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幸福，向着光明
王蒙
库尔班江的书《我从新疆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和反响。没有想到的是，他和他的伙伴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接着用了四年时间，投入巨大的努力，在全国政协等多方支持下，做成了六集同名电视纪录片。它告诉我们，有那么多平凡的、优秀的各族新疆儿女，为追求自己的好些与更好些的未来，来到祖国各地，创业维艰，扎根当地，乘上了迅猛发展的现代化快车，成为全面小康新篇章的书写者，成为一个个中国故事的主人公，成为创造历史的弄潮儿，成为励志与奋斗、成功与曲折的当代英雄。
我支持这件事，我喜欢这一个个来自新疆的人物故事，我热爱新疆，热爱那里的各族人民，我希望为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同胞正名。在一个有可能受到邪恶和疯狂的蛊惑的时期，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些光明、多一些亲情、多一些走向幸福和美好的证词。
库尔班江一面出色地、发狠地工作着，一面思想着、前进着、攀登着。他并不满足于“就疆说疆”，他要的是更上一层楼。他的纪录片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纯净与质朴，他告诉我们的是对于人性的信任与期待，他要告诉我们平凡与不平凡，出色与怎样才更出色，困难与克服困难，还有相异与相同，还有你自己与你的周围有多少精彩的人生。
从库尔班江的纪录片，延伸出一本新书：《我从新疆来Ⅱ：我从哪里来》。它要为新疆作证，为中国作证，为快乐作证，为劳动、学习、创造和阳光作证。
他在纪录片中告诉我们，他不希望仅仅从民族的角度来触摸什么敏感的神经，他认为从地理民族学上看问题，回答“我从哪里来”“我是哪个民族”，其实并不重要。不论来自哪个角落，都是从父母的爱或孤苦当中来，从童年的天真与淘气当中来，从少不更事的幼稚、贫乏与生疏当中来，从天生的善良与梦想当中来。所以你要加倍努力，要打拼，要克服陌生感，要接受别人目光的检验，有时候还会有误解与受挫，然后慢慢地改善它、改变它。生活不容易，奋斗不容易，更好的一切只能靠自己更艰苦的努力。你需要学习，需要长本事，需要聪明智慧，需要团结友爱。碰到麻烦要理性，要耐心，要微笑，还要咬紧牙关，坚持并且勇敢，精明并且妥善。尤其是，不走极端。
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库尔班江告诉我们，人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也很相近。我们都需要幸福、美好、小康，还有好的名声。要让你自己有成绩，让你的家庭因为你而更加和睦而且光彩，让你所在的社区和单位喜欢你，让你成为地地道道、高高兴兴、踏踏实实的中国人……
他说，他追求的不是敏感，而是简单，是因为简单而变得温暖。好！他在攀登新的高峰，我注视着他攀登路上留下的脚印，我祝贺他记录的这些朋友不但简单而温暖，更因专一做好自己的攀登而精彩。而他们的精彩是时代的精彩、中国的精彩。
生动使人信服，信服就自然远离极端，远离狭隘，远离民族地域宗教之类的隔阂，就不会给自己预设拒绝他人的标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敞开心胸，豁见天地。
我从哪里来？从新疆来，从各地来，我们是一回事儿。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我们是时代的共同体，我们有共同的感受与愿景，我们走在同一条向着幸福的道路上。
从生活与生命中来
白岩松
一
两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从未谋面的小伙子——库尔班江的短信，问可否为他的新书《我从新疆来》写一个推荐语。
当时，我已知道他在做的事儿，只是那会儿，这件事儿远不像后来那么大动静，我先迅速地答应，然后开始沉思。
我从内蒙古来，我是蒙古族，情形虽有很大不同，但我能理解并钦佩库尔班江做这件事的必要性和勇气，所以，迅速答应。
但这件事儿能改变什么？应该改变什么？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们，能不能更好地面对《我从新疆来》？我还没有答案，所以，要沉思。
几天后，我把推荐语用手机短信发给了库尔班江：
“看新闻时，新疆有时很远很陌生，看这本书时，新疆却很近很亲切。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会改变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
二
书出来后，我托人送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一本，又送给我大学同班的三位新疆同学一人一本，再然后，看到因这本书的出版，更大的改变开始了。这时，我猜想，库尔班江的另一种人生开始了。不仅仅是他选择了这件事儿，更是那么多让人百感交集的事情累加在一起选择了他。他，就别无选择。因为他之前人生中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好像都是为这一件事儿而做的准备。
那些差点坠落的惊险停止，那些和父亲卖玉石的经历，开始爱上相机与摄像机的一刻，师父、师爷的训练与开导，还有面容带给他的烦恼、歧视与委屈，深山老林里寒冷中与动物孤独的对视……
没有什么不可以转换成一种力量，然后把库尔班江安排到一个新的起跑线上。有人说：愤怒出诗人。如果再加上委屈、忧伤、爱与责任，就有了导演和更好的作者。想必这个时候，库尔班江已和过去的一切都完成了和解，因为当你的视线在关注别人的时候，心胸已被更大的东西撑开了。
别忘了，库尔班江正是《我从新疆来Ⅱ：我从哪里来》这本书中的第二十三位人物，而且占用的篇幅更长。虽然这本书中，总共只有二十几位主人公。
三
其实，我为《我从新疆来》写的推荐语，用在《我从新疆来Ⅱ：我从哪里来》这本书上同样合适，甚至更合适。
如果说《我从新疆来》是简洁的群像，那《我从新疆来Ⅱ：我从哪里来》就是一口又一口深井，或者说是二十多条更宽的河流。也就有了更多的细节，也就有了更多的共鸣。人生不易，那些挣扎、梦想，那些叹息与伤痛，还有偶尔的欣喜若狂和更多平静的日子。当然，最后都是不管经历过什么都依然向前走着的背影。这时，你很容易发现，大多时候，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甚至用“他们”这两个字就是个错误，他们就是我们。
这就是真相，人生的酸甜苦辣，生活与日子的琐碎与艰辛，共同的记忆与一起走过的岁月，原本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最大公约数。有了它，天涯若比邻。不用它，而用另外一些字词与话语，咫尺天涯。库尔班江执着地记录下这些生命与生活，就是用最大公约数来拆墙，一堵无形的墙。这墙虽无形，却一不注意，就会变得又高又厚。库尔班江很好地找到了拆墙的工具。那我们呢？
四
恨是容易的，爱不容易；假如相爱容易，那相处就更难。
两个人之间都如此，那一群人之间呢？
几年前，我采访时任国家民委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杨晶，这个蒙古族汉子，刚从新疆回来，忘了是回答我的哪一个问题，他突然激动起来：“民族团结就像空气，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怎样。可一旦没有了，你试试……”话未完，眼泪在他脸上缓缓流下，好一段时间，我俩无话，似乎都听得到空气流动的声音。
虽然落泪的镜头，后来，应他的要求，在节目中没用。但这一句话，却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语言之一。
我从草原来，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库尔班江从草原来，发生过那么多事儿，他比我更知道这句话的含义。都曾为此落泪，可都知落泪只是开始，改变需要更多的理解与相处。相处难在交心，而要交心，则需要时常交出你我的生活。
《我从新疆来Ⅱ：我从哪里来》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库尔班江一定不是想用这个问号寻找答案，而是为了告知答案：我们都从生活与生命中来。
