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县返回云阳新城，再从新城，回云阳老城，这一路，就连云中的太阳也变得炽热恍惚。正午，云阳新城码头，一些壮汉正叼着烟，藏在小树林里避暑、打牌，我从旁边经过；坡上草丛中，一幢残存的旧楼摇摇欲坠，我好像在里面住过。明黄的南瓜花在炎炎烈日下，顺着青藤爬上高坡。
鹅黄的江水平静如泥，令人窒息。好在风一动，船一动，江水也动起来；岸边岩石纷纷现出原形：石鱼沉浮，穿山越岭；燕子龛中的燕子从岩石里飞出，安抚着水中燕窝；涨水了，乳燕还在水下等待着什么？涨水了，即便江上往来人也难以辨认这里是长江三峡的哪一段。只是看着看着，万事万物都开始变幻。乱石睁开眼睛，望着江水落泪；睡狮顺风疾驰，野草轻柔；江岸野土中，王朝更迭，石人牵着石马，转战迁徙；被狐狸追逐的松鼠跟着野猫瞬间窜入草丛……层层屋基之上，空房间里满地禾苗，昔日的家，连着青山古墓，先人正从墓室推窗，看见你站在船头……船停在云阳老城的山坡下，这是2013年8月22日午后。
码头像一只龟背，刻满了甲骨文。你就顺着纹路登上高坡。一座棚棚立在路当中，一些闲人和旅客坐在这里休息。身后是一排简易平房，临江的斜坡边缘种满花草，有石竹、月季、太阳花、兰花草，与坡上的野草连成一片。坐在棚棚里临风眺望，真正感受到炎炎夏日里，土地和江水的恩赐。
我问女主人在这儿住多久了，怎么还没有搬迁。她说：“两年了，没钱，走不了。新县城的房子租也租不起，买也买不起。”我又问详情，她说：“老家在宝坪，公路里面，没有经济来源，就来这里搭个棚棚。丈夫在外面捞扁担，自己就在这里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儿女一样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新县城。如果不改建，就在这里住下去，一直住到老，如果改建，就再搬迁逃生。”她叫吴学碧，1953年出生。
而旁边的一位故陵青年郭宗能告诉我：“原先故陵岸边的那些棚棚都拆完了。我们搬到了新城，老城还没有拆完。来云阳老城是为了看望我八十岁的老母亲。弟弟郭宗明在江苏打工，老母亲留在云阳老城是为了照顾弟弟的孩子在这里读书。”
从码头转上去，经过一个菜市场，一些孩子正跟着爷爷奶奶在小摊上买豆花、冰粉，站在路边吃得好香。走出菜市场，只见斜坡之上一大片工地，新楼正建到一半，旁边的旧屋东倒西歪。阳光照着布满裂纹的石板路面。母亲推着婴儿车在路上慢慢走着，一个小姑娘正独自照看着路边杂货店。三两座临江的棚棚里，一些人正喝茶、打牌。
天气炎热，我走进“云阳镇卫生院”新建的小楼，这里大门敞开，里面开着空调，一些老人正坐在楼梯上歇凉，我加入其中，如坐进深谷。身边的老人都来自附近山区。
问及近况，七十二岁的刘道怀老先生告诉我：“我老家在云阳红狮镇山上，原先在山里种庄稼，那是保建村四队三组。我们生产队一百三十多人有八十多亩土地，现在庄稼种不成了，种的红苕、洋芋、麦子都给野猪拱了。我来这边，是为了照顾娃儿，十岁的小孙子在这边云硐小学读书，幺儿还在红狮镇老家屋里，是个残疾人。”
“说句要不得的话，”旁边一位穿草鞋的老汉说，“来这里的都是些不识字、不识秤的农民，没钱又没能力的；有钱有本事的，都买了屋到新城去了。这里的旧屋便宜，月租一两百。”
“那您来这里做什么呢？”我问。
“耍起的。”老人笑道。他叫杨高德，1938年出生。
旁边人又告诉我，红狮镇原先有一条乡村老街，河边上有的地方淹没了，移民迁到了高处，山上没有田，只有坡地，原先种豌豆、胡豆、麦子、红苕、洋芋这些，现在地都种不成了，从2010年野猪就开始来了。野猪是保护动物，国家不让打，种点庄稼都给野猪吃了……挣不到钱就来这里照屋，带娃儿，儿女在外头打工。国家扶贫款都是干部得的，社员得不到，要占人才能得到。
云阳卫生院今日没有开门，坐在过道里歇凉，也没见一个护士、医生。而出门如走出涵洞，在淹没区的旅途，就这样一程接一程。
