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天，铁皮船行在灰白的江面，两岸已不见风景，只见“发展”，江上漂着采砂船，山上山下，到处是开挖的工地，只有临江的红土山岩，偶尔露出石人的眼睛、石狮子的胡须。
船上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带着孩子，大家都去新津。一个卖菜的老汉，大箩筐里仅剩几根丝瓜。我问丝瓜多少钱一斤。他说：“今天啊，一块三一斤，卖了一百多斤。”这是2013年8月23日下午两点，从云阳到新津的船上。老城的丝瓜，卖一块三一斤。
我又问新津口有没有旅社。他们告诉我，王振贵家开的旅社，可以去那里吃包面[56]。
这位卖菜的老汉爱逗乐，喜欢故弄玄虚。我跟他斗智斗勇，还是问出了几个好故事——
在庙矶子江边有三块石，石缝中会自动吐米，中间可以坐五席、七席，够你吃的。但有一次，有人贪心，吃饱了还要，并用棍棒敲打三块石，后来石缝就再不出米了。
东羊子本来是一群羊子，你一赶它就变成一堆石头，你不赶，它又是一群羊，在江边吃草。后来地质队的人来寻宝，想把羊子捉去，结果羊子被撵下河。以后东羊子就再也不出人才了。
新津的地势是一只天鹅，当年有一员飞天大将就埋在这里。这一带本来要出霸王的。谁能看破这个地势，埋在那里，后人必定发达。
老汉又说：“几年前在船上也见过一个能干人，跟你一样，留着跨耳胡，专门听老人摆经。”我怀疑那就是从前的自己，也不一定。而无论是谁，他都在鼓励我前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去往新津的小船上，十来个人当中，我至少找到三位老师。随后一位名叫王祖和，我问起来，他就跟我讲起家族历史——
“新津从前叫新津口，我们老家就在新津口宝塔（乡），到我这里，都是十辈高头了[57]，都是在长江边挖泥巴、务农。我们祖上是湖广人，早先是王青、王林两兄弟上川，就落在新津口。祖坟都还在，坟上立的碑，碑上刻的字派：守、思、道、德、正、大、光、宗、耀、祖、永、兴、长、发、士、昌、福、禄、寿、考、运、康、锦、江。祖坟的地势是二龙抢宝。”
“我爷爷叫王宗炳，父亲叫王耀培，都是在新津口种地。我父亲才一岁半，爷爷就去世了，我老头孤身一人，发下来五兄弟（要是不死的话，一共九个，死了两兄弟、两个妹妹）。我母亲也只活到四十五岁，那时候集体生产，她在坡上割蓑草（编绳子用的），溜下来摔倒，中了风，回来三天就死了。我那时十几岁，还在故陵做木工，今年要满七十了。”
“因为家里穷，我只读了两年书，在太盛石桌子（小地名）。石桌子有张石桌子，是从土里挖出来的，上头还雕的花，后来供在太盛庙里。解放前，太盛庙有个庙佬，整天提灯照庙。有一回敲锣鼓‘忌戊’[58]，说那几天砍柴、割草的，推磨、纺线的，都不能破土动工，也不能挖泥犁田……
“1949年我们分到地，没分房子，自己有个茅草屋。解放前，我们家种的是地主王守富、王先陶父子的地，我们都喊他们老板。新津口没有大地主，老板父子解放后也没有枪毙。”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还在放羊，父亲去了故陵的红光铁厂，抬石头、炼铁……也是1958年进伙食团，一个队一起吃饭，一个人一天二两小谷[59]。一盆苞谷面糊糊，很清，一人舀一勺……我嫂嫂用白鳝泥烙的粑粑，那个白家伙、糯家伙我吃过，不能多吃，多吃了屙不出。普安卫生院的胡医生说，一个人可以吃三四个，和了菜的。灾荒年，再聪明的人，都上过那个当……”
“我们是新津太平大队五队。六队的陈振国、陈振泰、陈振民、陈振安四兄弟家里几乎全饿死了，陈振国家七口人只剩下两娘母，陈振民家只剩下一个儿陈启富。陈振泰、陈振安家，都死绝了。我哥哥王祖青、嫂嫂邱绪贤家里，四个儿、一个女儿都饿死了。”
“灾荒年跟现在一样，”旁边一位老人又说，“青年人没在屋，屋里尽是老人、娃儿。赶牛去地里挖红苕，挖不出几个，生产没有劳力，人都炼钢铁去了。”说话的老人名叫王国强，他们家的字派是：臣、忠、祖、仁、德，寿、康、士、克、昌，国、正、天、下、顺……