五
真巧，这篇文章写完五天之后，是我们大学同班新疆同学做庄聚会的日子。喝新疆葡萄酒，吃大盘鸡和羊肉串还有馕，地点在北京的新疆办事处。写到这儿，饿了。吸引我的，当然不只是美食，更是美食背后的人。
是啊，有一段日子没见，又该好好聊聊了！
我从新疆来
库尔班江·赛买提
如果给你四年，你会用来做什么？
我会说，我要完成一个图片故事，做一本书，拍摄一部纪录片。
当人们将视线聚焦在我和《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时候，背后的很多故事已经在我心里燃尽，成为一小块坚实的砖头，垒在了我人生的道路上。
2012年，我还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摄制组的一个摄像师，因为拍摄需要，8月份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拍摄了六十多天，超过了一个摄像师要求的体力极限，但当接到拍摄任务，特别是在做了三年摄像助理后，终于有机会自己独立掌机的时候，我逞了一把能，坚持要去拍摄。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下了飞机，我的左眼就黑了，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了两天实在是受不了，我才告诉了导演，大家赶紧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当地苏联式建筑风格的医院里，大夫说：“我没查出你眼睛有问题。”我说我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大夫又说：“我没查出有问题，所以你眼睛肯定没问题！”无奈之下，我们就回去了。之后的几天里，我的左眼只能捕捉到一个很微弱的光源，看到的影像都像在看哈哈镜一样变形了。我问随行的翻译能不能找个眼罩，但在整个比什凯克都没找到这样的东西，我只好找了块黑布包住眼镜的左边，像海盗一样，又硬撑了将近一个月。回到北京，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同仁医院，被和蔼的大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对自己太不负责。我那原本就受过伤、经历过一次手术的左眼因过度劳累造成了视网膜脱落和穿孔，要是再晚来两天就彻底废了。大夫很快给我安排了手术，我没告诉任何家人和朋友，一个人做了手术。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出院，因为眼伤，我被迫三个月都要低着头，更不能再接任何活儿，这让我这个不工作就浑身痒痒的人备受煎熬。每天都无法抬头问候天空，只能和大地大眼瞪小眼，我有了不少思考人生的机会。如果我的左眼废了，拿不了相机了，我该做什么？
当时，我来北京已经六年了，除了纪录片摄像这个本职工作，我一直在用相机记录新疆发展和变迁的点点滴滴，也做过好几次规模不小的摄影展，而且每次都是自己贴钱做。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家了解新疆的美好风光和人文风情，也算是在暴恐事件之后，给人们一个了解真实的新疆的渠道。
但可惜的是，这些图片从来没有减少过我住酒店时被拒绝的次数，也没有降低警察因为我的长相而检查我的概率，更没有让房东对我更加信任，没能拦住我在大冬天就连人带行李被轰出去。我一直希望能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每个人，新疆人不是只有做生意的、卖土特产的，我想用一部讲述在内地的新疆人的纪录片，告诉大家真实的新疆人的样子，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应该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就叫《我从新疆来》。
视网膜在逐渐愈合，我也渐渐能平视这个世界了。我又开始蠢蠢欲动，想尽快拿起机器去拍摄，更想有机会完成《我从新疆来》。但我当时没有自信，觉得自己最擅长的是拿机器拍摄，而策划、导演、制片等工作自己做不了，希望找到更多人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逢人便说自己的想法，新老朋友们基本上都听过我的策划，但没有任何人觉得可行，有的朋友听完之后说挺好的一起做吧，然后就没了踪影。很快我又接到新的活儿，为了生活，我也只能尽快投入到工作中。随着生活的回归，我经历了订婚、结婚，就这么过了半年，渐渐地，拍摄《我从新疆来》的想法也被放在了脑后。
2013年9月，我在土耳其和纽约做了一个月的背包旅行，原本是去度蜜月，陪我爱人圆她的梦，但最后成了我的一次自我觉醒之旅。我以前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过土耳其，从电脑上看过纽约。我以为土耳其和新疆差不多，相对开放，实际封闭，环境很复杂；我以为纽约像电影里一样，有五光十色的曼哈顿，有混乱的布鲁克林。我在土耳其待了二十天，参加了一场国际摄影展，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格南前主席和VII图片社的创始人，最具突破性的就是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我去了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清真寺，就静静地坐在里面，或者拿着相机四处拍摄，没有一个人过来拦过我，也没人过来强制要求我必须做礼拜。在清真寺外，我看到在同一个水池边做小净的夫妻。我去了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的边境城市乌尔法，参加了一场库尔德人的婚礼，我一个在自己婚礼上都没有跳舞的人，在那场婚礼上开心地跟他们手舞足蹈。我在纽约住进了布鲁克林区最乱的一条街的一户人家里，我还去了唐人街、法拉盛这样久负盛名的华人聚集区。在十几天都不能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我一个连abc都没学好的人也不怕和路边的美国人借个火了，嘴上说不清楚，咱还有手可以比画。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以前从来不会想，更不会去做的，甚至包括在酒店的泳池边晒太阳，我都去体验了一把。
我在纽约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天安门暴恐事件，这也是第一次有暴恐袭击发生在边疆城市以外的地区，还是在首都的心脏位置。每个经历过或者有亲友经历过这种事件的人，听到这样的新闻都不会好过，我也郁闷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发来微信，说自己下班回家时直接被拦在了小区门口，保安不允许她进入，要求她马上搬走，只因为她是新疆人。她好说歹说，在房东的帮助下才回到了家，但小区给了她离开的最后期限。后来，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说几位朋友都有这样的遭遇。
当我回到北京的家中，翻看自己旅行的这一个月拍摄的图片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对纽约和土耳其的印象和很多人对新疆的印象是一样的。我们都没有去过别人嘴里说到的和屏幕上能看到的城市，我们都觉得那个地方很神秘或很危险，哪怕新闻里说那个地方的某个胡同发生了抢劫，我们都能想象成是整个城市的治安都混乱了——在自己根本没去过那个城市的情况下。直到我真的站在那里的街道上，去感受、询问、体会那里的文化，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和当地人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去了解他们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些印象都是骗人的，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的。就像人们看新疆，多少美丽的风景和神秘的风情，多少美味的瓜果和能歌善舞的俊男靓女，其实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画面。新闻报道里的新疆人通常也是民族团结的摆设和脱贫的样板，人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大部分真实的新疆人是什么样。他们在生活中也经常吃瓜果，聚会上总有歌舞，但同样有日常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和很多人一样担心着飙涨的房价，发愁着拥堵的交通，操心着社会的种种不公，刷着微博微信，关注着快乐大本营的新嘉宾，追着韩剧和美剧的更新。大家身处同一片蓝天下，生活也是一样的，虽然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但人们就是想不到，就像我对纽约和土耳其的印象一样。
