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和诗人，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特别、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生于矿工之家，毕业于诺丁汉大学学院师范班，当过工厂职员和小学教师。一战后，劳伦斯偕妻子离开英国，开始四处旅行，且在有生之年仅短暂地回国两次。其小说创作风格跨越了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个阶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照下，亦显新意；其散文随笔鞭辟入里，汪洋恣肆。代表作有《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九月底，我回中原的老家去了几天。倒不是因为那儿有什么家。父母皆作古，自然家就没了。但是姐妹们还在，那个地方，还是得称之为故乡。这片矿区位于诺丁汉和达比之间。
重返故园总是叫我黯然神伤。现在我已到不惑之年，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中多多少少是个流浪者，如此一来，我或许在故乡比在世上任何其他地方更觉得陌生。在新奥尔良的运河街，在墨西哥城的马德罗大街，在悉尼的乔治大街，在康提城[2]的特林科马利大街，或是在罗马、巴黎、慕尼黑，甚至在伦敦，我都感到宾至如归。可是在贝斯特伍德[3]的诺丁汉街，我既感到归乡的迫切，又感到十足的厌恶。这部分原因是，我想回到故乡，看到它同我儿时一样。那时，我总是在合作社里等很久才能买上东西，然后抱着一网袋杂货出来。我还记得我们的合作社社号是1553A.L，记它比记我的生日记得还牢。合作社马路对面有一道小篱笆，我常在那上面摘绿绿的花骨朵儿，我们管那叫“奶酪面包”。那时盖布斯街上还没有房屋。在女王街的拐角上住着屠夫鲍伯，他身体肥壮，沉默寡言。
屠夫鲍伯早就死了，那地方已经盖满了房子。在诺丁汉街上，我总也弄不清我身处何方。沃克街倒是没怎么变，因为那棵白蜡树早在我十六岁生病时就砍倒了。房屋仍旧只建在街的一边，另一边是田野。放眼眺望那四面环山的凹地，我仍然觉得那景象很美，尽管山坡上又添了几片红砖房屋，还有一片烟熏过的黑迹。克里奇仍然处在西天天际之下，安斯里森林在北面，正前方的康尼格雷农场依然如故。这里的乡村仍富有某种魅力。十分奇怪的是，路上越是横冲直撞着汽车、电车和公共汽车，乡村就越是与世隔绝，变得神秘，难以接触。
儿时，人们更多的是生活在乡间的。现如今，人们在路上狂奔，乘车兜风，郊游，可是他们似乎从未接触到乡村的真实。人比以前多了许多，又新添了这许多机械发明。
乡村看上去有点人满为患了，可并没有真的受到触动。似乎它远离尘世，难以接近，沉睡了一般。一条条铺着坚硬碎石子的路，路面被不停的车流所磨损。田间的小路似乎宽点儿，但被践踏得更不像样儿，更加脏乱。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感到人类的肮脏。
大路和小路之间的田野和森林依然像在梦中慵懒地沉睡着，与现代世界隔绝着。
这次造访，这个九月，特别令我神伤。气候温暖，空气柔和，没有阳光，一片雾气沼沼，令人昏昏然。这种似有似无的阳光天气下的中原特别让我感到害怕。我不能，不能，把这种雾气沼沼但光线微明的天气当成晴天。可在我的出生地，这种天就叫晴天。哦，太阳神阿波罗！肯定是你把脸扭向了一边，天气才这样的！
不过，这次特别让我颓丧的是，矿上的大罢工仍在继续。一家又一家，人们靠面包、人造黄油和土豆生活着。矿工们天不亮就起身，走进乡村最后的隐蔽地带，遍寻黑莓子，那样子像遇上了一场饥荒。不过，他们会把黑莓子卖了，一磅卖四便士，他们就这样赚了四便士。
可是我小时候，一个矿工捡黑莓子简直让人当成最下贱的事。一个矿工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干这种为男人所不齿的事。至于说让他回家时挎个小篮子，那还不如叫他去死呢。孩子们可能会这样做，或者是女人和半大青年。可是一个结了婚的矿工汉子，死也不干这个呀！
可现如今，他们没了自尊，他们的自尊无处寄放。
