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了解一个国家，总要探究一下它的起源，日本的起源与中国的关系紧密相关，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历史的最早记载出于中国的史料，还因为它与中国大陆有着早期的交往，以至于不得不探讨这个民族与大陆民族在人种和文化上的渊源。特别是关于“日本”国名的由来，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在谈日本为什么与众不同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它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不谈中国，或者不谈中日关系，就不可能谈清楚日本，尤其是在历史的初期更是这样。
1.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吗？
日本在古代是拜中国为先生的，他们从中国学了汉字、佛教、儒教、律令等等，所以，出现了两国“一衣带水”和“同文同种”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思考下去，日本未必有什么与众不同。长期以来，确实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文同种，黄遵宪认为“日本人其实是中国人的同种”，认为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分支，是中国周边文明。日本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著名学者养老孟司也主张中日“同文同种”论，他说，查一下日本人的遗传基因就知道，来自中国的有多少，来自韩国的有多少，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就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
不过，也有人主张日本与中国并不一样，至少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有人从质疑“同文同种”论，强调日本独特的文化，他们认为无论从文化学还是从人种学上看，日本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谈不上“同文同种”。
其实，“文”和“种”的问题，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进行考查，由于事先设定的范围不同，结论也一定不同。《文明的冲突》的作者，美国政治和文化学者亨廷顿在论述文明的冲突时，就分别在大大小小不同的范围内解释过各种文明圈的异同及其辩证关系。比如，单就文化来说，相对于欧洲，亚洲人当然有其不同于欧洲的特点，但是在亚洲，或者在东亚的范围，各个民族和国家必然有其独特的地方，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文化是交流的结果，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大量的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在反对“同文同种”的人看来，就此认为日本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是武断的，任何民族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即使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这些外来文化也必然经过一定的时期消化成自己民族独特的东西。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不同点，这是事实，原因在于两国之间隔着海，所以在古代两国的交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上隔着20千米的朝鲜海峡，还有900千米的东海，遣唐使跨越大海来到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冒险活动。有人统计过，遣唐使一共有过16次渡海尝试，成功的只有8次，所以，在古代，从日本来中国其实是冒生命危险的壮举。如果从公元607年，小野妹子第一次到隋朝朝贡，到公元894年日本的“文化之神”菅原道真建议终止向中国派遣使节为止，在这287年期间，日本总共向中国派遣了20次使节，平均14年才有一次。如果从遣唐使中断之后直到明治维新为止的大约1000年间看，两国几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有的只是民间贸易。就政府间关系来看，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实在不能说频繁。所以，即使古代有过交流，日本也还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
至于人种问题，日本人和其他东北亚民族一样属于同一种人种——黄种人，这是一目了然的，只不过日本人到底是从大陆迁移去的还是土生土长的，或者说到底是迁移去的多还是土生土长的多，这是个问题。如果是迁移去的，或者迁移去的多，那便强化了“同文同种”说；如果不是，那么，即使同为黄种人，日本人也具有较强的独立个性。
事实上，日本列岛在几万年之前还与欧亚大陆相连接，日本海不过是一个湖，从发现的石器来看，这时日本列岛已经有人居住，如果我们在日本列岛不能发现原始人等人类起源的证据，那么，当时从大陆经过朝鲜半岛有人类迁移到日本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大约1万年之前，由于地球气温上升，海平面提高，日本列岛形成。不过关于日本列岛的人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不能排除大陆迁移说。根据发现的土制器物及其上面的绳文图样，证明生活在这些列岛上的人们已经有了文化，特别是从后来在东京弥生町发现的更加精致的土制容器看，说明这里人的生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过这些都还属于考古范围的事情，日本人具体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与大陆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从这些器物上是看不出来的，必须有文字记载才能搞明白。
