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交易制造者。他们拥有巨大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才能和抱负，连他们的狗也比人家的叫得响。他们已经有了两部小巧的红色跑车，但还想再有两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虽然西装革履，却总是热衷于制造麻烦。
我想当一名投资银行家。如果你手上有1万只股票，我就来帮你卖掉它们。我可以赚好多钱，我会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我会帮助别人，我会变成百万富翁，我会买一所大房子。这会让我快乐。
——明尼苏达州一个7岁小学生的作文，
题为《我长大了做什么》，写于1985年3月
1984年，我即将结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课程。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与王太后共进晚餐的邀请函，是我的一位远房表亲帮忙弄到的。几年前她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德国巨商结了婚。尽管一般来说我不属于那种经常有幸受邀在圣詹姆斯宫享用晚餐的人士，但是大亨的太太则绝不缺少这种机会。为了赴宴，我专门租了一条黑领带，然后坐上地铁欣然前往。正是这段意外的插曲开启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最终促使所罗门兄弟公司同意给我一份工作。
邀请函上讲的是同英国王室进行一次近距离交往，这显然是夸大其词。有七八百名保险推销员参加了这次筹款大会。我们在大厅里四散开来，脚踩猩红色的地毯穿行在乌黑色的木椅中间，墙上挂着年深日久的王族肖像，好像走进了“杰作陈列室”。大厅里的这群人中有两位是来自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经理。而我之所以知道，只是因为我凑巧被安排在他们两位夫人中间就座。
两位董事中级别较高那位的太太是个美国人，她牢牢地掌控着这张桌子的局势，一待我们不再伸长脖子追着王族看，她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谈话中。得知我打算找个活儿干并且有意进入投资银行业，她干脆把那晚余下的时间变成了一次面试。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刺激、考验、挑衅等让我坐立不安的折腾之后，她终于满意地罢了手。在核查了我24年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全部优点之后，她问我为什么不去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工作。
我试图保持冷静。我担心如果自己表现得过于兴奋，这个女人也许会醒悟自己犯了个错误。我最近刚好读了古特弗罗因德那句后来相当出名的话。他说，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里干，你必须充满自信，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准备“一口咬掉熊屁股”。我对她说，这听上去不怎么有趣。我还描述了我对在投资银行里工作情景的想象：宽敞的玻璃办公室，秘书，充裕的资金，经常同工商业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会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的确有这样的工作岗位，就在公司金融部，但它们不受人青睐。尽管公司金融同证券交易与销售一起被称为投资银行业务，却是两类不同的业务。股票和债券在古特弗罗因德的交易厅里被买进卖出，这个乱糟糟的所在才是赚钱和承受风险的中心。交易师们既没有秘书也没有办公室，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企业家们一起开会。公司金融部负责为借钱的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后者被称为“客户”。比较而言，公司金融部是一个更为雅致、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用拿钱去冒险，在交易师眼里他们是软骨头。但是，如果以华尔街以外的标准来看，在公司金融部上班仍不失为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把自己的意思讲了出来，这位所罗门兄弟来的女士听后便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只有那些整天打扮得油头粉面的软脚蟹才会屈居公司金融部，拿那么一点儿可怜的工资。
这可真是当头一棒，我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难道我愿意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吗？我成什么人了？傻瓜吗？
从谈话中我知道她不喜欢别人自作聪明，她喜欢别人向她请教。于是我问她是否有权向我提供一份工作。这个问题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她向我保证回家后会让她丈夫操办此事。
晚宴结束后，84岁高龄的王太后蹒跚着步出房间。我们——七八百名保险推销员、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两位董事和他们的太太，还有我，肃立着目送她出门。我一直以为那个门是后门，这时才醒悟，我们这些筹款人才是从后门进来的，就像送货的快递员。不管怎么说，王太后到底还是朝我们这边走来了。她身后跟着的男仆，身板笔直，像扫帚一样裹在燕尾服里，颈系白色领结，手拿一个银色托盘。在男仆身后是一个狗的队列，它们身形矮小，活像是大老鼠，据说这叫Corgis狗（威尔士矮脚狗）。英国人认为Corgis很聪明，有人告诉我，英国王室走到哪里都离不开这种狗。
