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天傍晚，在伊藤的办公室里。许有年和伊藤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中间隔了张办公桌，桌上平放着伊藤智子给弟弟的那封信。
伊藤友和眼眶里全是泪水，信封上画的那只小猫是自己小时候给姐姐取的绰号。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姐姐和妈妈从地里收稻子回家，姐姐满脸都是汗水和尘土。自己那时不懂事，追着姐姐喊“大花猫”。后来，姐姐只要给家里写信，都会在信封的右下角画一只小猫。伊藤每次看见这只“猫”都会感到十分亲切。而他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这只可爱的小猫了。
许有年将信交给伊藤后，就欲起身告辞，但伊藤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他对许有年道：
“许桑，你帮我找到了姐姐，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你别走，拜托了。”
许有年笑了笑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复又坐了下来。
伊藤友和恭恭敬敬地坐好后，搓了搓手，然后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姐姐那手让他倍感熟悉而又亲切的、娟秀的字体展现在他的眼前：
“亲爱的弟弟，你好！”
刚看到这里，伊藤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滴在了信纸上。他擦了擦眼泪，继续看下去。
听说你也到中国来了，姐姐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真想马上见到你。
你大概正在纳闷儿，姐姐怎么会在山西给你写信？姐夫和侄女花子到哪儿去了呢？你不要着急，姐姐慢慢说给你听。
五年前，你姐夫小野君在关东军第二混成旅服役，并已被授予少佐军衔，职务是大队长。昭和八年（作者注：公元1933年）冬天，小野君在一次大规模演习中不慎被自己的炮弹炸死，同时遇难的还有十一个官兵。当局为了掩饰真相，对日本国内谎称这十几个官兵是被中国的“抗联”打死的，并隐瞒了他们的姓名。这时，我们的女儿花子已经八岁了。
关东军在两天内血洗了三个村庄，屠杀了近百个无辜的村民，其中包括一半的妇女儿童，以示“报复”。当我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后（恕我不能透露告诉我真相的那位下级军官的姓名），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在中国住了十几年，天天和中国的老百姓接触，我感觉到他们和我们日本人民一样，是非常聪明、热情而又善良的。我不明白，我们大和民族为什么要以这么多官兵的性命作为代价，来发动这场残害中华民族的战争呢？
我带着花子与另一位和小野君同时遇难的军官的妻子雾岛和子一起，在军营里和官兵们交流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有许多士兵都对这场“圣战”的意义表示出疑惑和不满。
但是，关东军司令部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并以“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罪名把我们抓了起来，关在一间民房里。他们表示，将很快把我们遣返回国。但负责看守我们的是小野君曾经的一位部下，他悄悄告诉我们。司令部已接到命令，将就地秘密处决我们，以免我们将反战情绪带回国内传播。
昭和九年秋，就在即将行刑的前一天晚上，小野君的那位部下示意房东大婶将我们放了出来，房东大嫂领着我们跌跌撞撞地跑了十几公里，在一片桦树林里，她将我们交给了“抗联”的一位叫朴信哲的领导人。朴信哲是个朝鲜人，会说日语（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他为了缩小目标，将我和雾岛和子分开往关内转移。
因为我和女儿花子都会讲一口流利的东北话，所以我带着花子和两位辽东妇女化装成难民朝关内逃去。而不会说中国话的雾岛和子则由朴信哲的警卫员小崔（也是朝鲜人，会日语）护送。但他们在一个叫“柳条沟”的地方被日军的巡逻队发现了，小崔为了掩护雾岛和子逃跑而与巡逻队枪战起来，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乱枪打死，而雾岛和子也被抓了起来，生死未卜（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
