。地方职工由3740余人精减到2800余人，人员少了，摊子小了，工作更加灵活了。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2年中央从福建、广东等地调拨了2500吨大米，通过海路，绕道印度运进西藏，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这时，张国华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一面进军，一面生产；一面进军，一面筑路。他坚信只有开荒生产、修筑公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寒冬腊月，高原地冻如铁，张国华、谭冠三和指战员们一起，开进拉萨河边的荒地上，搭起帐篷，开始了艰苦的开荒生产工作。张国华和谭冠三经常教育部队指战员，既要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准备打仗，又要搞好开荒生产，自食其力，站稳脚跟，准备从多方面打退反动派的进攻。
解放军开荒生产，使西藏的上层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他们说：“看来，解放军是不走了，要在这里扎根了。”这时的反动分子垂头丧气，灰溜溜的。
从1951年11月25日～12月13日，仅18天时间，即开荒2300多亩。第二年3月，各机关部队又抽出50%～80%的人员开荒生产，积肥春播。当年夏天，在拉萨河边开垦的荒地上建立了“七一”和“八一”两个农场。
再一项工作是筑路。张国华进入拉萨后，经常和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联系，了解筑路情况。1953年元旦，毛泽东主席批准康藏公路走南线的方案，并要求1954年通车拉萨。张国华和张经武立即研究，决定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分东西两段同时相向施工。张国华立即电令陈明义，让后方筑路部队两个师和1万余人的汉族技工大队，于2月17日，由昌都向拉萨动工修建。同时，同西藏地方政府商议，在西段，由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成立筑路委员会，由谭冠三政委任主任，索康·旺清格来等任副主任，率前方部队和一万多藏族民工，由拉萨向东加速筑路。
由于措施得力，部队和民工艰苦奋战，康藏公路于1954年通车到了拉萨。青藏公路也同时通了车。
两条公路的通车解决了运输上的根本困难，至此，我军才算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树立长期建藏思想
张国华进入拉萨后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教育部队树立长期建藏思想。
从四川开始进军时，中央鉴于进藏生活艰苦，曾设想过进藏部队实行“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的计划，张国华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这一设想。以后考虑到一个军数万人，进藏走了一年还未到拉萨，就是到了拉萨，西藏情况特殊，政策性很强，了解情况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三年一换”显然是不可行的，所以中央又改变了这一计划。
张国华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他深知思想问题不解决好，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任务是难以实施的。1950年2月15日，他在重庆参与制定了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关于解放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动员令》明确提出：“每个指战员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1951年2月，张国华根据西南局和二野首长的指示精神，在十八军后方部队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阐述了从“三年一换”到长期建藏的变化过程，明确提出了长期建藏的口号。
到拉萨后，张国华深深感到这个问题在部队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同志解决了，有的同志只是把“三年一换”变成了“五年、八年一换”，离长期建藏思想还相差很远。在张国华看来，反动派想打跑我们、饿跑我们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思想不解决，我们的脚跟将始终站不稳。
张国华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部队和藏族人民打成一片，在群众中吸取营养。和群众打成一片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因此，张国华和张经武、谭冠三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成立进藏部队藏语文训练班。训练班由从部队抽调连排以上干部800多人组成，教师队伍由随军进藏的藏语文专家、教授组成。此外，张国华又以他求贤若渴的一贯态度，聘请了十多位西藏上层人士，其中不乏专家、学者也加入教师队伍，担任教学工作。
1952年元月12日，藏语文训练班在拉萨河边仲吉林卡正式开课。这天，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课典礼。
在开课典礼上，72岁的藏族教师、西藏著名诗人擦珠·阿旺洛桑活佛上台发表了诗一般的讲话。他说：“我的学识很浅，实在不配当大家的教师，不敢上这个讲台。好比一个牛场娃平时住在帐篷里，突然来到大厦跟前，不敢进去，有些害怕。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一条腿。另外一只眼睛是瞎子，因为我不识汉文，另外一条腿是跛子，因为我不懂汉语。要给各位当教员，我得使两只眼睛都亮起来，两条腿都能走路。”
