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又回到涪陵来了？独自一人下船，沿着一坡石梯走进深夜；石梯上的青苔爬上墙壁，四面楼房都是青色的。凌晨的长江边，赶早市的人们正在路灯下装卸蔬菜、水果，蓝色大卡车是从哪儿开来的？这还是从前的涪陵么？当年走失的小男孩今夜睡在哪一条船上，船去何方？姑姑找回来，还在声声呼唤着“孟滋敏，孟滋敏……”江枫渔火，传来无声的回音。这还是涪陵旧城的河街、横街？四面都是农贸市场，喧嚣声不绝于耳；不知在哪一座老茶馆里，老船工正在讲杨柳街的故事。还是那条杨柳街，像柳枝一样浮出深夜……涪陵涪陵，时光重叠。
我又来到“白鹤梁诗社”，金家富老师站在长江边告诉我：“下面就是灌口，乌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原先是碛坝，1955年从中间错开了，像开运河一样，麻柳嘴和锦绣州就分开了。原先江岸是一片石滩，石滩上有个小渡门，上面的街巷都是木板房子……”而我们所说的这些地方，都已不复存在。
就连白鹤也沉入水下，好在白鹤还在，诗人还在，人们可以聚在白鹤梁诗社，谈论往生往事，心底悲哀。因为我的缘故，老人们也回忆起自己的母亲。
金家富老师说：“我母亲是很老实、很忠厚的一个人，家在马鞍、双庙那边，隔我们李渡还有一二十里。我父亲有三个女人，大的一个去世了，第二个不能生育，我亲生母亲为妾，父亲比她大二十九岁。我父亲是做生意的，家里是自耕农，有30石谷子的地，没有佃出去（否则就成地主了），房子也比较宽，母亲嫁过来的时候才十五六岁，在家做农活，生我那天，还在磨豆腐——我是1938年阴历冬月二十八出生，正在准备过年。”
“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给我父亲做生[10]，他抱着我和我兄弟站在街檐下。父亲去世，母亲才二十二三岁，这对我母亲本身是个悲哀。母亲只活了三十一岁，她是1951年阴历七月二十二去世的，我七月二十四结的婚，算是冲喜。我结婚的时候，还不到十三岁，媳妇不到十五岁，我们六岁就订了婚，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不是母亲那年去世，我还不会这么早结婚。回想母亲这一辈子，确实很苦……”金家富老师接着说，“我的大母亲也是灾荒年间，因为饥饿损害了内脏，后来病死了。1961年，要不是四川监察委书记梁岐山来李渡检查工作，把粮食从每人每月7斤半增加到15斤，我们这些人都活不出来，都要饿死了。原先我编写《李渡镇志》的时候做过详细调研，灾荒年间，在涪陵区李渡镇，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被饿死，都是有名有姓的。”
而随后，我们又说起个人与家庭，母亲和子女。我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失去母亲。”没想到，金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人（去世）还好办一点儿，要碰上子女（夭折），那就更不好办了。”
“我二女儿叫金小敏，1970年出生。”金家富老师接着说，他的记忆力惊人，“1977年5月5号，在老家李渡，妙音四组，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大女儿小兰出去淘洋芋，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二女小敏拿个碗肚[11]到塘里去洗，准备第二天上学拿去做砚台；等大女儿拿着第二钵洋芋端去河边洗，就看不到人了，到处去喊就没得答应。二女儿小敏洗碗的时候，栽到水塘里淹死了，就在屋前面的那个水塘，桂花塘。那会儿我大儿小勇高中毕业，还没有参加高考，在家收麦子，那天下午，他还从那里路过……晚上才发现没得人，才下去从池塘里摸出来……我当时下了班，正在田里薅秧，就感觉人很不舒服；广播里还在放《洪湖赤卫队》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当天晚上，我在十八里召开生产队会议，才有人来喊我，说小敏掉到塘里淹死了。我简单招呼了两句就回去了，回去一摸，已没有生气了……那个女娃儿本来还是生得乖……后来那半年，我写东西都不成篇。要是老人死了，还想得开些，毕竟有七八十了；那个年轻人突然死了，更要那个一些……这是人之常情。当时就拿楼板，割了个小匣子，当天晚上就抬去埋了，那阵还是土葬，埋的地方隔家有一二十里，因为不能埋到团转[12]，经常看起心里难受。我本来有六个小孩儿，三个儿，三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2001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摘棉花，中午吃了酒，造成脑淤血……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是悲惨！”金家富老师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我也不忍心再问。