……逃出山海关后，我们被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一段一段地护送到了北平。他们将我和花子安排在离北平城较远的一个叫田庄的村子里住了下来，并给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唐智子”。而花子的中国名字叫叶花（“叶”是小野的“野”字的谐音）。当地没人知道我们是日本人，都以为我们是从关外逃难过来的东北人。但这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由于南京政府的“清剿”，已被迫踏上了艰难的长征路，各地下交通站也相继被破坏。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一个叛逃的日本女人就隐藏在北平的东北角一带”的消息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北平。驻守在北平郊外的日军得到了情报后，派日本“浪人”在附近各村三天两头地秘密搜索，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
一天下午，两个日本“浪人”来到田庄。他们在一个财主家吃饱喝足后，那个财主颠颠地将他们带到我和花子的住处。那天，我和房东大娘正在地里干活，只有花子和房东的孙女翠翠在家里玩。翠翠的年龄和花子差不多，她妈妈让她留了一头秀丽的长发。当时，两个小姑娘正在相互给对方梳头，花子将翠翠的长发绾成类似日本女人的一种发型，而翠翠给花子梳了一根短短的独辫。两人正玩得高兴，财主带着两个日本人进来了。
两个日本人一进屋，立即认定梳着日本发式的翠翠就是他们寻找了几天的日本女人的女儿，他们欣喜若狂，抱起翠翠就往外走，翠翠吓得又哭又叫，花子也急了，跑过去一把抱住一个日本“浪人”的大腿，并张嘴在他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个日本“浪人”痛得大叫一声，抽出腰刀，对着花子的腿上就是一刀，花子穿的棉裤立即浸满了鲜血……
就在这时，村里的人们听见翠翠的哭喊声，知道出事了，他们抓起锄头和扁担，一窝蜂地围了上来，两个日本“浪人”一看，知道今天讨不了好，只得将翠翠扔在地上，灰溜溜地跑了。
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我们正在干活的地里，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们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和房东大娘没等他说完，就像发疯似的往回跑。跑回屋里一看，翠翠没事，只是吓得直哭，而花子却躺在炕上，脸色惨白，村里的一位略懂医术的老大爷正在给她包扎伤口。老大爷见我浑身发抖，赶忙安慰我道：“不碍事，砍在大腿上，没伤着骨头，休息十天半个月就结疤了。哦，记着每天给她换药，否则会感染化脓的。”
这时，屋外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都不明白那两个日本“浪人”为什么要抢一个中国小姑娘。只有我和一位山西籍的女地下党员杨桂花心里最清楚真正的原因，而且我们也知道，日本当局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说不定今晚或明早就又会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抓我。
迫不得已，我只好背着花子，又跟着杨桂花走上了逃亡路。半年后辗转到了山西的忻州，由于一路上缺医少药、风餐露宿而又担惊受怕，花子的腿伤一直得不到医治，并开始化脓，后来竟然转化为坏血病，天天发高烧，最终在一个夜里死在忻州附近的一所破庙里。我伤心欲绝，痛哭了十几天，不得已，我就地在破庙外的一棵老槐树下掩埋了女儿。在这段时间里，杨桂花始终陪伴在我身边。由于悲痛，不到四十岁的我，已经像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杨桂花见我实在不愿意再走了，将我交代给当地的地下交通站后，就回她的老家大同去了。在忻州的农村里，我被安排在一户农家借宿了几天后，我发现这里由于离铁路近，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我的东北口音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另外我也实在想留在这里陪伴女儿，就决定在这里暂住下来。我从小就习惯在田地里劳动，所以在这里我也经常下地里帮村里的人们干活。因此，村里的人们也都很喜欢我，他们都亲切地称我为“关东大婶”。