60岁的藏族教师，西藏著名学者江金·索南杰布发表了热情洋溢、妙趣横生的讲话。他说：“在毛主席领导下，汉藏民族团结起来了。大家到这里来，是为西藏人民服务的。服务是很难的，需要学好藏文藏语才行。这好比两个人要做朋友，语言不通就很难做成朋友。今天大家来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学习要虚心，不要骄傲，就是原来懂一点藏语文的同志，也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是。”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林卡里的几棵苹果树对大家说：“你们看，院子里的苹果树，枝头朝天，原因就是没有结果子。如果到秋天果实累累，它的头就要向下了。希望大家都像结满果实的苹果树一样。”
他最后又说：“我的牙齿脱落了，但我又镶了牙。我还要学习汉文汉语。这样汉人学习藏语文，藏人学习汉语文，汉藏民族团结起来，就像一杯水再加上一杯奶，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水中加了油，漂在水面上。”
江金·索南杰布来自一个贵族世家，清朝时被封为公爵衔，所以人称江公。
这两位精彩的发言，光彩照人，语言优美，不仅使大家对教师有了初步认识，更重要的是大家对藏族文化产生了好感，决心好好学下去。
这批学员经过6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高级班学会了1500～1700句藏语；中级班会了1000～1200句藏语；普通班也学会了800～1000句藏语。学习班还选出了166名学习模范。这批学员毕业分到部队后，成为部队学习藏语的“小先生”。部队带藏族民工筑路或为群众治病时，他们又成了“小翻译”。对部队做树立长期建藏思想工作确实起了不小作用。
1952年年底，恰是“三年一换”的期满时期，这时，因西藏交通困难，部队严重缺粮、实行了机构精简，有些同志调回内地去了。这时部队中的换班思想又产生了萌芽。抓住这个时机，张国华于同年12月主持召开了西藏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太昭以西部队250名代表与会，会议就民族工作和长期建藏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国华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他就树立长期建藏思想问题作了系统发言，对大家震动很大。
在讲到长期建藏的涵义和基本要求时，他说：“树立长期建藏思想是解决进藏部队一切思想问题的中心环节。基本目的是打破‘换防’思想，消除各种幻想，以积极的态度从事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各项工作。长期建藏思想是否能树立，并不单纯表现在每个同志决心在西藏干十年二十年，或死在西藏的时限上。我们说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建设当然也是祖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而我们从事的西藏建设，由于基础较差，则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没有长期的艰苦的准备，就不可能安心地和西藏人民一起开发边疆，使西藏和祖国内地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张国华讲话后，大家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明确了要求，并一致通过了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长期建藏的决心书。
经过充分的思想工作，进藏部队、进藏工作人员普遍树立了长期建藏思想。
1956年，西藏实行“六年不改”，“大下马、大收缩、大精简”，有些部队的干部内调，部队中的“换班”思想又有些抬头。有的认为，在西藏工作没有前途，军队工作没有奔头，个人不能进步，因而想离开西藏。
对于这些思想反映，张国华非常重视。他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给大家讲，“六年不改”是为了以后改得更好，收缩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发展，后退是为了前进的道理，向同志们说明西藏有前途，军队工作有奔头，教育大家正确认识个人前途与党的事业前途的一致性，坚决克服“换班”思想。
在1957年12月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1958年4月召开军区党代表大会。在这两次会议上，他都着重讲了树立长期建藏思想问题。他说：“‘换班’问题，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他特别讲了共产党人的苦乐观。他说：“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谁也不会愿意到西藏来，但共产党人有坚强的事业心，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革命甘愿吃苦是光荣的。我们不能知难而退，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张国华对长期建藏问题上暴露出来的种种思想问题，诸如苦乐问题、吃亏论、落后论、未老先衰、苦乐不均等，又一次作了剖析，使到会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一致表示要坚决彻底消除“换班”思想，树立长期建藏思想。这两次会议对部队的思想建设起了重要昨用，长期建藏思想在部队扎下了根。
就这样，在张国华领导下，在长期建藏思想哺育下，西藏形成了一支在西藏长期工作的老西藏干部队伍。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地方干部几乎百分之百都是从部队中抽调出来的。那时地方和军队真可以说是一家人，后来才逐渐从内地调进一部分地方干部。部队实行长期建藏的方针，地方当然也是坚持长期建藏思想。其间除一部分干部因工作需要、身体不适和其他特殊原因调回内地外，大部分干部在西藏工作到八九十年代，离退休后才返回内地。他们把青春年华贡献给了西藏，把自己的心血汗水洒在西藏这块土地上，他们和西藏这块热土结下了不可分离的情结。