这是另一个世界了。到处都是警察。他们那奇怪的大脸盘看似羊腿一般。他们是哪儿来的，只有天知道：爱尔兰或苏格兰吧，我猜，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是英格兰人。可他们存在着，在乡村的街上，成百上千的，都是他们。人们管他们叫“蓝瓶子”和“肉蝇子”。你能听到某个女人隔着一条街朝那边的女人喊：“看到有苍蝇在飞吗？”于是她们扭脸看看那些陌生的警察，随之放声笑起来。
这事儿就发生在我的故乡！当然，我早就对此不那么了如指掌了。我小时候，我们有过自己的警官和两个年轻的警察。女人们宁可管维多利亚女王叫“蓝瓶子”也不会管麦罗警官叫这个。这位警官是个十分文静耐心的人，他一辈子都忙于为民排忧解难。他是另一种牧师，矿工和他们的孩子就是他的羊群。女人们则对他怀有最大的敬意。
可是现如今的女人似乎变了许多，她们对什么都不敬了。昨天，市场上出现了这样一景儿：一位叫哈福顿的太太和一位叫罗利的太太被带走上法庭受审，罪名是侮辱警察和妨碍警务。警察在护送两个工贼从矿上“下班”，女人们像往常一样大吵大闹。这是两个体面人家的女人呢。在过去，她们会因为被送上法庭感到羞愧难当。可现在，无所谓了。
她们在市场上有一小帮人呢，挥动着红旗，大笑着，还不时讲几句难听的话。其中一个是邮递员的老婆，挺像样的一个人。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跟她一块儿玩过。可现在，汽车一出现，她就挥动起了手中的红旗。
这两个犯人振作起来，大呼小叫着进了汽车。
“祝你们走运，老丫头！让他们尝尝那滋味儿！给那‘蓝瓶子’脖子上来一下子！告诉他们为什么挨揍！为贝斯特伍德欢呼三声啊！姑娘们，趁热打铁呀！”
“再见！再见，姑娘们！回头见啊！快快活活地回来，说什么呢？”
“祝你们快乐！快乐！要是弄不动他们，就给他们的肥屁股上扎一针。我们想你们！”
“再见！再见！回头见！”
“哦！哦！”
汽车载着大呼小叫的女人，在小市场上女人们沙哑的喊叫声中艰难地开走了。这凉风习习的小市场，我母亲常在星期五晚上头戴褪了色的小黑帽子来这儿买东西，现在，这里竟然有一群体面的女人挥舞着小红旗、沙哑着嗓子为两个上法庭的女人欢呼加油！
哦，妈妈哟。意大利人会这样说。我亲爱的母亲，如果您看到这景象，您那顶黑色的小帽子会因着恐惧和震惊从头上不翼而飞。你是那么喜欢人有长进：当一个体面的劳动者，挣一份优厚的薪水！你为我父亲交了好多年的工会会费！你是那么相信合作社！你是在妇女互助会里听到你父亲那个老霸主的死讯的！你还绝对相信所有主子们和上流社会至高无上的仁慈。无论如何，大家得对这些人感恩戴德才是！
感恩戴德！你可以既占有一块蛋糕还能吃之[4]，只要这蛋糕还没吃完。蛋糕吃完了，你还可以将自己消化不良的毛病传给下一代。哦，我亲爱善良的母亲，你相信善的乌托邦，所以你觉得你周围的人永远也不够善，连我，你娇惯的羸弱男孩儿都不够善！哦，我亲爱善良的母亲，看看我们继承下来的消化不良毛病吧，你给我们烤了太多的善良蛋糕！没有十足善的东西！我们都得上升到上流社会才行！向上！向上！向上！
直到靴子只剩下靴面[5]，靴底都磨烂了，走在石头路上会疼得大叫起来。
我亲爱的，亲爱的母亲，你是那么富有悲剧性，因为您身上毫无悲剧因子！而我们则不同，我们患有道德和社会的消化不良症，它会为上千出悲剧筹措资金并摇旗呐喊：祝你快乐，老丫头！祝你愉快，老小子！
无论怎样，我们都“出人头地”了。近二十年前我母亲那个年代里，善的回报就是“出人头地”。善，你就会在生活中出人头地。
至于我自己，一个矿工家的鼻涕孩儿——坐在半价租住的十六世纪意大利古老凝重的别墅里，我这样称呼自己，即使此时此刻，我仍然可以肯定自己“出人头地”了。十六年前，我自己的第一本书就要出版时，我母亲正弥留病榻。一位挺著名的编辑给我母亲写信这样说到我：“他四十岁时，能坐上自己的四轮马车。”
对此，我母亲似乎是叹息着说：“是啊，如果他能活到四十！”
现在，我四十一岁了，那句叹息之言没有言中。我身体一直虚弱，但我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他们都一口咬定我说死就死呢？可能他们认为我过于善良，这样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现在看来，他们算是白说了。