一年前那个拍摄《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的想法又开始在我脑海中翻滚，我着手写了一个纪录片策划，把这些内容发给身边可能有兴趣投资的人，和他们见面、聊自己的想法。一个月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个项目，大部分人都在担心题材敏感，拍了也放不出来。也有人觉得这不是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是政府的责任，做了根本没意义。当然，还有觉得我能力不足，根本做不出来的人。几天后，我有了新的纪录片拍摄任务，策划也被塞进了电脑的某个角落。
2014年1月某日，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一伙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录音设备，用各路顶级防寒设备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男子，在深达膝盖的雪地里缓慢地行走着。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气温意味着挡不住的刺骨寒意，它可以肆意穿过价格不菲的防寒服，恶狠狠地戳进每个人的皮肤，绕着骨头跳钢管舞，甚是酸爽。唯一不同的是，看钢管舞你还能感觉到下半身的燥热不安，但在深山老林的雪地里走个几分钟之后，蛋都已经冻了半截，你只会因为害怕再也感受不到燥热而不安。
这伙人来自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自然的力量》摄制组，是来拍原始森林中的动物的，这次我也是独立摄影之一。每天天还没亮就要钻进伪装帐篷，架好机器，镜头定准动物出没的地方。接下来就不能动了，喘气都要很小心，不然会把动物吓跑。每天在外面的拍摄时间都在七八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正常人待半个小时就不行了。伪装的帐篷是不透气的，刚进去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儿热，没一会儿，从地下往上窜的冷气就会把帐篷变成雪地里的冰窖。人在里面还不能大喘气，更不能哈气，动物要是跑了，今天一天就算废了。一大早就会出现的是黑色松鸡，它们每天在天刚蒙蒙亮，也是最冷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公松鸡在地上使劲儿唱歌，互相打打架，抢抢地盘，母松鸡每天早上蹲在树上，看哪个最吸引它，看准了就转身去交配，今天没看准就飞走了。我一直以为我的时间观念特别强，没想到黑色松鸡比我还强，不管今天能不能约到母松鸡，公松鸡都会准时在七点半飞走，也有稍微不愿意放弃的多唱个十分钟，但绝不会超过八点。第一天听到它们的歌声会特别兴奋，但黑色松鸡的地盘意识非常强，虽然我们的伪装帐篷是完全不会被发现的，但突然多出了一个庞然大物，松鸡会变得很警惕，结果连着几天都没拍到。那几天我也快崩溃了，这辈子都没那么期待过看鸟类的色情片，每天都在祈祷：“你们这些鸟赶紧交配让我拍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被松鸡耍。有只鸟发现了我的存在，偏偏选择在我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待着，我能感觉到它就在帐篷外面，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但死活拍不到。到第十天的时候，才有松鸡下来交配，我们才终于拍到了想要的画面。
我师父王路是最拼的，有一次直接在外面守了九个小时。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冰窟窿里的经历，等你从水里出来，想尽快回到屋里换衣服的速度是一定赶不上裤子冻硬的速度的。每次去野外，吃饭对我来说都是件需要克服的事情。很多朋友都会倾向于出门的时候从家里带个馕、带点儿炒好的肉什么的，我那时候倔得很，出门绝不从家里带食物，嫌那种行为太娘炮，男子汉在外面就该有啥吃啥，再差劲也有方便面嘛。但那次我是彻底傻了，在东北的野外，接应我们的当地人只会做猪肉炖粉条，连方便面都没有，连着一个星期，我只能顿顿吃馒头配点儿炒鸡蛋。馒头已经冻硬了，稍微热一热，直接啃，再灌一大口热水。馒头就热水真是一种越吃越有的搭配，二者在胃里发生关系，馒头迅速膨胀，狼吞虎咽两个之后，整个胃就撑满了。你问我想不想家？这时候真的会想了，家里温暖的被窝，热腾腾的饭菜，平时觉得很单调，但当寒冷压迫到人类的本能时，哪个不比这馒头强呢？
当我们结束一周的拍摄回到县城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当地唯一一家清真餐厅，先来上两大碗清蒸羊肉，再说别的。温暖的肉块一块块钻进胃里，头脑也逐渐恢复清晰，我突然问自己：我知道我喜欢折腾，但我真的要这样吭哧吭哧地扛一辈子机器吗？我不是不爱这机器，镜头就是我最爱的表达工具，但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条件来完成我的梦想和爱好呢？
我平时出差都跟我师父住一屋，没事儿就听他聊社会、侃人生。那次我向他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表达中带着浓浓的抱怨，对工作的抱怨，对体制的抱怨，对社会的抱怨，也有对自己的迷茫的抱怨。我也给师父讲了做《我从新疆来》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师父重重地抽着烟，跟我说：“趁年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吧！”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师父做摄像六年了，一开始，拍纪录片根本就没有摄像助理这个职位，是师父每次干活儿都坚持带着我，我才有机会学习。那时，一天的劳务费只有五十块钱，我就冲着能学到东西坚持了下来。第一年没少挨师父骂，年少轻狂的我也没少喝高了骂师父，他就听着，也没说把我甩了不带了。后来，慢慢地，我就把摄像助理这个工作做得炉火纯青了。每次师父往那儿一站，我就开始观察他的反应，一旦他在某个位置站了超过一分钟，我马上就会把机器扛过去架好。做摄像的这些年里，我跟央视纪录频道摄制组的老师们也都相处得特别融洽，每次出去工作都是我特别期待，也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虽然工作的时间并不稳定，收入也时有时无，什么时候能拿到哪次工作的工钱都不确定，但说实话，人会习惯一个环境，哪怕这个环境已经带给了你80%的痛苦，只要还有20%的快乐，就很难跳出来，人就是有这个本性。
师父的那句话让我陷入了思考，我想起十年前，我在赌博和纪录片的岔路口做选择的情景。一边是已经欠了五十万的赌债，但总是有种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下一把一定会赢；一边是可以将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的机会，一个可以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不知道我这人到底是什么命，说倒霉是真的倒霉，奇葩事儿我都遇到过，也没少吃亏；但说幸运也是真幸运，每次都能在悬崖边上勒住马。要不是2005年我选择投身到纪录片的世界当中，彻底放弃了赌博的不良嗜好，我现在可能早已经输光所有家当，不知道在哪儿流浪了。
