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三中1974届毕业后下乡插队落户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同学们四十年后聚会了。能看到他们四十年后的合影让我感到找到失散多年的组织了。其时我是1973级初一学生，按说跟他们没什么交会。但那个年代三中有个传统就是高中二年级的班一对一辅导初中一年级新生班，帮助我们这些人建立团支部，因为我们刚摘了红领巾，一个团员也没有。我们127班就归47班辅导，团员候选人就要经常列席47班的团支部会，还请他们的团支部委员书记给我们上团课。所以我们就成了47班的附属班。跟这些大同学一起参加团组织活动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感觉自己是有政治生命的人了。记得那时听他们说话嘴动得很快，说得也忒好，可就是基本听不大懂，晕菜。越是晕菜越是崇拜，就觉得自己啥时也能像他们那么讲点什么就算长大了。所以就照猫画虎地学，从行为动作到言谈举止，都学他们。
到年底他们该毕业了，满校园贴大红标语和决心书，坚决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其实那时只有一条路，只能与农民相结合，与工人相结合就要留在城里，是不允许的。于是他们就满怀豪情地奔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他们下乡的地方是保定附近的几个县。我突然觉得适应不了，怎么前几天还活跃在校园里的我们的辅导员就要离开我们去当农民，去种地养猪喂牲口了呢？我舅舅一家都在定县农村，离他们下乡的地方不远，我不敢想象他们很快就会变成那样的农民，也不敢想，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天天耪大地怎么就能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走前还不忘辅导班的任务，专门在一个下午开团支部会发展我们班几个人入团，还当我们介绍人。我就是1974年1月在47班团支部讨论通过的。从那天起我就觉得我是有政治生命的人了，好不激动。结果等他们一走，学校团委会通知我说我不够15岁，很遗憾，不能让我提前入团，提前入团得是特别优秀的才行。我只算优秀，不算特别。结果我白高兴一场。我们年级各班几个够15岁的优秀分子都成团员了，他们组成了本年级的第一个团支部，一年后是这个支部发展我入了团，我算“二进宫”。
但无论如何我对这个年级的同学印象颇深，很有几个叱咤风云分子令我们仰慕学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仅47班我就牢牢地记住了三个人，一想起三中的成长经历，就会想起他们给我们的启蒙。结果前些天某个48班的老兄发现我博客里老三中的照片，就在博客里给我留言了，我向他讨了几张旧照片电子版，居然有一张里面有47班的团书记和一个团委员，随后奇迹出现了，那个团书记王大姐的实名博客出现在这个老兄的博客评论栏里，我点开一看人家用的照片还是当年的小清新文青照片，一下就对上号了，我算找到组织的头儿了。留言后不久就收到王书记回信证实就是当年的47班王大姐，真是天意。王姐在博客上发了他们年级的聚会照片，四十年沧桑全写在表情上了。不容易。岁月沧桑啊，如果没人告诉我这些人就是我四十年前的辅导员，我估计一个也不认识了。他们都是快六十的人了，变化太大了。像王书记说的，走着走着就成了爷爷奶奶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但精神都很好，而且他们里面很多都有博客、微博和微信，这简直太潮了，要知道我是前些天刚被年轻的同事讽刺着被逼无奈才换了智能手机开了微信，对他们我只能说太佩服了。
到现在也没弄清，我们当时10个班，1974届好像没有10个班对应辅导，估计后几个班是由1975届的高一年级辅导的。
幸运的是我们后来也在47班教室里上过半年课，那时不知为什么整天换教室，我5年中换了至少6个教室。高考是在我初二的教室里我的老座位上考的，一坐那个座位我就知道我肯定考上了。后来在网上竟然查到了当年47班和我们127班先后用过的同一间教室的老照片，网络太神奇！
虽然我后来一直没进步，没有入党当官，但初中一年级跟着47班学革命理论的那段日子还是特别值得纪念的，那是启蒙时期，毕竟学革命理论是那个年代的潮流，激进是年轻人的优点。萧伯纳说过：一个人二十岁时不激进是没有心肝的。当然他还有一句，四十岁还激进是没有头脑。找到了当年的组织，看看组织的同志们都还滋润，心里还是特别高兴，毕竟我们都是从那个教室走出来的，还让人家辅导过，可以说是亦师亦友。
