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有年将伊藤想到山西去见姐姐的急切心情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北平市委非常重视这件事，立即通过电台向党中央北方局请示，第三天就收到了回复：
“同意，但要确保‘伊’的安全，启程日期定后，来电告知。”
吴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许有年，许有年当晚就对伊藤说道：
“我的朋友愿意帮助咱们到山西去见智子老师，关键是你有时间走吗？”
伊藤一听可以见到姐姐，异常兴奋地说道：
“我当然有时间啦；你忘了再有十几天学校就要放暑假了吗？本来，日本有关当局安排我到青岛去度假，我已经推辞了，这段时间我的行动谁也管不着，完全由我自己支配。我正想告诉你，请你陪我到山西去一趟，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
许有年笑了：“老师，费用是小事，你想过没有，从北平到山西这么远的路，中间有日占区、国统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日本军队、国民党的中央军、晋绥军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路上的情形非常复杂。你的中国话到现在还不能像智子老师那样对答自如，一旦遇到了情况咱们怎么应付？你想过吗？”
伊藤一听，是这个理儿，他挠挠头：“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想，咱们这样，本来，从北平到忻州走大同这条路较近，但据说这条路上刚打过一个大仗，日本军队和晋绥军最近盘查得非常严，我们只能绕道而行，走石门（石家庄）这条线。咱俩一路上化装成逃难的平民父子，你装哑巴父亲，我扮成你儿子，一路上你尽量少说话，一切由我来应付，你看怎么样？”
伊藤毫不犹豫地急切说道：
“好，咱们就这么办，什么时候能出发？”
“学校一放假咱们就走，一切都由我来准备，你就不用管了，你说好吗？噢，还有，你准备两张证件照片，到时候有用。”
“好，就这么办！这段时间学校里你不用请假，你就去准备吧。”
当晚，许有年来到郭蕴家。郭蕴现在已经是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正当花季的郭蕴，内心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许有年这个聪明而又朴实的大哥哥，虽然美丽的郭蕴在外不乏追求者，但在郭蕴的心里，只有许有年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许有年也非常喜爱这个小妹妹，每次只要一看见小郭蕴，他的疲劳和一切烦恼都被统统抛得远远的。
郭蕴看见出现在家门口的许有年，兴奋得尖叫了一声，不顾英杰哥哥在家，就像小时候一样，一下子扑在许有年的怀里，郭英杰一看，嘴里“啧啧”几声，笑道：
“哎呀，都这么大的姑娘了，还没羞没臊的，让人家进屋再黏人好不好！”
许有年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憨厚地笑了笑：
“快进屋，让你哥见笑了。”
郭蕴撒娇地说道：“我不嘛，我不怕他笑，笑掉他几颗大牙才好呢！”
调侃了一阵后，许有年坐在沙发上，看了看郭英杰。这时，他发现郭英杰瘦了，脸色苍白，时不时地还咳嗽两声，他关心地问道：
“英杰哥，你病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郭英杰苦笑了一下：“已经有些日子了，估计是感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死不了！”
“哦？你没去看医生？”
郭蕴噘着嘴说道：“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让他去看医生，可他像个癞皮狗一样，死活不去，我都快急死了！”
郭英杰揶揄地说道：“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啊。我要真死了还怕没人管你吗？哎，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给你日夜思念的心上人倒杯水喝。”
郭蕴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她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赶紧将刚沏好的茶递给许有年。哥哥最后的那句话倒真是说到她心里去了。她又偷偷瞟了许有年一眼，心里觉得甜甜的。
许有年接过郭蕴递给他的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泡沫，笑着说道：
“英杰哥，郭蕴妹妹，过几天我要回老家去一趟，今天我是特意来告别的。”
由于组织纪律的约束，许有年不能告诉他们真实情况。
郭蕴愣了一下：“回老家？你要回东北？不会是你家里要给你说媳妇吧？”
凭着女人的第六感官，郭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一丝担心，她瞪大眼睛望着许有年：
“有年哥，兵荒马乱的，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走，要不这样，等学校放了假，我陪你回去，我还从来没有回过东北老家，我也想回去看看，有年哥，你说好不好嘛？”
说着，她撒娇地轻轻推了许有年几下。郭英杰在一旁窃笑道：
“你有年哥一个人利手利脚地出门多方便，带上你这么一个累赘才不安全呢。要是在路上遇到一帮日本关东军的色狼……”说着，郭英杰装出一副色狼样，伸着“爪子”向郭蕴扑去，“哈哈，花姑娘的，大大的好！”郭蕴吓得尖叫一声，顺势扑倒在许有年的怀里。
二
