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说，当你的工作和生活已经纠缠在了另一个城市，你就有了一个回不去的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可能就是你动力的来源，但这并不会让你想要回到家乡去生活，因为太长时间不在那里，你已经无法适应那个环境了。只是每当半夜，看到朋友在朋友圈发家乡的美食，我就会崩溃，多少次我都在想，我耽误了多少顿这样好吃的饭菜啊！虽然我能在全国各地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但在心里就是没办法和家乡的美食相比，那个瞬间我会觉得惆怅。为了某些事情，人必须舍弃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未尝不是生命中的享受，未尝不是生命中的美好，它们在我心里统称为“故乡”，而我的故乡，就是新疆。
我在乌鲁木齐出生，家在小西门，我父亲在市体委工作，他是那种特别善良、特别老实、特别忠诚的人。父亲上中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他也非常想上大学，因为身体条件非常不错，被挑走去做了运动员，老实又忠诚的父亲觉得“既然组织上让我当运动员那我就去当吧”，他就这样成了运动健将，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候的事情。后来我上大学，上研究生，其实也是希望替他完成这个心愿，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
我爸妈都是老实人，但我小时候也没少揍我。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子也特别大，现在想起当时的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后怕。院子里挖地基，挖出一个防空洞，那其实是很危险的，我和几个小孩儿拿一个火把就钻进去探险了，在里头特别高兴，等我一出来，我看我妈就等在洞口，不用说肯定是劈头盖脸就把我一顿打。这样的事情，小时候没少干。
我们院子里有各种民族的人，我的小伙伴们也是不同民族的。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住的俄罗斯族，他家有个外婆，年纪很大了。她的小孙子，也就是我的小伙伴，我们当时老是逗他。有天，老太太在院子里洗衣服，我们对他说：“你去亲一下你的外婆。”他就“噔噔噔”跑过去，抱着正在洗衣服的外婆就亲，我们看着就哈哈大笑。但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家庭环境里，情感的表达特别含蓄，没有跟父母拥抱、亲吻这样亲密的举动，才会觉得那样的表达很好玩儿，而这种含蓄其实是一种沟通和交流上的弊端。
我在体委的院子里长大，周围全是运动员，乌鲁木齐的冠军、全新疆的冠军、全国的冠军。我从小也想做运动员。十几岁的时候迷上了电影，才觉得当初对体育的喜欢其实并不是梦想，是在那个环境里耳濡目染得来的。
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影迷，还写过剧本，当时找了几个新疆电视台的朋友，一个会摄像，两个会表演，准备拍我的剧本，但是灯一打，我就蒙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拍。我才发现虽然老是看电影，但看到的只是幻觉，那时候才知道，我应该去专业地学习这件事。
在那个时代，对一般人来说，电影这样的文艺产品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就够了。当我说我准备当演员时，我爸觉得不可思议。而我只是觉得我想做这个事儿，并没有想到为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需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这些付出的代价，包括20到30岁这之间，我没有正常的生活，没有在父母身边，没有吃到家里的饭，一个人在北京过着非常不堪的生活，很痛苦。为什么不好好待家里呢？家里有父母，有朋友，有一切你熟悉的，你会生活得比较安逸、舒服，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非要跑到外头去呢？
1990年，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同班的来自新疆的同学还有李亚鹏和王学兵，我们都是新疆话剧团的定向培养生。
刚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会问我们“从哪儿来的”“在新疆你们住在哪儿”。
当时同学都觉得我们是骑骆驼的，住在草原上，那个时候大家对新疆就是这个印象。
大学时期我很热爱摇滚乐，跟班里的男生组了一个乐队叫“小公驴”，叫这个名字也是因为新疆的驴很多，而且驴有股倔脾气，有冲劲儿。我们最爱唱的就是崔健的《花房姑娘》。
1994年本科毕业之后，其他同学都把行李存在北京了。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要再回来，只有我一个人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回了新疆。他们做了“北漂”，我按规定直接回了新疆话剧团。我告诉自己，不去北京可以，但要去的话必须名正言顺地去，不是去混，也不是去漂。
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乌鲁木齐，特别想找人聊天，聊聊专业上的东西，聊些让我觉得愉快的事情。做不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有一个人能一起谈谈，都是莫大的享受。我遇到了一个叫朗辰的人，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在天山厂工作，我总去找他，一跟他谈起北京，聊起电影，我才觉得我是我。
那时候我拿着一个月300块的工资，整整一年就一部舞台剧找了我，看过剧本之后，我拒绝了。之后我从新疆大学找了文化课的老师，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了学费，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第一次考就考上了。1995年我回到北京，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本科毕业时带回新疆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带走，全部留在了父母的房子里，我又背了个小包，告诉自己，从现在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那年我27岁，而我的中学同学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的本科同学有的已经拍了影视剧，小有名气。