而我到了四十岁，却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不过我的确驾着一辆两匹马拉的轻便小马车（我自己的），行驶在落基山脉西边山坡上的一座小农场上（这座农场也是我的，或者说是我老婆通过我得到的）。穿着灯芯绒裤子和蓝色衬衣坐在车里，我大叫着：“驾，阿伦！阿姆布罗斯！”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加斯汀·哈里森的预言。哦，难解的神谕！难解的神谕！“驾，阿伦！阿姆布罗斯！”砰！马车驶过一块石头，松针抽打着我的脸！看看这个四十岁上驾驶自己四轮马车的人吧！他的驾驶技术是如此低劣！刹车吧！
我猜我是出人头地了，一个矿工家的鼻涕孩儿，大多数女人都说：“他是个挺好的孩子！”现在她们不这么说了。如果她们说点什么，也是表示怀疑。她们已经彻底把我忘了。
不过，我姐姐的“出人头地”则比我更具体些。她几乎是就地发迹。在离布里奇边上那片居住区（那是我记忆中最早的房子，是模样可憎的矿工房，不过我喜欢这些房子）六英里的地方，矗立着我姐姐家的新宅子——“一座可爱的宅子”，还有花园儿。“多么希望到六月份妈妈能看到我的花园儿啊！”
如果我母亲真的看到了它，会如何呢？六月里，中原地区鲜花盛开，景象壮观。冥后波赛芬似乎从阴曹地府般的矿井下溜了出来，带来一片盛开的鲜花。不过，假如我母亲真的从冥府归来，看到那鲜花盛开的花园和新房子那敞开的玻璃门，她会做何感想呢？她会说：“这就行了！尽善尽美了！”
当耶稣基督断气时，他叫道：“完了，尽善尽美了！”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是什么？是什么达到尽善尽美了？
与之相似的是，这次大战前，我曾在德国看到过报纸上广告推销的一种使胡须挺立的贴片，夜里贴在胡须上，就能使胡须直立如同德皇威廉二世那不朽的胡须一样，他的胡须本身就是不朽之物。这种贴片的名称就叫完美！
是吗？借用这种贴片就完美了吗？
我姐姐的花园中徘徊着我母亲的幽灵。每次我低头看园子中的植物或抬头看杏树时，我都能看到她的幽灵。其实那不过是一棵杏树罢了！可我总是问那头发花白善良矮小的幽灵：“亲爱的，是什么？得出什么结论了？”
她从来也不回答，可我还是逼她回答。
“您看看这宅子吧，亲爱的！透过门，看看百合花丛和草坪上的石竹尽头那铺了瓷砖的大厅，看看那墨西哥地毯和威尼斯铜器吧。看看吧！看看我，看我是不是个绅士！说呀，说我几乎是个上流社会人士！”
可这亲爱的小幽灵从来都无言。
“就说我们的确出人头地了！就说我们达到了目的了！就说尽善尽美了吧！”
可是那小幽灵转过身去，她知道我在跟她开玩笑呢。她看了我一眼，我懂得这目光，它的意思是：“我决不告诉你，所以你就无法嘲笑我了。你必须自己去找答案。”随之她溜进了她的世界，天知道是什么地方。“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会告诉你的。”[6]
花园尽头被风摧残的幼树那边，青石板屋顶依然如旧，厚厚的青石板下依旧是发黑的砖房子。燃烧的矿井出车台依旧散发出那种硫黄味。[7]煤灰在白色的堇菜植物上飘舞着。机器发出刺耳的声音。冥后是难以逃出地狱的，于是她让春天从她膝上滑落，来到矿井上面。[8]
不，不！没有煤灰，甚至没有出车台上燃烧的味道。他们铲除了出车台，矿井不开工了。罢工进行了好几个月了。现在是九月份，可草坪上却开满了玫瑰花。
“今天下午我们上哪儿去？去哈德威克好吗？”
让我们去哈德威克吧，我有二十年没去那儿了，那就去哈德威克吧。
哈德威克大厦，
墙上布满了窗户。
它建于好女王贝茨年代[9]，由另一个也叫贝茨的人所建，她是舒兹伯利的伯爵夫人，一个如同鞑靼人的悍妇。
巴特利，阿尔弗里顿，第伯谢尔夫，这些属于哈德威克地区的地方组成了现在的诺丁汉—达比煤矿区。这里的乡村依旧，但矿井和矿区星罗棋布，满目疮痍。山坡上耸立着庞大的别墅，古老的村庄被一排排矿工的住房所窒息。伯索沃城堡就在混乱的矿工村中巍然耸立，小时候我们管它叫伯瑟尔。
哈德威克关闭着。古老的酒吧附近，古色古香，气氛浓郁，门上却写着告示：“本公园不对公众和车辆开放，请等待进一步通知。”
当然了！正在罢工！他们害怕有人故意破坏。
那我们去哪儿呢？再回达比郡，还是去舍伍德森林[10]？
调转车头，我们穿过切斯特菲尔德继续前行。我虽不能驾驶我的四轮马车，但我能开我姐姐的汽车。