学院终于放假了，这天晚上八点，许有年和伊藤穿着平民的服装，上了北平到娘子关的火车。伊藤不知道，在离他们座位不远的斜对面，还有另外一位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在暗中护送着他们。
列车慢慢启动了，许有年舒了口气，他向那位同志轻轻地点点头，慢慢闭上了眼睛。为了确保伊藤的安全，他和同志们做了大量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实在太累了，他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突然，许有年被一阵尖锐刺耳的急刹车声惊醒了。他抬头一看，列车停了下来，只听见车窗外远处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车上的乘客们纷纷趴在车窗上往外看，只见窗外漆黑一片，凭借远处手榴弹爆炸的亮光，可以看到前面不远处黑黢黢地像长蛇一样停了一列货车，许有年凭多年的铁路工作经验，立刻认出那是一列日本人的军用列车。正在这时，车厢两头一下子出现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一个中国乘务员。只听乘务员大声喊道：
“太君命令大家立即关上窗户，不许往外看，否则格杀勿论！”
许有年见乘务员走过来，就轻轻地问道：“道哥（当时铁路内部对乘务员的称呼），现在是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个乘务员一愣，回头看了许有年一眼，立即认定这位乘客是铁路内部职工，他向两头看了看，悄悄地说道：
“刚过了保定，现在正遇见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袭击前面那辆货车，并扒了一截铁轨，现在皇军正在抵抗和抢修铁路。不用怕，这事儿在这条线上经常发生，我们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危险。”接着，他看了看已走在他前面的两个日本兵，俯下身来，压低声音说道：“放心吧，共产党不袭击客车。”
许有年一听，心里感觉非常振奋。内心暗暗为同志们的袭击行动喝彩。
不一会儿，枪声渐渐平息了。许有年抬眼看了看伊藤，只见他趴在小桌上又睡着了。而那位暗中保护他们的同志正睁大着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不知睡了多久，许有年又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他睁开眼睛一看，天已经大亮了，列车正在缓缓地行驶着，过道上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正在嬉皮笑脸地将一个农村少女往后面车厢拉，少女身后跌跌撞撞地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娘。大娘的额头流着血，血水和她的泪水混合着布满了她那苍老而又惊恐的面孔。只见她的一只枯瘦的手向前伸着，嘴里无力地喊着：
“老总，行行好……”
那个少女也在大声惨叫着：
“奶奶……奶奶……大爷，大叔们，快，快救救我呀！”
但车厢里的乘客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人甚至将头掉开，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许有年一看，气得浑身发抖，刚要站起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对面坐着的伊藤“呼”地站了起来，瞪大着愤怒的眼睛，对着刚好经过他身边的日本兵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并用日语大骂：
“八嘎！给我住手！你们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给大日本皇军丢脸！”
两个日本兵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他们看了看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平民服装的伊藤，突然将手里的“三八大盖”对准伊藤，一拉枪栓，吼道：
“你是干什么的！”
许有年见坐在一旁负责保卫工作的那位同志已经将手伸向腰间，准备掏枪，他向那位同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莽撞行动，然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个证件，抛给一个日本兵，用日语骂道：
“八嘎！这位是伊藤大佐，瞎了你们的狗眼！算你们运气好，我们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没工夫来处理你们，快滚！”
两个日本兵疑惑地看了看许有年递给他们的证件，赶紧将枪收起来，“啪”地立正：“对不起，长官……”
许有年两眼一瞪：“滚！”
两个日本兵又是“啪”地立正，灰溜溜地跑走了。那个少女惊疑地看着许有年和伊藤，不知道该怎么办，坐在一旁的那位同志赶紧扶起倒在过道上的大娘，和蔼地对少女说道：
“快扶你奶奶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去吧，没事了。”
少女抹着眼泪，对着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搀扶着奶奶跌跌撞撞地往回跑去。
伊藤气得瞪大着眼睛，坐在那里直喘粗气。
许有年闭着眼睛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对担任保护他们的那位同志使了个眼色，就向厕所方向走去。在车厢连接处，许有年点燃一支烟，使劲吸了一口，轻轻地对随后跟来的那位同志说道：
