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提剑扫霾烟，撑柱西南半壁天。
铁弹不磨唐日铸，虎符遥是汉时传。
耕桑奠土三千里，忠孝遗芳九百年。
族子远来原有意，好将世业裕光前。
一路默念着《冉氏族谱》中的诗句，我又离开新田，并独自上路，从万州去往开县。道路像一条蜿蜒的河，公共汽车船儿般出没于群山之间。开县为什么叫开县？我想，应是“清静当深处，虚明向远开”。
开县，我早该去，这里也是三峡淹没区，而这些年之所以“遗漏”了，是因为当初误以为所有淹没区都在长江边；然而还有大片土地，如开县旧城、云阳龙角、奉节梅溪河边，因长江支流深入腹地，江水上涨，两岸土地也未能幸免。开县，大片土地已经被淹没，房屋拆迁，我来晚了，可毕竟来了。你来还能做些什么？记录淹没区人的命运，濒临失传的历史记忆。
而此前你对开县了解多少？我只知道2003年12月23日夜，开县高桥镇川东北气矿井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造成硫化氢中毒，死亡二百三十多人……就这样诚惶诚恐来到了开县，在一家小旅社放下行李，又直奔老城。
这是2013年8月17日下午三点，沿着一条干旱的河谷，我走近空地旁的一些老房子，在一家小店门口，见到一位农妇，我刚问“原先这里的人……”她就说：“这里拆都拆了，你还找谁呀？”我说不找谁，只想问问原来这里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那个农妇大声说，“拆了，就这么个样子！”
她显然不明白眼前这人究竟想来做什么。幸亏小店里走出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告诉我原先这片空地上都是老房子（穿斗加砖混），中间有一条石板路老街，一丈多宽（也有的地方只有五六尺宽），街上一般都是做小生意的。那边两棵黄桷树，几百年了，一棵是县武装部的，还有一棵在三角坝——从这里过去大概一公里，那边的县政府、老房子全拆了。而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望去，我看见烈日下的河谷两侧，尽是土堆、瓦砾和新生的杂草，晴空中的云朵也俯身飘过来，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里原先就是彭溪河。”老人接着说，“这一段是头道河，原先叫东渠河，河边住户都搬到新城去了——原先的老城（已经不在了）房子少，现在新城一开发，修那么多房子，周边山区的好多住家都搬到城里来，起码有三分之二是新搬来的。”
我请老人签名留念，他叫刘之和，1945年出生。刘师傅还告诉我，自己老家在三河（那里淹不到），祖上都是务农。开县大多都是坡地，原先家里有十亩地，种玉米、水稻、红苕、麦子，现在已退耕还林，没有了农业生产，就靠孩子们出门打工。
各地都是如此。而同样或相似的经历，我愿意反复倾听。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听闻，它们放在一起，可以彼此参照，相互印证。无论如何，我愿意寻访千家万户，去寻找现实的真相，历史的真实。
谢过了刘师傅，我又走上高坡。再从坡上走向濒临拆迁的旧楼，在其中穿街走巷，我知道这段短暂的旅途有多么难得。不知眼前这一切存在了多久，但无疑它们即将永远消失。小巷狭长曲折，两边都是灰色旧楼，一些楼板和墙面已经坍塌，露出锯齿形的巨型缺口，青藤和南瓜花顺着断墙爬上窗台、阳台，与栽种的花草接应会合，分不清映入石阶和墙面上的，是树影、阳光还是幽幽午梦。走在这宁静安详的故园，感觉即将消失的一切或将在另一个世界永存。是的，一切都那样陌生而熟悉，熟悉又陌生。一扇敞开的旧木门早已扭曲变形，两侧贴着红纸对联：“家添富贵财源广，门开好运喜事多。”我走进去，屋里空无一人，一楼只有一只破箩筐搁在落灰的灶台上；一道狭窄的水泥楼梯通向静静的二楼。我没敢上去，又退了出来。不远处一幢杏黄色的小楼十分显眼，门开着，里面的大人、孩子正围在一桌打牌。我走进去向他们问好并虚心询问，一位中年男子就告诉我，他叫余学贤，1955年出生，老家在开县镇东镇安居村山上，搬来这里十多年了，原先在建筑行业工作，现在退下来，为了小娃娃读书。