这时已经是民国二十五年的春天了（作者注：公元1936年），（现在，我已经没法计算昭和年了）县里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牺盟会”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是日本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共产党救了一个日本女人”的消息很快又传开了，村里的人们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因为怕消息传到我的同胞日本人那里，我在女儿的坟前哭了一晚上，又迫不得已，慌不择路地只身往西北方向逃去。八天后，我精疲力竭地来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我当时由于又累又饿，晕倒在村口的路边……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不知是谁家的炕上，我睁开眼睛四处看了看，这是一间窑房，布局和我在忻州农村的住处差不多，但看起来要干净、明亮得多。拱形的窗户上贴着美丽的窗花，盖在我身上的被褥散发出好闻的阳光气息。就这样，我被这里的一户好心人家收留下来，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而最让姐姐高兴的是，在这里，姐姐认识了八路军的贺龙师长，并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为小野君和自己的同胞们赎罪的工作。
另外，听说我过去的学生许有年在你的学校里学习，而且这次咱们姐弟俩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近况，许有年同学起了极大的作用。这可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勇敢的小伙子，你一定要信任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
你不要给我写信，因为可以想象，这封信能到你手里，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要是有机会，我真希望你能到山西来看看我，我将亲口给你讲姐姐所经历的有趣故事，你会为你姐姐感到自豪的！随信寄去一张近照（这张照片是贺龙师长亲自给我拍摄的）。
好了，啰里啰唆地写了这么多，我想，你一定烦了吧。
爱你的姐姐智子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
伊藤友和看完信后，流着眼泪，哆嗦着双手到处翻照片，许有年赶忙将信封倒过来抖了抖，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掉了出来。伊藤拿起照片仔细地看了看，只见照片上的姐姐身穿八路军军装，腰里别着一支小小的手枪，一副飒爽英姿的姿态，特别是眉心的那颗红痣更增加了姐姐的英武和娇媚。伊藤捧着姐姐的照片，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隔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他将姐姐的照片小心地揣进贴身的内衣兜里，站起身来，对着许有年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许有年完全没料到伊藤会有这样的举动，他赶紧站起来扶着伊藤瘦小的身躯：
“老师，您千万别这样，您这样我会难受的。您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我一定尽全力去做！”
“我想到山西去见我姐姐！”
许有年顿了一下，说道：“老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陪你去，这事您就交给我了，您放心吧！”
二
许有年和伊藤谁也没料到，他们今晚的会面，都被训导主任牛斌躲在窗台下面，看得一清二楚。
牛斌今天一大早还没吃早饭，就发现许有年独自一人匆匆离校，他当即决定进行盯梢。他想知道许有年到底是干什么去了，自己也好给原田课长一个交代，说不定还会立个大功什么的，得到日本人的奖赏。
刚走到学校大门口，他就看见许有年站住了在看什么，他立即用手中的报纸遮住面孔，自以为得计，没被许有年发现。正在这时，牛斌听见后面有人叫他，他回头一看，是教机械制图的周天海老师。周老师笑着问道：
“牛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呀，报纸倒着看？”
牛斌仔细一看，举在面前的报纸果然拿倒了。他尴尬地咳了一下：
“我……我在练习倒着看报的功夫，嘿嘿……你……你管得着吗？”
说完，他将报纸放下来，再一看前面，哪里还有许有年的影子。他懊恼地拍拍自己的脑门儿，心想：