多么美好的家族心愿！
临下船的时候，女船员王献春（1962年出生）指着江岸告诉我：“新津是一座乡镇，原先江边的老房子都淹没了。我们家在普安，就在小河出去不远，那里也属于淹没区，地势在175米水位线以下——山上的搬得多，都迁到外地去了；下头的水淹移民搬得少，我四兄弟，两个迁到湖北宜昌，还有两个后靠，我们也属于后靠移民……”
“普安，我还没去，”我说，“我一定要去。”说话间，新津口到了。
下了船，老人领着孩子回家，我被热风吹到江边夕阳下。人在江边，感觉古老的一切近在眼前，历久弥新，生命与时空合一。
山坡有座庭院，我走上去，一位中年男子像是正在那里等我——他独自坐在院子里，旁边是一所小学，学生已经放假，校园里仍飘着五星红旗。我上前询问，先生就告诉我，他叫魏光礼，1951年出生。而随后他又说道：“我们家族的字派是：民、良、佐、太、光、大、文、绪、思、德、有、公。爷爷叫魏佐庭，父亲叫魏太平，从前都是跑船，爷爷、父亲都只活到五十多岁。我们都没见过爷爷。爷爷葬在帽儿山，小地名叫堤坝梁，现在已经淹没了。一些人之前用水泥把坟墓包起来，也没起到作用——坟墓长期浸泡在水里面，那个浪打过来，都要淹没。父亲1985年去世，埋在原先的三王庙，国家后来在那里办了一个老年福利院。”我们说话时，几个孤寡老人在一旁转悠，看上去有些凄惨，原来他们正是福利院里的老人。
“新津口原先是个红火码头，”魏光礼接着说，“老街有一百三十多米，都是石板路，街上大多是木头房子，也有青砖房子，居民总共一千多人，做点小生意，卖粮油米面，开杂货铺、纸货铺的都有。从恩施、利川、思南进出，都要经过新津口，运送米粮、桐油，各种蔬菜、水果，这里的柚子比较多。解放前只有一个甲保长。人们在河滩上求点衣食，也没有太富裕的。我们家自己有条木帆船（帆有十多米高），雇了十几个小伙计（也不算雇，就是大家互相配合，样样货都运）；从云阳老城，上到重庆，下到武汉，上海也去过。过去从新津口到云阳老城（上水），如果顺风，一个钟头就到了，回来（下水）就更快了。”
“解放后，新津成立了木船社，客货分装，还是人工用索索拉，我们都拉过，拉滩就跟到嗨咗、嗨咗地喊，拉到一个回水沱，水慢下来，就可以松口气了，喊伙计们，哦——嚯——哦——嗨……后来有了机动船，木船和人力拉纤就逐步被淘汰了。”
“新津口山多，地势是一只天鹅。滩不算险，风平浪静的。险滩在下游的庙矶子、鸡耙子，那里的河床上有些暗礁。这里1982年融山[60]，把长江都堵塞了，冷冻厂都冲到河里去了。后来通过长航局炸开泥石，加上德国支援我们的挖沙船，才疏通河道，但地势都变了。”
“我才三四岁，父亲就把我带到船上去玩，到老城、双江；后来我就在新津读书，只读了两三年；十二三岁就开始在农村挖泥培土，搞农田基建。赶上大跃进、灾荒年，我们还小，也吃过那个苦……”
“1958年大办钢铁，我们当时去共和（镇）起的高炉。”一位福利院的老人在一旁说，“农民昼夜挑矿石炼铁，炼出些狗儿铁、铁饼饼，还要再炼。一些人打瞌睡，晚上不出去挑，捉到也是打，吊起来打……我们被派到硐（村第）6铁厂炼铁，国家安排你去，你不去不行。把正劳力都调去了，家里只有老的和小的，种不出庄稼，就没得吃。国家给了点儿，但还是不够吃。”说话的老人叫姚明芳，从前是算八字的。可如今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忘了，也是一种境界。
“人类的生存，要靠每天每顿，”魏光礼又说，“哪怕稀粥，装饱了才能生存，那时连稀粥都没有，草根都弄不到来吃。”
“那个红苕捡起来，泥巴都不揩就摔到嘴里嚼着吃了……”姚明芳老人又说，“沿路爬，沿路死，在田里，在屋里走路也可以饿死……后来政策一开放就好了。”
