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言文从主流话语中退出，白话文经历了一个阵痛的历史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世风的原因，白话的干枯、无趣、无智的趋势日显，比古文的日暮气还要老态，所以问题不在于文言、白话的优劣，不管什么语体，八股的遗风在哪里都可出现。
我在张中行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文言津逮》中，读出了他对语言的看法。这是一本很通俗的读本，分量却不轻。内容系关于文言文读写、教学的，许多审美的、哲学的看法都在里面，不是一般的著作。书名起得很好，带有诗味。灼见含得很深。与其说谈的是是文字的话题，不如说是对士大夫的文脉的清理。在态度与看法上，是有胡适、周氏兄弟的情怀在的。
张中行理解古文字与诗文，有细节的功夫，看得准，分寸感强，每字每词都深切不已，并非不求甚解式的臆游。这是从顾炎武那里学来的，不尚虚言，精心打量。文的古今异形，古字通假、反义之细节，都未从眼中放过。他对古文中的名物的看法和研究，也有功夫，是了解典籍的奥义的，也能从一般典故中，看出行文的得失，立意的深浅。古人的鲜活、美好的一面，文言文中有之；迂腐的、沉灭的因素亦有之。关键是士大夫也者，有奴性的一面，也就不能不显出文字上的黑与白，高与低。因此，读古文，警惕士大夫的心绪，不被陈腐的存在所囿，是读懂前人文献应有的情怀。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文言津逮》于此，强调再三。
清理旧遗产，难的是对思想的取舍。古文里新旧杂处，真伪并列，妙文里亦藏有糟粕。按张中行的理解，看糟粕的存在，要从下列三方面入手：一是情感上的；二是科学性方面的；三是文字表达方面的。陶渊明是他喜欢的诗人，他自己的旧诗，就有几分陶氏的痕迹。可是谈到这位诗人时，他却说：“在文学史上，《归去来辞》更加有名，欧阳修甚至说，晋朝只此一篇可以算作文章。内容也好，乱世弃官不做，回家务农，确是值得赞扬。从辞章上看也是好的，写情写景都很真切，并且协韵，有浓厚的音乐性。只是上面引的几句（按，指‘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道家的任其自然，一切无所谓的气味太重，作为现在的读物是不宜吸取的。”
我读这一段话，有点不太敢相信是他写的。因为他自己就有几分道家的因素。《流年碎影》里的无奈比陶渊明不知要浓出几倍。人在绝境里，逃向隐逸，虽有懦弱的一面，但也不能就是消沉吧。张中行点评《兰亭集序》时说：“终嫌过于突出士大夫的闲适，上面引的几句（按，指‘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更后退一步，变为消沉，由好作品有移情作用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应该吸取的。”其实《兰亭集序》可看的地方，恰是结尾的空旷感，由修林美所，一变而空幻无常，也恰是文人柔弱的地方，打动人心者，亦在此处。张中行写此书时，在七八十年代，胆子还不像后来那么大。不过他说古人的东西也有瑕疵，也并不错。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是对的。
当年钱玄同说古文该全废掉，旧诗词小说一窍不通，都是气话。其间精美的部分，谁都是知道的。张中行知道古文有许多好处，所以就绝不说虚妄的话。我见过他在干校时代抄的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工工整整，心以为是深深喜爱的。李清照文字洗练，清幽而意切，读来沁人心肺，无疑是拔俗之作。好的文章，在他看来一是要言之有物，有内容；二要自然平实。历史一久，真美的存在亦被遮掩，读者往往被表面的东西吸引，内在的深却不得相见了。古文的优点在他眼里有以下几点：一是简炼，以寥寥数语就可浮出大的气象；二是词汇丰富，出其不意之处闪烁其间；三是修辞有灵活的一面，非平铺直叙之状；四是委婉，艺术的表达使人惬意；五是句法整齐，有对仗之美；六是富有声音之美，平仄中是旋律的起伏。古人的表述方式，总结起来是智与趣的，乃汪洋大海，珍珠藏在里面。《史记》、杜诗、苏词都是代表，张中行发现了美的结构方式及产生的过程，他写道：
文言里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名句，如文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词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曲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都能用少数文字点染，画出优美的境界。现代汉语或者由于不注意，或者由于句法松散、冗长，已经不大有这种本领。能不能以文言为借鉴，在这方面有所创造呢？这就有待于作家们努力了。
看得出来，在对文言文的历史的看法上，张中行有自己的尺度，既非虚无主义者，也非复古派。我们要是细读他的文字，觉得是有古风的。陶渊明的自然，白居易的晓畅，李清照的漂亮都有一些。在八十年代后，他写的文章和一般流行的体例不同，文风是古朴深远的，与社会审美观存在着很大距离。看他对明朝前后文人诘屈聱牙、生硬别扭文风的反驳，对竟陵派的涩语怪词的批评，似乎也是对当时风气的发言，影射的成分是大的。看起来是讲历史的旧迹，其实也是今人心绪的当下的表露。思想的清彻，必然也使文体清彻。他主张“辞达而已”，自由地伸展地创作，对时风都不能不说是个警示。
旧时文人作文，心与天地无伪地交流者，其实有限；悟出玄机，又能以平常之文道之者，也寥寥不多。书写也是精神攀升的过程，其实就是个境界问题。谈文法与章法，易入皮毛之状，进到深地，只能以悟性与理性为之。我觉得张中行在对文学遗产的看法上，感性的成分未能湮没理性的沉思。他总能在流动的感觉之河里停下来，不随之淌下去，而是跳将出来，立在湍急的流水里，看河的清浊急缓，将意识盘旋到精神的高地里，实则还是哲学的盘问起了作用。讲文言文的著述多矣，《文言津逮》却由古文跳到了思想，由审美飞向了哲学。于是天地为之一阔，精神之门被一扇扇开启了。
“五四”新文人主张白话文时，他们自己是有古文的功底的。不过总体看来，他们认为古文是死掉了的存在，难能翻出新意了。后来白话文真的畅行了，人们发现，没有对古文和民间口语的借鉴，似乎是个问题，于是希望能矫枉过正。但古文的最大问题，是所连带的思想乃主奴的东西，是不好的。这是许多模仿古文的人不能挣脱的枷锁。鲁迅不主张多读古文，就有几方面这样的考虑。但鲁迅没有经历白话文八股的年代，所以后来的有识之士，就希望从前人的智慧里吸取些什么。张中行的思想，承载了这一种问题意识，对照一下“五四”时期文人的言论与今人的言论的不同，我们会感到，时光的流逝，有时与进化是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