“这个周天海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刚好在这个节骨眼儿来打岔，他肯定也有问题，哼，到时候看我将你们一网打尽！”
正在这时，牛斌又听见有人在叫他，他抬眼一看，是自己的“酒友”，肥胖的“八戒”在叫他。他一下子又高兴起来：
“是富贵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八戒”笑眯眯地说道：“我的一个亲戚给我带来两瓶四川的泸州老窖，我出去买点鸡、鸭、鱼肉，我亲自做几道菜，今晚咱哥俩来他个一醉方休，你看怎么样？”
牛斌一听有好酒喝，浑身一下子就酥软了：
“好哇！我一定来，不过咱们别喝醉了，喝一点意思意思就行了，嘿嘿……”
到了中午，牛斌想到晚上有那么多好吃的和好喝的，就决定再饿上一顿，晚上多吃点。整个一下午他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躺在床上等这顿美餐时间的到来。
好容易盼到了六点钟，这时，他已经是一天都没吃饭了。牛斌见“八戒”还没来叫他，就决定忍着饥饿起来出去遛遛，就在这时，牛斌远远地看见许有年匆匆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他仿佛一下子就忘记了饥饿，像一只嗅到了猎物香味的狐狸一样，无声无息地跟了上去。而他的这一切，又被另一双眼睛盯上了……
牛斌看见许有年进了伊藤的办公室后，只听“咔嚓”一声，门锁从里面锁上了。他赶紧将耳朵紧贴着门，只感觉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听不清，他又悄悄地跑到外面，只见院长办公室的窗户大开着，他心里一喜，不顾窗台下堆积的尘土和垃圾，蹑手蹑脚地来到窗户下面，他刚蹲下来，就听见屋里伊藤说道：
“……我想和你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拜托了。”
然后两人再也没说话，只听一阵“沙沙”纸张翻页的声音。牛斌慢慢抬起头来，往屋里看去，只见伊藤和许有年正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翻看着什么。这时，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吓得他脖子一缩，蹲在地下，幸好屋里的两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都没注意到窗外的动静。
牛斌在窗外就这么蹲了一个多钟头，天完全黑了下来。他又饿又渴，情不自禁地想到“八戒”的酒肉，他使劲咽了口唾沫，真想赶快离开这儿，到酒桌上去。
就在这时，牛斌听见屋里有动静了，他慢慢直起腰来，往屋里看去，只见伊藤友和捧着一张照片在流泪，他好奇地伸着脖子仔细看了一眼照片，大吃一惊，照片上竟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揉眼睛想再看时，只见伊藤站起来，竟然给许有年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并说道：“我想到山西去见我姐姐……”
正在这时，不远处传来八戒的喊声：“牛主任，你在哪儿啊，吃饭了……”
牛斌赶紧一缩脖子，半蹲着、贴着墙根儿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他悄悄来到“八戒”身后，故意咳了一声，八戒回头一看：
“哎呀，牛主任啊，你去哪儿啦？害得我到处找你，菜也凉了……”
突然，八戒大惊小怪地喊道：
“哎呀，牛主任，你这是钻女澡堂子去了？看你这一身弄得……”
牛斌赶紧上去捂住八戒的嘴，四处看了看：
“小声点儿，你喊什么呀，吃错药了还是怎么的？走，喝酒去！”
说完，拍拍衣裤，一甩头发，扬扬得意地、一拽一拽地带头朝八戒的屋里走去。
进屋后，牛斌一眼看见满桌的佳肴，口水情不自禁地淌了出来，只见桌上一大一小两个酒杯都斟满了酒，他连忙抓起大杯子，一仰脖子，一杯酒一滴不剩地倒进了嗓子眼里，觉得还不过瘾，又提起酒瓶“咕嘟，咕嘟”地灌下半瓶，这才大呼：
“好酒哇！真过瘾啊！”
八戒心疼地喊道：“天呐，那儿有像你这样喝酒的，你把这酒当成二锅头了！”然后摇摇头嘀咕道，“真是的，就像一辈子没喝过好酒似的。”
牛斌空肚子一口气喝了这么多酒，已经觉得有些头晕了，他大着舌头说道：“八戒，别那么小家子气，老子要……要发了！到时候老子请你喝茅……茅台，喝洋酒……”
八戒瞪大眼睛：“你吹吧，还茅台、洋酒呢，到时候你去喝马尿吧！”
“你不信？老子今……今晚又……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接着，他大着舌头将今晚的“发现”说了出来，最后还加了一句：“这可……可是军事秘密，泄露了可是要杀头的啊！你可千万要保……保密！明天一大早老子就去报……报告给土肥原太……太君，这金票不就是大……大大的！”