平叛及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拉萨祝贺，会后，陈毅副总理发现张国华脸色苍白，直出虚汗。经检查发现张国华血压高，发高烧，牙根、耳根都肿了。陈毅向中央请示，中央决定，张国华返京疗养，西藏工委的工作由副书记范明主持。
1957年3月，张国华回到拉萨后，根据中央精神，果断地主持了西藏人员、机构和财政工作大下马、大收缩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困难的，但张国华工作坚决，大刀阔斧，几个月就完成了。筹委会的机构大量收缩，大批汉族干部特别是新进藏的干部精简了，大批藏族干部、学员送回了内地，共精简地方汉藏族干部、学员、工人35000多人，只剩下3700多人。部队撤销了五十三师师部，调出了几个团的兵力，共精简30000多人，仅留下10000多人。全区除继续保留青藏公路沿线的道班和必要的职工外，地方和驻军据点仅限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阿里、江孜、泽当等十来个城镇。
这期间，张国华的工作是十分艰苦复杂的，也是耐心细致的。他每天同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开会、谈话，留的人要心中有数，走的人要做好安排。他经常同西藏上层人士谈话，掌握上层的思想动向。至今，张国华的一个笔记本还有不少材料，虽不完备，显得字迹潦草，但看到了他的一番苦心。他在笔记中记载了同一地方干部和部队指战员的谈话要点，记下了一些部队和地方干部的苦恼和意见。他还记下了一份从军区到地方、从拉萨到各地的精简人员、收缩机构的编制方案。这个方案不少地方都是涂了又写，写了又涂，显然他是费了一番思考的。
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对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还是不满意，他们要的是永远不改，永远保留农奴主的统治地位。藏军各代本指挥官，包括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代本，早在1956年9月就在拉萨集体秘密盟誓，要保卫西藏固有的各种制度，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改革。
早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以前，1955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就同四川藏区的叛乱分子相互勾结，并支持、煽动那里的叛乱。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不久，邻近四川的昌都地区的江达、宁静、盐井、左贡等发生了武装叛乱。
1957年5月，窜到西藏的四川藏区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反革命组织，煽动甘、青、藏、川的藏族地区（即所谓“四水六岗”地区）同样实行“六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西藏地方政府旋即下令三大寺和宗（即县和卡）组织反革命武装，支持“四水六岗”。
鉴于反动分子的骚乱破坏活动日益严重，为了保障机关和全市人民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张国华于7月26日召开工委会议，确定成立治安联合委员会，以噶厦为主，人民解放军予以协助，维持拉萨的社会治安。可是，张国华在工委驻地会见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商讨如何对待社会治安，如何对付江东过来的叛乱分子问题时，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却阴险地提出要解放军出面处理，企图把社会治安的责任完全推到解放军身上，妄图把矛盾引向解放军。
张国华识破了索康的阴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年11月，张经武由北京返回拉萨。
西藏形势这时更加恶化。从川、青、甘、滇等省藏族地区窜来拉萨的叛乱分子已达5000余人，在噶厦的支持下，他们向当雄、黑河、日喀则窜扰，并向山南地区集结。
1958年6月，恩珠·公布扎西带领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和电台，到山南哲古宗建立了叛乱根据地。原来早在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便通过在印度噶伦堡的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从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选了6名青年，送到美军管辖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跳伞等训练，此后，美国又在海尔营地训练“康巴游击队员”170多人。1957年8月，将首批训练的青年中的两名，空投到山南桑日宗，他们携带电台潜入拉萨，到罗布林卡与达赖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取得联系。1958年6月，又跟随恩珠·公布扎西到山南哲古宗。
1958年7月18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国华和张经武一起到罗布林卡会见了达赖。张经武对达赖说：“西藏的形势是危险的，西藏的反动分子和金沙江以东进入西藏的叛乱分子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帝国主义已向叛乱分子派遣特务、间谍人员。噶厦对叛乱武装采取纵容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请达赖严厉制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噶厦必须立即改变这一错误态度。”
张国华说：“中央的方针是力求和平改革，并把改革推迟到好几年以后。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实行武装平息叛乱，在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