魏光礼接着说：“我们原先的房屋在底下，两间两退的土砖房子，后来江西援助我们这里的希望小学（新和村小），又看中我们这个凼子[61]，2002年建校，把我们的地势占了，也没有合同。本来是好事，但我们自己的小孩儿（孙娃儿）就没在这里，到成都那边读书去了，这里教学质量太差……”魏光礼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是平民百姓。我说要再拆（现在这个房子），只有搬到政府里去住了。”
夕阳落在新津码头。我坐在魏光礼家的小院子里听他讲述。又来了几位福利院的老人，我起身给他们照相，他们就那样直直地看着我，脸色苍白，胡子拉碴，神态苦涩。
而魏光礼双手交叉，稳坐江边，胸前挂着一个玉牌。他又指给我看他们原先的住处，茫茫江水下的新津老街，谁还能看得清楚？只能看见临水的江岸，三两幢旧屋：一幢青砖房至今完好，坐落在柳荫下；旁边一座土屋深陷草丛，露出几根灰白的木梁，看似一艘搁浅的古船，我真想今晚就住在那里。
当斜阳沉入江水，照亮水中故园，我跟着魏光礼走进新城，身旁的红土高坡像一头伏地狮子，静卧在晚风夕阳里，默默注视着我们，仿佛天黑就要起身，去江上游走。
绕过山坡，走上一座新修的石拱桥，桥下水波清静，映着故园青山——原来新津已安全转移，来到与世无争、世人无从知晓的地方，静候知己问津。
魏光礼告诉我，1982年修的一座旧石桥炸了，现在这座桥下，原先都是老房子，三峡水位上涨之后，都淹没了，还剩一两家。果然，宁静的水边，还能看见一两幢孤单的小房子，白墙蓝瓦，倒映水中。而正当我们在桥上拍照，迎面走来几个中年人。
我上前询问：“这里从前什么样子？”
没想到这些人打量我一番之后，说：“你去找政府问。”
“我不找政府，就找你们。”我说。
“我们就是政府。”他们说。
我暗暗叫苦，原来碰上了乡干部。不一会儿，他们又郑重提醒我：“你要去乡政府报道哦！你想了解的，我们文化站都有，那些划龙船喊号子的，有专门的录音、录像。”说完便扬长而去。而走不多远，其中一个又回过身来说：“各是一行，老师，我怕你不是来搞这个的哦！”
他话里有话，我只有以沉默应对。遇见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卑不亢，不去理他。我还是跟着魏大哥继续前行。但没想到遇见这些人之后，魏大哥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我完全能理解。魏大哥还告诉我，从前来过三批记者，都是政府接待的。上个月，重庆还来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都是学生娃儿，政府接待他们好热情。“他们也给我们拍了照片的，但一直没有寄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将我领到新街。几个孩子正坐在街口玩耍，其中一个赤着脚的小姑娘，抱着一个脏兮兮的洋娃娃，两眼泪汪汪的，像是期待着什么。她叫周欣文，今年五岁了。
天渐渐暗下来，孩子要回家了，我想请魏大哥一起吃晚饭，魏大哥面有难色，说：“这会儿不去了，我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能勉强，我又提出想去给先人扫墓。魏大哥不再犹豫，领我来到山坡上，指着山下野草丛中的墓碑说：“瞧，那里就是墓地。”我独自下山，并虔心祭拜。祭如在，我分明感到先人正从土中望着我，为我指点迷津。
我先是拜谒了两座老坟，依山面江，石碑呈黄褐色，上面挂着红纸，因长年日晒雨淋，碑文已经模糊，隐约可见“终身俭朴留典范，一世勤劳传佳风”。四周青草茂盛。而另一处新修的墓园精致典雅，如来世的亭台楼阁，正对着长江，背靠新镇新楼，其中就有魏光礼父母大人的坟墓，上写着：“山青水秀生富贵，龙真穴正发人丁。”而近旁的墓碑上写着：“青山绿水千古秀，福地子孙万代兴。”我在夕阳映照的墓碑前流连，看见江水在石碑上波动。而等我返回，只见魏光礼夫妇俩站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我。