“我们已经暴露了，下一站必须下车！”
那位同志点点头：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下一站是正定，离石门不远了。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有事我们可以请他们帮忙。”
“不用了，咱们这次的任务，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在正定，他们下车后，沿着铁路往西步行而去，那位同志远远地跟在后面。直到现在，伊藤都还没有发现还有另一个人也正在暗中保护着他。
下午五点，他们又在石门上了西去的火车，当晚十点，他们在事先约定的娘子关下了火车。出站后，只见车站外的黑影处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全身漆黑的马车，两匹健壮的黑马正不耐烦地蹶着蹄子。许有年走过去，对着坐在车上正在打量着他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车把式问道：
“老板，去南边吗？”
车把式眼睛一亮，说道：
“不，不去南边，去北边！”
许有年一听对上暗号了，赶紧叫等在不远处的伊藤过来上车。伊藤上车后，许有年将车帘放下，回身对已经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北平的那位同志挥挥手，跳上马车说道：
“走吧！”
马车立即飞快地跑了起来，赶车的车把式专注地操控着两匹黑马，马鞭不时地在骏马的耳边炸响，许有年和伊藤感觉马车就像是要飞了起来，但奇怪的是，这么快的速度车内却并不觉得怎么颠簸。就这样，天不亮就到了盂县境内。
还未进县城，马车渐渐慢了下来，许有年掏出怀表看看，已经是凌晨四点半了。这时，天边已渗出一丝晨曦。许有年和伊藤刚想眯一会儿，只听车把式低声说了一声：
“注意，前面有狗！”
伊藤并没有听懂车把式的话，闭着眼睛没有吱声。而许有年却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撩开布帘向前方张望了一眼，只见在不远处有四五个黑影站在路中央，车还没到跟前，只听“哗啦”一声枪栓响，接着有人大声喊道：
“干什么的？停下！再不停下老子要开枪了！”
许有年意识到，遇到伪军的临时检查哨了。只听车把式“吁”的一声，停下了马车，然后他不慌不忙地跳下车，走到那几个伪军面前：
“老总，辛苦了，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
说着，从裤兜里掏出“良民证”和两块银圆，塞在那个领头的伪军手里。那个伪军看也不看“良民证”，只是将银圆掂了掂，走到马车跟前，撩起布帘往里看了看，见只有两个大男人坐在车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他脖子一扬，大喊一声：
“走吧！”
就在这时，忽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
“站住！”
从路边又走出一个人来，只见这个人歪戴着礼帽，敞穿着一件白色的暗花绸布褂子，裤脚塞在白色的袜子里，腰间吊着一把二十响的驳壳枪。一边伸着懒腰打呵欠，一边瞟了一眼伪军手中的两块银圆，摇摇晃晃地向马车走来。
那个伪军一看：
“哦，是便衣队的马队长啊，您醒来了？这个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放行……”边说边悄悄地将银圆揣进裤兜。
“哼，你检查过了，我就不能再检查了吗？要是放过了八路，小心皇军要你的狗命！”
马队长边说边撩起布帘往车里看，许有年脸上赶紧挤出一副笑容，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双手递给那个马队长：
“老总辛苦了！”
马队长看了看许有年，正欲伸手接烟，同时将目光投向坐在暗处的伊藤，刚看了一眼，他突然将欲接烟的左手缩回，猛地往后一跳，迅速拔出腰间的盒子炮：“给老子滚下来，否则老子开枪了！”
原来，伊藤早就忍耐不住了，当马队长撩开布帘时，他的愤怒就已经摆在了脸上，当马队长的目光和伊藤的目光相接时，伊藤愤怒的目光让马队长吓了一大跳，这才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
许有年和伊藤慢吞吞地从车厢里钻了出来，许有年故技重演，他当着汉奸和伪军用日语与伊藤大声对了几句话后，从衣兜里掏出两本证件来，扔到马队长的脚下。马队长瞟了一眼脚下的证件，一下就认出这是皇军军官的专用证件，他颤抖着双手将证件拾起来，连翻开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用袖子擦了擦证件表面上的尘土，恭恭敬敬地递到许有年和伊藤的面前：
“太……太君，我……我……”
站在他身后的几个伪军一听“太君”二字，立马“啪”的一声立正，站得笔直。
车把式在旁边说话了：
“好了，好了，你们也是在执行公务嘛，不过……”
车把式对着那个领头的伪军一搓手指头，那个伪军立即点头哈腰地从兜里掏出那两块银圆，媚笑地将银圆还到了车把式的手里。并回头狠狠地瞪了马队长一眼。车把式见许有年和伊藤上了车，他拖长嗓子大声地吼了一声：“嘚儿——驾！”马车朝着县城飞奔而去，车后扬起的灰尘将那几个失魂落魄的伪军和汉奸笼罩起来，而车上传来了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在盂县，许有年和伊藤与车把式告别后，又分别换乘了三次马车，在马车上又摇了两天一夜后，终于于第三天下午到了神池县境内预先约定好的地方。下车后，伊藤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他沙哑着嗓子用生硬的中国话感叹道：
“中国的土地可真……真大呀！”
许有年笑着道：
“别看咱们走了三天三夜，其实咱们只是在中国的一小块土地上行走啊。今后若有机会我一定带老师到中国的大江南北去走一走，到那时，老师再感叹吧！”