达赖对此感到紧张，表示一定指示噶厦制止叛乱活动。
但是，达赖没有马上行动，直至11月3日，他才召集噶厦的官员开会，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责任。
噶厦官员会议开了十多天，但是会议并没有讨论平叛问题，相反把会议变成了动员叛乱的会议。会后，藏军就成连成排地携带枪支、弹药参加了叛乱武装。
这时，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武装，从山南出发，渡过雅鲁藏布江，在拉萨西北地区袭击我青藏公路道班；在麻江伏击我军医护人员汽车，车上16名医护人员全部牺牲。
叛乱武装700人，向中共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连续发起四次攻击，均被我人民解放军守备分队一个连和民兵（由地方工作人员组成）英勇击退。
张国华和张经武看到西藏形势不断恶化，叛乱武装的气焰极为嚣张，一场平息叛乱的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建议工委和军区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精神，一致决定，我军的任务是：保点、保线、维护交通安全；巩固自己阵地，只要叛乱武装不威胁袭击我交通线和驻地，我军不要出击，坚决不打第一枪。并指示机关、企事业单位，立即成立民兵组织，分别按团、营、连、排编成战斗单位，配备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弹，囤积柴草饮水，进行军事训练。同时持内紧外松态度，平日照常进行正常工作，只有叛乱武装威胁或袭击我交通线和驻地安全时，才采取自卫性的有限的军事行动。
中央对西藏非常关心，对西藏的形势非常了解。1958年，西藏军区已改为全国12个大军区之一，直接由中央军委领导。于是张国华又将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联席会议的决定，直接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1958年年底，张国华和张经武因身体原因，离开了西藏，返北京休养。西藏的工作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负责。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张国华到北京后略作准备，又立即乘飞机返回西藏。路经西安时，为了安排入藏平叛作战部队的工作停留了两日，于3月23日抵拉萨。这时拉萨的平叛战斗由谭冠三、邓少东指挥，刚刚胜利结束。
在张国华回到拉萨的第二天，由驻四川的陆军第五十四军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二部队（即丁指），率步兵一三四师、兰州军区第十一师参加西藏平叛作战，丁盛、谢家祥及机关先遣人员于3月24日乘飞机到达拉萨，归西藏军区领导。
此外，奉军委命令，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西藏军区副政委、昌都分工委书记王其梅为首组成的人民解放军三〇一部队（即黄指），统一指挥成都军区所属三〇一师、昌都警备部队和昆明军区所属四十二师一部，负责昌都地区平叛作战。
张国华回到拉萨后，在军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虽然他身体不好，但仍不知疲劳地工作。
在军区会议上，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结合西藏实际情况，制定了“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平叛步骤上采取了“先边沿，后腹心”，“先公路沿线，后边远地区”，“先农区，后牧区”的原则。
在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方针的问题上，张国华指出：三者是统一的整体，在具体实施时，又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或同时并举和有所侧重的方法。
他说，一般在平叛初期，进剿阶段，应侧重军事打击；在清剿阶段，则应以发动群众、政治争取为主，并配合有力的军事打击。平叛初期，叛乱武装活动极为猖狂，气焰十分嚣张，叛乱的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尚未触动，加上他们利用宗教、民族的旗帜进行欺骗，群众对他们有严重顾虑，部分群众一时看不清他们的罪恶面目，对党的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强调军事打击。在清剿阶段，情况有了明显变化，敌人主力被打垮了，消灭了，叛乱分子到处流窜，或分散隐蔽，处境困难，应以政治争取为主。不论军事打击为主，还是政治争取为主，都要把发动群众贯穿到平叛的全过程。
为了有效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张国华和工委、军区领导还提出了，对投诚来归的叛乱分子，包括叛首、骨干、坚决分子，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政策。从军区到地方均设立政治争取办公室，广设招降站，以各种形式开展政治攻势。
4月8日，我军即以四个步兵团另两个营的兵力，兵分三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对山南叛乱武装发起进剿。山南地区是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武装的据点，我军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匪巢穴。解放了被叛乱分子长期蹂躏的山南广大人民，控制了西藏主要农业区，封锁了喜马拉雅山以北，雅鲁藏布江以南，亚东以东的边境线，切断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从陆上支援叛乱武装的通道，基本上形成了“关门平叛”的态势。