来北京快十年了，其实我没有一刻是有安全感的，感觉自己永远在漂，永远在找，永远都要担心这个房东会不会把我轰走，下一个房子在哪儿。我睡过七块钱一晚的地下室床位，也住过七千块的公寓，即便结了婚安定下来，心里也很难一下子踏实，毕竟男人要养家。这样的经历虽然让人永远焦虑和紧张，但好处是会被逼成一个行动派。回到北京，躺进家中温暖的被窝，吃上了热和的拉条子，骨头里的寒意也慢慢散去了。在瞬间满足了所有本能的环境里，梦想可能会沦为一场梦。然而我没有忘记师父的话，翻出了当时写的纪录片策划，在家憋了一个星期，脑子里慢慢有了新的计划，此时，距离下一次奔赴原始森林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开始给在北京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想法，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否还有别的很好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我也担心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儿，在这个敏感的社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不一定会带来好事，但让我备受鼓舞的是，所有人都很支持，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新疆人该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我带上相机和借来的录音笔，开始记录他们的影像和故事。每次采访，我都会约在他们平时工作或者生活的环境，但并不会告诉他们我这次一定会拍下照片，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保持最自然的状态。采访的时候，我也会以自己在北京的故事为引导，让他们理解我的初衷。在企业上班同时开着餐厅的兄弟告诉我他对一家人团圆的渴望；在事业单位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他为自己拥有一份热爱的工作，而且能给这个国家做贡献而骄傲；卖烤肉的大叔透露了自己坚持在北京生活三十年只为让儿子治好病的愿望；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想得到一份工作的渴望；以跳舞为生的姑娘告诉我她为了养家而耽误了自己的梦想；五百强的白领告诉我即便做了高管、做了母亲也要为自己的梦想而争取一把……
到了二月底，我已经采访了二十多个人，他们分散在各个岗位，多半儿是我开始拍摄之后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说，我去采访和拍摄的时候就是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但每个人都非常坦诚，都把我当作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讲述了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说真的，在认识他们之前，我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很开放，或许是因为颠沛无常、充满挫折的生活经历，又或许是因为工作内容很偏，没什么人能理解我的想法，我也并不喜欢主动交朋友，总觉得没人能理解我，我也没办法理解别人。但在和这么多人沟通之后，我发现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共通点，那就是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有对自己的期待，对生活的渴望，还有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人生目标。这些感受让我更加相信这是一个会带来改变的图片故事，这些故事里没有被强调的民族身份和信仰，只有生存、生活和生命的精彩。
3月1号晚上，我在朋友的餐厅吃饭，分享着采访这些天来的心得。回家的路上，我在微博上看到了突发新闻：昆明火车站出事儿了！一路上，各路新闻客户端一个个弹出最新的消息，死亡人数在增加，事态越来越严重。我心里憋屈得不行，每个新疆人都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暴恐事件对社会、对个人带来的伤害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多少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多少家庭因此破碎，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到了家，我开始猛刷微博，看最新的动态，我爱人还在安慰我说不一定跟新疆有关系啊，前阵子也出了烧公交车和幼儿园砍小孩儿的事情，都不是新疆人做的。但我自己知道，大部分社会治安事件虽然跟新疆无关，但一旦有一个有关，这个社会对新疆和新疆人所迸发出的敌意都会是非常严重的打击，而且是花很多年都难以恢复的打击。
一直到半夜一点，我心情都难以平复，微博上已经爆出犯罪分子的很多特征，但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心里却像在原始森林里一样冷，一夜都没有睡好。一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都会睡到中午，但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我就醒了，翻开手机，看到了最不希望看到的：“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一起有策划有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该团伙共有8人，均来自新疆。该事件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后面我就看不下去了。
上午九点，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你好，请问是库尔班吗？”
“我不叫库尔班，我叫库尔班江。”
“哦，还不都一样。”
“不一样，你会管张三叫小三吗？请不要叫我库尔班，我叫库尔班江。”我当时情绪已经很不好了。
“我是片区派出所的民警，我想问下你什么时候走啊？”
“什么意思？我走哪儿去？”
“就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工作就在这儿，老婆孩子都在这儿，我凭什么离开北京？”
“我就是问一下，您别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
我放下电话，血直往我脑子里冲，虽然这样的问询对我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下午，面向楼道的窗户闪过三个人影，站在我家门口不动，悄悄说着什么。我爱人开了门，发现是社区大妈和两个民警。
“您有事儿吗？”
“没事儿，就问下你老公在家吗？”
“您有事儿吗？”我爱人又问了一遍。
“你老公没事儿吧？我们就问问。”
“没事儿，您有事儿吗？”
三个人开始后退，其中一个民警拿出手里的一个小设备对着我爱人不停地拍。
“您干吗呢这是？”
“没事儿，就是过来看看，排查。”
我爱人直接摔了门。