就在这时，远处出现了几个黑点，不一会儿，黑点渐渐近了，原来是一辆马车和几个骑兵，马车很快就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前面，只见从车里跳下一个人来，快速向伊藤跑来，并用日语大声喊道：
“弟弟！”
伊藤仔细一看，跑过来的正是自己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姐姐伊藤智子。
“姐姐！”
他一下子忘记了疲劳，张开手臂抱住了迎面扑过来的姐姐。在这异国他乡，像做梦一样，姐弟俩终于相见了，伊藤智子百感交集，抱着弟弟呜呜地哭着，伊藤友和激动地喊着“姐姐，姐姐……”边喊边流泪。
当天晚上，因贺龙师长不在家，由政委关向应做东，在葛家大院专门为伊藤姐弟俩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桌上摆满了羊肉饺子、粉面饸饹、胡麻油炸糕和凉拌苦菜等，这些菜，全是当地的特色菜，伊藤别说吃，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姐弟俩坚持要许有年和他们一块儿吃，许有年爽快地答应了。
吃过饭后，伊藤友和与姐姐一起将许有年送到给他安排的窑洞休息后，来到姐姐平时住的窑洞，在这里，伊藤处处都感到十分新奇。他东看看，西摸摸，感到像在梦里一样。姐姐帮他铺好被褥后，伊藤一点睡意都没有，他坐在炕沿对姐姐说道：
“姐姐，在你的信中你说到在这里有一户好心的人家救了你，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现在我就想听你讲这些故事，姐姐，你就讲给我听听好吗？”
智子笑道：“看把你急的，好吧，你要是不累，姐姐就讲给你听。”
三
智子坐在弟弟身旁，闭着眼睛回忆了一下，深情地说道：
那天，我迷迷糊糊地逃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又累又饿，晕倒在路边，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窑洞里，雪白的窗户纸上贴着美丽的窗花，身上盖着充满阳光气息的被子。
就在这时，一个农村大嫂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妹妹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大嫂的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糊，她慈眉善眼地对我说道：
“来，喝上一碗玉茭子糊糊哇。”
玉米的清香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窑洞，并诱惑着我空空如也的肠胃，我赶紧坐了起来，接过大嫂递给我的碗，含着热泪说了声“谢谢！”然后不顾礼节“呼噜噜”地将一碗滚烫的玉米糊糊喝得精光。大嫂笑着慈祥地看了我一眼后，就出去了。那位小姑娘一直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不吱声，见我吃完了后，她接过碗，放在炕对面的一只大木柜上，开口对我说道：
“是我大大，在村外沟里放羊时见你昏倒在地上，把你背了回来。”
我在忻州农村住了几个月，当地口音也基本上能听懂了，听她说完后我点点头，笑着问道：
“小妹妹，你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小姑娘听我说完后，愣了一下，回头就往外跑，只听她大声喊道：
“二哥，二哥，你快来，这个女人枣牙无滥的（完全听不懂的意思）也不知道在说些甚。”
这时，进来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只见他较瘦长的个儿，长着一张秀气而又充满朝气的面孔，一双透露着精明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了看我，笑着问道：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点点头：“我是从关外逃难过来的，我姓唐，叫唐智子。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当然能听懂，你说的是东北话，我们学校教国文的老师就是东北人。”
我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他安静地听我问完后，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这里是神池县小井沟村，我们家姓张，我叫张银保，你就叫我银保子吧。”接着，他指着一直躲在他身后、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我看的小女孩说道，“这是我妹妹，你就叫她小娥吧。”
小娥羞涩地对我笑了笑，并友善地对我点点头。我一看见小娥的大眼睛，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花子，我噙着眼泪向小娥招招手，小娥乖巧地来到我面前，我一把抱起了小娥，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银保子接着又说道：“我们一家商量过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暂时住在我们家，我们就叫你妗子（舅妈）吧，你说好吗？”
我用手背擦了擦颊边的泪水，使劲地点点头：“小弟弟，谢谢你们了！”