余师傅接着说：“原先这里都是菜地，这些都是私人房子，老板都去城里买了新房子，现在这里的住户都是外来的，在这里租住的老房子，包括这幢小楼，为了娃娃读书。”而说话间，余师傅又领我出门，沿着干旱的彭溪河谷，朝向不远处的两棵大黄桷树一路走去。
午后的阳光照着荒草灰楼，在一些封闭的阳台上，密集的铁栅栏后面，露出一张张孩子的笑脸，他们微笑着冲我比比画画，我好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北环路3690号”的蓝色门牌下面，一个红衣女生正在写作业，门前停着一辆摩托车，旁边堆着一大堆枯草。
我知道为什么门牌号码会是这么大的数字了——好几幢高大雄伟的旧楼侧立山前，闪耀着昔日的余晖。楼内人丁兴旺，花草装饰着阳台。在楼下的断墙杂草间，还搭建着一些简易平房，有母女二人从一幢矮平房内走出来，远远望着我们；我也望着她们和她们屋顶上的石棉瓦、瓦上野草，门前的玉米地里干枯的茎叶。
一路上，余师傅指着近旁的土堆瓦砾告诉我：“这里是开（县）中（学）校园，老学校拆完了。那儿是帅府，刘伯承纪念馆。那边是老城后街的盛山公园。前面就是东河大桥。那片矮房子是开县老人民医院。山上还有一座大觉寺，往年和尚多得很。”而在侧面高坡上的一片绿荫中，隐约可见一座修缮完好的坟墓，黑色墓碑上刻着白色的字迹“慈父黄瑞之之墓”，上方还有醒目的红字“精神永在”。
在一片杂草丛中，立着一座“盛山公园”的石坊，两侧写着：“何事催人登山寻盛字，多情怀古对景赋新题。”可我们没有登山怀古，只是怀念着眼前的故园。
在草丛中的一片空地上，一位妇女正在除草。我上前询问。原来这是她自己开的一小片荒地，今年二月间种下的花生。我问收成如何——“天干了，不行了。”农妇放下锄头，无奈地说。她又告诉我，她叫孙祖培，1948年出生，是从（开县）厚坝迁过来的，老家在厚坝乡同乐村，那里属淹没区，原先的老房子都拆了，平坝那些田地，已改做养猪场和鱼池塘。厚坝村民都搬到兴隆村去了。
“老家没屋了，好多都租到这里来了。”孙大姐又说，“我们也是搬来租的房子。这里房子又要拆又要搬，搬不起，原先一个土房子能补多少钱？兴隆村那边的房子要十好几万。”而问及移民补偿，孙大姐三缄其口，又开始低头锄地。尽管收成不算好，我还是看见一堆带着泥土和绿叶的嫩花生。
告别了孙大姐，我又不停地回头看，她孤单一人在废墟间的荒草地里锄地种花生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余师傅告诉我：“她不肯说，是怕得罪人，讲多了惹麻烦——她反映了情况之后，你曝光了，她走不脱。”我无言。
又经过一片矮房子，余师傅说：“这些房主占人[30]就不拆，他们到新城买了房子，再把房子租给老百姓，又赚一道钱。”正说着眼前窜出两个孩子，弟弟在前面跑，姐姐在后面追，母亲跟在最后面。弟弟冲过来大喊：“给我照个（相）！”我连拍数张并拿给他们看。弟弟看得说不出话来，姐姐边看边说：“有我们的房子，还有妈妈……安逸！”说着又领着弟弟一溜烟跑开。随后，我又跟着余师傅来到那两棵相距不远的大黄桷树下，老树盘根错节，从树上挂的木牌得知，树龄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这里就是原先的县政府。”余师傅说，“从前都是石板路。从95到96年，就开始慢慢拆了。三峡水位比1998年的大洪水的水位还要高些。今年9月17号要闸水。等涨到175（米），我们现在租住的地方，都要被淹没了。”