研究生期间，每个月我都能收到家里发给我的汇款单，但我觉得不好意思，这么大了还在上学不说，还要家里给寄钱。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那时候也算是无所事事，因为上研究生除了读书，确实就是没有什么事。但是我也非常感谢那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读了大量好的剧本，这些都成为了我之后的资源。
武侠小说里有两种路子，一种是练招数，很快就能用上，还有一种是练基本功，一时半会儿拿出来没用，非常慢，但一旦练成，就会非常厉害。我很庆幸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传授给我的就是扎扎实实学基本功的派别。虽然在后来进剧组拍戏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剧组里还是更加江湖的，需要跟不同的人搞好关系，我那个时候对这些事情不以为然，非常不喜欢，没有学过，也因此让人家觉得为什么我就不能融入那样的氛围里边。我秉承在学校学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过了五年、十年，才真正显示出力量，直到我自己写剧本，自己做导演，这些积累都是来自当初在学校学到的基本功。虽然这个过程很笨，很傻。有时候也会想，为什么当时不能聪明点，融入进去呢？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喜欢那个方式，当时就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毕业之后开始拍戏，慢慢得到了认可和肯定。后来，没有人再问过我新疆的草原和骆驼。当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到出类拔萃，先做到让自己有一个最好的成果，就可以让家人骄傲，就同样可以成为家乡的骄傲，那个时候你所代表的家乡才有意义。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再说多少都是茫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我是做电影的，全世界做电影的人都是我的同行，不论我们从哪里来，不分国家，我们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都是要拍出更好的电影。
真正有价值的一个人，他一定是会对自己提出很高要求的，不会因为个人的出身，从哪里来，这个标准就发生变化。标准永远不会变的，只有一个，就是大家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得更好。如果你能做到更好，你代表的就是这个行业的巅峰，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很喜欢这里，就是因为这里不问出身，你从哪里来，无所谓，是什么人，无所谓，就应了那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
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工作，更没什么钱，每次黄昏走在大街上，看到楼里的灯亮着，就真的太想有一个自己的家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租的房子里自己一个人住，每次回到房间，真的非常害怕。所以我特别愿意去拍戏，去剧组工作，只是因为没办法回来面对自己一个人在房子里的那种恐怖。但就算如此，我也从没想过搬上东西离开，我要努力拥有一个有闪烁的、明亮的、温暖的灯火的房间。
刚从新疆走出来的时候，我没什么伟大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比如一定要为家乡做一点事情，这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完全没有。等到了有了合适的机会，当我真正有机会自己去拍电影的时候，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我才做了一点事情。
时代总在变，并不是单一一个时代的问题，所有的时代里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变得更聪明？聪明意味着什么呢？聪明就是成熟嘛。我们小时候会坚持很多东西，在长大的过程中，这种坚持会逐渐被遇到的大多数人说成是“傻”，于是慢慢我们麻痹自己，坚持梦想变成了一个傻子的做法。那我就把梦想搁那儿吧，老老实实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顺顺当当地生活。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少的人，我必须要说很少的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初衷。这个过程会遭受很多的挫折和打击，如果能够承受的话，也许有一天能够成就梦想。能够实现梦想的人真的很少，因为大家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更容易、更轻松的路。就拿我自己举例，我同学的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我的孩子才多大？因为他们在谈恋爱、结婚的时候，我还在上学，在读研究生。在别人看来，所谓正常的人看来，我这个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按咱们新疆的话说，这个人是一个勺子。
我善良忠诚的父亲在别人看来就是个勺子，每次我听到别人议论我父亲说他很傻，我都觉得不舒服。难道善良、忠诚的人，在生活中就要被人欺负，被说成是笨吗？我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一些特别不好的社会习气。
《一个勺子》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他傻，但之后勺子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拍这样一个电影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电影虽然没有选择在新疆拍，但影片里用的是新疆方言。记得以前在天山厂拍的戏都是用的普通话，很多演员说不了普通话，就找上海电影制片厂给配音，硬生生配得像外国人。我们看到的香港电影用的是广东话，赵本山的小品用的是东北话，但新疆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好的作品是用新疆方言的。当我问自己为家乡做过什么的时候，至少可以说在普及新疆方言上，我做了一件事，用一部有品质、有影响的电影，让《一个勺子》，把新疆方言带到了观众面前。在金马奖颁奖的时候，当他们读“获奖者陈建斌，《一个勺子》”，读的人只知道《一个勺子》是一部电影，但是我知道，那就是一句新疆方言。在华语电影的最高殿堂，我让新疆方言响彻，我自己心里知道，那个时候我很自豪，我为我的家乡做了件事。
电影《一个勺子》可以拍成很多种类型，可以拍得很唯美，那个很容易，但说实在的，最终做成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是因为我想把它拍成这个样子，因为那就是我想做的人，想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