讨论“同文同种”的问题，其意义在于从学术上搞清楚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渊源关系，这本来没有更复杂的含义，但是，对于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政治和情感方面的意义。如果日本人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找到日本民族优越，或者至少日本人是独一无二的证据，可以淡化它从大陆吸收文明与文化的事实，甚至证明日本人根本就不同于大陆民族。但是，对于中国或者朝鲜半岛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民族优越论者来说，如果日本人从大陆迁移而来，就可以证明日本人是大陆或者朝鲜半岛人的亚流，是文明上低一个等级的，从而建立这两个民族对日本人的上位意识和优越感。总之，人种和文化的认同问题，其实经常超越严肃的科学和历史的考证意义，在有意和无意中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因素。
2.中国史料最早记载了日本的历史
然而，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在较早的时期发明文字，中国至少在4000年之前的殷商时期就有甲骨文存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要从甲骨文开始算起，但是上面没有记载日本的事情。中国的文字资料里最早提到日本是大约2000年之前，说明日本列岛与大陆分开之后，到了两千年前才有关于日本的记载，这证明了中日之间的交流不会超过2000年。也可以说，由于中国发明了文字，所以，也就最早记载了关于日本的事情，或者说关于日本比较早的文字记载是中国的历史书籍，是中国人为日本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
比较早的记载日本的文献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著作《汉书·地理志·燕地》一段，其中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乐浪指的是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乐浪郡，这段文字是关于日本历史的最早记载，短短十几个字，记载了有关日本的最重要信息，包括日本的位置是在乐浪之外的大海之中。当时乐浪郡属于汉朝的一部分，日本人来中国首先要沿着朝鲜半岛西部到达乐浪郡，这便是班固说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另外，这段文字还指出了日本分裂成上百个国家，还定期向汉朝献礼进贡。文字虽短，但却记载了有关日本的基本情况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日本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成员。
接下来记载日本历史的史料是《后汉书·东夷传》，《后汉书》是南朝宋的史家范晔所著，其中记载了：倭在韩东南大海中，有百余国，自汉武帝灭朝鲜之后，有30多个小国通于汉，各小国皆成王。邪马台国是大倭王，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该书还记载了邪马台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女人不淫不妒，说明当时已经进入男权状态。又说倭人之俗不盗窃，不诤讼，犯法者没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还记载，倭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倭人死后要停丧10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短短数语，描述了当时日本人的基本情况，这是通过器物考证所不能做到的。
关于倭人与中国的关系，《后汉书》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倭国之极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六十人，愿请见。”“生口”就是奴隶。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分裂的日本各小国中，有不少是接受汉朝册封的。江户时代，在福冈市发现了一枚金印，上面刻着“汉倭奴国王”字样，印证了《后汉书》记载的光武帝刘秀曾赐给倭奴国王金印的内容确有其事，从而证明了中国史料的记载是事实，也证明了日本倭奴国确实在东汉时已经存在，并向中国进贡，还接受册封。《后汉书》还提到倭国后来大乱，互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
范晔所著《后汉书》记载了日本与东汉的关系，证明了在东汉时期，日本接受中国册封的事实，补充和丰富了班固的记载，也把中日交往和日本的历史往前推到了东汉。但是《后汉书》是南朝的史料，不但晚于班固的《汉书》，也晚于西晋史家陈寿编纂的《三国志》。其实，最详细记载倭国事情的是《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陈寿曾经是蜀国的观阁令史，因为没有巴结宦官黄皓，数度被贬，西晋统一全国之后，陈寿搜集三国时代文献编纂了《三国志》，其中有一大段关于日本的记载，这些文字被后来的范晔编写《后汉书》时所参考。
