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揉着惺忪的睡眼站在门口，父亲扶着卧室的门框探头站在昏黑的里面。妻子的胸腔大起大落，凶神恶煞般推开母亲。她一直往里走，大声哭着，咯噔噔坐进沙发。我像个十足的附庸，跟坐到她身边，制止她马上就要降临的训斥。母亲狐疑地望着我们，要去卧室里搬凳子。妻子不容置疑地喝止了她。她只好站在我们前面，一只手仓皇地去搓揉另一只手的手背。父亲被这种莫名其妙的气氛吸引过来，和母亲双双站在我们前头。他们像两个等待受训的幼稚园的学生。说吧！妻子的脸拧动着，不看父母，只盯着脚下斑驳的水泥地面。说吧！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你们的儿子，他是你们领养的吗？
父亲看了看母亲。母亲看了看父亲。怎么了？父亲揉着腰椎，弯下身，笑问我。
你问他。他卖掉一个肾。你问他，为什么要卖，谁叫他卖的。
天塌下来了，我知道，天从此塌下来了。在来路上，我拼命想把她拉回去，但她根本不听劝告。以她脾气的火爆，她想干的事天王老子都拦不住。后来我只好哀求她不要泄露我卖肾的秘密。我把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头上。我说，是我疯了，我精神有问题。跟谁都没关系。她充耳不闻，现在事情终于在她的快嘴快舌之下败露了。我乱了方寸。
什么？卖肾？这是真的吗？
母亲急步上前，抓住我的手。父亲战战巍巍地紧随而至。沙城的夜晚全乱了，到处都是惆怅。
我低下头去，默认。
母亲和父亲先后踉跄了一下，他们不再说话，只是站在那儿。地面上映照着他们虚大的身影。
妻子已经不哭了。她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不是你们亲生的吗？怎么可以叫他去卖肾。
两个年老的人对妻子的责问置若罔闻，他们只是看着自己的儿子，任黑夜带来的苍凉笼罩他们的内心。我觉得他们想到了很多的事情，过往、今生，他们恋爱的时候曾经有过的梦想，三十一年前，我从另一个世界里跑出来，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希望，现在，什么都破灭了，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摇晃着站起来，拥住父亲的肩，又去拥母亲的，母亲把我的手紧紧攥住。我把另一只手放到母亲的手上。没什么的。我虚张声势地安抚他们，说，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我跳一下给你们看看。
我跳了一下。很好！真的很好！事实已经证明它真的没什么。人有两个肾，一个肾其实已经足够身体机能的运转了，另一个原本就是可有可无。我想到了那沓渐减的十六万，觉得他们都在爱着我，我得赶紧告诉他们这沓钱，可能的话，我明天就把它取出来让他们看看，高兴一下。
妻子将手伸长了，够着了摆柜上的一个杯子，握着它向父母甩了甩，快速砸碎了它。
好好想想吧你们。她往外走，并不忘叫我跟上。她说，把心掏出来，反省反省吧，一辈子都要反省。没有你们这么做父母的。穷！还那么残忍。谁生在你们家谁倒八辈子霉。
18
过后的一天，妻子冷静了。她又长哭了一次，独自出了门，去沃尔玛买了两双鞋子，去向父母赔礼道歉，父亲一双，母亲一双。据说那天母亲抱着两双鞋，与妻子拥哭在一起。妻子请父母原谅她昨日的狂狷，说她一听到那个消息就失去理智了，只知道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把脾气到处乱抛，后来她拍拍母亲的肩说，都怪我不好。没事的。有我在，什么事都不会有。放心吧。我们都会挺好的。她俨然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角，并且有将这个角色扮演终生的磅礴气度。我愕然望着她的蜕变，惊觉她其实并没有变，只是往日的生活并没有给予她展示领袖气质的时机，或者她被自己不思细节的个性麻痹了。
10月挣扎着远去了，因了妻子突发的踊跃，我有更多的时间站在窗后，眺望天空和远处的城景。我把那张银行卡拿出来，摆到妻子面前。妻子不屑一顾地推开了。她说，留着吧。这点钱够什么用呢？留着给你看病吧。谁知道以后你的身体会不会出状况。哪里都不缺你这么一点钱。
