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想做诗人，模仿穆旦译本《普希金诗选》自娱自乐。不料被老师发现，以为情调不好，遂改变路向，学习写郭小川式的句子，青春期就这样压抑地走了过来。直到舒婷、北岛出现，看见他们的作品，才知道自己的那条路里的问题，于是跑到校园里读书。这一读就是六年。理论的趣味多了，感性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做什么呢？余暇便写起读书笔记，有的混到批评杂志，有的挤到读书类的期刊。时光真快，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这一代和自己的父辈，都是战乱与贫困中过来的，在学问上处处捉襟见肘，国学与西学都不行。钱钟书、张中行之后，好的人文学者有限，大概在气象和境界上都有问题吧。知道了这一点，在回顾自己的写作时，就觉得是一种简単化的个体阅读习惯，说不上意义，只是对自己无聊的时光的一个填补。民国那个时期，高明的读书人真不知道有多少，现在可能在某些地方退化了。
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可说是个特别的时期。历史走到现在，似乎一切都刚刚开始。古老的文明我们看不到多少，现代理念似乎刚刚起步。一切都要在空白里开始。这个启程，实际在“五四”前后就进行过，只是遗憾地中断了。在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国内唯一可借鉴的遗产，是鲁迅、胡适那代人的东西。我自己喜欢的也正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
所以，在我的视野里，可以对话的只有两类：一是当下，那由作家的文本作对象，启发自觉地发现问题；一是“五四”文学，以周氏兄弟为标本，知道创造的愉悦可以无限拓展。当下的与自己的经验有关，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国初期的那些遗风，乃思维的原典式存在，可激发诸多的问题意识，但这里也相关地连接着西洋哲学的背景与明清文化的余波。要把这些组织在一个调色板里，并不容易。可是我们时代的写作要面临的也正是这些多方位的对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刘再复的著作风靡一时，应者如云，一时成不小的气象。但我想，他们的劳作在钱钟书、张中行眼里却不过常识的再现，并非前无古人的独创。而李泽厚等人的境界在那时显得高人一头，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我的写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有时翻看自己的作品，就感到那时兴奋点的简単。一个异化的话题，在那时要用很大的气力去讲，可是现在早就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了。贾平凹的《废都》问世时，我们讨论的内容，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不过中学式的问题，然而当年的思考，却是美学里的高点。看到自己和自己同代人留下的一点字迹，印象是，我们做的只是填补空缺的工作。这个空缺本不应该出现。现在的思考乃慢慢回到“五四”，回到鲁迅、胡适当年的基点上。无数人在为自己的民族的血泪史还债。战乱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平复的时期，说我们就是这个时期的忙碌者，大概是对的。
人本来都要有自己的空间，那是可自由往来的地方。我的父辈一生向往这样的生活，无奈在流血与流放里挣扎，心只能渴求，却没有一点自己的园地。现在我们比他们唯一进化的，就是有了从社会渐渐剥离出的一点点空间，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一点点事情。比如收藏古玩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只有康生辈可自由赏析旧物，甚至把国宝独自占有。现在有了拍卖市场和开放的博物馆，百姓也可光顾文物园地了。当代作家与学人，有时就像广场的狂欢的组织者，不过是过渡的价值，至于狂欢的内容和质量，那些百姓要高于我们许多，未来的托尔斯泰或卡夫卡，说不定在这个队伍里也不好说。