沿着老城走下去，在不远处一家裁缝店里，遇见一位身材健硕的女裁缝，她丈夫姓黄，原先是红狮镇镜坪小学的民办教师。我问红狮为什么叫红狮。黄老师说，因为那山形像一头狮子，山上是红沙土。我又问为什么搬到这里，在这里做些什么。
“做下力，过节俭的日子。”黄老师说，“我1973年开始就在红狮镇山区民办小学教书，教了二十多年，山区很穷，交通不方便。当初，刚结婚的时候，我把每月9块钱工资都贴进去，拿给学生买书，学费收不上来。我还把自己在红狮镇西边，分家的时候得到的一间土房子拿出来给学生做教室，楼板拆了，做黑板、课桌，给学校用了6年，当时有三四十个学生，直到后来学校拨款，花一万多块钱从大队私人手里买了房子才解决了校舍……我们为山区教育做奉献，没想到落得个没饭吃的下场……”黄老师说起满腹辛酸。
“1988年，我带头做了结扎手术，当天人就晕了，又去教书、劳动，没有休息，后来身体就垮了……那些事情都不说了，现在低保、社保都没有得到。我一直都在反映情况。政府说马上解决，到现在也没给解决。我们一直相信党的政策，但上头政策好，轿子落不到地……这里的生活不行，老城人走完了，搬完了……”
“我们租的两间屋，”妻子补充道，“我开个裁缝店，缝缝补补，帮人换个拉链。他卖点儿竹器，生活还勉强过得去……”
我于是给这对恩爱夫妻照了几张合影，答应日后寄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一点小事。而为了给我留个确切地址，黄老师的妻子出门四处打听，邻居也都说不清楚。可见老城已没有确切的门牌号码，因为房屋随时有可能拆迁，最后只有寄到信用社收转。从相片上看，黄老师仍愁眉不展，而妻子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笑容满面。
再往前走，只见几间烟熏火燎的木板房，斜靠着山崖，将崖壁做一面墙。房顶和四面崖壁，覆盖着碧绿的爬山虎。沿着江边道路来到一座渡口，几只小船靠岸停泊，悄无声息。渡口的木牌上，白底红字写着“凉风台—白水滩”。下方还立着一个“渡口警示牌”，上面写着：
1.出门步步小心，方保事事平安。
2.宁等下一班，不坐超载船。
3.宁坐下一船中间，不站这一船边边。
4.小心行得万年船。
5.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故不得了。
6.乘不安全的船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开不安全的船是拿旁人的生命开玩笑。
云阳县海事处提醒你，
生命只有一次，请珍惜生命。
细读“警示牌”，像念一首船歌。这时，天已经暗下来，从渡口看去，云阳旧城像一座残破的岛礁，经风雨侵蚀已千疮百孔，在灰云与暮霭之中更显古朴苍老。傍晚又回到大街上，感觉自己像个流落街头的孤儿，路面烟尘滚滚，不知是风烟还是尘土。
前面是一座石匠铺，大门敞开，里面空无一人，新刻的墓碑清晰可见，两旁雕着龙凤，中间刻写着：“终天唯有思亲泪，寸草何曾报母恩。”（故显妣……老嬬人之墓）
我问旁边一对中年夫妇孙国友和覃吉清，这是谁雕刻的。他们说打石碑的出门了，他们帮着照屋。孙国友告诉我，老家在河对门，云阳宝塔乡小河村，先的房子都淹没了，移民都搬到了河南祁县……
“我的户口随娘家迁过去了，他没有，我们去了，没在那里安家。”覃吉清接着说，“原先一家人住的是一间木头房子，总共23平方米，十年前拆了，拆迁补偿原先还够买新房的，现在不够了。像我们外迁移民又买不到社保……”停了一会儿，她忽然问：“你是记者么？”
我说：“不是，我是教书的。”
“你肯定是记者。”覃吉清说，“你要说真话哦！这里有专门的移民贩子……”可话到嘴边，她还是没说下去，“你报道了，要是乡里村头来望到我们，我们又走不脱……”
我无话可说，感觉自己处处苍白无力。
而覃吉清又说：“原先我也是教书的。现在老了，就回来喂了十来只猪，做点小生意。”