圣詹姆斯宫大厅里一片沉寂。当王太后走近时，保险推销员们弯腰鞠躬，仿佛虔诚的教徒。经过训练，Corgis学会了每隔15秒行一次屈膝礼，它们后腿交叉，老鼠样的肚子掉在地上。这个队列终于走到了终点。所罗门兄弟公司来的太太激动得面红耳赤，我也一样，但她肯定更激动一些。她希望别人注意自己，这很明显。在七八百名沉默的保诚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面前，固然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吸引王室的注意，但大叫大嚷始终不失为最可靠的手段，而这正是她打算做的。具体地说，她是这样喊的：“嗨，女王，你的狗可真不赖！”
我看到一大批保险推销员的脸色骤然发白。实际上他们的脸早就发白了，所以我可能是有点儿夸张。但接着就响起一片清喉咙的声音，他们都低头看自己的鞋子。只有王太后一个人仍然镇定自若，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她沉着地走出房间，一步都没有走错。
在圣詹姆斯宫发生的这一幕里，来自两大高傲机构的代表互相给以颜色：王太后不露声色地化解了尴尬的场面，她的策略是视而不见；所罗门兄弟兄弟公司的这位太太则在直觉和紧张感的驱使下，以高声叫嚷的方式取得了某种力量上的平衡。在内心深处，我一向对王室倾慕有加，尤其是王太后。但是在这一刻，我发现所罗门兄弟公司，这个圣詹姆斯宫大看台上的浪荡子，同样对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说的是实话。在某些人眼里，他们低俗而又粗鲁，不值得交往，但却颇合我意。他们正是我心中所想的那类投资银行家。同时我也确信，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这位女士一定能够说服她的丈夫雇用我。
***
很快我接到她丈夫的邀请前往所罗门兄弟伦敦分公司，结识了在那里的交易厅工作的交易员和推销员。我喜欢这些人，我喜欢那种嘈杂的环境，但我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录用通知，而且也没有参加复杂的面试考核。毫无疑问，我能够避开烦人的交叉考核程序，完全是那位太太信守诺言的结果，看来所罗门兄弟公司真的有意雇用我。但是，事实是没有人邀请我再去。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在早上6点30分到伦敦的伯克利酒店与利奥·科比特先生共进早餐，后者是所罗门兄弟公司人事部的负责人，从纽约赶来。我自然回答说可以。于是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在早上5点30分爬起来，穿上一身蓝色西服套装赶赴商务约会。但是科比特先生同样也没有给我工作许诺，他只是请我吃了一盘稀软的煎蛋。我们谈得不错，但却一直没有劲头，这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事主管看来是有意要同我作对。很明显，科比特打算聘用我，但这话他从未说出口。会面之后，我回到家里，脱下西服，躺到床上继续睡觉。
这一切让我困惑不已，直到我同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学谈起此事后才算弄明白。此人渴望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谋个职位，他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据他说，所罗门兄弟公司从来不主动向别人提供工作邀请，万一被人拒绝，那岂不是太失面子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只做暗示。如果它暗示我可能获得一份工作，那么我最好还是给纽约的利奥·科比特打电话，从他手里要来这份工作。
我依计而行，给科比特打了个电话，再次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想告诉你我愿意干。”“欢迎你入伙。”他说，然后笑了起来。
这一招还真灵。下面该干什么了？他告诉我，我将在“公司”里举办的培训项目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培训将于7月底开始。他说至少会有120名学员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大学和商学院里招来的。然后他挂了电话。他没有告诉我薪水有多少，投资银行家们不喜欢谈钱，其原因我很快就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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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对证券交易还是一窍不通，也就是说，我对公司知之甚少，因为所罗门兄弟是华尔街公司里交易师权势最大的公司，整个公司可以说由他们在经营。我的知识全都来自书本，那上面只说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投资银行。这也许是真的，而要在这种公司里谋个职位可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之后，我又有点儿怀疑我是否渴望交易厅里的生活了。我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考虑去公司金融部工作。如果不是环境所迫，我可能早就给利奥（我们两人之间已经到了直呼其名的程度）写信了，我要告诉他自己不希望加入一个这么快就决定吸纳我的“俱乐部”。而所谓环境所迫，就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决定咽下心中的这份不快，一份轻慢你的工作总比失业强。