就这样，我在小井沟村住下了。渐渐地，我了解到他们家在这个偏远的山沟里还算比较富裕。而银保子是个高小毕业的少年，他非常聪明，在村里也算是个“秀才”吧。他还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哥，但很少听见他大哥说一句话，用他妈妈的话说，他大哥是“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实疙瘩。所以，这个家几乎是银保子说了算。他的父母都非常憨厚，平时话也不多，但二老为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二儿子而感到自豪，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听银保子的。
这一带非常缺水，银保子的哥哥每天都要赶着毛驴到几公里外的一个深井去驮水，村里的人都非常珍惜用水，早晨起来，半盆水洗完脸后不能倒，还要留着洗其他东西，到了晚上再烧热了还要用来洗脚，最后泼在地里浇庄稼。但他们从来都不限制我用水。当然，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并也学会了和他们一样节约用水。
闲暇之时，银保子又教会了我当地的许多土话，这些当地土话后来还救过我的命呢。另外，我还听说神池县有不少的青年都曾赴我们日本留学，特别是相邻的大严备村有一位叫崔玉梅的女人也曾赴日本留学。这些都使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亲切。我甚至想，也许这里就是我的最后归宿。我甚至想，再过些时候将女儿的坟也迁到这里，我就在这里终生陪伴着她。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也许会真的永远在这里住下去，并最终将自己融入这片黄土地。
不知不觉就到了民国二十六年。这一年中，县城里和周围一些村庄都发生了很多大事，使这个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也震荡起来。
四月的一天，从县城里来了一帮学生，他们在村里又唱又跳地宣传抗日，我站在人群中，心里觉得酸酸的，虽然没有人知道我是日本人，但不知怎么的，我特别心虚，第一次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不安，并为自己的同胞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感到羞耻。
从这天起，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和妇女们几乎每天都要在黄昏时聚集在村西头的一小块空地中，男人们抽着旱烟，女人们纳着“踢倒山”（一种非常结实的布鞋），他们都瞪大着眼睛，听着从县里回来的后生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县里和周围村庄发生的新鲜事：什么“县公道团与牺盟会发生摩擦”呀，什么“晋绥军一师在猴儿山、马头山一带修筑工事”啦，“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从义井抵县城进行演讲”啦等。空气中充满了“小兰花”烟丝呛人的香味和人们不时发出的感叹声。但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八角堡和利民堡”。听到这个消息后，村民们都惊呆了，因为利民堡离小井沟村很近，村民们每逢大集都要成群结队地到那里去赶集。
十月的一天上午，小娥缠着我要我和她到村外的小山沟里去抓“屹狸”（一种类似松鼠的小动物）。我俩提着银保子做的小笼子，刚走出村口不远，迎面来了四五个当地农家打扮的陌生男人。本来，这几个月来，由于局势紧张，进出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的陌生人也多了起来，我和小娥也没太在意，我们朝他们看了一眼后，低着头继续往前走。但当这些人和我们擦肩而过时，我感觉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抬眼瞟了我一眼。并皱了一下眉头。就在这时，像在我耳边响了一声炸雷似的，我突然听见这个人说了一句我久违了的，熟悉的乡音：“等等，去盘查一下她们俩！”
我一激灵，对方讲的是日语！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上。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对说这话的人哈了哈腰后，径直向我们走过来，用本地话对我问道：
“哎，你们垦哪圪呀？”（你们到哪里去？）
小娥见他们不善，吓得躲在我的身后，瞪大着眼睛看着他们。我很快就镇定下来，也用当地话说道：
“你这人真有些儿日怪（奇怪），我们垦哪关你甚事！”
我转身对小娥说道：
“咱们不罕这人叨拉了，欢欢儿走哇。”（我们不和这人多说了，快点走吧。）
那汉子回头看了看他的主子，又回头对我问道：
“哎，你们村里有没有一个外路女人？”
“外路女人？哦，年时（去年）有过一个穿得德溜连挂（破破烂烂）的女人路过村口，人家早就走了，也醒不迭垦哪圪啦（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一个人将我的话翻译给日本人后，那个日本人愣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发黄了的照片看了看，又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眉心的红痣，用生硬的中国话对那个汉子问道：
“嗯？这个女人真的是当地人吗？！”
“没错，一口土得掉渣的神池话，外路人是学不来的。”
那个日本人又瞪着眼仔细看了我一会儿，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小娥，压低嗓门儿，用日语温柔地对小娥说道：“花子小姐，你还记得你爸爸小野君吗？”
他一提起花子和小野君，我的心就一哆嗦，眼泪不争气地“唰”的一下涌了出来。那个日本人只要一抬头，我就暴露无疑！但他和其他人正专心地注视着小娥的表情，没人注意到我，我赶紧抬手迅速揩干了眼泪。
小娥莫名其妙地瞪眼看了他一眼，又抬起头来对我说道：
“妗子，这个人枣牙无滥地在说些甚？”