那么，陈寿作为西晋的史官，他是根据什么记载了日本的历史呢？原来，东汉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三国时期，三国中的魏国在朝鲜带方郡（今首尔附近）的官方机构经常到九州办理公务，他们出差九州的报告，必然要从带方郡上报首都洛阳，这些关于日本的文字自然成为史官记载日本的根据，这便是公元285年陈寿编辑《三国志》的史料。另外，在陈寿搜集的资料文献中，同时代的鱼豢所著《魏略》一书也是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主要参考了《魏略》中的记载。史料的可靠性自然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这些史料让我们了解了最早的日本的历史。
3.“邪马台国”之谜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了关于日本的什么事情？陈寿在《三国志》的《魏书·倭人传》中首先提到“邪马台国”，也首先提到女王卑弥呼，说邪马台国由女王卑弥呼统治。另外，里面记载了日本的地名、人名甚至官名。《魏书·倭人传》全文1987个字，简单记载了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带方郡到邪马台国的路径、路程以及倭人的风俗、物产、兵器、婚丧嫁娶等事情，为后来日本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资料。“邪马台”是汉字，显然来源于日语的发音，有可能是“Yamato”的发音，“邪”字可能是“牙”字，表示的是“Ya”的发音，后来日本人自称“大和”，也读作“Yamato”。“卑弥呼”也是发音，日语读作“Himiko”，是典型的日本女人名字，可以写成“日美子”、“日弥子”等汉字。从《倭人传》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倭女王至少五次派遣使者到洛阳或者带方郡，魏国朝廷和带方郡太守也至少四次派遣使者到这个女王国。其中提到魏景初二年（238）魏明帝给倭女王卑弥呼的诏书，还说倭国人都长寿，可以活到八九十岁。其中提还到当时有30多个国家向魏国进贡，邪马台国已经支配着其中许多国家。
公元239年，卑弥呼曾派遣使节难升米到朝鲜半岛的带方郡，带方郡太守刘夏派人陪同难升米到洛阳朝贡魏天子明帝曹叡，同年，魏帝发诏书授予卑弥呼一枚紫绶金印册封她为“亲魏倭王”称号。说明这位女王统治下的“邪马台国”是积极靠近中国的，或者准确地说，是积极靠近魏国的，是接受魏国册封的。这个邪马台国到底位于日本什么位置，至今尚不明确，一般认为在北九州一带，也有说在近畿地区。这些资料透露了古代日本人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进行交流的事实。
日本学者在《魏书·倭人传》中没有忽视一个现象，就是古代中国人对周边国家是蔑视的，日本人也不例外地被蔑视了。当时并没有“日本”这一称呼，中国史书都称日本人叫“倭人”，称日本为“倭国”，中国人在写到日本地名时，经常和动物有关，如：“对马”“邪马台”“狗奴”等。日本学者也知道，这些蔑视并不仅仅针对日本，古代中国人对周边所有国家都是蔑视的，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比如，“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日本自然属于“东夷”的范围（其实在历史上，“东夷”一词最早指的是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后来专指日本）。这件事直到今天，仍然让日本人耿耿于怀，仍然认为中国人有挥之不去的大中华意识。而日本人自从明治维新之后，便开始构建自己的大日本帝国意识，最后走到了日本民族优越论的程度，可见，自大实际上就是自卑的反面，自卑与自大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邪马台国不过是当时日本列岛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它对魏国的臣服不能说是整个日本对中国的臣服。邪马台国的南面，现在的菊池郡一带被称为“狗奴国”，《倭人传》记载狗奴国素来与邪马台国不和，原因是狗奴国人是九州人（这不能证明邪马台国不在九州），他们与来源于太平洋诸岛的海洋人种的混血，北九州人则是九州人与来自朝鲜半岛的大陆人种的混血，九州原住民属于什么人种，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九州南北的人种差别是很明显的。有法医学者研究，日本列岛人种中来源于太平洋岛屿的人多是O型血，北方人种多属于B型血。另外，邪马台国通过朝鲜半岛的带方郡与魏国有联系，得到魏国庇护，而狗奴国则受到东吴的庇护，这一点通过考古发现，狗奴国出土了标有“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等东吴年号的神兽镜可以证明。
卑弥呼去世后，邪马台国拥立过一名男性做国王，但是引起国中大乱，只好再拥立卑弥呼一族的女性“台与”为女王，这才平息了内乱。说明当时的日本人并不排斥女性领导，甚至有可能有谋求女性领导的倾向，如果是这样，说明当时有母系社会的残余。公元326年，“台与”派使者来中国，当时三国时代已经结束，晋朝统一中国。再往后这个邪马台国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因为除了有限的中国史料之外，关于邪马台国的历史资料实在太少，因此无法确定这个王国的位置及起止年月等其他详细情况。但是尽管如此，“邪马台国”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并被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起源。
从邪马台国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在那时正处于多国林立的分裂状态。邪马台国是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它的女王很有影响力，能够借助魏国的权威统治其他小国。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日本人还是能够不畏艰险，经常渡海来到中国接受册封，臣服于中国。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作为历史的起源，日本有过女王国，这与后来的男权社会的日本有所不同；当时日本臣服于中国，这与后来日本对中国的对抗倾向也有所不同；日本以史料展现给我们的最早印象是天下大乱，小国林立，这与后来日本形成的天皇一系国家又有所不同。