此外，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申请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师队伍还会遇到许多别的障碍，如没完没了的面试（那一年共有6000名申请者）。在后来与我一起共事的那批申请人中，绝大多数在面试过程中受到过粗暴的对待，一肚子苦水，而我身上却找不出一块伤疤。与他们相比，我对自己的顺利不由得怀有一种负罪的感觉，唯一可讲的故事就是在圣詹姆斯宫目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骚扰英国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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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承认。我之所以紧紧抓住所罗门兄弟公司抛来的彩球不放，实在是因为我早已见识过在华尔街求职的黑暗面，再也不想重温噩梦了。
1981年，也就是在圣詹姆斯宫那一幕发生之前3年，我还是大四学生，那年我曾向一家银行求职。在华尔街，我还从未见过人们像在看我的简历时那样意见高度一致。事实上，有些人干脆笑出了声。有几家大银行的代表说我缺乏商业直觉，我猜想，这不过是我注定将一生清贫的一个委婉说法。我的反应一向不够敏捷，而这次则是最敏捷的。我还回忆起我无法想象自己穿上西服套装的样子，同样，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金发的银行家。我见过的有钱人不是黑头发就是秃头，而我两者都不是，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后来与我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共事的人里边，有1/4是直接从大学中选出来的，他们都通过了考试，而我却失败了，我心里一直为此纳闷。
在那个时候，我对证券交易几乎一无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个特别的例外。如果说大四学生们曾听说过交易厅，他们也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那只不过是拘束困兽的牢笼。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饱学之士放下自己的架子，改变了以往对待这类工作的傲慢态度，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在英国。而普林斯顿大学1982届毕业生则是最后一批死抱着老观念不放的人。因此，我们都没有去申请交易厅里的工作。相反，我们一味想在低收入的公司金融部争位子。这份工作的起薪是每年2.5万美元，外加奖金。统算起来，大约是每小时6美元。它的头衔叫作“投资银行业分析师”。
“分析师”其实不做任何分析。他们只是一组公司金融专家的奴隶，这些专家负责美国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的谈判和文案事宜（注意，不是交易和销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他们是底层里的最底层，从任何一种意义上，他们干的都是一种可怕的工作。每个星期花在复印、校对和收集无聊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文件上的时间要超过90个小时。如果他们做得很出色，就会成为老板眼里的红人。
但这份荣幸可是不轻松的。老板们给他们欣赏的分析师配上寻呼机，以便随时随地能找到他们。一些最优秀的分析师上班后不过几个月就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意愿。他们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老板，自己忙得团团转。他们睡眠不足，面有倦色。他们工作得越出色，自己距离死神也就越近。1983年，添惠金融公司里一位极其成功的分析师（那时我曾嫉妒他的风光）曾经累到这种地步，大白天他去上厕所，竟然在洗手间里睡着了。他整夜地工作，周末也不休息，而且还因为没有做更多工作而内疚。事后他解释说自己便秘——他以为有人注意到他去了那么久。从定义上说，分析师的工作不会持续两年以上，接下来他们就该去读商学院。许多分析师后来承认，从大学毕业到进商学院之间的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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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是他们自己的狭隘野心的囚犯。他们渴望金钱，循规蹈矩。他们渴望在同事们眼里树立成功者的形象。（我之所以告诉你们，只是因为我自己刚好幸免于难，而且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如果我没有逃出来，今天肯定就不会在这里了，而是正像许多老朋友一样沿着晋升台阶奋力攀爬。）有一条可靠的发达之路，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在1982年人人都看得出来：经济学专业出身，利用你的经济学学位在华尔街上谋个分析师的工作，再以分析师的职位为跳板考进哈佛或斯坦福商学院，然后又要开始为今后的生活谋划了。
从1981年秋到1982年春，我和同学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当上华尔街的分析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首先碰到的就是难过入门关。我可以举出一连串严峻的数字来说明。例如，在耶鲁大学1986年的1300名毕业生中，有40%的人向同一家投资银行，即第一波士顿银行递交了求职申请。我想，这一数据似乎透露出一种安全感。进去的人越多，他们越容易相信自己做出了聪明的选择。而在交易厅里，你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一大批人在追逐同一种产品，不论它是股票还是债券，抑或是追逐一份工作，那么很快就会发生估价过高的现象。不幸的是，在那个时候我连交易厅在哪里都不知道。