3月8号，早上一起床，我就发现马航MH370失踪的新闻引爆了各大媒体，手机又被刷屏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条微博引起了我的注意，公布的所有乘客名单中，一名中国籍乘客的名字被打上了马赛克。那时，关于昆明事件的新闻还很热，一时间各种流言四起：“一定是穆斯林！”“是中国籍乘客，搞不好又是新疆人！”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的买买提江·阿布拉前阵子就在马来西亚，心中突然有个特别不好的预感。没一会儿，我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买买提江真的在飞机上！他是个非常勤奋和优秀的画家，在喀什艺术学院做老师，刚刚随团在马来西亚的画展上拿了奖。我发了条微博，贴上了买买提江领奖的照片和他的作品，希望给大家一个解释。央视后来虽然把马赛克抹掉了，但我心里的马赛克一下子很难抹掉。在没有核实清楚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户口所在地和民族就轻易怀疑一个人有问题，这是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吗？之后有好几个媒体都联系了我，我向记者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是连记者都在问我，新疆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内地除了做小生意的新疆人之外还有从事别的职业的新疆人吗？
我更加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了，我需要加快速度让更多的人看到和我一样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新疆人。我联系好采访对象，背上包又出门了。当我去牛街采访卖烤馕的夫妇的时候，他们说自己接受过很完整的基础教育，汉语也很好，因为下岗所以来北京，起早贪黑只为了孩子能上个学。但在昆明事件之后，警察三番五次来打扰，要求他们马上搬走，好在他们的房东很负责，一直帮他们调解。但他们每天依然提心吊胆，生怕有一天不能在北京生活，没了收入，孩子就没办法再上学了。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在房山做村官的，我开车跑到他那边，做了采访、拍了照。在回北京的路上，我在六环就被拦下了，检查人员要求每个司机都要靠边停车，检查身份证和驾照，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我还加上了自己的记者证。
一脸蛮横的检查人员拿着我的证件问：“你哪儿的啊？”
“我身份证上没有吗？”
“我问你呢！”
“你自己不会看吗？”我情绪又上来了，声音都大了。边上一下子聚上来六个持枪的特警，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压住自己的火气。他拿走了我的所有证件，二十多分钟后才回来给了我，我已经抽完半包烟了。隔天去采访，我刚把车拐进长安街，余光就看到了拐角处的交警。开过两站地，等红灯的时候，一个交警走过来敲了敲我的窗户：“麻烦您出示下证件。”他看了我的证件，向我敬了个礼，说：“实在对不起，希望您能理解下，我们都是中国人，配合一下我的检查，麻烦您把车靠边，过一会儿派出所的人会来检查，核实一下您的身份。”我听见这样的解释，心里无比感动，赶紧靠边下了车。那位交警检查了我车上每一个角落，还有后备厢，还拿来金属探测器刷了遍车底。我递给交警一根烟说：“师傅，您也是真的很辛苦，两站地前面的交警看到我，到您这儿还是麻烦您特地把我拦下来了。”交警看我态度不错，也不太好意思，说：“我也是为了完成工作，而且特殊时期嘛，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看了他半天，问了句话：“那谁来保证我的，还有其他所有在北京和在其他城市的新疆人，所有踏实工作和生活的新疆人的安全呢？他们也没犯罪，也都是中国人啊！”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回到家，我开始加紧整理所有的图片和采访文字，把采访到的29个人的故事，包括我自己的故事整理成一个图片故事，就叫《我从新疆来》，发给了我认识的几个记者和网站的编辑。随后，我就整理好背包离开了北京，再次钻进了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里没有信号，一进去就没了外界的任何信息，直到收到我爱人的信息，我才知道《我从新疆来》火了。《纽约时报》、《南方人物周刊》、网易都发布了《我从新疆来》的图片故事，在网易发布后，第一天的点击量更是超过了两千五百万。她还给我发了很多网上的评论：“这些普通人的经历和我们都一样。”“我们其实是一家。”“希望每一个新疆人都加油。”等等，每一条都让我振奋，甚至有图书出版商联系我，希望我能借此出一本书。我师父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当他看到这些成绩，就对我说：“小库你就踏实地去拍更多的新疆人，采访更多的故事吧！做成一本书，再去做部纪录片！到时候师父再帮你！”正是因为师父的这句鼓励，我回到北京后，彻底放下了在纪录频道的所有工作，推掉了外面所有工作邀约，决定把《我从新疆来》做下去，做成一本书，做出一部纪录片。
微博上的评论和转发越来越多，有很多新疆朋友给我私信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新疆籍女明星佟丽娅也转发了我的微博，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佟丽娅的联系方式。在我发出采访和拍摄的邀请后，她说：“我还担心你不会问我呢！我们新疆人就应该更多地发声！”身边的朋友们也陆续向我介绍了更多的新疆朋友，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了全国各地。我给自己做了个路线图，带上相机和录音笔上路了。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福州、厦门、珠海、西安……每到一个地方，除了朋友介绍或者自己在微博上主动联系我的朋友外，我还会去当地的新疆餐馆跟老板聊天，让老板给我介绍他认识的新疆人。就这样，我前前后后联系、采访、拍摄了五百多个人，这其中有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地道新疆人，也有在内地长大的北漂新疆人的第二代，还有从没有去过新疆，但对新疆一往情深的，或者常年和新疆打交道，对新疆充满热爱的内地人。
直到现在都有人问我，你是怎么从五百多个新疆人里“选出”书里的一百个新疆人的？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说实话，书里的人物不是我选的，我也没有挑选的标准，并不是所有联系的朋友都会和我见面，也不是所有见了面的朋友都会答应被采访，也不是所有被采访拍摄的朋友都同意自己的故事被录进书里。有的在电话里就直接拒绝了这件事，觉得我是间谍。有的见面之后聊了很久才说，其实自己并不愿意被采访拍摄，就是想看看我是干吗的。有的约好了时间，干脆放了我鸽子，电话都不接。还有个自称是商人的大姐说她有办公室，要把我约到酒店房间，吓得我赶紧找借口拒绝。还有一个朋友，见到我之后就开始批评我，语气很不友善，说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民族情感，说我的工作根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还有一次在北京，我和一个朋友约好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我早早就到了，他来了个电话说工作还没结束，要晚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最后过了七个小时，我爱人来了个电话，问采访怎么样，我说人还没来，我已经等了七个小时，她说这太没礼貌了，肯定是放鸽子了，觉得我应该放弃，但我心里还是想等等。九个小时后，那个朋友来了，非常不好意思，也觉得我是真心想做这件事，最终把他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了我，我们还另约了时间又聊了一次，还拍了照片。所以，书中的所有人物并不是我“挑选”的，而是自告奋勇站出来，希望向这个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的人。