我又跟着他们返回新城，来到王振贵家的旅社。几个包工头正在餐厅里大吃大喝；王振贵老先生亲自上阵，忙得不亦乐乎。我想等他们走了，我好请魏光礼夫妇。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站在门口等着，那一行人又出现在我们身后，并厉声喝斥道：“不许住！你要去政府登记！”——原来这正是先前在桥头撞见的那几个乡政府官员。我假装没听见，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我暗暗叫苦，遇见他们，只有自认倒霉。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去他们那里登记，我宁愿睡马路、躺在长江边，也不去他们安排的任何住处。
可谁知这是新津唯一一家私人旅社，他们这一声吼叫，无疑断了我的后路。天黑了，天气炎热，餐厅里依旧红红火火，店家端着盘子进进出出。我就站在眼前，他们视而不见，甚至连头也不抬。深知无望，只得抽身，离开前我暗自发誓，永远不再来这里。
而我去哪里呢？走在新街，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四周有群众向我围拢靠近，他们显然是有话要说，有情况反映；另一方面，那几个乡干部阴魂不散，一直暗中盯着我，使得周围没人敢接近我。而关键时刻，魏大哥也撤了，好在临走前，他把我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老朋友易修全——这位叼着烟、沉默寡言的老先生走在前面，我只有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从相貌上看，这位面孔精瘦如雕塑一般的汉子非同寻常，而要让他接受一个陌生人，一个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谈何容易，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易师傅默默领我来到家门前，坐在门口乘凉，他还是不说话，只是坐在一边。我还是直奔主题，询问新津现实及历史传说。
路旁的一位妇女说：“我们是农转非移民，家里七八个人，只领到五个人的补助。他们不管你家里几个人，只给五个人的补助。我说都是移民，那几个人不吃饭啊？”可说到这里，她便就此打住。我这才注意到，一些村民正隔着一条马路在暗中望着我，却没有人上前来说些什么。我知道个中缘由：新津只有一条街，谁做什么，说什么，人人都看得见，听得见。
不一会儿，易修全的儿子易朝阳回来，好在这个小伙子什么也不在乎。他和几个小青年在门口支起一口火锅，大家一起涮毛血旺，并邀请我加入。我去旁边小店买来一些啤酒。
酒桌上，易朝阳告诉我：“我们小孩就在新和村希望小学读书，学校只有两个教师，一个叫何少奎何老师，快要退休了，还有一个叫靳远平的小伙子，他们各门课都教。那个年轻的靳老师除了教小学，还教幼儿班……我们这里别的都好，就是教育差。”易朝阳说。我们干杯。很快他又和朋友们谈起生意经，我听不太懂，就傻乎乎地坐在那里。
而等这一桌年轻人渐渐散去，坐在一旁的易修全师傅才慢慢开口——
“从前有种说法：嫁女莫嫁新津口，背柴、挑水，累得大揸口。”
“解放前，新津口有个地主叫魏佐富，是这里的保长，曾经在幺店子那边开个餐馆，后来被弓一孚雇凶杀了——人家叫他运货，他制造翻船假象，骗取货物，后来官司还打赢了；最主要的，还是魏佐富调戏了他的妻子，最后弓一孚就雇凶把他杀了，凶手姓吴……过去好多事情，谁都说不清楚……”
“我小时候就跟父亲一起跑船，后来又参加了老城居民组织的运输队。那时江上，随时都可能打劈船。我们从前还砍竹子、放筏子，从万县放到宜昌的平山坝码头，站在几万斤竹子上，浪打下来，把我们都埋起了也没事儿……”
“1982年五月端午节，我们代表新津口去云阳参加划龙舟比赛，得了冠军，还发了一面旗子的。”易师傅抽着烟，眯着眼睛美美回忆着，“那是云阳县城组织的，去的时候走上水，水流很急，轮船都上不去，我们还是划上去的。别人都穿的救生衣，我们就打个光胴，穿个窑裤[62]，滚到江里都不会淹死的……”