我们站在黄桷树下，直到天黑。余师傅走了，我又一个人走在幽暗的河谷，野草跟着我一起走。河间草丛中，有人影晃动，一些孩子正在垂钓、纳凉。对岸亮着一片灯火，一户人家正在办丧事，风中传来阵阵哀乐。我望着对岸的楼群暗想：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房子从前也是新房子，在更古老的时代兴建；更古老的房子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而这些孩子们生来就看到这样一个世界，对于以往的世界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世界，而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了解。这世界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拆迁、兴建，如草木兴衰……
回转身来，只见荒草间燃起一堆火，火光熊熊，蹿至一人多高。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位老太太正在烧袱子。我问老人家在给谁烧袱子，老太太回答说：“给老的烧，还有爸爸、妈妈……丈夫死了一二十年了。”我又问老人家的姓名、年龄，在哪里出生；她只说自己是开县人，姓名、年龄都已经忘记了。起初我还不信，后来路旁的妇女告诉我，这个老太太脑筋有问题，她自己的名字，确实搞忘了。可今天是阴历七月初十，她还记得烧袱子（按当地习俗，过了七月十五就不能烧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火光中孤单、瘦弱的身影！
而随后我又跟着这个身影，走上这一坡旧石梯，两侧都是老房子，黑瓦像大鸟的翅膀，覆盖在人们头顶，一些老人、孩子们正坐在门前乘凉，问起来大多和余师傅一样，都是山里来的，为了照顾孩子读书，搬来这里租的房子。附近有私人办的“宝贝幼儿园”，前面就是镇东小学，镇东初中；原先这里的住户都搬到新城去了。一位中年母亲补充道：“我们都是从农村搬来的，还是请求上面，能把学校恢复了，我们还是想搬回去，和娃儿一起回家里住。原先我们那里还有修学校，都搬到底下来了，没得人了——没得教师，学校的房子都垮了。”
我们正说着，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眼看乘凉的人都散去了，我正着急，匆忙间又问：“你们现在都做些什么？”一位妇女笑道：“移民，逃难，带娃儿，在厂矿工作。”我问什么厂，她说：“麻将工厂。”我懂了，却一时说不出话来，眼看着老老少少一群人在雨里散去，躲进四周黑黢黢的旧楼房。幸好还有几位老人家不愿回去，搬着小板凳，坐到旁边的屋檐下避雨，我就跟着他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其中有一位老人样子就像一头老黄牛，敦厚、质朴。我虚心询问，老人家就告诉我，他叫詹道平，1928年出生，出生在开县九岭乡，后来搬到镇东镇凤凰村山上，离这儿二十多公里，三年前才又搬下来，也是因为山上没有学校，要照顾娃儿读书。旁边人告诉我：“他是老支书，懂得多，记性好，没有忘事儿。”我继续求教，老支书便告诉我——
“这里原先是一个老城，属于汉丰镇，这一坝坝都是房子，还有市场、田地……”顺着老支书所指的方向望去，一片黑压压的废墟、河谷沉浸在雨中；空气里弥漫着青草、泥土和烟熏火燎的气息。那两棵大黄桷树隐约如两条蟠龙，在暗中游移。一切都近在眼前，触手可及。雨一直没有停，老人继续说道：“我们老的死了多年了，原先都是务农，在开县九岭山上，爷爷叫詹常高，父亲叫詹天武，还有一个大伯叫詹吉武。当年国民党捉壮丁，要捉我大哥詹道元，全家才从九岭转下来，转到凤凰村，到凤凰村的第二年就解放了，那时我们家一共五个人，在凤凰村郭坪五队，分到地主的土地，还有一间土墙屋，有五间，地主叫肖成富，他有12石租，算是半地主，解放后没有枪毙……”