对我来说，另一个不幸因素是令人困惑的经济学热。1987年，在哈佛大学选修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人多达1000人，分成40个班，10年来，注册人数增加了3倍。我大四那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破天荒地成了最受欢迎的科目。学经济学的人越多，经济学学位对于在华尔街找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大。
理由当然是很充分的。经济学满足了对投资银行家的最基本要求：投资银行家需要务实的人，愿意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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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奥，其论文经过精雕细琢，数学色彩越来越浓，实用价值却不高。其教学方法激发不起一丝想象力。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声称他们真的喜欢研究经济学，在投身其中的人身上，你看不到一丝忘我的热情。研究经济学像一种牺牲仪式。当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大胆的断言，经济学称之为基于偶然性的经验主义。它来自我本人的观察，我的朋友们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我经常问那些打算进入银行业发展的同学为什么要学经济学，他们总是解释说经济学是最实用的学科，但他们所做的却是把时间花在画那些滑稽的图表上。当然，他们是对的，但那就更滑稽了。经济学确实是有用的，它能帮你找到工作。而借此找到工作的人，往往只是因为其可以证明他们是经济优先最狂热的信仰者。
投资银行家们还希望确认自己招募新人的程序天衣无缝，这也是任何一个排他性俱乐部的心愿。他们要确保只有合格的人选才能被吸收进来。这种极端的自负源于投资银行家们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实际上却做不到。经济学背景让投资银行的人力资源经理得以比较申请人的学术记录。唯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经济学理论（无论如何，这也正是人们指望经济系学生们应该知道的东西）在投资银行里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事实上，这些银行家们是把经济学作为一般智力水平的考核标准。
在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我却产生了反方向的偏执。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有意不选经济学，部分原因是所有选经济学的人都是出于一些错误的理由。不要误会，我当然知道有一天自己也要谋生。可是，如果不抓住这段难得的时间让那些真正令你激动的东西开阔自己的眼界，那就太可惜了。同样，不利用学校里其他专业的条件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选择了校园里最没有用的专业。艺术史与经济学毫无关联，没有谁想看到这门课程出现在自己的简历上。经济学专业的人告诉我，艺术史是“为那些从康涅狄格来的预科生开设的”。在他们看来，艺术史课程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经济系学生提高平均学分。他们到我们系里听上一个学期的课，然后所修学分就变成简历上平均分的一个来源。于就业前途无补的艺术史课程作为提高自我修养的训练本来应该成为教育的法定目标，可惜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了。而到了快要大学毕业时，上述想法更成了先见之明。一些同学对我明显表现出同情心，仿佛我是个废物或稀里糊涂许下了一辈子受穷之愿。当修道士可以有很多好处，但华尔街的通行证肯定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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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艺术史并不是我遇到的唯一问题。在我的课程表里还有一门叫作“诗人的物理学”的科目。此外，我把调酒和高空延迟开伞的跳伞运动也当作一技之长写进了自己的简历。我是在美国南部乡村长大的，去面试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投资银行家。我想在我家乡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职业。
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华尔街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律师已经够多的了，想当医生又没那个本事，想办公司也没有资本。（我曾打算生产一种白布兜绑在狗屁股上，以防它们在曼哈顿大街上拉屎，连广告词都想好了——“扑通声没有了”。）更坦白地说，我是害怕错过那班快车，别人好像都已经占好了自己的位置，而我担心再也没有下一趟了。大学毕业之后该干什么，我心中本来也没有定见，而华尔街却肯出最高的价钱，即使我什么也不会干。我的动机并不光彩，可我不在乎。只要我能有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这种动机反而可以使我有心理上的优势。不幸的是我毫无希望。我的同学们为了进入华尔街牺牲了自己正规教育中最宝贵的时段，而我却没有做出任何牺牲。我变成了一知半解的艺术爱好者，一个穿白亚麻布套装的南方孩子误入了东北部预科学校毕业生们玩的打斗游戏里。