旁边一个翻译模样的人点头哈腰地用日语对那个日本人说道：
“太君，这个婆娘这么老，不像是你要找的人。另外，这个小孩最多十岁，而照片上的女孩到现在也应该有十五六岁了吧。嘿嘿……”
那个日本人又看了我一眼，最终点点头，轻轻嘀咕了一句：“开路！”
一行人又沿来路灰溜溜地往回走了。那个日本人走了几步后，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见他们走远后，我这才拍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一滴眼泪止不住地滴了下来。
现在，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了。那些人要不是正巧遇上的是我，而是遇见了其他村民，其后果可想而知。我心里盘算着：等银保子回来后，和他商量一下，能否送我到离这里不远的粱后村去躲上一阵子，那里比小井沟还要偏僻得多。
但是，这段时间银保子几乎没有回家，小娥悄悄告诉我：“二哥每天都在义井镇忙，共产党的八路军120师就驻扎在那里。”
“共产党？”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是共产党救了我的命啊！我赶紧问小娥：
“义井镇离咱们这儿远吗？”
“哎呀，可远啦，有一百多里路呀。”
我想，一百多里，不就是几十公里路吗，我能从一千多公里外走到这里，这几十公里算什么呀，我得赶紧去找共产党，否则夜长梦多。我迫不及待地对小娥说道：
“我要到义井镇去找你二哥，你快告诉妗子到义井镇该怎么走？”
“这还不简单吗？明儿让我大哥送你去呀。”
第二天一大早，小娥的大哥真的牵了头毛驴将我送到了义井镇，到了义井镇已经是晚上了。在镇口，我们被站岗的士兵拦了下来。我立即用东北话直截了当地对这位士兵说道：
“兄弟，我要见你们的长官，我是日本人。”
那个士兵和小娥的大哥顿时都大吃一惊，愣了好半天那个士兵才大喊了一声：
“快来人啦，这里有两个日本奸细！”
只见从黑暗中一下子就冲出来了四五个士兵，团团将我们围住。他们将我和小娥的大哥押进一间大屋里，一个人飞快地跑去报告，其余的人都端着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此刻，小娥的大哥已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蹲在地上唉声叹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不一会儿，匆匆忙忙地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一个留着漂亮的小胡子、右手捏着一个烟斗的当官模样的人，他刚走到门口，所有的士兵都“啪”的一声立正敬礼。他一看见我，第一句话就喊道：
“你就是伊藤智子女士吧？哎呀，我们终于见到你了！”
“您是……？”
只见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道：
“哦，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就是你要找的长官，我叫贺龙。”
“贺龙？贺龙师长？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师长？”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贺龙仔细看了看我，幽默地说道：
“唔，你的精神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看来，咱们的老百姓没有亏待你呀。”说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贺龙吸了口斗烟，接着说道：
“你知道吗，现在不光是我们在找你，日本人也在找你啊，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说，不管是日军还是皇协军，只要抓住你，赏大洋五百。你晓得吗，你可值钱嘞！”
说完，贺龙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哎呀，光顾高兴了，你们还没吃饭吧？小李，赶快通知厨房，准备点好吃的东西。”
“是！”警卫员小李飞快地跑了出去。
“噢，这位老乡是……？”
“哦，他是小井沟村的村民，是他们一家人救了我，村里人到现在都还以为我是他们的本家妗子呢。为了不给他们家添麻烦，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他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十五岁的弟弟，是他教会了我当地土话和这里的民风民俗，使我完全融入这个小山村，并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我的同胞们的搜索。哦，他弟弟现在也在义井镇呢。”
“噢？他叫什么名字？赶紧请过来，我要当面感谢他救了咱们的日本友人！”
小娥的大哥高兴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我醒得他在甚地方，我寻他去。”说完，一溜烟就跑了出去。
贺龙师长紧接着又问我：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能否暂时留在我们部队里，因为你现在已经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回去的话。日本人将会很快就找到你的。”
我一听，这正合我意，我非常兴奋地说道：
“是共产党救了我的命，我非常愿意留在这里。但是我……我留在部队里能做些什么呢？总不能让部队白养着我吧？”