山南战役后，张国华又指挥平叛部队，在藏北对青藏公路西侧的那曲以西地区、纳木湖地区和青藏公路东侧的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进行了围剿，保证了青藏公路补给线安全畅通。
1959年年底，拉萨、日喀则、那曲、江孜、林芝等城镇周围和青藏公路沿线的叛乱武装基本平息了，残余叛乱武装已流窜到边远地区或深山僻野。
这时，张国华根据“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又把全区未平息的叛乱地区划分为四个代号地区，即一号地区（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的地区），二号地区（青海温泉、那曲、巴青之间的地区），三号地区（申扎、萨噶、定日之间的地区），四号地区（昌都东南地区），实行分片平叛，分片改革。
1960年上半年，我军就分别在这四块地区实行进剿，为了出敌不意，我军首先在天寒地冻的2月22日，用十个营的兵力，向盘踞在申扎、萨噶、定日之间的叛乱武装（即三号地区）发起进剿，3月1日结束战斗，共歼敌1000余人。
2月29日，我军以七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对叛乱武装较为集中的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包括边坝、洛隆、硕般多地区（即一号地区）实行进剿。这一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带，唐古拉、伯舒拉三大山脉横贯其间，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处海拔在6500米以上，高山缺氧，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怒吼，时而雨雪交加。叛乱武装在此聚集13000多人，美帝国主义曾在此派飞机六批九架次空降藏籍美国特务扎西仁登等17人和大批武器弹药及电台。我军进剿历时47天，全歼了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粉碎了叛乱武装妄图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此次战斗，受到中央通报嘉奖。
4月29日，我军又对盘踞在青藏边境一带，以罗布次仁、老娃喇嘛为首的叛乱武装5000余人（即二号地区）发起进剿。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三次空降藏籍美特昂旺沛穷、卓玛登珠等16人和大批武器弹药及电台等。在美特控制下成立了“安多马基列空”（即青海总司令部），罗布次仁、老娃喇嘛任总司令。我军以三个步兵团和一部分重炮、骑兵以及装甲车实行进剿。我军采取远程奔袭、合围包剿、多路向心进击，大胆穿插、连续作战的战术，历时38天，取得了全胜，粉碎了西藏叛乱集团妄图在此建立“游击根据地”伺机东山再起的阴谋。
1960年上半年，昌都东南地区形势比较被动，昌都指挥所虽组织部队对四号地区之敌进剿，但收效甚微。8月，张国华和总参代表丁盛亲往检查。张国华连续召开座谈会、汇报会和内部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张国华和丁盛分别向总参写了报告，指出：主要问题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政策观念差，尊重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够。当昌都进行了一番整顿后，从10月1日～12月28日，先后组织了对昌都东南之敌的进剿，歼敌20余股，生俘叛首齐美公布、呷日本、才旺多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61年，西藏平叛进入尾声，残余叛乱分子处于穷途末路、疲于奔命的境地。各部队在各任务区内，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同时，分别采取重点合围、搜剿、专案侦捕等手段，进行军事打击，残存的重点叛首和空降特务，纷纷被歼或投降。
至此，西藏平叛宣告胜利结束。
1961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通报嘉奖所有执行平叛任务的部队。通报指出：平叛斗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叛乱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所制造的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战略后方，保卫了西南边境的安全，使广大藏族人民从极端野蛮、残暴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走上了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西藏的平叛方针是“边平叛，边改革”，这就确定了张国华这一时期的工作特点是，一边指挥部队平叛作战，一边领导民主改革。
1959年4月5日，张国华主持工委会议，制定了西藏民主改革的第一个文件，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
当时考虑到西藏农奴种的都是藏政府、寺庙和贵族的土地，现在藏政府垮台了，许多僧侣、贵族参加了叛乱，有的跑了，有的被俘了，而有些农民种的就是他们的土地。农民对此很关心，当时正值春耕季节，许多农民还没有进行春耕生产和播种，如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对当时的生产和群众生活将带来许多困难。于是会议立即决定，以军管会的名义出面宣布，凡耕种叛乱者占有的土地，今年可免缴地租，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收益归耕者所有，对土地所有权暂不确定。
这一文件上报中央后，中央第二天就批复同意。工委指示各地市军管会立即贴出布告。这一政策大大鼓舞了农奴的生产积极性，西藏当年在平叛改革的激烈斗争中就获得了大丰收。到10月份，雅鲁藏布江、年楚河、尼洋河和澜沧江流域主要农业区，粮食收成比平叛改革前的1958年增加10%～20%。