我诺诺称是，不失时机地去安抚她突然变得狂躁、慌乱的内心。我把衣服解开，让她看到我完好、听话的下体，请她即刻检验我的健全。她若有所思地听命于我，我们很好地做了几次。却依然无法打消她业已根深蒂固的顾虑。她说，现在是可以，以后呢？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老的时候，你还能行吗？我命苦，怎么跟了你这个神经病。好好待着吧，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乱动，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我回来的时候再去拿出去晒。你上你的班，下班后乖乖待在家里。上班不许跟人吵架，也不要看那么多书，你看你，脑袋上的毛全掉光了，真像头秃驴。
她把自己打扮得比从前还光鲜，情绪高涨地出门去了，早出晚归。她要重操旧业，去做一个最繁忙的小语种翻译。像她这种翻译人才，找工作是很容易的。找私活也不难。小语种的翻译常常比大语种的更吃香。
在此之间，10月末的一天，她向我索要了电话号码，向那个卖肾公司询问买肾的事宜。接电话的是另一个人，一个男人，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地道，但他说他是华裔挪威人。妻子问他，一个肾要卖多少钱。挪威人说，人民币一百万，这是国际价格。妻子把他骂了一通，先行挂断电话。第二天，她找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父亲，问这位在沙城医院工作的口腔科专家一个肾的价格，对方当个正事去帮她跟医院相关人士打听了一下，反馈过来的信息是，当前正规渠道的一个肾价二十万到三十万不等。妻子火速跑回来，让我把那张银行卡拿出来，连同她日积月累的首饰、衣服，一应铺在床上。她说，还来得及，我们再去买一个肾，给你补上。这样万事大吉，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笑她的无知，说，不需要，我根本不需要，一个肾已经够了，我真的挺好。还有，重新补一个肾，并不见得是好事。一个外来的肾会导致身体的排异反应，到那时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花在抗排异药物上的钱比新买的一个肾还多，何必呢？妻子打开网络，用搜索引擎查阅各种补肾资料，认为我说得极是，同意了我的劝告。
但是以后呢？谁知道你现在身体里的那一个肾会不会发病。保不准那个肾突然哪天坏了，你怎么办？到时候等着得尿毒症吧。所以，就算现在不补，也得做补的打算。我们必须有那么一大笔钱，搁在身边，用于以后你那个肾可能变坏时做补肾手术和买药用。你这个神经病，可害苦我了。我要多累，才能挣到这么一大笔钱。你看看我的眼睛，成天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外文稿子，都快近视得看不见了。
有时候她也会在夜里醒过来，哭哭啼啼地悲叹她的苦命，不管不顾地拧我的脸。翌日，她还是信心勃发地出去了。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它令我羞愧难当。不管这个世上曾有多少人死去，还会有多少人死去；不管我们何时死去，爱总会顽强地钉在人的心里，使一切困扰迎刃而解。我爱着我的家人，我的家人爱着我，这是一切问题起止的根源。
一个母亲用她的身体压住自己幼小的孩子，一根震塌的梁柱落在她的背上，孩子安然无恙。
那父亲将儿子拉到身后，袒露出自己的胸膛，勇敢而镇定地迎向对准他的狙击步枪。
这是从哪里看到的资料？现在此类汉字跃踊地从我脑中飞速掠过，令我不敢胡乱开口说话。我想起了7月那个从我眼前坠落的小男孩，对他的早夭充满惋惜；又想起那个因我的谋杀未遂而逃生的中年男人，觉得他是那么的幸运。一切都是可以化解的：生活的困顿、对必然来临的死的恐惧。
有时我会走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顾盼蜂拥而至的世象，为它们的灵动和雀跃高兴。我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从容和淡定。阳光打在路上，世界平和地洋溢在四面八方，任行人漠视所有来自今生的无奈。漠视，是为了更好地仰望，我想是这样。