傳斯年当年研究传统文化，从事大学教育，一个重要的梦想是建立现代自由理念的基础。现在的读书人大概还难说拥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我有时想，论哲学的想象力，我们不及庄子那代，因为我们视野里已没有了上苍和广宇，只是尘世的杂物。就灵智力而言，我们不及六朝人，因为身上的重物把我们压得已腾飞不了了。我看当代的作家，残缺的人很多，有曹雪芹与鲁迅那样格局的人却寥若晨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文人曾感叹，中国没有大家出现，我们现在连这样感叹的冲动也稀少了。瞭望思想界，精神的侏儒何其多。自己也难说不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
但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有趣的人。他们镜子般照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知道人间可以如此存在，不必随世俗的世界而放荡。启功的幽默和智慧，张中行的哲人之风，汪曾祺的飘逸神色，对我们而言都是可感念的存在。还有莫言的大气淋漓之笔，王小波的放浪形骸之风，贾平凹的幽玄笔意，在我看来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常常在类似的作家那里找到了默默思考的话题，没有这些文本的存在，我们该显得怎样枯燥。尤其是张中行的路径，把我们大一统的思维体系撕出了裂口，他把一把几近泯灭的思想之火复燃了。这样的时候，读者就有了对话的冲动，借着他们的文字，有时可以一同在苍茫的原野里飞驰。
我喜欢这些作家的理由，是常可以在他们的文本里感到躯体的刺激。他们仿佛是先知者，冒犯着社会的禁忌，笔触直指认知的盲区，将隐秘在我们思想里的情欲调动起来。在那些正襟危坐的理论著述里，我们所知甚少，学人的演说常常制造着正确的废话。可是我们进入王小波的世界，就不能不随之舞之蹈之，意识到自己曾是多么发傻的一族。浏览汪曾祺，突然发现母语的妙处，可是我们自小以来就没有这样地学习写作。翻阅杨绛作品，你会被其清俊流畅的文风打动，西洋笔触与古文遗韵在水乳交融。张中行的著述，则让我想起罗素哲学与庄子的嫁接，原来汉语的书写还可以如此灵动幽远。与这些前辈和同辈人对视的时候，我们则会有相见恨晩的感觉。也许他们的败笔会带来片刻的不满，甚至我们以为许多文字也有瑕疵，可是他们把我们从“文革”的语言里拉到明亮的世界。自由的书写者，其实也正是自由的思想者。我们也许能于此从龌龊的王国走到清净之地。
拥有自己的空间不是一件易事。张中行在晩年大红大紫，乃是几十年孤苦独行的结果。在人人向往革命的时候，他却默默地与西方哲人对话，满脑是故纸堆里的话题。在所有的出版社热衷于苏俄艺术与哲学的时候，他却在啃英文版的康德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他研究汉语，收集拓片，在五六十年代都是不合时宜的选择，现在看来却是真正的自我的选择。“文革”的风云那么汹涌，他却在乡下默读着唐人旧著与宋人短章。所以，八十年代末他开始写作的时候，用的语言都是自己的语言，和众人一色的文字有着怎样的差异！第一次读到《顺生论》时，我感到了莫名的震动，看到了一块有暖意的绿洲。我们羡慕文字的静谧和思想的透彻，却无法走近他。那时才知道，我们这些习惯于与别人走路的人，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园地。
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在致沃洛申先生的信中，谈到了自得其乐的写作方式，主张“忘乎所以”。她所说的“忘乎所以”，不是人为的走笔，而是中国人所说的“无我之境”。中国人写作要看别人的眼光，很多时候遗弃了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所以，好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在找心爱的东西，有时甚至带有殉道的意味。我记得在阅读苏姗·桑塔格的批评文集时，感动的是她的这种无畏前行的锐气，一面穿透着诸多文本，一面沿着作家没有走过的地方滑动，思想如电光般射进精神的夜空，无数黑暗的地域被照亮了。我在她的文本面前，有着飘动的感觉。这是中国作家与批评家很少给人留下的感觉。也恰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写作者，要开拓和揭示的领域实在太多了。我们这么多年只集中做了一点小事，许多个体的空间还未打开。如果说写作在今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打开自己未曾敞开的空间，对我们现在是多么重要。我自己在意识到此点时，有时也带着起飞的期盼，尽管自知还趴在地下。
但只要飞起来，就会有扬弃的快感。现在能飞起来的人，还实在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