“解放的第二年父亲就死了。我参加革命还是夔府[31]的地下党员王奎介绍的，他发展了一百多人入党。1949年10月，我们在开县王爷庙迎接的解放军，那是林彪的队伍，第二野战区的一个排——都安排好了的，一炮都没打。我们当民兵，后来参加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一系列运动；枪毙了一些地主，打的最多的是大德乡，那一天打了32个大地主，都是解放军打的，在九岭村的陈家梁上——陈家梁是个山坡，山上一个梁梁，现在树子都长闷了[32]……那些地主身上插个牌牌，打了之后由家属来收，家属都还是学生娃儿，后来都参加了工作。打了地主，后来就分田分地，分胜利果实么。”
“我是1955年正式入党。今年满八十五，快八十六了，从解放初参加工作，在村里当支书，到乡里当水利技术员，辛辛苦苦一辈子，撒过[33]没个落脚处。”詹道平老人如是说。
“大办钢铁的时候，我在镇坝乡当车间主任，镇东镇一共去了2000多人，在镇坝的凉风垭口炼铁——正在打谷子的时候，不准收，全部劳力都去炼铁了，所以后来差饭吃呢。我们就在凉风垭镇东乡铁厂，还是炼出些铁来，建了三十几个高炉，一下垮了，还剩两个，后来铁厂也拆了，合并到茨竹坪的联合厂，留我一个人在镇坝凉风垭——铁厂挖出的煤很多，销售一些。”
“大跃进之后，又是人民公社，县委工作组把我调回大队，在农时大队、大秋大队、大池大队、镇东大队，调来调去的（当时叫‘一平二调，落实政策’），搞农田技术、小麦调拨，也没个固定工作，哪里需要就调到哪里，搞好了又调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镇东大队把我撤了职，后来盛山区组织‘甄别干部检查团’要给我复职，民政部的人说，你都四十七八了，复职也干不了几年。我之后就从镇东大队退下来，当生产队长、记分员、保管员。后来生产队修堰塘，堰塘水放干了，底部不干，三月间，我跳到齐腰的淤泥里面放水挑泥，干了三天，结果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从三月睡到八月才起床……”
“所以我有话无处说。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大队书记杨洪成说：‘我不是要钱，也不是要别的什么，就是跟你们说一下：我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做了不少事情，现在要找个人证明也找不到了，镇东的大队书记就剩我一个了，老干部都死完了。落实政策的时候，我也给凤凰村写了回申请，申请按政策补偿，也没个结果——一个村里只有三个识字干部。以后又害了病，医不好，我就来学养花。’”
“我养花是跟白鹤乡的贾秀山老师学的。我给汉丰中学种了三年花，三百多盆，各种各样的花，像三角梅、麻叶海棠、君子兰、紫荆花、菊花、腊梅、铁树、月季、芙蓉，还有茶花、串串红、太阳花。在开县，我还自己发明了做树疙瘩（树根）、做假山，大型假山、金鱼缸里的假山都做得来，石头是我个人去山上采的。你去我家里看么。”
雨下得小了一些，我们起身回到詹道平老人家租住的小屋，年迈的妻子也在家里，斗室像个仙人洞，栽满各种花草植物。一根树枝从床头的木架上垂落，斜倚着土墙，墙上还挂着一幅毛主席像。詹道平老人坐在主席像下又告诉我说：“我没文化，只读了四十天书，十三岁才发蒙，那时书读不起，没有纸和笔，就在地上画，空中画，现在报纸基本上看得懂。”老人说着，拿出一个小本本，这是他写的回忆录，春秋笔法，微言大意：“我一生从小起：三岁到八岁，家里贫苦，一天难吃上一顿饱饭；九岁就出去帮人……不管白天晚间，比黄连还苦；十一岁时，回到王君太家放牛三年；十四岁又去姐夫家放牛四年；十八岁回家开米房……”之后又写到解放后，与先前说的近乎一致，最后写道：“我现在年纪大了，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向组织交待，完了。”
接着，我们又说起父母。老人说：“我的父母合葬在老家九岭山上，解放前，那里是地主肖成富的地，他卖给了袁耀渔，袁家用来埋坟，就打了一口井，棺椁落葬的时候，发现井里睡了一只狗，说明还有点地势。肖成富发现之后，就不卖给袁家了。解放后那块地就分给了我们家，后来我父母的坟上也睡着一只狗。”
“怎么会睡在坟上呢？”我问。