问他们今后有何打算。
“没什么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孙国友说着，打开折扇，轻轻扇着。我惊讶地发现扇面上漂亮的字迹——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这是林逋的《山园小梅》，想不到它出现在这里，淹没区的老城，而我又匆匆上路，一路暗香浮动，粉蝶断魂。
前面一位壮汉赤膊站在路边，像个武士。我上前询问，他告诉我，他叫李国强，老家在南溪里头，淹没了，现在这里租个房子收废铁。满地钢筋、废铁就堆在眼前，而他和妻子就住在旁边一间破旧凌乱的小铁皮屋里。我给李国强师傅点了支烟，并请他签名留念，出乎预料，他的字苍劲威猛，功力深厚，让我想起从前在张飞庙上见过的张飞的字迹。
继续往前，大路上迎面走来一老一少，老汉带着自己的小孙子。我上前问候并问他们从哪儿来。老汉叼着旱烟告诉我，他们来自山区，儿子在外面打工，衣食难求，自己过来陪小孙子读书。老人名叫王思国，1949年出生，我请他签名，他说自己不会写字。而小孙子跟在后面，看上去十来岁，很懂事的样子。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有继续前行。
夏夜炎热，老城一片漆黑，没有旅社，加上头晕目眩，感觉有些中暑，我于是走进一家路边小店，喝瓶冰镇矿泉水。这时，一位老汉跟过来，像是有话要说。我就坐在门槛上询问、倾听并详细记录。门前停着一辆摩托车，上面坐着一个孕妇，旁边站着两个怀抱婴儿的母亲，她们像是在听，又好像在想自己的心事。
“我叫雷方庆，1950年出生，老家在云阳庙宗乡，民强村6组，祖上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迁过来的，落在斑竹沟，就我记得的，在那里已经居住了四五辈人了。爷爷叫雷兴广，父亲叫雷河端，原先都是在庙宗乡种地。”雷方庆师傅如是说。
“解放后，清匪反霸，枪毙了地主，我们一家四口分了三四亩坡地（没有分到房子），种红苕、洋芋、苞谷、黄豆这些。”
“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民强村建了5座高炉，房子拆了些，房梁、柱头、门板都拆了拿去烧火。我们的屋也拆了，烧完了，也没有给费用。后来就搬到伙食团，住的别人的屋，直到伙食团下放，爸爸、妈妈又带着我和姐姐去山上搭个茅草棚棚。灾荒年，我们民强村那个伙食团，一百零几个人，饿得只剩下七十几个人。我们家在1958年，五天饿死两个妹妹，都还很小，名字还没有取，一个喊作麻老鹰，还有一个叫女花儿。”
“原先我们一直都在民强村大垭口山上种地，现在野猪多了，种不起了，国家不准打，保护动物。后来我又去照看山林，看七八十亩林地。原先村支书给我担保，说这些荒地随便种，不用交税，自己种自己得，起屋也都是自己的。后来支部书记一换，前面说的都不作数了。我起的屋，土地证、房产证都没得到，别人在底角打个桩桩起屋，房产证都办下来，就我那个屋，手续办不下来，因为占不到人。我那是庙宗乡第一高、第一远的屋，原先一直都在，后来没法子，人搬走房子就垮了。我们属高山移民。农村没得学校，娃儿要读书，只有跟到过来，几个孙娃儿都在这边，读幼儿班的也有，读小学的也有……”雷师傅又指着对面的一幢旧楼房说，“你看么，那就是我小孙子，在渝光希望小学读三年级。”旁边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也在那儿读书。
我一抬头，只见马路对面的山坡上，一幢旧楼连着山体，仿佛山林灯火依稀；一群孩子正站在阳台上向我们招手；我立刻站起来，向他们挥手致敬！这时，阵阵凉风从山顶倾泻下来，驱散了炎热与艰辛。刹那间我也理解了身边的老人，为了孩子，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