“你要是愿意留下来，可做的事太多了，首先，你可以教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学日语，听说你过去在东北时就教过日语，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你的学生们口语都非常好，最可贵的是你的汉语又说得这么好，你要是不说，谁也不会认为你是日本人。第二，你可以做翻译工作和做战俘的工作等。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在这时，银保子和他大哥急匆匆地赶来，贺龙回头一看，立即指着银保子笑道：
“噢，小弟弟，原来是你呀，成天缠着我们的干部战士想要当兵的是你吧？成天在战地医院帮忙抬担架的也是你吧？唔，你现在还小，再过两年我亲自批准你入伍。你看好吗？……”
银保子于当年11月在神池县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取大名张烈夫，他屡立战功，很快就担任了县抗联主任等职务。1949年，张烈夫随军南下，于1992年年底在成都病逝。去世前曾任成都市农委书记、副市长等职。小娥的丈夫姚体信也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姚体信于1976年因病去世，小娥现在仍健在。离休后在成都安度晚年。
就这样，我留在了八路军120师。在这里，我就像获得了新生，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干部和战士们都非常尊敬、爱戴我，他们都口口声声地尊称我为老师，当然，我也非常尊重他们。
我经常回小井沟村去看望张家二老和他们的儿女们，是他们救了我的命，而且不要分文的报酬。这种无私的精神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
讲到这里，智子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他讲述的弟弟：
“弟弟，我刚才说的那些当地土话，你都听懂了吗？”
“没有完全听懂，但是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我现在也在跟许有年学汉语，到现在也能说几句中国话，但比起姐姐你可差远了，到这儿来的一路上，我只能装哑巴。”
说到这里，伊藤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智子领着弟弟和许有年在周围参观，刚走出离住处不远，就听见前面传来一阵悠扬而凄怆的歌声，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声唱道：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的军队有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伊藤友和虽然听不懂歌词，但被这首歌凄怆的曲调深深地打动了，他站在那里，闭着眼睛，右手情不自禁地轻轻打着拍子。歌声刚完，他迫不及待地要许有年将歌词翻译给他听。当许有年一句句翻译完了之后，只见伊藤的脸上挂着愧疚和不安，站在原地，半晌不说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时，一个八路军战士迎面走过来，用一口纯正的日语对智子说道：
“老师早，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谢谢，不用，我们随便走走。”
伊藤友和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疑惑地对那位战士问道：“你……你是日本人？”
那位战士笑了笑：“对不起，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智子老师的日语学生。”
伊藤智子骄傲地看了看弟弟：
“怎么样，连你都以为他是日本人，说明我的教学质量不错吧？”
他们信步来到一个挂着红十字标志的地方，智子说道：
“这是一所临时医院，走，咱们进去瞧瞧。”
伊藤和许有年跟着智子走进医院，只见医院里的墙壁和顶棚被粉刷得雪白，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但到处都显得井然有序。
他们来到一间门口有个岗哨的病房，智子微笑着对站岗的战士点点头，那位战士“啪”地立正，左手撩开门帘，用日语对智子说道：
“老师您来了，请进。”
屋里并排放了两张病床，靠外的一张床上背对着门坐着一个腿上缠着绷带的人，他正在和靠里面的另一张病床上的人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腿上缠绷带的人赶紧歪歪斜斜地站起来，并对着智子敬了个军礼。智子赶忙走过去，扶着他，用日语说道：
“山口君，快坐下，小心你的伤口。”然后指着伊藤对他说道：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叫伊藤友和，他今天专门来看望你们。”
刚说到这里，躺在另一张床上的伤员突然瞪大了眼睛，用微弱的日语喊道：
“伊藤老师……”
屋里的几个人同时吃了一惊，伊藤友和惊讶地回头仔细看了看那个伤员，好半天才喊道：
“井上俊男？井上君，真的是你，你怎么……”
原来，这两个日本兵都是120师在一次战斗中的俘虏，山口吉夫是一个中士军曹，大腿上中了一枪。而井上俊男是一位上尉，他是腹部被大刀砍了一刀，要不是被皮带和水壶挡了一下，他早就被大刀拦腰砍断了。刚抬回来那会儿，他俩拒不配合治疗，后来在智子的多次做工作后，山口吉夫渐渐认识到了这场“圣战”的欺骗性、战争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危害性，并主动配合治疗。而井上俊男到现在都还冥顽不化，非但拒不配合治疗，还拒不吃东西。医生们无奈，只好将其绑在床上，强制性地给他注射葡萄糖，维系着他的性命。到现在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智子见弟弟认识井上，连忙将弟弟拉出门外，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井上俊男是伊藤友和在东京时的一个学生，在学校时，由于井上家里十分贫寒，伊藤经常用自己的薪水资助他，而井上为了感谢老师，也经常帮伊藤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后来井上应招当兵来到中国后，还给伊藤老师写过几封信。在信中，他称伊藤老师为“自己一生中最为信赖，最为尊敬的人”。