我们说话时换了几个房间，窗外换了几个日月？无数次重温苦难岁月，时光、家园总是一体。我相信生死轮回，相信先辈之灵，在我们与后人的生命中延续，生生不息。
每一次来涪陵白鹤梁诗社，总有老人跟我讲述他们的家族历史与个人命运，而忠实记录他们的这一切，在我是一种幸运，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无须争辩，时间终将证明一切。
而谈及历史，我们习惯性地强调“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假如缺乏对真相、史实的基本认知与了解，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实中恰恰如此：太多人陷入概念的争论、争吵，却少有人去实地调查真相，研究史实。而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历史不在那些书本里，而在大地上、生命中。若不是这些年亲眼见到这些恩师，聆听他们的讲述，我对我们民族现当代历史的了解，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观念与偏见，想想一身冷汗。而当道骨仙风的全洪志老师一开口，我只感觉江水退潮，白鹤梁上现出密密麻麻的字迹——
“我母亲活了九十二岁，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她一辈子苦了：土改遭整，几个子女都跑出来，进了学校，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土改过后，她没有办法，父亲死了，房子和财产都没收了，她被挤到山垰垰里，一个人孤零零的，她就去茂汶县找她的大女子[13]，就这样过了一生。直到前一阵我才把我妈接到涪陵来……去世六年了，活了九十二岁。”全老师微笑着说，笑容里含着泪水。
“我1936年8月11日出生在四川省江油县永平镇，父亲名叫全晓初，母亲叫邓贵莲，祖上都是务农。父亲在镇上租了间房子，开了个小茶馆维持生活；后来利用这个茶馆，结交了一些朋友，当了甲长——那是民间组织，只是卖力，也没有工资。以后就因为他当过甲长，划成地主成分，土改的时候，就拉去斗，母亲也跟着一起倒霉。家里的房屋，还有十七八亩田地全部没收，还逼着我老头、我妈把金砖交出来，逼不出来就把我也拉去，和那些地富反坏右站成一排……我当时只有七八岁，贫协来了几个人把我拉去，拉到全家坝那里，就看到我母亲被吊在那儿，两脚悬空。他们逼我赶快说，你老头、母亲的金子藏在哪里，盐巴、布匹藏在哪儿的（他们当时缺盐少油，也需要布匹过冬）；你要不交代出来，就像你妈这样，把你也吊起来。又跟我妈讲，你要是不把金子交出来，你的儿子跟你一样。但根本就没有金子，哪里交得出来么。我当时还没懂事，也没有掉泪，就是害怕，怕自己也被吊起来。最后，他们就去我们老屋里挖，从地窖里的挖出几十个瓷碗，就是普通的那种瓷碗。后来实在没有金子，他们才把我母亲放出来，作为四类分子看管；住到山上，一千多米的高山，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十几里；去山上开荒，还不能乱说乱动，随时喊你开会你就要来开会，随时要斗争你，你就要去。原先永平镇的几间老屋都分了，分给了贫协那些贫困人员。我们是（被）扫地出门，啥子都没有了。”全洪志老师摊开双手，苦笑道。
“当时在全家坝有两派人：有一派人同情我们这个家庭，说别人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全凭劳动挣钱，你们就这样把别人吊起不说，还把娃儿弄来整，有些过分了。但是另一派人，就是住在山上，穷得很的那些人，就不甘心，非要斗不可。我父亲后来就给他们逼死了——父亲想不开，上吊死了。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当时有一个县委委员，也是驻村工作组组长，叫龙云，他就同情我们，想保我们，说人家那么开明，你们那么整不行，就制止了他们，把我放了。全家坝离我们家有三四里远。当时姐姐躲了起来，她是女娃么，两个妹妹还没有出世。龙云是江油县县委委员，他后来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他同意开证明，介绍我到江油县农校当学生，才把我保出来。这个事情被当地晓得了，就把他告到县委会；县委会的人就说他立场不稳，站到反动立场保护地主阶级的子女，他后来就被开除党籍，工作也扯脱了。龙云是南充人，也是大家庭出来的知识分子……”