每次和采访的人见面，我都会先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信任，这办法通常都很有效。或许也正是因为我的坦白和真诚，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情感的垃圾桶，多年来无处可解决的问题、不能表达的情绪、无处宣泄的情感，一并堆到了我身上。我就像一块海绵，吸收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正能量，也吸收了他们的负面情绪，但毕竟我也只是个人，他们经历的我也都经历过，只是我早已经忘记了。一轮接一轮的采访让过去的心情再次被拾起，像铅块一样一个接一个压在我心上。因为是新疆人而租不到房子；因为户口不在当地而要走后门儿才能让孩子在自己身边上学；因为民族身份而找不到工作，是留下来打拼还是回到家乡……说实在的，谁都没有天大的冤屈，没有一个人是在抱怨，只有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对生活的期盼和希望，他们在感慨这是为什么。有一天我崩溃了，那是在上海，我完成了当天的采访任务，第二天就准备回北京了。回到酒店，夜已经深了，白天采访的沉重让我身心俱疲，这个时候警察来检查，态度特别恶劣，检查完我的身份证又突然要给我拍照片，还要检查我的行李。我要求他出示搜查证和红头文件，他一下子就跟我吵起来，说我阻碍公务，我完全没办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嗓门儿也开始放大，狠狠地踹了门，酒店的经理也跑上来，这才劝走了警察。关上门，我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开始痛哭，甚至有想要跳楼的冲动。我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直言自己做不下去了，感觉没有什么活着的希望，她不断地安慰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我才平静下来。挂了电话，我从酒店出来，走到黄浦江边上。江风吹得我慢慢清醒过来，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也不想放弃。回到北京之后没多久，我再次出门，一鼓作气采访了二十多个人，还和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签了约，开始了《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整理和制作工作。
托朋友的福，我有幸在北京采访到了已故的第一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的女儿赛少华女士，在她的建议和介绍下，我认识了前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我对王蒙先生的唯一印象，就是他在新疆那十六年的经历和每次听到都让人备感亲切的那句“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第一次给他发邮件的时候，我斗胆向他提出为《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写序的请求，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下来。我和王蒙先生一见如故，精神矍铄的老爷子说着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我们也成了忘年交。受到王蒙先生的鼓舞，我开始向更多知名人士发出给《我从新疆来》写推荐语的邀请。我在摄影界的前辈和老师那日松也答应帮我写序，师爷陈晓卿帮我写了推荐语，还帮我找到了白岩松的联系方式。师爷当时还跟我说：“白岩松从来没给任何人写过推荐语，估计没戏。”但在一个短信和一封邮件之后，白老师发来了《我从新疆来》的推荐语，我转给了师爷，他回了句：“太棒了！我真的没想到！”我又想到了成龙大哥，因为他常年在新疆做公益活动，我相信他也愿意写推荐，虽然帮我联系成龙大哥的朋友听到我的想法觉得我是想给《一千零一夜》写续集。我找到了成龙大哥的经纪人，发了一个短信和一封邮件，两个星期后，经纪人发来了成龙大哥亲笔写的推荐语。陈坤、崔永元、杨锦麟、网易CEO丁磊、《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凤凰周刊》主编周宇、《人物》杂志主编张悦、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我都是用同样的方式，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他们，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朋友越跟我说不可能得到支持，我越想去试一下，我更相信是《我从新疆来》里每一个人物故事的真诚，是他们每一个人对社会和谐的期盼，才让我得到了这些机会。
从七月到十月，一百多个人物，一共五十多万字的采访内容在我和编辑夜以继日的整理下完成了，整个书稿前后一共修改了五遍。封面、版式、打印、装订……当全新的、散发着书本香的《我从新疆来》拿到手里时，我感觉像是自己接生了个孩子。
2014年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王蒙先生来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来了，我的好朋友、《中国好声音》（现更名为《中国新歌声》）亚军帕尔哈提也来了，我的父亲还有家人都来到了现场。在所有亲朋好友和一百多家媒体记者的见证下，《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采访、整理、编辑工作，正式在全国发行了。
那之后的一个月，各家媒体对我的采访络绎不绝，有时候一天就有三个。电视、平面、网络媒体争相发出邀请，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浪、腾讯、BBC、CNN、NHK轮番上阵。我还回了趟新疆过古尔邦节，只因为有五家媒体想拍我家过节的情景。每天都有新的采访邀约，连《我是演说家》的编导也找到我，希望我去参加比赛，结果每天除了被采访拍摄之外又多了个背演讲稿的任务。原本我只是想去玩儿一票，结果第一场录制就晋级了，我拜了乐嘉为师，又开始了更加严苛的背演讲稿的征途。乐嘉老师还邀请我去了他的性格色彩的课堂，多少年没上过课的人又回到了用维吾尔语记汉语的状态。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忙过，一下子瘦了十公斤，脸颊都缩进去了。“年度摄影师”“年度有态度人物”“年度封面人物”“年度作者”等各种奖项一个又一个降临到我身上，要知道我上学的时候都没拿过一个奖。
每个朋友都在跟我说“你火了”，好像没有人说“《我从新疆来》火了”，虽然我真正的目的是这个。慢慢地，连我自己都失去了重心和焦点。一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好像所有的采访都戛然而止，也没有了新的邀约。我回到家，感觉脚底下突然空了，前一个月还在飞，突然就被摔在了地上，我有点儿蒙。
半年多的紧张生活一下子放松下来，我在家歇了一星期，每天重复着睡觉，吃饭，刷电影……有一天我爱人下班回家，看到满脸胡楂、陷进沙发里的我，听我念叨了一句“这新闻热点过得太快了吧”，就坐下来跟我说了一句：“过去的成绩是不是该翻篇了？你的下一步呢？”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才发现我真的差点儿就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最初的目标，最初的梦想。《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又翻出了压箱底的纪录片策划，重新修改了一遍，这时候我已经认识了更多的人，也有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从新疆来》，我比一年前更加自信了，只是我发现这个社会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对新疆那么有自信。