这是一个宁静的九月午后。老公园里的水潭旁，我们看到矿工们闲逛，钓鱼，偷猎，对那些告示毫不在意。
在每条街口，都站着三四个一群的警察，“蓝瓶子”们，他们的脸长得奇大。每条田间小径，每一个阶梯似乎都需要保护。田野里布满了大型煤矿。矿区田野中伸延出的小路口上，公路旁，蹲着矿工们，他们蹲在路旁的草地上，沉默不语但神情专注。他们的脸干净、白皙，几个月的罢工令他们面无血色。他们的脸是在井下捂白的。他们沉默地蹲着，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像是在地狱里高处的走廊中一样。陌生的警察们凑成一群站在阶梯旁。双方都佯装不在乎对方的存在。
三点以后，通往矿井的小路上蹒跚着走来被我的小侄子称作“脏货”的人们。这些人中止了罢工又回去干活了。这些人不多：他们一脸的黑，浑身又黑又脏。他们磨蹭着，直到十几个“脏货”在阶梯旁凑齐了，才慢吞吞地上路，那些陌生的“蓝瓶子”警察护送他们。而那些“干净人”，也就是那些矿工仍在罢工，蹲在路边，茫然地看着什么。他们一言不发，也不笑，也不凝视。他们是一支纠察队，一个个脸色苍白，目光似看非看，一脸注定失败的平静表情，在路旁列队而蹲。
那些“脏货”矿工们蹒跚着，几乎有点鬼鬼祟祟地走着，步履沉重，摇摇晃晃，似乎头上仍然是坑道顶。身材高大的蓝制服警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跟着。没有人喊叫，因为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别人的存在。但是这三拨人每一拨都默默地、恶狠狠地注意着另外两拨人，这三拨人是：干净人、脏货和蓝瓶子。
现在是来到了切斯特菲尔德，它歪斜的塔尖就在眼下。那些回去上工的人并不多，他们鬼鬼祟祟地蹒跚着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跟着警察。纠察队员们则脸色苍白，或蹲，或靠，或站，默默地聚在一起，苍白的脸上露出某种必败的神情，如同在地狱中一般。
我仍然记得小时候矿工们列队回家的情景。脚步的响声，一张张红润的嘴唇，机敏跳动着的眼白，晃动着的井下水壶，地狱里出来的人们前后招呼着，那奇特的叫声在我听来洪亮而欢快，是矿工们获得赦免般的欢快叫声。这景象令我发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袭幽灵一般。矿工们喧哗着，活蹦乱跳着，那种洪亮的地狱之声是我儿时从其他类男人那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无论如何，这是不久前的事儿。我不过四十一岁嘛。
可是大战以后，1920年之后，矿工们沉默了。1920年前，他们身上孕育着奇特的活力，野性而富有冲动，这一点从他们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他们每天下午总是激动地上到地面上来，早晨又激动地下到井下去。在黑暗中，他们叫着，声音洪亮，富有魅力。在湿润晦暗的冬季星期六下午的小型足球赛上，场上回荡着扯着嗓门儿的巨大号叫声，那声音充满生命的热情和野性。
可现在，矿工们在去看足球比赛的路上一个个都死气沉沉的像幽灵。只是从田野里传来一声可怜巴巴的叫喊声。这些人是我的同辈，儿时一起上寄宿学校的。现在他们几乎是沉默了。他们去福利俱乐部里，在绝望中喝闷酒。
我感到我几乎不再了解我出身于斯的人们了，那些埃利沃斯谷地的矿工们。他们变了，我想我也变了。我发现我更适合在意大利生活。那里的人有一种新的浅层次的感觉，全来自报纸和电影院，我对此没有领教。与此同时，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伤痛和一种沉重，与我一样。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看见他们，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
他们是唯一令我深深感动的人，我感到自己同他们命运攸关。他们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说是我的“家”。我退缩着离开他们，但对他们万分依恋着。
