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曾说读书人一入世，就未能免俗。言外之意是能超于象外的不是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情形而言可能还更为严重，不仅象外之境难免，连象内的气韵也是少的。联想起张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可说他是超俗之人，和季羡林、启功这样的人比，走得更远。
这更远的因由是，不和弄权者为伍，或说不与时尚同调。季羡林、启功碍于面子，不得不走一点形式，出席一点会议，点缀点缀场面，他却是毫不介入，不给人面子，俗场的事是没有的。
虽然晚年暴得大名，被媒体包围，但他依然是老样子，不喜欢出现在热闹场合。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各层领导出席，季羡林等都到台上，学校也请张中行登台，因为是象征性的人物，意义不小，可为母校增光者也。校方请他的亲朋来劝，老人拒绝再三，友人几乎央求他，可还不为所动，回答是“我一辈子不出席这样的场合，与领导人在一起不习惯”云云。那一次北大校庆来人很多，场面亦阔大，成为知识界的大事。常人如果受到邀请，自然是件快事，何况中国人是喜欢热闹呢。而那个隆重场面上，终未出现到他的身影。
他后来曾和我谈到了这个事情，回答得平静极了，是没有意思，似乎觉得那是在表演。但他内心想的是：此北大非彼北大，自己与此已无关系了。
对现在的大学教育，他有自己的想法。过去的大学是专家治校，现在却是另一个样子。读书人追逐官位与名利，乃荒诞之事。人固然可以当官、经商，但不可把官与商的游戏规则用到学问上。大家都在随着大潮走，可是他却不太愿意，因为自知落后，不是这个时代的适应者。在他心里，爱因斯坦好，罗素好，庄子好，别的等而下之，不追逐也罢。所以你看他拒绝别人，不是一般意义的清高，是有点思想贵族的意味，有时候也能看出钱玄同、刘半农的遗绪。晚清文人的那种狂风，不是没有一点的。
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他显得坚强，不随唱时调，或说不留情面。比如1994年，杨沫去世。吴祖光来电话，问张中行可否出席追悼会，张中行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在《流年碎影》中谈到了没有出席追悼会的因由：
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有接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
就思想的坚定性而言，他不亚于一般人，是很有操守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和选择，但其思想的不受污染的绝然，很多人是不及的。应该说，他的世界有个基本底张，那就是“临渊而不羡鱼”，知道自己应得什么，不应得什么，如此而已。不追慕时风，在他是本分之事，外在的许多东西，他并不羡慕。虽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还是说有自己的去处。九十年代初，中国商品大潮涌来，许多文人纷纷下海，一时人心晃动，社会大变。经历了六代之风的他，知道又是个关口。下海好不好，因人而宜，懂商业的，有经济意识的，当然可以下海，可是这不是他的长处。因为除了写作、编书，他并不会别的事情。不合于己身的，就不勉强为之，这是他的出发点，所以他说：
恕我仍是旧思想，认为鲁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传》比内藏珠宝金条的摩天大厦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是否也把我这样的旧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扔呢，有的人也许有雄心，说一手抓钱，一手还可以拿笔。至于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坚信：一、文学事业，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穷而后工，蒲松龄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腰缠万贯，会坐在屋里写小说或凑五言八韵，不下扬州吗？
上面的话，明显是逆俗音而动的，很有主见，和他的“顺生论”在一些地方有悖，乃逆水而行之言，不是随顺之言。其实他的“顺生”，乃穷人、凡人、小民的哲学，乃远奢侈、拒浮华、别豪门的语态，顺着自然之习，而不是精神的和欲望的膨胀。经历了民国、日伪统治、“三反五反”“文革”诸多风雨，看到各类名人达官的谢落，一切如过眼烟云，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他在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从一个层面上说，张中行从未认为自己崇高过，也没有从事过崇高的事业，比如抗日、革命、造反。国难当头，他不去前线，甘做小民，那些血色中过来的斗士们自然对其有看法。可是，不崇高的人，从未有过无耻的行为，坚守的是为人之道，有一个底线在，也就比那些既崇高过，后来又不幸滑入无耻或无特操路径的人，要清洁得多。以他的一生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崇高是难得的，人甚奇之。而远离无耻，更是难得，人亦应奇之——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无耻，比崇高更难。
天底下许多杀戮、悲剧，多是打着正义、崇高的旗号。当灾难袭来，人性受挫时，无耻便成为家常之事。献媚、奴颜、卖友、卖己，都裹着真理的美名。可是远离这些的乡民、百姓、凡常之人，却有一个底线在：刀枪来了，并未出卖友人；拳脚到了，也不随风附和。因为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的血泪。这是张中行一生的坚守。九十余年的岁月，能如此度过，在那一代人中，确是少见的。
生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无数英雄式的人物。悲壮者如瞿秋白、胡风、张志新、顾准等；沉潜者如熊十力、马一浮、钱钟书等，都是靠自己的独异性赢得人们的尊重。较之于上述诸人，张中行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不是思想的独异者，也非殉道的勇士。他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素朴的心。我们在动荡的岁月里丢掉的恰是这素朴的东西。我有时想，一个老人的文章能有这么多人看，不是他自己的本事高强了，而是人们发现了这个世界快要消失的一种存在。在过往的年代里，这样的东西被损坏得太多了。
记得孙犁晚年写人写事，写对乡村女子青年的回忆，以纯情者为上，是没杂质的。那些和泥土打成一片的人，得山之清风，水之精华，周身清朗如玉，美得让人心动。那是残存在世间珍贵的遗存，被孙氏写得楚楚动人。老一代文人，心里留下的多是这样的美质，写朴素之人，谈朴素之美，其实也留下了作者的朴素之心。中国文化所以还能生生不息，久历劫难而仍有热气，与存有一个陶潜式的传统有关，与“五四”传统有关。这个话题很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