“解放前夕，听到各种传言，我们一家人就躲起来，藏到山里去了；后来给我们反复做工作，叫我们不要怕，我们这才转来，住到街上。我们有两支火枪，主要是防土匪；我的一个隔房兄弟为了保护我，把它们藏到茶馆对面的楼上，当时被搜出来。火枪被没收了，并且当成了反革命证据，就说我们是要发动反革命武装袭击。父亲想不开，就在家里上吊死了。我当时已经读书去了，连父亲的尸首都没看到。我妈妈一直封锁消息，不让我晓得，怕影响我在学校的学习，直到我参加工作，我妈妈才写信告诉我：你爸是自杀……母亲整天吃不下，睡不着，还要遭斗争，但是她不愿意死，就是想看到子女究竟如何；母亲活下来了。”
“后来我两姊妹都跟到我一起，到江油县高级农业技术学校读书。我又转去成都气象学校，毕业后到四川省气象站参加工作。为了考验我们，组织上又把我们调到川东，在巫溪县红池坝，海拔2400米的山区建立气象站，我在那里是负责的。因为这是个技术部门，对成分讲得少些，对技术和工作能力要求多些。我第一次离开母亲是1954年，过后偷偷摸摸回去过，第一次回去是1958年，我从巫溪红池坝回家待了三四天。当时母亲还在永平镇，哎呀，惨！饿饭，被赶到山上一个草棚棚房子，母亲就带着我小妹妹，靠种一些野菜充饥，想起……”全老师哽咽了，“不说还好，说起就痛苦！母亲受了很多苦，一家人都受苦。当然现在好多了，只是春天来得太迟了！”
“我姐姐全洪珍也是学农的，后来调到茂汶县，作为住区干部，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她就跟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教授结了婚。这个教授是老干部的子女，193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跟着红军一路走，后来他调到农业局管犯人，1957年反右打成右派，说他是国民党‘三青团’，其实，他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江西省委书记，后来给他出证明，才落实政策的。”
“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生下来就送人了，送到一户农民家，改姓蒋；那是刚解放的时候，因为是地主出身，想躲过这一劫。后来她就靠卖豆浆、牛奶维持生活，都是苦命人。她都一直不知道她老头是怎么死的……”
“还有一个小妹妹后来跟到妈妈一起去了茂汶我姐姐那边。这个小妹妹叫全洪兰，她是给逼疯的……看到自己的姐姐、姐哥[14]被打成右派，自己的哥哥音讯全无，父亲又死了，母亲一天到晚在街上打扫卫生，她就扯自己头发，把头发都扯脱了……”全洪志老师点着了一支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而直到第二天，我们换到了隔壁房间单独长谈，全洪志老师才又告诉我——
“父亲去世，母亲后来去了茂汶，靠姐姐微薄的收入，加上自己捡破烂、下苦力，帮人洗衣裳、带小孩儿过日子。尽管政府说她怎么坏，老百姓还是很同情她，保姆之类的工作就让她做。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去成都开会途中，悄悄跑到茂汶去看我妈，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就把我的工资、粮票交给她。那时候已经是八几年了，她们的生活还是苦。我姐姐在茂汶土城；我去茂汶就住在我妈妈那儿么，像狗窝一样，没法，只有半间房子，厨房、厕所就在一起。那时我妹妹还在那里，母亲带着她……昨天旁边有人，我没好说，其实我的小妹妹全洪兰是被人奸污了才疯掉的。当时在茂汶，母亲看她年纪小，她当时只有十四五岁，没什么事情做，就让她跟一个裁缝去学手艺，结果被那个裁缝奸污了。我这个小妹妹只活到二十几岁就死了。那个裁缝姓王，本身也是受苦人，现在也已经死了。”全洪志老师如是说，停了一会儿，吸了两口烟，等烟雾消散，他才继续说——
“小时候，家里住的土墙房子，家家户户，屋里都供着‘天地君亲’，我们家也是。母亲还跟我讲过，她从前看见过张国焘的部队驻扎在江油县老家附近，一清早就吹起军号，在那里操练队伍，还组织群众劫富济贫，筹款筹粮。”而随后，全老师又说起灾荒年——