智子将井上俊男的情况告诉了弟弟，伊藤友和听后，笑着说道：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事交给我吧！待会儿你们都出去，看我的。”
智子笑着点点头：“好吧，弟弟，这事我们就看你的了！”
说完，进屋去和许有年将山口吉夫搀扶出病房到院里慢慢散步。不一会儿，就听见病房里传出伊藤激动的骂声和井上微弱的辩解声，再一会儿，就只有伊藤的声音了。一小时后，伊藤笑着出来了：
“好了，给这家伙煮一大碗面去，将绑他的皮带解开，让他自己吃。”
就这样，内心封闭而又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井上俊男居然被伊藤友和轻而易举地融化了。后来，伊藤友和在八路军干部和许有年的协助下又和井上谈了几次话，使他彻底认识到了这场侵华战争的实质。
1941年11月，井上俊男参加了“日本在华士兵觉醒同盟”，并于1942年在延安参加了“反战同盟会”，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并受到了朱德和吴玉章的接见。井上俊男于1945年年底回国，于20世纪80年代病逝。
伊藤在山西一个月时间的所见所闻，再加上贺龙和他的一次促膝长谈，也使他完全认识到了自己所任院长的“铁道学院”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他感觉到自己无意中成了日本政府侵华的工具和傀儡。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决定一回北平就关闭这所伪“远东中央铁道管理学院”。
有关部门经过研究，认为伊藤个人是没有能力关闭“学院”的。你伊藤走了，日本政府还会派其他人来管理“学院”，这样的话，我党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所以，有关部门又通过许有年给伊藤做工作，让他“循序渐进”，在半年之内不露声色地“俟机关闭”，不留后患。
就这样，伊藤回北平后，又勉勉强强地挨过了六七个月，伪“远东中央铁道管理学院”在1939年的2月正式宣布：“由于生源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学院暂停授课。”
伊藤和其他几个日本教员随即回国，再也不到中国来了。对此，日本当局也无可奈何。后来，这个“学院”再也没有复课。“学院”的寿命只有十个多月，就“寿终正寝”了。日本人完全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么个怪物，就这样被共产党轻轻地掰下一条胳膊。
至此，许有年完美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这个十分艰巨而又“轻松”的任务。（日本人投降后，南京政府专门研究过“远东中央铁道管理学院”神秘关闭的内幕，但一直不得其解。这个疑点在《金陵遗史》[修订版]中有所记载。）
伊藤临回国前恭恭敬敬地对许有年鞠了个躬，并紧紧地握着许有年的手说道：
“我现在也清醒了，你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你们最终会胜利的。还有，你们为我和我姐姐做了那么多事，我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们，我现在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为了报答你们，我已向北平有关当局极力推荐了你，如果我的推荐能对你们的抗战工作有所帮助的话。也就算我为你们的国家做了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和表示我为自己的祖国对中国赎罪的诚意吧……”
学院关闭后，许有年又回到了丰台车站，由于伊藤友和的极力推荐，日本有关当局任命许有年为丰台车站的站长，原日本站长龟田寿已调至其他车站。
在这期间，许有年又去过郭蕴家几次，郭英杰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中医诊断是“肺痨”，许有年找了很多有名的医生来给郭英杰看病，但看了后所有医生几乎都是摇摇头，开了几服无关痛痒的中药后就赶快走了。
天渐渐冷了，郭英杰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这几天，许有年和郭蕴一直陪伴在郭英杰的身边，郭英杰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有三天没睁眼了，郭蕴急得每天在许有年的怀里哭好几次。
这天傍晚，郭英杰忽然睁开眼睛，他看了看守候在他左右的许有年和妹妹，笑着说道：
“小蕴，你……你怎么啦？怎么眼睛肿得像核桃似的，我这不是还没……没死吗？”
接着，他又回头看了看许有年，苦笑着说道：
“我……我知道自己快……快不……不行了，小蕴就……就托付给你丫了，小蕴能认识你丫，她真……真是有福……福气啊。”
说完，他从被里伸出瘦得只剩一层皮的双手，颤抖着将许有年和郭蕴的手拉在一起，然后，他微笑着，慢慢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处理完郭英杰的后事后，许有年和郭蕴于1939年2月（也就是“学院”关闭的那天）喜结良缘。此后，他俩携手共同在日本人的心脏中战斗并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