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中叶以后的城市建设中士绅的角色
清代嘉庆之后，成都的士绅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外地士绅、商人、官宦迁至成都，以期发挥更大的地方影响，如刘沅从双流迁居省城淳化街后，积极参与了更多的省城事务，如重修武侯祠、为黄忠立墓碑建祠等等。而乾隆年间，李调元、彭端淑等官员归隐后都没有回到家乡而是寄寓成都，马秉肃、陆炳、朱云焕、杨芳灿等江南人或游幕于成都，或于川官卸职后留在成都，他们都作为异乡人留在这个城市成为地方士绅的一员。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一些成都本地士如绅卓秉恬、潘元音等在科举起仕中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当成都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后，经济力量增长的地方士绅更加积级地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在城市物质建设中更加关注城市地方文化的认同。
如在嘉庆二十年间，四川地方政府向中央朝廷申请将成都武侯祠列入祀典，成都的地方士绅是这次申请的主角，这次申请由成都华阳绅士江岷、叶长春、向大溟、潘时彤、黄廷璧、李安琏等呈请，没有了清前期官方文献对武侯祠忠义的政府形象的强调见各级官员的武侯祠碑文，而强调武侯祠福佑地方的功德："历年水旱灾伤有祷，辄就护国佑民"。这些城市士绅的立场充分体现出清代中叶城市发展后地方意识的强化。
同治九年，成都的在籍绅士前工部侍郎薛焕前浙江提督鲍超，前湖北巡抚严树森，前直隶按察使孙治，侯选盐知事叶长春，岁贡衷兴鉴等人联合在职的川官呈请禁止在成都周边烧窑，这些地方士绅认为在龙脉上取土烧砖，会导致地脉受伤，省运衰竭，呈请禁止在省脉所关地烧窑，要求将一路瓦窑拆毁，永远不得取土开挖。城市地方士绅对地方风水的重视来自于地方认同感的增强。
嘉庆以后，地方士绅更加以积级主动的姿态参与城市建设。由于白莲教起义，四川地区的赋税征收变成以前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方政府财政十分困窘，作为战争的后备基地，四川地方政府的预留款项就更少了。而此间四川的手工业、商业稳定发展，一些士绅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稳定的城市景观建设力量，如马长卿等商人士绅。成都士绅举人马长卿为光绪年间举人，以机织业富贾一方，勇于任事，积极投入地方建设，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营建崇丽阁景区，在青羊宫修造园亭，花会时免费供人参观游览。他们在城市社会中营建自已的地位的同时，也使公共园林成为官员士绅社交网络的平台，尽管这个平台形成的时间比江南城市晚了很多，但它表明成都城市乡坤在城市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地方士绅与政府的融合渐入佳境，对于士绅对城市建设的积极参与，政府与士绅皆乐见其成，因为它们既使政府形象上披浴慈辉，更可充实地方士绅力量。当然，这些城市士绅的角色在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及价值方面扮演的角色趋于保守，其功能在于整合社会，而非分化阶层；就淡化上下阶层之间利益冲突而言，他们旨在调整政权与社会的关系，调和社会矛盾，与西方的中间阶层在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正好相反这一观点在梁其姿对地方慈善事业的评述中，也有阐释。他们绝不会蓄意与政府对抗，也从不力图挣脱中央控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一定的地方影响和社会地位。因此，在城市建设的"公共范围"中，教化的目标从未被忽略过，"盖闻人之得纲常较难于得富贵，天之重名节更甚于重事功"。地方管理与认同感虽然有所增强，但国家意识形态却空前地牢固和普遍。所以城市士绅虽有发展地方社会自主的潜质，却没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发挥。
第三节 清代成都城市地方认同的重建
清代城市的重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重建过程，也是一个地方文化认同的重建过程。地域文化认同上的缺失会导致个人或地域人群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焦虑，地方文化认同危机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接触或社会动荡的场域中。清初的成都城市重建中，长期的社会动荡，本地土著在战争中流失，移民充斥城市，城市社会共同体一直面临这样的地方文化的认同危机。"地方"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涉及了多重的选择，具有极强的伸缩空间，比如地方名人或是出于本乡，或是曾仕宦本乡，或是有功于本乡，流寓本乡。因此地方认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包弼德(PeterK.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关心某一地域的士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如何以"地方"为基础来建构一共享的身份认同。在不断地变迁。只有当城市中关于地方身份的意义形成相当的共识后，并受到共同的关注时，地方认同才得以重建。而只有地方文化认同得以重建后，才意味着城市的重建告一段落。
一、清代城市重建早期地方士大夫对地方文化的认知
（一）地方文化的边缘化
在清代地方城市重建的早期中，城市是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造才发展起来的，这个重造过程必然伴随着国家意识的制度化强化，甚至伴随着城市本地文化的边缘化。四川和四川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的变化，在很多方面皆影响到四川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对地方文化和国家观念的定义，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建设中的建设意识。四川地处中国西南隅，自秦汉以来己设郡县，宋明长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日益远离四川地区，四川被视为边远之地，北方的官员和士子来到四川，大多发些沦落天涯的感慨，记载一些猎奇异趣之事。