“1958年大炼钢铁，那时我们正在巫溪县杨桥区杨桥坝，本来是一千多亩的水稻产区，我亲眼看到的，原先都是水稻，黄彪彪的[15]，长得漂亮得很，但是没哪个去收；那时快秋收了，谷子烂到地里，全烂完了。为啥子？因为大办钢铁，人都抽到山上砍伐树木去了，我们都看到一排排的，挑着扁担、箩篼，扛着铁锹、洋镐上山。那一年（1958）秋天开始，饥荒来了。然后是大办公社，挨到来年，更是雪上加霜，肿病大量发生。我亲眼看到的。从杨桥坝气象站到街上吃饭，大约一里路，来去路过，路上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我们都不敢出来，一出来就看见这儿摆个一尸，那儿摆一个尸，老人多，娃儿多，那是1960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晚上在气象站睡觉都怕，到处是死人尸体。我亲眼看见的。”
“后来就看见有人挑白鳝泥，那里面有油脂，吃了把肚子撑起……我还问了的，说‘你们挑这个白鳝泥做啥子么？’他说：‘你还不晓得呀，村干部都发动我们去挑白鳝泥度荒。’我以前就见过的，现在才在书上查到的，白鳝泥就是观音米。当时还挖野根，地里那些草，都是一挑一挑挖去吃。我们气象站原先每月有32斤粮食，没有了，我们就去偷，去地里挖洋芋，挖到一个就拿回去煮来吃。”
“1958年大跃进，创高产，要求水稻亩产一万斤、两万斤；你杨桥坝是水稻产区，为何种不出来？逼呀，没有办法。我们都去区里参加会议，但没有给我们分配任务，因为我们气象站本身也有政务。区委书记就说：‘必要时你们下去催促一下，创个高产田。’田间地头都插着牌子，那些高产田亩产4000斤，也是造假，把几亩谷子插到一亩地里去。”
“灾荒年，我们在巫溪气象站，雨水好，没有大旱，整个川东没有大旱，完全是丰收年，这一点是肯定的！”全洪志老师斩钉截铁地说，“交粮食的时候敲锣打鼓，4000斤粮食交了一次再交一次，就成了8000斤。这个事情我们最清楚——我们去粮站领粮票，粮站的人告诉我们的，完全是造假。我们也不敢乱说，乱说不得了。转了一圈又交一遍，你不这样做的话就是破坏大跃进么。”全老师笑道，眼睛里仍留有一丝惶恐。
“1957年反右，一天24小时不能缺人。我们说我们有工作，就没有参加。结果县里打电话到省委，省气象站又打电话来，要我们抽一个人，至少去一个，县里就喊我去。我到农业局报名，当天晚上就开会，喊我参加积极分子大会，由县委工农部组织起来反右，分配任务，开斗争大会，出几个题目：要火线亮相，站稳立场，是站在国民党，还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右派分子是你自己跳出来？要求今天晚上就打夜工，通天亮写大字报，把那个县长李平，还有他老婆一起揪出来。因为当时提意见的话，很多村乡长都提出了工作作风问题，不艰苦朴素，作风粗暴，提到当时林业局、水电局，还有县党委书记身上。我们就把站长、农业技术干部、水电站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我记得有一个技术干部叫李晓华，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一个区委书记，鹰钩鼻，这个漫画胆子有点儿大，结果他脱不了干系，被作为全县典型来整，关到县委大院，后来全县通报。李晓华当时才二十几岁，送去劳改，整得好惨，反正的时候已经老了。县长李平是个民主人士，从前保过二十几个红军干部的性命，结果一查档案，是个国民党老党员。反右的时候也遭批挨整。但我在思想感情上，很同情这些受害者，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出身，所以印象很深。”
“‘文化大革命’我已经走了，到涪陵来了，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把我弄到涪陵来了；气象站有一个地主子女，那是破天荒的事情。我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否则不行。真相就是这个样子。”全洪志老师如是说，而最后又说回母亲——
“母亲死了六年了，在我这儿死的，死之前还在问我姐姐怎么样了，还是在关心子女。母亲去世之后，想不到单位还算开放，我跟（涪陵区）气象局说了，他们马上派了四五十人来布置灵堂。火化之后，骨灰运到茂汶去埋的，在茂汶县凤凰山，也是一座荒山，找了一块地，打了块碑，跟我小妹妹的坟挨着的。”全老师说。
临别前，我请全老师签名留念，并在我的笔记本上大大地写了“天地君亲”四个字。我想用心把它刻在白鹤梁上，献给滔滔江水与逝去的前辈、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