“因为那里睡得舒服噻。”詹道平老人笑道。
直到雨停了，老人把我送到门外，指给我看他种在门前的花草树木，说：“过两年等我们搬走了，谁要就送给他。”
临行前，怕我忘了，老人家又嘱咐我记得向上面反映一下，他曾经为党做了些工作。我满口答应。而望着眼前，雨后新月之下，老人亲手种植的杨柳、水杉、枇杷树，还有菊花、玉簪花、太阳花……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见证了。
开县开出的道路与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好像这里的一切我都见过，这里的人我都熟悉，然而他们却背转身去。我正努力转到他们的正面，试图认出其中的故人知己。就这样，整整一上午，我在新城大街上闲逛，想找个正宗的老茶馆，却一次次失望。新城新装修的一个个茶馆里，退休职工正埋头搓麻将，没有人理我，或一问三不知。我并不甘心，又坐到一个地摊上，和一个卖草药的江湖郎中聊起来，他叫黄后连，1950年出生，家住云阳后叶乡一组，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就过来了。
“我从小就打工，干农活，在老家后叶乡武城山猫耳寨，种水稻、红薯、玉米、洋芋……那里有一条河，一直连着云阳长江河。从1997年开始，水涨大了，淹没了14家，我们家也淹没了，人都搬到两边山上去了。现在农转非，没事做，就到儿子这边来玩。儿子在开县打工，买了房子。开县是平原，更好玩些……”而黄师傅说的“好玩”，就是在街头摆个地摊卖草药。我还从他手里买了些新采的蒲公英（这里叫灯笼花）给家人治病。
问起老一辈，黄师傅又告诉我：“爷爷（名字搞忘了）挑窑货卖，窑货就是那些坛坛罐罐。父亲叫黄兴吉，小时候在老家帮人，十七岁出去当兵，当国民党壮丁，从云阳先到巫山，后来去湖北、湖南打日本人。之后去了梁平飞机场，因为不识文化，又被派到武汉去修城市。解放前就回乡探望父母。解放后入党，建初级社的时候，当了生产队长；灾荒年又去造毛铁……1995年去世。”
我们正说着，一对老夫妻路过此地，老先生东张西望，像一只仙鹤。我匆匆询问，老人就告诉我：“我叫倪世芬，今年七十四岁，老家在开县北桥镇，祖上都是犁田挖地，种水稻、红苕、洋芋……那时候穷，给人帮长工，啥子都做。”老人瞪大眼睛笑道，“解放后分了地主周大宣的两间屋，两张木架架床，还有一把铜茶壶。后来周大宣被枪毙了，一起枪毙的还有周秉文、周福高……”倪师傅说完又匆匆上路，而我还在想周大宣家的那把铜茶壶，真想用它泡杯茶，坐在开县的阳光里慢慢喝。
也算是心想事成，中午正在街上游走，在小巷转角，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问他哪儿有老茶馆，他说：“走么，我就是喜欢喝茶。”就这样，我跟着这位老先生，来到位于畜牧局后院的一座无名茶馆。院门外挂着“华生购物”的牌子，茶馆里只有两张老木桌、几把旧竹椅；男主人坐在轮椅上，已接近植物人，他的妻子辛苦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还带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姑娘。尽管条件简陋，甚至有些惨淡，但大家都来坐一坐，感觉或多或少也能互相支撑、互相安慰。聚在这里的，大多为“占地移民”或“水淹移民”（他们也这样称呼自己），因为老家的田地、房屋或被征用，或被淹没。比如领我来这里的曾少权老人（1938年出生），原先在四马乡13队的房屋即被征用，盖起了新楼。而唐义文老人（1940年出生）在镇东龙脊湾果坪大队一队的七间火砖房子全被淹没了，补偿还没有到位。