清初，四川的凋弊使得人们对四川的认知更为陕隘。宋琬在康熙十年（1671）从扬州赴成都任四川按察使时，不仅自己悲愤交加，他的朋友们也都对他此次赴川同情不已，朋友孙郁在《宋荔裳按察由扬州泛长江之任成都得近体却寄》中写道对成都的印象："烽烟乍息残黎少，稼穑深荒野木宽。"与宋琬并称清初诗坛南北二杰的颜光敏也在送行词中写道："巴蜀年来成鬼国，蚕丛鱼凫重开疆。"1671年的四川在人们眼中如同鬼国，而且"猰貐磨牙"，"驺虞垂首"，刑罚不平。
成都府通判章元炜(承德人)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中州到成都赴任，走了两个月才到成都，"释惊魂而至止"后看到的是城市是"荆榛蔽野，瓦砾盈城。哀鸿翔集，寥寥几处村烟；吠犬荒凉，寞寞长川草塞"，惊叹"当此凋敝之乡，可胜痌瘝之痛耶"。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中发出感慨："应是乱后还蜀，流贼难平，人民未靖，送者多悲歌感慨之间"。
四川在清初一直在权力中心与文化中心的边缘，清政府一直把四川作为边陲之区，来自江浙和中原的官员多视前往四川为畏途。清代四川官员长期与云贵两省一样拿边俸整个清代只有康熙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之间，四川官员改边俸为腹俸。在李调元的京官生涯中，作为四川人，他一直被称作边省之人，并被认为有着边省之人的秉性，"素粗直，不圆通"，甚至乾隆帝也认为李调元"系边省人，不善迎合上司"等等。四川作为边省一直是"举国通察"四川作为"边野之地"的印象在朝廷是根深蒂固的，乾隆丙申，川籍官员李调元因公事得罪大学士舒赫德、阿桂，请旨交刑部治罪，左侍郎迈拉逊为之求情曰："彼边省之人，素粗直，不圆通。"乾隆辛丑，乾隆帝降罪于李调元，说道："朕以该员系边省之人，不善迎合上司，容或有之。"无论从科举名额、官员俸禄等级，四川都一直享受着边疆省份的待遇。
同时四川人自己也认同四川为边缘地区。成都作为边省中心，在清初本地士人心目中形成的文化落后、偏僻狭远的形象影响到城市最初的地方认同。
（二）清代前期地方士大夫对地方文化与国家观念的认知
中国传统士绅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地方士绅们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和文化行为，创造和定义了地方文化。城市重建前期的地方士大夫在国家框架下小心地建构地方文化，整合地方认同。同时他们也通过这个建立地域文化认同的过程，也强化和巩固了清以来的国家观念。
地方士大夫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标榜，往往不是表彰地方文化本身，而是要显示他们自身如何代表地方文化的水平，地方文化又如何体现国家文化。
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都府志》作者提到成都的风俗时是信心不足的："蜀虽僻壤，久沾德化，渐仁摩义，庶可望其转移。革薄还淳，要使归于一，道封比屋，俟诸他年，正人心始于今日，是所望于秉钧者。"成都的教化之路虽然有希望，但还任重教远，要"使归于一，道封比屋"还得等些日子。对成都的评价是来自"德化"的程度，可见地方士人关注的地方文化重建是他所在的地方是否得到了"教化"。"正人心"是建设地方文化的唯一途径，因此，由士大夫书写的地方历史和其在城市建设中所极力要表述的，都是这个地方是如何得到教化的。正如程美宝曾分析的，地方文化认同某种形式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在地方的认同方式。
（三）清初士大夫对地方文化的建设
清初的四川知名士绅，不少并不在本地生活，而是在江南、京城等城市生活，与自己家乡的联系是极为疏离的。乾隆年间像顾汝修、李调元、彭端淑这样被认为是地方文化的代言人的士绅，成都甚至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他们的家乡。但他们却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言人，极力为地方文化寻求正统性。他们从小在外游学，从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并不像城市重建后期刘沅、马长卿等士绅一样本土化。顾、李等人大多曾为显宦，以大城市为他们生活的舞台，回到家乡，是他们生活中的落幕。就他们的仕途和事业而言，他们也往往处于国家与家乡的夹缝中，在他们未能厕身中央政坛时，他们回到四川省会成都，参与省内的政事；当无法影响政治时，他们又退到文化事务上去，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四川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对地方文化的定义往往要回溯历史，他们的地方文化建设往往落实在整理地方文典籍等工作中。
这些人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士大夫，无论他与中央距离有多远，他从不把自己视作"基层"或"边缘"，从不把自己视作仅仅属于某"地域"的群体，因为他们总是执意相信自己是属于"天下"的。在他们眼中，国家与地方是统一的。地方是国家文化在地方的体现，如李调元从十六七岁就随父游学江南，拜被乾隆皇帝尊为"九老"其二的一代宿儒钱陈群、沈德潜为师，青年时与同科探花赵翼、文坛泰斗袁枚、大学士纪晓岚、桐城大儒姚鼐、戏剧家蒋仕铨以及陈琮、毕秋帆、祝德麟、王梦楼等唱和，中年时与朝鲜驻华使节徐浩修等成了好友，而且一生直至临终前都保持同袁枚、赵翼的通信联系。他回乡后重视收集本土文化之风尚，力图重塑本土文化之地位。李调元毕一生之力所编写的《涵海》是集巴蜀地方文化之大成的学术总构和百科全书。
李调元等人的经历和他们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建树使我们意识到儒家思想中由家、国到天下的思路也深深影响读书人的观念。中国士人的传统，"其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其杰出者"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