4.大和朝廷的出现
后来，邪马台国在中国的史书中消失了，这个王国是灭亡了还是又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人们无从知道。根据20世纪70年代在奈良盆地地区发现的巨大古坟，历史学者们一致推测，邪马台国之后，奈良区存在过政权，但是，因为日本皇室管理机构“宫内厅”至今不允许对古坟进行考察，所以，古坟的详细情况至今不甚明确。一般认为在日本奈良地区存在过一个朝廷，统治范围曾经南到九州，北到东北地区南部，国王称“大王”，因为古代这一带被称为“Yamato”，即“大和”，所以学者把这个王朝称为“大和朝廷”。
公元4世纪末，这个朝廷曾渡海与高句丽作战，但是被高句丽打败，此事记载于高句丽国王“好太王”碑上面。但是这个大和朝廷与邪马台国有什么关联，是不是邪马台国的延续，它到底是邪马台国统一了各国之后建立的，还是其他某小国强大起来统一了日本之后建立的，仍然不敢断定，也无法猜测。总之，结果是：大和朝廷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政权，混乱的历史似乎在这个时代终于趋于稳定，只是不知道这个大和朝廷的起源。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史书仍然称这个政权为“倭”，公元5世纪，中国史料又出现了倭国的记载，但这时已经没有邪马台国，史料记载“倭五王”向中国南朝的宋进过贡。倭五王被认为是大和朝廷的“大王”，他们分别是与中国东晋、南朝宋、南齐和梁时期同时代的、珍、济、兴、武。曾经于公元413年、421年、425年、430年分别向东晋安帝和南朝宋进贡，珍是的弟弟，去世后成为倭王，曾经于公元438年向南昌宋进贡，并自称“安东大将军”，要求宋给以正式任命。宋文帝答应，并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济于公元451年向宋进贡，并被封为“安东将军倭国王”，进而有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兴是济的世子，他于公元462年、477年向宋进贡，受封“安东将军倭国王”，继而受封“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于公元478年、479年和502年分别向宋、南齐和梁朝进贡，被封“镇东大将军”和“征东大将军”。
大和朝廷，即“倭”派军队到朝鲜半岛与高句丽作战是为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向南朝的宋进贡和要求册封来看，必然要求宋支持他们与高句丽作战，可见，这时的中日关系也还延续了之前的主从关系，即，册封关系，两国的交流还是顺利的。这时从大陆到日本有许多移民，他们带去了丝绸以及纺织技术，被称为“渡来人”，这也证明了这个时期日本人中确实有从大陆或者朝鲜半岛迁去的移民，日本文化中也确实存在从大陆文化中引进的成分。
公元6世纪，大和朝廷的权力当然还在大王手里，但是，当时有一个家族——苏我氏，很有影响力，曾经削弱了大王的权力。苏我氏的竞争对手是物部氏，他们因为日本是否接受从中国来的佛教而发生激烈争执，反映了当时这个朝廷在引进外来文化还是拒绝外来文化上是存在分歧的。后来的结果是苏我氏灭掉了物部氏，意味着在日本吸引外来文化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其实，所谓接受佛教，就是从中国引进佛教文化，据说，苏我氏是“渡来人”，有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朝鲜人，但是，这一学说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所以在日本学术界并无学者支持。但是不管怎么说，苏我氏掌握朝廷权力延续了三代，在引进佛教方面做出了贡献。到了第三代苏我马子死后，反对势力开始集结，苏我氏的势力开始衰退。
5.大化改新——全面引进中国文化
在抑制苏我氏一族势力方面，推古天皇的摄政王圣德太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古天皇”的出现，说明这时出现了天皇的称呼，不再叫大王。原来推古天皇是女性，她是史料记载的而不是神话中的日本历史上首位天皇，也是首位女皇。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法，即，修改种姓制度，把官位定位12个等级，按照能力和功绩任用官员。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又主持制定“十七条宪法”，这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宪法，而只是约束官员的规定。“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规定“以和为贵”，第二条是“笃敬三宝”，三宝是指佛、法、僧。第三条是“承诏必谨”。第一条强调的是日本社会的和谐，第二条则在神道国家日本确立了佛教的地位，第三条树立了天皇的权威。这三条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与圣德太子同时代的中国正处于隋朝时期，隋朝多次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作战，不能取胜，严重削弱了国力。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使者“遣隋使”向隋朝进贡，团长叫小野妹子。圣德太子时代，苏我氏一族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但是，圣德太子去世之后，苏我集团再度控制权力，排挤圣德太子的儿子，天皇也被架空。公元645年，为了彻底排除苏我氏的专权，中大兄皇子设计杀死了苏我集团的中心人物苏我入鹿，之后朝廷实行各种改革，史称“大化改新”。日本历史上首次使用年号，当时定为大化年（645）。