简短地讲，我对当一名投资银行家毫无准备。这一点在我1982年第一次面试时暴露无遗，那回的招聘单位是雷曼兄弟公司。为了争取面试的机会，我同大约50个学生一起在6英寸（15.24厘米）深的雪地里等着普林斯顿大学就业办公室开门。整个冬天里，就业办公室门口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售票处一样热闹，各色学生整夜站在那里排队，希望能先拔头筹。开门之后，大家奋力冲了进去，把自己的名字挤进雷曼的面试时间表里。
可笑的是，虽说我对投资银行一窍不通，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想象为面试做了一番准备。我记住了被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视为救命稻草的投资银行面试必备资料。首先，申请者不能是文盲。例如，在1982年，他们至少要知道这些词汇的意思：商业银行业、投资银行业、抱负、苦干、股票、债券、私募、合伙制，还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美国国会颁布的。就像上帝把人类分为两性一样，这个法案把投资银行从商业银行之中分离出来。现在，投资银行的业务是承销证券，如股票和债券。而商业银行，比方说花旗银行，则经营存贷款业务。事实上，这一法案创造了整个投资银行业。据说它的颁布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同样把从业人员划入两个阵营。绝大多数人成了商业银行家。其实我对商业银行家同样一无所知，但人们告诉我商业银行家只不过是普通的美国商人，抱负也非常有限。他们每天都要借给拉美国家几亿美元的款项。但是，他们从不惹祸，对自己的上级言听计从，上级还有上级，最后是一个看不到头的等级制度。商业银行家与世无争。他们一般是已婚人士，开旅行轿车，平均有2.2个小孩，还养一条狗，每天6点下班回家时会把他的拖鞋叼给他。我们都知道，千万不要告诉一位投资银行家我们也向商业银行递交了求职申请，虽说有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商业银行至少比较令人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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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交易制造者。他们拥有巨大的、令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才能和抱负，连他们的狗也比人家的叫得响。他们已经有了两部小巧的红色跑车，但还想再有两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虽然西装革履，却总是热衷于制造麻烦。比如说，捉弄像我这样的大四学生就是他们的爱好——投资银行家称之为紧张的面试。当你应邀进入雷曼兄弟公司在纽约的办公室后，面试的第一道考题也许是要你打开窗户。办公室高踞43层之上，俯瞰着华尔街，而窗户都被封死了。这种难题当然是有意而为之，主考官就想看看你按他的要求又拉又拽，大汗淋漓，直到最后瘫软下来，承认自己不行。或者，像传说中一个绝望的申请者那样，把椅子摔向窗户。
另一种制造紧张的手段是沉默。你走进面试的房间，坐在椅子上的人却一言不发。你跟他打招呼，他还是瞪眼。你说你是来求职的，他报以更长时间的凝视。你讲一个愚蠢的笑话，他摇了摇头继续盯着你。你开始心神不定，他却拎起一张报纸（如果拿起来的是你的简历，那就更糟了）从容不迫地读了起来。他在测试你控制会谈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把椅子掷向窗户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做法。
我想当投资银行家，而雷曼兄弟是最好的公司。我想发财。
约见的日子到了，约见的时间也到了，我在面试房间的外面绞着两只汗湿的手，试图只想该想的事情（半真半假）。我匆忙点了一遍“装备”，就像宇航员升空前一样。我的强项：我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人，具有团队精神，有人缘等。我的弱点：工作过于卖力，在新组织中我将比以前更加卖力。
终于轮到我了。雷曼兄弟公司的面试是由两个人主持的。即使由一个人来考我也未必通得过，更不用说两个了。
令人庆幸的是，雷曼兄弟公司派到普林斯顿来的是一男一女，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但那女的可是普林斯顿毕业的，我认识她。我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老朋友，也许我还有戏。
令人丧气的是，当我走进这个方盒子时，她既没有微笑，也没有做出任何认出我的表示。她后来告诉我说那些表示是非职业性的。我们握了手，她的表情冷得就像开场前的拳击手。然后她走回自己的角落，仿佛等着钟声响起。她穿着蓝色的套装，打着小领结，静静地坐在那里。她的同伴，一个年约22岁的方肩小伙子，手上拿着一份我的简历复印件。
他们两个人在投资银行业里的经历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年。投资银行校园面试中最荒谬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派来主持面试的人员中，有许多在华尔街的工作年限还不足1年，但他们倒是学会了华尔街的派头。他们最喜欢用的字眼就是职业化。坐直身子、用力握手、讲话干净利落、啜饮着一杯冰水，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职业化。大笑和搔腋窝则是没有达到职业化水准的表现。