“一起比赛的还有长江航运社的、石板根的、双江的、乌杨溪的……人家都是单位出钱，我们新津口的自筹资金，一条船二十多人，各单位的都有。人家大鱼大肉，我们就吃点嫩黄瓜、稀饭馒头，还是搞赢了——横渡长江，从老县城的沙湾划到张王庙……”易修全师傅如是说。而今晚坐在他身边，我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份幸福与光荣，那是真正的荣耀，属于易修全，属于新津口。
夜晚，街上已空无一人，我们一同上楼。今晚我就住在易师傅家楼上。简朴的大房间里，一张黑白遗像在暗中望着我们，那目光深情而又凄楚——这是易修全师傅已故的妻子向彩香。
“她只活了五十七岁，阳寿短了些，我还比她大六岁。”易师傅坐下来又点了一支烟，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轻声说，“我们这个凼子穷，我直到二十七八岁才结的婚，其实她是我的表亲，她妈妈也姓易，家在四方石……人一辈子总得有个伴，还是想两个人，否则就像手臂断了一只……”
沉默良久，易师傅又说：“从前我还认识一个故陵姑娘，姓吴，叫吴淑明，是供销社李家珍介绍的，那是1968年，还在合作化时期，那年八月十五，她来我们家耍，住了七八天，我当时只有一个偏偏屋，她晚上就跟我奶奶住。白天我去生产队做活，天天上坡，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她就在屋里耍。她还跟我说，她妈不干，但她背个铺盖就可以过来……临走前她跟我说：‘我明天要走了。’第二天我也没去送她，我一个木箱子都还是她留下的，一直放在那儿。我那时毕竟太年轻，没有懂她的意思。她走了以后来过一封信，说你不让我嫁到新津口，我就嫁到别处去……我也没回信，后来她嫁到河南，我们就再没联系过，确实遗憾……”
“我本来是个粗人，读书读不进去，涮坛子……她也是个老实人，人长得高高的，有点儿胖，跟我妻子差不多，说话还是老实。我也是个老实人。还是个姻缘问题。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就看唱得好坏……”易修全师傅抽着烟，在暗中轻声诉说。
——原来人活着，可以仅仅只为一份荣誉，一份情怀与眷恋！
而提起现实生活，易师傅只是轻描淡写：“办了养老保险，自己还种点儿丝瓜、南瓜，可以了，是不？”我连连点头，泪流满面。
说到将来，易师傅显得忧心忡忡：“我们这一辈人还过得去，只怕将来（长江）河床逐步上涨，到下一辈，再下一辈，就困难了。现在把土地淹了占了，我说这是害了下一代！——土地没有了，怎么生存？”
是夜，我们在楼上大房间里彻夜长谈，不知不觉，窗口已渐渐泛白。黎明时分，我们又谈及生死之事，“天地君亲”。
易师傅说：“我们家的排行是：维、新、修、礼、义、元、绍、思、真。爷爷和老辈子的坟都在下头，原先的老街后面，都立了碑的；水淹了，还退得出来，但是碑就没再看见。父亲五兄弟，全部都葬在上头的帽儿尖，那里淹不到。父亲落葬的时候条件好些了，一共16个人抬，8个人一轮换。我抬前面，那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把自己的棺材也买好了。给妻子修坟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修在了一起；修一个也是修，两个也是修，这样还可以减轻后人的负担。我今后一死，只要把泥巴一搓，石头一揭，放进去就行了。我是长江边的人，哪怕我死了，心里还是要看到长江——我那个坟，两边都看得到。爷爷和父亲也都是土葬……生人和死人争地，各有各的打算。今后没了地方，挖出来都是火葬。”
这时，黎明化在窗口，江面一片苍白，新津像一只天鹅，腾空而起，挣脱了人间一切烦恼，飞向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