19
妹妹在过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她阔别已久的沙城。母亲提前腌了十几只猪蹄，挂在阳台上风干，妹妹打小就爱吃这东西。刮风的天气里，那些在晾衣竿上一溜排开的猪蹄荡来荡去，煞是壮观。妹妹什么也没带，只带回了她自己。她住在父亲临时为她架设的客厅的钢丝床上，近乎十年了，自从十九岁她离家远赴兰州上大学之后，就再没在家里长住过，按父母的揣度，她应该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岁之间嫁为人妇，因此他们老早就把她房间里的床卸掉了，房子太小，那房间正好堆放杂物。妹妹回来的当晚，妻子就用一种控诉的语气把我卖肾的事告诉了她，接着是母亲，她并不责备我，只是回顾我与妹妹安静的童年，由着父亲旁白般数次向我们作检讨。是夜，妹妹把我单独拉到楼下的甬道里，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把预备好的一万块钱交到她手里，请她赶紧收起来，别让我的妻子看见——我一直没有让她知道真实的卖肾所得数，我告诉她的是十万。还有大约三万块钱，我存在了一张建设银行的卡里，想适时拿出其中一部分或全部给妹妹。
妹妹低下头，咬着嘴唇，不吭气，钱被她松松垮垮地捏着。我抢到手上，按住她木然的肩膀，将它塞进她的裤兜。妹妹一直没有对这笔钱发表意见，也不再提起先前的那个疑问。我们像一对深谙彼此的老夫妻一样，隔着幽黑的甬道长长地对望着，又一齐把头别开，看甬道尽头的灯火。一辆车由北至南飞过去，扬起一声长啸。除夕夜户外的气味其实是单调的，几乎所有沿街布设的排档、粥店、水果摊点都不复存在。
我们往父母的房子里走，路上妹妹抓紧时间告诉我她的近况。她说，在齐齐哈尔，一个比她略小的男生对她很有意思，成天对她嘘寒问暖，周末的时候总会准时给她发短信、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空跟他出去一下，吃个饭，散个步，聊个天什么的。妹妹说，这是第四次了，自从几年前的兰州事件发生后，是第四个男人追过她了。我都这样了，是不适合结婚的。我不打算嫁人了，嫁给谁不是害人呢？她慢慢地说，语气竟是达观的。等你老了，我搬回来住，就在你旁边住着，我们互相照应。她开着玩笑。怪我自己，花钱不加控制，临到有事了，口袋里空空荡荡，所以总是找你。以后我会注意的。放心吧，哥。在推开父母房门的一刹那，她生怕再没机会向我表达愧疚似的，飞快地说。
在要不要把她遭受的那场噩梦告诉父母这个问题上，我们接下来一次单独会面时，又认真探讨了一次。妹妹还是坚持说不。她说，最难的时候都捱过去了，现在她正越来越平静，还给父母添堵干什么呢？她真的成熟了，与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小女孩判若两人。我赞同她的想法。就让一些往事烂掉吧，永世不再向更多的人提及。
沙城冷得不像一个亚热带小城，老人们说，他们活了那么多岁，都没经历过这样一个北方才有的寒冬。这个冬天到处都传来雨雪灾害的新闻，有一天，我在电视看到，与沙城不远的桂林的山上都银装素裹了，沙城倒还不至于下雪，要那样的话，世界肯定已经颠倒了。
除夕夜到了，母亲把剔了骨的腌猪蹄切成圆形的薄片，高高堆在盘子上，摆在妹妹的面前。我们架起一个火锅，烫羊肉吃。我们互相夹菜，谈论很多往事。妹妹托着腮，扮演小乖女的角色，只听不说。妻子的声音最大，听到一个话题就抢过来高声说个没完。她开脱说，你们没听说过吗？过年就是要大嗓门，这样才能把妖魔鬼怪都吓跑，来年平安吉祥。有一阵子，外面响起了一小阵鞭炮。在禁鞭令早已深入人心的现在，还有人胆敢点燃它，这证明除夕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节日以一种喧闹的姿态消灭人们心中的顾虑，使人蠢蠢欲动。我望着我的父亲和母亲、妻子、妹妹，遥想起一幅盛大的远景：
我看到我死去多年后，躺在郊外的公墓里：左边是父亲，右边是母亲，前面是妻子，后面是妹妹，远处，松柏林立，或许，他们各自的位置，会有所调整，无所谓吧。那样一幅景观，与其说是惨烈，不如说是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