唐义文老人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唐仁富原先在文丰当乡长，后来调到大井做区委书记。父亲还有三兄弟（唐仁贞、唐仁贵、唐仁强）都是地下党，解放前参加了开县武装暴动，当时他们的入党介绍人都是号称“王纸烟客”（卖纸烟的）的中共地下党王仲英。解放后镇压的地主有谭炳成、付丙恒、肖红九、尹晖九。而说到大跃进，灾荒年，唐义文老人欲言又止：“一万多人去河迁公社，后来也没饿死个什么人。”可他的话，立刻遭到旁边老人的反驳：“哪里没有，饿死好多人哦！”唐先生又说起自己从小种田、放牛、拉板板。“从前的干部艰苦朴素，不像现在。现在贪污腐败多狠了……”唐先生说。
一位名叫黎辉光的老人家补充道，他们家原先在开县紫水乡，是贫农出身，解放初，全家六七口人分了大地主尹晖九的六七亩土地和两间木头房屋，房子在60年代失火被烧了，后来自己重新起的。清匪反霸的时候尹晖九逃走了，逃出去给人家放牛，被一个名叫武一家的贫农认出来，后来就给抓起来打了[34]。这个尹晖九从前还参加过地下党，“但没有申诉成”。揭发他的武一家解放前曾经打过陈县长（开县国民党国大代表）一个耳光，陈县长后来中风死了，武一家被捉起来以后，还是尹晖九保他出来的……灾荒年都去和谦铁厂炼铁，回来我们紫水一个村一百七十多人，饿死五十几个。
我们在这边谈论，旁边一桌人正抽烟、打牌、发牢骚：“现在就四个字：腐败严重。”我再问，才知道他们几个都是开县宝塔窝氮肥厂的下岗职工——“氮肥厂2001年就垮了，全厂1000多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打工。前天我们刚去县委要住房……每周四，县委接待上访，去的大多都是占地移民和水淹移民，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上面政策还是好，一到下面，他都给你改了。”下岗职工一边说，一边抽烟、打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而这时，我又和旁边一位老人家聊起家事，老人家说：“我叫赵富来，1939年出生，老家在开县茶店子白岩头（海拔800多米，淹不到），祖上是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坐着柏木船被遣送过来的，最先落在开县马王庙，原先南河大桥下面的柳丝坝，入川始祖名叫赵之龙。祖先一直都是务农，没有做过官。到我爷爷那辈就上了山，在渠口茶店子白岩头开荒种地，种水稻、玉米、红苕，还有蔬菜、杂粮；从那时候，一直生活到现在。爷爷叫赵耀才，父亲叫赵明强，家谱里的字派有三十几个字——”
志、信、尚、大、仁，
光、宗、德、耀、明，
富、贵、家、天、子，
永、世、国、朝、臣……
“记不全了。祖先原先买了60石租的地，后来又卖了，一大家子，在白岩头就有六十多人。解放初，我们评的是自耕农……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开县大河坝上建了几百个高炉，上万人去了和谦铁厂，还是炼出些铁来，几个月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有粮食，就吃蔬菜、红苕叶子、胡豆叶子，到后来只有挖野菜、吃观音米，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弄来吃。灾荒年的事情难得说……直到1963年，刘少奇给划了点儿增种地，种了些蔬菜，才慢慢缓过来。”
而随后，赵富来老先生又说起传奇故事：“我的爷爷会武功，出门背双剑，在楠竹干尖尖上绑铺盖，可以打得转，能把子弹都裹在里头……”
“原先我们那里有个胡四老爷，是大家族，他们是怎么发的家？据说胡四老爷的奶奶，是个傻儿，有一回去卖猪，把猪儿卖给人家，人家给她一块银子。她说这么大一头猪，就换来这么小一块？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那边田里有的是。结果跑去一看，果然田里堆得一坝坝银子。据说他们家就是那么发的财。胡四老爷家有个大四合院，里面还建的戏楼，雕梁画栋的，我们小时候都去玩过，那戏楼漂亮得很，还经常请戏班子来演川戏，解放后都拆了……”