5月2日，张国华主持工委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就接管旧政权、重划行政区、对旧官员的处理，对叛乱分子的待遇、收缴枪支、建立地方武装、牧区工作、农村工作、寺庙工作、交通运输、财政工作、涉外事宜等13个方面的问题，制定了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
工委将《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上报中央，中央于5月31日批复同意这一决定。
从5月中旬～6月初，张国华和工委副书记周仁山等到山南地区的贡噶、乃东、扎朗、隆子等县的农村，在田间地头，走家串户，访问了堆穷、朗生、差巴、手工业者和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详细地调查了西藏农村的阶级占有情况和贫苦农奴的生活情况。
随着平叛斗争的进展，民主改革工作也在迅速铺开，地方上需要大量干部。中央指示，要注意培养本地藏族干部，除从内地调配必要的少量骨干外，要依靠军政干部做工作，这是当前开展地方工作的主要力量。山南地区平息叛乱后，中央军委就指示进入山南地区的平叛部队要承担地方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摧毁敌人的反动社会基础，把山南地区由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变成人民统治的地区。
张国华主持军区党委会迅速作出指示，要求各平叛部队立即组织工作队，进入各地区，帮助地方党政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并规定每一个团，组织4个工作队，每个工作队10人左右。
不久，工委也决定请军区抽调出1000名干部，其中包括营以上骨干100名，参加地方的民主改革工作。于是，军区政治部马上下达了这批干部的名额分配的通知，要求各部队抽调人员必须保证质量，具备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
5月下旬，张经武在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几个有关西藏的重要会议后，回到了西藏。这时张国华又和张经武一起连续召开会议，制定西藏民主改革的各项政策。
民主改革正在各地轰轰烈烈地进行，下面急需政策文件。工委几位负责人张经武、张国华、周仁山、郭锡兰等，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议在不停地开。有时张经武的眼睛熬得睁不开了，张国华的脸有些浮肿，他们仍然不知疲倦地在探讨着各种问题。有时情况不明，问题研讨不下去了，他们就分头下乡，调查研究，回来后再开会形成决议。
班禅是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张国华是副主任委员，党的各项政策，需要张国华在筹委会上进行讲解，同上层人士进行交谈协商。6月下旬到7月中旬的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在9月下旬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制度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农村阶级成分划分的决定》《关于牧区政策的报告》等文件，都是张国华事先同上层人士，特别是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充分协商后，讨论通过的。
就是工委制定的《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也是张国华事先在筹委会上同赎买对象的上层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充分协商后，讨论通过的。
1960年，在民主改革的热潮中，周恩来总理交给张国华一项特殊任务。当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原先支援我们建设的一些项目，要求我们还债。周恩来决定在西藏北部的黑河（即那曲）硼砂厂挖运硼砂向苏联还债。
张国华是从来接受任务不打折扣、不讨价还价的，他立即把挖运硼砂的任务承担了下来。中央为采运硼砂专门为西藏调拨了1000辆汽车。
张国华立即指定青藏公路管理局负责人侯杰，具体负责这项任务。就这样先后2000辆汽车4000多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当年就向内地运送了14万吨含硼原土。
1960年第四季度，西藏的工作产生了急躁情绪，对西藏农村贫苦农奴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够，想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办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引起一些反应。由于中央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未造成很大损失。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又立即转变为生产互助组。
到1961年，西藏的平叛任务宣告胜利结束，民主改革也基本完成。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人民民主的新西藏已喷薄而出。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区的1个市和72个县已建立了市、县人民政府，100多个乡人民政府普遍建立。劳动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牛羊，4400多个翻身农奴出身的基层干部已成长起来。翻身农牧民产生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全区农业生产互助组已达13000多个，入组农户达到15万户，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农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可喜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