中大兄皇子没有即位当天皇，而是由皇子即位，但是，中大兄皇子掌握实权，首都从飞鸟迁到难波（今天的大阪）。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地公民”，意思是土地公有，国民是公民，这里的“公”是指天皇，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中国，“班田收受法”，即，模仿中国的做法按照户籍人口分得田地耕种，以更作物上交赋税，死后田地收回。“租用调制”，即，农民须上缴租税、服劳役和贡献土特产。“国郡里制”，即，建立地方行政机关，中央派遣国司、郡司和里长，形成中央集权国家。这些都是模仿中国进行的改革，也是日本全面引进中国文化的开始，所谓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文化，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6.“日本”国名的由来
由日本人自己执笔写作的最早的历史记录，是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既然史料名称叫“日本书纪”，说明那时已经有了“日本”这一称呼。日本作家松本清张认为，这两部记录都是古代“大王”自己记载的家事，自我美化的地方太多，不可能具有客观性。但是，《日本书纪》的书名中首次出现了“日本”一词，并不是不可信的，我们可以由此断定至少在公元720年，“日本”这一名称就存在了。
那么，“日本”这一名称具体是什么年代出现的呢？显然，圣德太子的年代中国史书还称大和朝廷为“倭”，比《日本书纪》较早出现的另一本史书《古事记》，形成于公元712年，这本书里“日本”一词没有出现过，而是使用了“倭”字。是不是可以说在公元712年时，“日本”一词还不存在？或者说“日本”一词出现在公元712年至720年之间？
根据日本学者高森明敕的考证，“日本”一词的出现应该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高森认为，根据《隋书·倭国传》记载，早在公元607年，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呈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就已经自称“日出处天子”了。根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公元670年，日本派使者庆祝唐朝消灭高句丽，还说之后日本人觉得“倭”的意思不好，改称“日本”，由此可以断定，虽然《古事记》里没有出现“日本”一词，但是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670年之前，日本使用“倭”字，但是之后就使用“日本”了，这样，“日本”一词的出现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670年之后。
另一有力证据是公元702年，遣唐使栗田真人等来到中国告诉中方，他们国家的国名已经改为“日本”了。这次派遣的遣唐使是自公元670年之后，时隔30多年，栗原等人是702年10月到达江苏盐城的，在盐城，他与当地人对话说日本已经不叫“倭国”而叫“日本”了。这次使节团是公元701年任命的，也就是说，至少公元701年日本就已经将国名由
“倭”改成“日本”，并由栗田等人通知了中国。
《新唐书》记载说日本人嫌“倭”不好听，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日本人未必不喜欢“倭”字，比如，公元702年以后，日本已经告诉中国，日本的国名改为“日本”，但是当时还称首都为“大倭国”，说明当时的日本人未必是因为不喜欢“倭”字，而是因为更想用具有积极意义的“日”字，比如，他们早就自称“日出之国”了。有人认为公元607年，小野妹子访问隋朝时就已经改名“日本”了。
从修改国名这件事上，看出了日本人当时就有大国意识，因为他们选用了“日”这个字，还向中国表示他们是“日出之国”。公元6世纪，“倭五王”还要求中国朝廷册封，但是，到了公元7世纪就没有册封的记载了。从这时的资料我们只能看出日本还在向隋唐派使节，即，遣隋使和遣唐使进贡，但是日本已经不要求中国册封了，因为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成为一个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大和朝廷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的册封来维护其在日本国内的统治地位。但是，面对隋唐之后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也不得不俯首称臣，虚心学习，所以还是前来朝贡，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比较稳定友好的时期。
总之，日本的早期历史虽然尚有不太详细之处，但是，大致的脉络还是相对清楚的。从人种和文化渊源上，日本的民族和国家形成不能排除与大陆的关系，这一点说明日本与大陆的联系应该是比较古老的。但是，从有文字的史料记载来看，日本与大陆之间通过人员往来进行的文化交流，又不会超过2000年。为什么中国已经有了至少4000年的文字历史，但是，关于日本的记载只有两千年呢？也许早期的文字记载的内容极其有限是一个原因，但是，考虑到当时的航海技术，日本与大陆之间的人员往来有可能确实只有2000多年。准确地说，中日之间的交流，自从2000多年前开始，到唐朝时期达到高潮之后，便急速冷却下来，而且即使在唐朝之前的1000年，受航海水平的限制，交流的规模和频度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日本的文化应该有其独自的特点，大陆的影响并不是主流，日本自然应该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认真探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才是我们应该着眼的关键之处，这可以避免总拿中国标准看日本，以致造成难以消除的误解，阻碍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