我找了更多更大的公司，希望可以为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投资，虽然所有人都表现出比一年前更积极和浓厚的兴趣，但在多次商讨之后，还是因为害怕题材敏感而退回了策划。我想了半天，只是普通人的生活，这个敏感又是在哪儿呢？但我不想等了，我需要先做出一个样片，让人们看到，我要拍的纪录片一点儿都不敏感。
很多转折点都会在你坚持的下一秒出现，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增添了极大的信心，让我坐上了火箭——我得到了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的机会。2014年12月9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俞主席会见了我和书中其他几位在京主人公，他见到我之后，握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也是不容易，书其实还可以写得更真实一些。”我开玩笑般地跟他说：“这书要是写得再直白点儿，就出不来了。”俞主席还说，他已经向各个省市的一把手都推荐了这本书。我也直言不讳地向俞主席说明了我做这本书的初衷，以及这些年新疆人在其他省市工作生活时遇到的种种，如酒店拒绝入住、警察特殊安检等问题，俞主席非常耐心地听取了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需要大家一起去面对和解决的。我还向俞主席表达了正在筹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并且准备制作一版样片的想法，他说希望我能尽快完成这部纪录片，他会非常期待。有了俞主席的支持，我更有自信把这件事做到底了。
幸运的是，在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接待我的王艳宇老师的公司主动接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工作，并愿意做先期的投入帮我完成样片。我找到干娘李晓东做导演，找到师父王路做摄像，找到了录音大师杜晓辉，都是以前一起工作的老师们。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我又重新回到摄影助理的状态，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个制片人的重担，而且是要花自己腰包里的钱了。我们迅速出发开始了拍摄，以帕尔哈提、艾力克大叔、茹仙古丽这三个不同环境、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为主人公，奔赴北京、乌鲁木齐和吉木萨县三地，用了两周的时间完成了样片的拍摄。回到北京，王老师又帮我介绍了资深的剪辑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样片的制作。
这期间，我也各处联系着有投资可能的对象，因为俞主席和我会面的消息在新闻联播的播出，主动联系我的人也有不少。其中有一个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开口就说要投资一千万，远远超过我所需要的资金，我美得不行，乐呵呵地就去跟老板见面了。见面后聊得也非常好，就在我以为胜利在望时，这个老板提出了一个让我直接止步的要求，他说：“你看你能不能安排这样一个故事，让你书中的一个在五百强工作的主人公因为对自己的公司不满然后辞职，到我公司来上班。这样你也可以拍下我公司的环境，采访一下我，你看我也是非常支持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工作的。”我静静听他说完，回道：“我很欣赏您的编剧能力，您看，要不等我下次想拍电影的时候，咱们再聊这个事儿吧。但就算我拍电影，我可能也不会这么编故事。谢谢您对我纪录片的支持。”说完我就跟他告辞了。
回家的路上，我努力平复自己心中的愤怒和憋屈，或许是因为现实的讽刺和残酷，或许是因为每天都在为如何找到资金而奔波，我身心疲惫。我知道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我也希望能花钱买一份有营养价值的美食，送给这个社会。
也许是功夫终归不会负了有心且有计划和行动的人，也许还是我命比较硬，三个月后，我拿下了纪录片先期的一部分投资，虽然只够支撑完成所有拍摄工作，后期制作和宣传的钱还要再找，但这已经是个极好的开始了。王老师偶尔还会跟主创团队戏称：“我们的每一分投资都是阿江拿命去争取的。”
2014年4月，我组建了一个六十多人的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的拍摄团队，并且把主创团队召集到一起开了第一次拍摄策划会，随后在上海举行了开机仪式。6月，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正式开拍了。
古人云：万事开头难。但古人从来不会告诉你有多难。我天真地安慰自己最难的早就已经过去，但谁知世事难料，最难的永远都在后面。
不管是采访、拍摄几百个人，还是编著一本书，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单打独斗，用自己的创意，自己思考，自己安排时间和步骤。拍摄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时，我第一次承担了总策划、总导演和总制片人三项重任，要知道一年前我还只是个掌机的摄像！我请来王蒙先生和师爷陈晓卿做顾问，还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新疆籍导演和演员陈建斌来做艺术指导。按照我之前的想法，纪录片一共五集，还要单独拍一个纪录长片。拍摄中全部起用年轻导演，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按照电影的拍摄手法来做，聘用费也要比一般导演的费用要高一点，出去拍摄的条件也一定要比过去好一些，设备用电影级别的，纪录长片还要有冲击国际大奖的准备。我在第一次策划会召开的时候说了自己的想法，说得自己热血沸腾，大家纷纷献言献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两个星期后，五个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进军，开始了一个月的试机和前期拍摄的工作。
我们要求每个摄制组出去拍摄之前都要交一份拍摄计划，以求每个导演对具体要拍摄的内容心中有数、脑中有谱。人都还没走呢，拖延交稿子、交出来的内容完全没谱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接踵而来。找钱特别难，但花钱非常简单。开机之后，钱像水一样流走，几乎每走一步都是一笔费用的支出，这都是我之前做摄影师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的事情。再加上前期素材拍摄回来之后，从导演到摄像都发现了很多问题，还有主人公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再配合拍摄，需要换人。虽然这就是前期采访去试机的目的，但也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所以选错了人？是不是我就没办法掌控这件事？
两年前，我是个只要完成自己的拍摄任务就可以回家休息的摄像，我不知道每次出差要花多少钱，不知道租机器要花多少钱，不知道人员劳务每天要花多少钱。每次出去拍摄，就算条件不好，团队里的每个人都一定是以拍出好画面为重，以自己热爱的工作为重，从来不会怠慢自己掌的这个镜头。直到我自己做上制片人，做上导演，我才明白掌控一个纪录片有多难。我要面对的是更加现实的社会，是更加现实的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还有想法，难免会碰到只想混日子的人。