八戒一听，立即满脸堆笑：“哇，真的发了，那您今晚一定要多喝点！到时候小弟还要仰仗您发财呐。”
说完换了一个大碗，将半瓶酒全部倒进去，恭恭敬敬地递在牛斌手上：“来，牛主任，小弟我敬你，干了这碗酒，咱们的事就成功了一半！”
牛斌醉眼蒙眬地接过大碗，竟真的一口气将一碗酒“咕嘟咕嘟”地全部喝干，而八戒只将酒杯在嘴边沾了沾。他冷眼看着牛斌喝完，立即又开了另一瓶泸州老窖，给牛斌又斟了满满的一大碗：
“哎呀，看不出来啊，牛主任真是海量啊，来，小弟再敬你一碗，喝了这一碗咱们就打住，明晚再继续喝。”
这时的牛斌早已烂醉了，他机械地端起大碗，还没喝就洒了一小半，但嗜酒如命的他还是颤颤巍巍地将酒碗凑在嘴边，又“咕嘟咕嘟”地将大半碗酒全部倒进空空的胃里。还没有放下酒碗，牛斌就两眼一翻，僵在了那里，只听酒碗“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接着，牛斌慢慢地缩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一大早，八戒急急忙忙地跑到院长办公室，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对伊藤院长报告说：
“院……院长……做……做主啊……不……不好了，昨晚我和牛主任喝……喝了酒后，他就回去睡了。今早我去叫他，发现他已经醉……醉……醉死在床上。院长，你……你可要为我做……做主啊。”
伊藤赶紧跟着八戒来到牛斌的住处。只见门外围了许多老师和学生。他还没进门，一股酒气扑鼻而来。他捂着鼻子进屋一看，只见牛斌俯扑在床上，床边还倒放着一只空酒瓶子。伊藤厌恶地皱了皱眉头，用还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喊道：
“唔，臭死了，给我抬出去卖（埋）了！”说完一甩手，扬长而去。
当天中午，特高课的原田课长亲自来到学院，他首先将八戒叫进办公室。八戒点头哈腰地进屋后，只见屋里坐了包括伊藤院长在内共有四个日本人。他战战兢兢地站在中间，只听原田和气地问道：
“你的，朱富贵的？嗯？老实的说，牛斌真的是醉死的吗？不是被你药死的吧！”
八戒惊慌失措地喊道：
“冤枉啊太君，牛主任昨晚整整喝了我两瓶好酒，我是劝也劝不住啊。谁都知道我和牛主任是哥们儿，我为什么要害死他呐……”
原田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哼，牛斌死前给你说过什么没有？”
“太君，我不敢隐瞒，牛主任和我喝酒时确实说过一些话，我……这个……”
他瞟了一眼伊藤院长和其他人，原田见状，立即客气地对伊藤和另两个日本人说道：
“请你们都先出去，回避一下！”
伊藤和另两个日本人都站起来，走了出去。原田回过头来，满脸堆笑地说道：“唔，你的，现在可以慢慢的说！我的知道，你是中国人的这个！”说着，原田竖起了大拇指。
八戒四处看看，神秘地对原田说道：
“太君，牛主任昨晚告诉我，伊藤院长和一个叫许……许什么的……”
“许有年？嗯？”
“噢，对了，是，是个叫许有年的学生，他俩的关系非常密切。”说到这里，八戒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声音：“牛主任昨晚蹲在他们的窗下，看见他们俩正在……嘿嘿，太君，你猜他们俩在干什么？”
原田立刻站了起来，伸长脖子，急切地问道：“他们在什么的干活？！”
八戒瞪大了眼睛，做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哎呀，可不得了啦，一个大大的日本太君，居然在跟一个小小的中国学生学什么中国话！牛主任一下子气得啊，那个什么，太君，你想啊，如果伊藤院长跟着那个姓许的学生学会了中国话，还要咱们牛主任来干什么？太君，你说是吧？所以啊，咱牛主任那个气啊没地儿出，就可劲儿地喝酒，当时我是劝都劝不住啊！唉，这也难怪，咱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什么‘借酒浇愁愁更……’”
“够了！”原田再也不能忍受八戒的啰唆，吼道：
“八嘎！你的，滚出去，出去后不许乱说话的，否则死啦死啦的！”
“哎，我的，不敢乱说话的。我不想死啦死啦的。”
说着，八戒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
就这样，牛斌“醉死”一案，就这么不了了之。至此，许有年和伊藤的友谊，更加牢固地发展下去。而朱富贵，也就是八戒，在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不久，就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朱富贵在唐山民政局工作，于1953年不幸因脑溢血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