“我们那里还有个地方叫打脑壳。传说从前有父子俩卖猪儿回来，从这里经过，天已经黑了。父亲会看地，看出这里是个好地势，就趁着天黑用四肢爬行，装成一只狗子。他儿子一看，就捡起一块石头一下把他打死了，后来才看见是他父亲，就埋在了这里。这儿的地名就叫打脑壳。相传埋了之后好多年，汉丰寨的庙里钟鼓打不响了，菩萨庙里点的蜡烛都变乌了。观天师看出要出草寇。后来有一天，金竹坪上的金竹忽然爆开，每个竹节里都藏着一个人、一匹马、一把刀，人都骑在马上。结果竹子一爆就都毁了，造反就没有成功，坟墓里的人听见都坐了起来……”
“我的父亲1968年去世，母亲80年代去世，”赵富来老人继续说道，“他们就合葬在打脑壳，都是土葬（现在城内火葬，城外都是土葬）。每年腊月二十几，还有清明节，我们都去坟上挂纸……我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小时候在茶店子上了两年小学，还读了一年私学，后来又去渠口读了两年书，初中没有考上，就回来种地、打谷子，提着篮子出去卖嫩苞谷、苞谷汤圆、苞谷糊糊，还有蜂糖水，卖给那些挑担子过路的人。从开县到万县，50年代还没有通公路，送货都靠人力挑去挑来。通常挑出去的，是桐油、茶叶这些，挑回来盐巴、布匹。有时候，从云阳运盐巴回来，也走小江河。从万县到开县的山路上，隔个两三里就有一个小店，卖些饮食，也有栈房可以歇夜。到60年代，我自己也去挑，从城口县通明的田坝、庙坝，挑到开县，出去挑茶叶，回来挑化肥，这一路上要走好几天山路，遇上下雨天地下溜，脚上就套上脚犁，铁匠做的那种，有点儿像车轮上用的防滑链……现在农转非，就待在家里。儿子在北京打工，搞装修……”
这时，旁边又来了几位老人，说家里没空调，来这里喝茶歇凉，这儿有空调。一位名叫殷永元的老人家告诉我说：“我们是水淹移民，原先住在丰乐镇乌杨村，就是现在的汉丰镇调节坝，沿河两岸淹没了三千多户，移民搬迁到了四川合川、达县，还有的去了河北、河南，我们属于自谋职业，补偿至今没有到位……”
“毛主席打江山给我们分的土地、宅基地都给收了，没有了，”另一位老人家义愤填膺地说，“要搞建设，就来征用我们的土地，房子都给开发商拆完了。一些农民不服，就在河边原先的宅基地上起房子，移民局不准，就发生了冲突。他们去社会上找来一些杂皮，农民奈不何[35]……”人们又说起开县从前和现在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百姓与当地政府的尖锐矛盾……我听着听着，隐约感觉到竹节爆裂，每个竹节里都藏在一个人、一匹马、一把刀，人已上马……心中多少愤懑委屈，随着竹节的爆裂应声化解，自生自灭。
整整一上午，窗外烈日炎炎，老人们说说笑笑，发发牢骚，到了中午，便各自散去了。下午又来。一上午、一下午，日复一日，就悄悄过去。
夜来月色朗朗，我又走进荒草废墟，回想当年汉丰古镇，“盛山十二景”[36]，近在眼前，却邈若山河——
宿云亭
清静当深处，虚明向远开。
卷帘无俗客，应只见云来。
隐月岫
月出深峰里，清光夏亦寒。
每嫌西落疾，不得到明看。
流杯渠
渌酒白螺杯，随流去复回。
似知人把处，各向面前来。
琵琶台
台上绿萝春，闲登不待人。
每当休暇日，着屐戴纱巾。
盘石磴
垒石盘空远，层层势不危。
不知行几匝，得到上头时。
葫芦沼
曲沼春流满，新蒲映野鹅。
闲斋朝饭后，拄杖绕行多。
绣衣石榻
山城无别味，药草兼鱼果。
时到绣衣人，同来石上坐。
上士瓶泉
阶上一眼泉，四边青石甃。
唯有护净僧，添瓶将盥漱。
梅溪
自爱新梅好，行寻一径斜。
不教人扫石，恐损落来花。
桃坞
春坞桃花发，多将野客游。
日夕殊未散，看望酒缸头。
茶岭
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
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
竹岩
独入千竿里，缘岩踏石层。
笋头齐欲出，更不许人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