我从小就是个喜欢当老大、做大哥的人，当年做石头贩子时的那股子黑帮劲儿在我骨子里刻下了很深的痕迹。我一直把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当成每个参与进来的人都愿意而且主动一起做的事情，我也相信团队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一直想象着大家都满怀诚意，一心想一起做好一件事的那种大团结的团队工作景象，从没有想过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无私无欲的勇士，每个人在利益面前都会有私心，而且，恐怕这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这样的。我并不认为我对团队的每一个人充满信任是错，这个社会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做事的时候更需要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这是对自己，也是对团队最大的负责。
沉浸在悲观的情绪里是做不成事的，我和主创的几位老师们商量之后，果断和团队中两个导演解除了合同，另外聘请了三个导演。在进入正式拍摄前，我重新召开策划会议，推翻了前面所有的思路，将五集片子变为六集，每集三个人，重新联系主人公，并重新安排导演。
正式拍摄应该就很顺利了吧？我也觉得可以很顺利，两个月拍完然后进入后期是我们订下的计划。但计划是一定赶不上变化的，既要配合主人公的时间，还要确保拍摄人员的时间能搭上。还有天气原因，到了夏天，飞机延误是每个摄制组都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摄制组大老远跑到广州拍做滑翔伞教练的阿布来提·买买提的故事，正好阿布买了台新的动力滑翔伞，还没开始组装，摄制组激动地表示一定要拍下来，没想到新买的机器的一个非常小的零件是坏的，我们只好跳过这个环节，直接去茂名拍摄飞伞的镜头。我每天都能收到导演比前一天更绝望一点的短信：“今天风向不对，又没飞成。”只能安排拍摄了阿布一些的别的活动，最后等了五天，愣是没等来风。摄制组有下一个要赶去拍摄的地方，无奈之下只好离开，打算之后再安排补拍。没想到，摄制组离开的第二天，风就来了。
像这样天时、地利都差一点儿的插曲真是不少，但对一个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和”。经历了“导演风波”之后，我在和团队的沟通上更加小心了。越是这样小心，我的压力越大，越想要逃避。逃避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与其说是压力太大，不如说是自己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怀疑，问题出现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个感觉，我原本是希望让每个导演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创意，但事实上这样根本行不通，必须严格以我自己的风格为主，而且必须严格监督所有计划的实施情况。
在紧张的拍摄期间，《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在2015年也开始了维吾尔语版及其他新疆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在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的推动下，英文、日文、法文等外文版本也陆续发行。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一直以为把《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翻译成外文是一种外宣的需要，只是想让这本书成为海外的人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我甚至没想过会有多少人想看这本书。当然，如果这本书有外宣的作用，我也觉得是附加值。
《我从新疆来》英文版发行后，在一个华人朋友的推荐下，我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参加他的基金会举办的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在准备的过程中，得知我会去亚特兰大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又帮我联系了当地的常春藤学校埃默里大学，争取了一次在校内做交流活动的机会。六月下旬我就出发了，先是参加了卡特基金的活动，向卡特先生赠送了《我从新疆来》英文精装版和一顶维吾尔花帽，活动之余又完成了在埃默里大学的交流。因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成功，全美其他常春藤学校也通过埃默里大学的中国学生会联系到我，希望我也能在他们的学校做一次交流。这个交流安排在了九月。第一场活动的公告发出后，又有三所大学联系我，表示希望做一次交流。最终，在二十四天内，我在哈佛、斯坦福、纽约大学等十二所大学完成了交流活动。
我从美国回来时，纪录片的拍摄也终于全部结束了，正式进入了后期制作。但这时，资金的紧缺让我和团队都急红了眼，前期的资金已经快要见底，后期制作和宣传的费用还一筹莫展。一个朋友建议我试试众筹，我那时候连众筹是什么都不知道，在网上查了半天才搞清楚。众筹可以是件很容易的事，来钱很快，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一个艰巨的承诺。我尝试着联系了几个众筹网站，感兴趣的也有几个，有的希望把这件事当生意来做，用我这个众筹项目帮忙卖点儿他们平台的新疆土特产；有的并不理解这个纪录片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最后，一个很年轻也很擅长讲故事的众筹平台，开始众筹网，帮我完成了这次筹款，一共有2270人参与了这次众筹。我们也给参与众筹的朋友建了一个微信群，在交流中，我发现有很多人都不是新疆人，他们都认为《我从新疆来》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心愿。有个朋友说：“我是河南人，因为这个身份经常被人看不起，我希望能用《我从新疆来》这个项目向社会表达反对标签化和地域歧视的愿望。”
众筹结束后，我有了后期制作的费用，终于投进紧张的后期工作中去了。受到众筹的启发，我决定发起更多知名人士和群众的力量，向参与众筹的每个朋友和身边的所有朋友发出拍一个“我从哪里来”的视频的邀请，请他们在视频里说出“我是谁，从哪儿来，梦想是什么”这三个问题。最后，我收集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几百个视频，其中还有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专门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经过剪辑之后，成了每集纪录片最后的花絮，甚至比纪录片本身的表达更加有趣味和力量。
拍着纪录片“马上又”做众筹，做完众筹“马上又”做后期，做完后期，我请来了著名的新疆人——音乐制作人、作曲家马上又。我和马上又相识是在人民大会堂的那场《我从新疆来》新书发布会上，虽然当时我因为过于匆忙都没能和他好好说句话，但在我再次和他联系，希望由他来制作纪录片的所有音乐的时候，他表现出了莫大的热情。在讨论中，我和他讲述了“我从新疆来”的故事，讲述了“我从哪里来”的概念，他听到之后，很快就和他爱人吴浩箐写下了一首歌，就叫《我从哪里来》。当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我从新疆来”的故事之后，我能感受到，这首歌其实也是他自己对这个世界和人的一种表达。很快，他又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和人脉，给这首歌拍了MV（音乐电视），用倒放的方式讲述了人的旅程、人与人的关系和相通点。
这首歌完成时，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也接近尾声，我终于有机会看到了完整版的正片，肩上累积的所有压力都变成了满满的动力。
四年前，我还只是一个摄像，而现在我终于完成了自己制作一部纪录片的梦想，一部以新疆人的中国梦为主体的纪录片的梦想。我完成了自己想要的表达，完成了我和参与这部纪录片的几千人共同希望社会拥有的一种平等和友爱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