现在这一次，我感到这里的乡村上笼罩着一种失败的阴影，人们心头笼罩着失望的阴影，这让我心情无法平静。这是因为，同样的失败阴影笼罩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同样的失落感绕心不去。
可是失望教人发疯，命运之路依然摆在面前。
人被迫回头去搜索自己的灵魂，寻找一条新的命运之路。
有些事我知道，靠的是内在的知性。
我知道，我奋斗要得到的是生命，是将来更多的生命，为我自己，也为我身后的人：同固滞和腐朽做斗争。
我知道，家乡的矿工们与我很相似，我与他们也很相似：归根结底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我知道，在生命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善良的人。
我知道，等待我们的是财富之战。
我知道，财富的所有权现在成了问题，一个宗教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我知道，我想拥有几样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但我同样知道，我要的不过是这些。我不想拥有一座宅子，不想拥有土地，不想有汽车或任何股份。我不想要一笔财富，甚至一份有保证的收入。
与此同时，我不要贫困和苦难。我知道我需要足够的钱以使自己能够自由行动，我要挣到那些钱但不因此受辱。
我知道，大多数体面之人在这方面有着极其同样的感受。而那些粗鄙之人以其粗鄙之身，必须服从那些体面之人。
我知道，我们能够，只要我们愿意，一点一滴地把英国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可以将土地、工业和交通运输国有化，让一切都比现在运行得好上加好，只要我们愿意。这都取决于以何种精神做成这些事。
我知道，我们正处在一场阶级之战的边缘。
我知道，我们最好马上吊死自己，省得卷入一场为财富的所有权或非所有权而战的斗争，那种斗争不过如此简单而已。
我知道，财富的所有权可能是不得不争的。可斗争之后，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希望，一个新的开端才行。
我知道，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全然错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赋予它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活着。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树立这个新观念并准备一点一点地毁灭我们旧的观念。
我知道，人不能只靠他的意志活着。他必须用他的灵魂寻找生命力的源泉。我们要的是生命。
我知道，只要有生命，就有本质的美。充满灵魂的真美昭示着生命，而毁灭灵魂的丑则昭示着病态。不过，俏跟美可是两回事儿。
我知道，我们首要的是对生命及其运动要敏感。如果说有什么力量，那必定是敏感的力量。
我知道，我们必须要关心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没有希望的生命应该休矣，痴呆者、无望的病人和真正的罪犯们当属此类。出生率应该受到控制。
我知道，我们现在必须负起对未来的责任。某种变化正在到来而且必须到来。我们需要的是变化后认识世界的眼光要有点亮色，否则我们将要遭遇一场崩溃。
举凡活生生的、开放的和活跃的东西，皆好。举凡造成惰性、呆板和消沉的东西皆坏。这是道德的实质。
我们应该为生命和生的美、想象力的美、意识的美和接触的美而活着。活得完美就能不朽。
我懂得这些及其别的。懂这些算不得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去为之行动。
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对那些只知道二乘二等于四的人们？这还可以说成是两个两便士等于四便士。我们的教育，全都在这一星星儿微尘上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