我这位朋友和她的同伴可谓是职业化的标兵。在华尔街干了1年之后，他们已经面目全非了。7个月前我还看见她在校园里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满嘴粗话，狂饮啤酒。也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生妹。可今天她却成了另一个世界里的人，非我族类。
年轻男人在冰冷的金属桌子后面就座，开始考我。描述我们双方会面的最好方法就是尽我的记忆力还原我们之间的对话：
方肩小伙：你能说一下商业银行业和投资银行业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
我：（在此时犯下了第一个错误，没有抓住机会吹捧投资银行家，尽情奚落商业银行家工作时间短、抱负心太小。）投资银行家承销证券，也就是股票和债券；而商业银行家只管发放贷款。
方肩小伙：简历上写着你的专业是艺术史。你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专业，你考虑过毕业后的工作吗？
我：（坚决站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的立场上）呃，艺术史最令我感兴趣，本校的艺术史系是一流的。由于普林斯顿大学并不提供任何职业培训，我想我的专业选择对找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
方肩小伙：你知道美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吗？
我：我不能肯定，大概是5000亿美元吧。
方肩小伙：（和那位我自以为是朋友的女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应该是大约30000亿美元。你知道，公司职位的每一个名额都有数百人应试。你要同许多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竞争。你为什么想做投资银行家？
我：（显然，诚实的回答应该是我不知道，但这话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东拉西扯一番之后，我说出了自以为他愿意听的话）好吧，说真的，如果你穷追到底，那么我想当投资银行家是为了钱。
方肩小伙：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回答。干这份工作意味着长时间的加班，除了金钱之外，你还得有更强有力的动机。不错，我们的报酬与我们的贡献成正比，但是坦率地说，我们不鼓励唯利是图的人加入这个行业。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言犹在耳，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我穿着汗湿的衣服走出房间，眼看着下一个候选人走进那架“绞肉机”。我从未想到投资银行家对金钱抱有职业性的热爱居然是不被允许的。我一向以为当投资银行家也无非是赚钱谋生，这就像福特公司造汽车一样自然。只不过投资银行家拿的钱比分析师多，而这正说明他们更加贪婪。为什么这个雷曼兄弟公司来的家伙却因此勃然大怒？
一个最终考进雷曼兄弟公司的朋友后来跟我解释了这一点。“这是禁忌，”他说，“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想当投资银行家，他们其实是希望你大谈诸如挑战、做大单的狂喜以及同高智商人物一起工作的兴奋等等，但是永远永远别提钱。”
再学一个谎言不会费什么力气，相信它则是另一码事。从那以后，每当有投资银行家问我申请的动机时，我总是恰到好处地交上正确的答案：挑战、高智商同事和做大单的喜悦。我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自己，这一套不见得就是花言巧语（我想我甚至向所罗门兄弟公司董事的太太献上了这番说辞的某一种）。说什么钱不是唯一重要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屁话。但是在198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就业办公室里，你总不能让真理挡住你的工作机会。我一边奉承银行家，一边对他们的伪善暗暗称奇。即使是在那段天真的日子里，又有谁会想到，在华尔街上，金钱的重要性固然是众所周知的，而当华尔街上的人同别处的人讲起时，金钱又成了另一回事。
当下我急需一种让我热血沸腾的感觉，以抚慰我的内心。从普林斯顿毕业后，我失业了（所罗门兄弟公司连面试的机会也没有给我）。第二年，我换了3个工作，似乎是证明当初银行家们拒绝雇用我是有理由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自己是自作自受。我只是不喜欢被捉弄。华尔街给我发来成堆的谢绝聘用函，我从中只学到了一点，那就是投资银行家们要么不喜欢诚实，要么就是用不着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说二者相互排斥）。问题是事先定好的，答案也不能出轨。对毕业生来说，成功的投资银行面试就像是在教堂里唱赞美诗，而面试失败就像是唱错了调子。雷曼兄弟公司的这次面试经验并不是我的个人体验，1981年后在数十所举行过投资银行面试的大学里，上千名学子也都深有体会。
不过，故事结局倒是令人开心——雷曼兄弟公司最后到底完蛋了。1984年年初，交易师和公司金融专家之间的纷争弄垮了这家公司。交易师一方获胜，但庄严的雷曼大厦经此一劫后元气大伤。高级合伙人们不得不拿着自己的帽子走进华尔街的老对手希尔森公司，后者买下了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的名字从华尔街的公司名单上永远消失了。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这个新闻时，我心想这可真是太好了。应该承认，这不像地道的基督徒的行为。至于雷曼兄弟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它不愿意承认赚钱的重要性，我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