读书时能结识高年级的同学受他们影响是一种福分。我很幸运，在保定三中时与各个高年级的优秀师兄师姐们都有过往，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照猫画虎地模仿他们的样子，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这样的福分是可遇不可求的。后来1975届一个师姐毕业留校当英语老师，1977年我们一起参加高考，她一举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是河北省唯一一个考上“上外”的，在我们当中成了传奇。我就记得老师们说，她考上上外一点不奇怪，她一直在刻苦自学英文，上外的老师来口试时惊奇地发现她的辨音能力十分高强，任何微小的发音差别她都能模仿出来。为什么呢？不仅因为她好学，还因为她业余练习小提琴，听力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所以她被挑去学法语。我们基本听傻了，法语，那门语言像天书，全保定基本没有一个人会呀。要学法语首先得会拉小提琴才行。这样的人才我居然认识，我该多么光荣，其实我们也就是泛泛之交而已。
等我到大学四年级准备考研究生时，我就给她写信麻烦她帮我找一两份上海外语学院前年的英语研究生试卷让我学习，这位大姐真帮我找到了，还挂号寄给了我。这就是中学的师姐呀。我们那个时候纷纷发动朋友找各个大学的研究生试卷切磋比较，同学之间互通各自手中的试卷，大家盯的都是名牌大学的试卷，北大、北外的很抢手，上外的很稀奇，每拿到一张卷子感觉就如同占有了什么稀缺资源，宝贝得不行。考研并非学校的任务，所以没有老师辅导我们，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
后来我又在北京与另一个当年留校当老师的高年级师兄相遇了，他留校后负责学生工作，我是学生干部，自然就与他有过交往。他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刻苦自修很多课程，一恢复高考就考上了一流大学，很令我钦佩。他还像当年教育小师弟一样给我很多教诲，说了很多当年在中学时想说而不敢说的有关他宏大的理想的话，令我惊诧，当然我也佩服他的执着。我没有想到当年埋头读书的一个学究似的人竟然有这样令我难以企及的抱负和雄心。他能多少年后还直言不讳地向我倾诉他的高远理想，说明他是将我引为同路人的，因为他的这些话根本不能对他周围的人说。有这样的早年师兄还毫无功利地对你倾诉理想，这该是多么珍贵的情谊。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追求，但我很愿意当一个听者，仅仅是想逃避一下残酷的现实，让自己暂时沉浸在当年的那种纯洁但缥缈的理想的畅谈中，那是只有我的小说里才能有的场景，我竟然在真实生活中体验到了。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来自人才济济的保定三中，有那么好的高年级同学鞭策教育我，就是广结善缘了。这样的好缘分一直在赐福给我。而这些好缘分竟然是在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代里莫名其妙结下的，四十年中每一点进步都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的起源，我怎么不感谢保定三中呢？！
所以我对我的高年级校友说，我初二的时候从老城搬到西关五中的家属宿舍里，却不肯转学就近在五中上学（我家与教学楼仅隔一条几米宽的通道，我可以打预备铃再起床都来得及），而是舍近求远天天奔向北关的三中去，路途很远，就是舍不得那个校园，舍不得那里的生活，其实是舍不得离开那些我崇拜喜欢的大同学和我的老师们。我已经在三中有了自己的世界，我甚至认为那就是我的生活，回家去仅仅是吃饭睡觉而已，就想在那里一连五年上下来，甚至还想毕业后留在那里当个年轻的老师，教语文、俄语、地理，什么都行，因为我看到高年级都有优秀的学生毕业留校的，也许我也行吧。能和自己喜欢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一起继续在一个学校里工作，那样的前景曾经很令我期待甚至艳羡过。
这个中学上得非常值。四十年后又寻到了当年的感觉，很值得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