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学人被诟病的地方，是方巾气重，没有幽默的气质。这其实是错误的。“五四”后的学人，潇洒者多多。鲁迅不必说了，像钱玄同、刘半农就是洒脱有趣的人。即便是周作人这样的儒雅者，也注重民间笑话和诙谐的文本。知识界关注滑稽的文字，一是从中了解民俗学的东西，二是自己也神往那些文不雅驯的存在吧。先前放荡的文字多是非正襟危坐的人写的，象牙塔里的文人要用它就不怎么被人看上。只是到了当代，像王小波的文字就不再那么拘于文雅，完全狂欢起来，那些正人君子式的东西便被扬弃了。其实王小波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人，他前面的文人有类似境界的也不少。张中行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这种幽默还不能和王小波的黑色的讽喻相提并论，但精神的种子还是不断被播种的。
张中行也是幽默的人，不过那幽默有一点限度，不去恶搞他人，以自嘲为乐，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会从奚落的口吻里超度自己，比如承认在世俗的层面自己的失败，在生活和学业里并无什么建树。他讲到自己的“土”的时候，诙谐又不失庄重，笑里含有冷峻。曾读过他写五七干校劳动的文章，就是拿自己的窘态开涮的。因为知道时代滑稽，自己又是可怕的环境的奴隶，于是就只好自嘲了。你看他的短文，一讲到自己读书，就有挖苦自己的意思，从不承认有什么学问。而他一生事业的选择，也是无奈之举，从没有荣光的感受。《负暄续话·自嘲》中录有词一首，就是对他自己的写真：
读者不乏好事者，也许要问：“你自己如何，也自嘲吗？”答复是也曾附庸风雅，写了一些，为节省篇幅，只抄一首最短的《调笑令》凑凑热闹：
书蠹，书蠹，日日年年章句。搜寻故纸雕虫，不省山妻腹空。空腹，空腹，默诵灯红酒绿。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不过是文字般若。祖师禅呢，一言难尽。我曾经有理想，或幻想，于是，有时候在某些方面就不能不痴迷。其结果，如我那位同学王君所领悟，就常常是失误，是幻灭。怅惘，苦恼，无济于事；自知最好还是走自嘲的路，变内在的感慨为外在的欣赏。但是惭愧，为天和人所限，常常是知之而未能行。不能行，自嘲的金针如匏瓜，系而不食，可惜，所以宁愿度与有缘的读者诸君，也借一面小镜，对着《笑林广记·腐流部》照照自己吧。
虽然他是能够自讽的人，但那洒脱的背后还是有沉重的一面，是无奈的怅惘，总没有鲁迅的《阿Q正传》那种好玩与有趣。后来的一些读书人，有的就比他潇洒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时可以从天上飞起来的。
民国的文人的幽默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实在是那个时代的环境不好，沉重的东西过多之故。林语堂当年是喜欢搞幽默的，但却是浅层次的低吟，理性上的自觉与内心的本然不是一回事。潇洒是灵魂的内在的东西，不是装出来的。但那时的冷嘲和自讽却是偶尔存在于作家的文本里的。中国旧的传统里多是笑话和诙谐的游戏，其间杂以匪气的因素，所以有时觉得并不漂亮，似乎没有飞起来。鲁迅的讽刺是寄沉痛于空漠之中。钱钟书就显得不怎么中庸，在挖苦和滑稽的笑里，还藏着冷意的东西。老舍初期的笑话语言有点油滑，张天翼则在尖锐的讽刺里把灵动的东西也丢掉了。总之，我们的文学里，幽默是种没有发展起来的艺术，或者说，是被别样的思想所裹挟的存在。张中行那代人只能在士大夫的传统上走出两步，实在是没有后来的王小波这样的人潇洒得彻底的。
在自嘲自讽之外，张中行多的却是自伤的东西。他嘲笑环境的可怕时，也嘲笑了自己，但那后面，却又是内心的疼痛。是自己对自己的伤感。《负暄续话·记忆》中有云：
自然，我的记忆的口袋里还没有成为空无。有些什么呢？琐屑的，或关系不大的，包括能背诵的子曰、诗云等等，都可以不说。值得衡量一下的是与价值观念有关的，即诸多行事之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对的，也总当有一些吧？可是很奇怪，常常浮上心头的差不多都是坏的和错的。这些还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低级的来自自己的迂和不通世故，引起心情的“悔”。还有高级的，来于自己的天机浅和修养差，引起的心情是“悔”加“愧”。两个等级相比，后者是更严重的失误，给我带来的伤痛也更多。而说起这伤痛，又由来远矣，记得若干年前，还求友人王君刻了个图章，曰“行多不是”。全句是“回思昔所行多不是”，记得是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说的，见于何书也忘了，我断章而取其全义，一则表示自伤，二则表示自勉。值得痛心的是，若干年过去，有时算算生涯之账，毫无例外，都是自伤之意有增无减，自勉之意则完全落了空。
人到老年，回首以往，能如此自讽，那是真挚的。我觉得这里是有些旧文人的气息。宋词里的清寂和明诗里的忧虑都有些。日本的木山英雄先生在启功的诗词里，看到了自嘲中的《世说新语》的影子，即对假正经的东西的揶揄。这是对的。张中行也羡慕启功对己身的大嘲讽，以为真是高人的境界。他自己似乎就做不到这些。中国的文人习惯了去说正经的话，慢慢变傻了。张中行用寒士的冷寂和讽语消解这些，但多少还保留了雅正的东西。可是启功则是嬉皮笑脸地用非正经的东西去说正经的话，在这个层面，要比张氏高明。难怪启功先生说他“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解剖狮子如解剖虱子”；张中行则对启功说：“您是已经到了彼岸的，我还在此岸呢！”晚年他们的关系如此密切，其实是彼此互补，张所有者，为启所无；启之优长，亦倾倒张氏。嘲讽有深有浅，有高有低，若是长足发展起来，我们文坛的话题大概就更多起来了吧。
三十年代，林语堂先生在其主编的杂志《论语》上大谈幽默时，知识界的反应是冷冷的。不是那理论有问题，而是实在缺少幽默的环境。林语堂在杂志里开设幽默专栏，讲了许多有关幽默的好处，却没有得到鲁迅的支持。他曾请鲁迅写文祝贺，鲁迅就发表了《〈论语〉一年》，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是没有幽默的语境的。这不是个人主义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对专制主义的气候失望的问题。在言论不自由的时候，纯粹的美学理论是难以站住脚的。林语堂曾在《小品文之遗绪》《今文八弊》《方巾气研究》里指出了文坛的问题，都没有错。但鲁迅反感把技巧和精神现象割断开来讨论问题，在他看来，言论不自由而谈幽默是有问题的，而且他批评林氏乃因为林根本就不幽默。自然，在理论上鲁迅是没有否定幽默的精神价值的。他自己不就很幽默吗？中国的幽默没有发展起来是美学上的不幸，张中行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对比一下张中行和林语堂的不同，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民间性的存在和贵族的审美理论是有区别的。在底层生活的人们，被剥夺了一切言说权利的时候，自嘲和幽默都是残缺的。自痛的存在倒是普遍的，久在象牙塔里的人，是难以理解这些的。我们要想读懂前人，也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