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三话》问世后，不仅普通读者以为好，学人中叹服的也很多。启功先生就写了《题〈负暄三话〉二首》，诗云：
观剧逢其悲，饮酒逢其辣。
苦果无回甘，负暄有实话。
荡气而回肠，喜读却又怕。
一句最凄然，过去由它罢。
比喻多出奇，不啻宣金口。
每读负暄话，拍案不以手。
人闻叩击声，知我泥其首。
妙语天外来，兔爷笑颤抖。
启功是张中行的老友，生于1912年，字元白，满族皇族，乃雍正帝九代孙，中学毕业后到辅仁大学任教，是陈垣的得意弟子。他擅书画，字尤好，倾世一时。他与张中行相遇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时他们都是古董的爱好者，自然趣味相投，后来都在教育界吃饭，渐渐交往增多。人民教育社出版重要图书如《古代汉语》《文言文注释》等，启功都是顾问式的人物，张中行等人也愿意倾听他的意见，交往之中被其幽默和智慧所吸引，遂成为好友。
张中行喜欢用元白上人来称呼这位老弟。两人的兴趣不都一样，前者钟情的西方哲学，元白就不太染目；后者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是张氏所不及的。他们的交往在开始只是君子式的，其淡如水，到晚年来往却越来越频，彼此唱和，相互呼应的地方很多。接到上面的那首诗，张中行就有和诗回复道：
读书为稻粱，写稿为还账。
技不过黔驴，自当出洋相。
银样镴枪头，混充金箍棒。
劝君慎解囊，以免又上当。
两人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都是彻悟很深的人，远离着利害，看透了人间冷暖，身上又没有文人的架子，喜用平民的口语写作，没有酸腐的一面，像游走在京城的狂士，冷眼看世，洒脱而峻急。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困境里挣扎。启功年轻时气盛，出言不忌被打成了右派。张中行比他略通世故，胆子又小，命运就略好一点。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其实有着相近的一面。
对照他们的著述是有意思的。两人都是杂家，喜欢看野史杂记，玩玩字画，对历史的兴衰有幽默的表达，不喜欢君君臣臣的那一套，谈到旧的文化，讥讽的时候多些。他们在什么地方有点徐渭和郑板桥的风骨，不是正襟危坐的那类人物，也不喜欢用道德的尺度臧否人物。启功游戏的笔法多些，出笔滑稽，让人捧腹时多多。张中行则沉郁冷寂，不太会使用匪气的语言为文，调子是不同的。在对历史的看法上，他们都有些虚无主义的痕迹，无奈的感叹随时可以看到，又不被之所囿，好像没有消极的印记，常常是用美的文字对抗虚无的存在，其间又是积极的意识，也不乏和黑暗捣乱的用意。张中行谈启功，就用过庄子的语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此，两人会心一笑的时候多，挚意深深。他们相聚的时候，像一道有趣的景观，一个像弥勒笑佛，一个如清风居士，在人间又似不在人间，很有意思。
启功的字好，诗亦好，其打油作品境界尤高。他的文字善于自嘲，痛感和失败感是强烈的。他早年遭受世间冷眼，因为没有学历，深味学界的明暗。久在文人圈子里，他懂得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种种世相，神圣的与无聊的体味都有一些，参透的东西也渐渐增多。他谈人事和历史，本于己身的体味，没有书本的教条，能在反讽里消解那些所谓宏大的题旨。无奈里的笑和笑里的无奈，构成了他诗文的特点。诗句洒脱又懂得节制，是很智慧的。他自嘲自己是“博不精，专不透”，恰如张中行承认自己“样样通，样样稀松”一样，可以说两人是都不自恋的人吧。你看启功自撰的《墓志铭》中对生前死后的描述，和张中行的生死观的色调，真是韵律相似。张中行曾有文章对此大加赞赏，那是心心相印的反映。
在他们愉快的交往史里，谈文物与历史的时候居多。对字画，启功是行家，张氏亦有卓识。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的问题而言，他们的看法一致的，知道皇权的那套评价体系是虚妄的、无趣的。有一次，张中行的诗集《说梦草》问世，在北师大开研讨会，启功在会上说，张先生有情感的寄托，思想是高的，就是常人所说的有见识。这些见识对启功未尝不是一个启迪。比如对钱牧斋的看法，对王铎的认识，张中行的观点就让启先生颇为佩服。看一个人，是要从个性和对个人的尊敬入手的，这和皇权的那套评价体系没有关系。历史上好的文字和诗文，都是对人生的歌咏，向来是边缘者的独唱，一旦和权力者沾边就有问题了。所以儒家的基本思想是有问题的，千百年来造就的不过是些奴才。
启功和张氏的一生就是不断和奴才抗争的历史，不过他们的路径是有所区别的：一个是笑对人生，一个乃顺生而行。前者对世间的繁华不再依恋，后者则眷恋着爱欲的风景，品味着世间的美意。梳理他们间的友情，有一点给人的印象很深。张中行靠哲思度苦，有庄子之风；启功有点六朝文人的洒脱，滑稽与幽默中把种种不幸都驱走了，旷达的一面，使其在治学与生活中都能找到乐趣，在没有色调的地方显示了自己的色调。黄苗子先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启功的乐天精神：
1957年之后，我们的中年（启先生其实比我只大八个月），都碰到些“坎坷”。启先生平时谨言慎行，牢记自己是“逊国王孙”，知道怎么处世。“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启老事后这样说。启夫人在伤心哭泣时，启老安慰说：“咱们是封建余孽……现在革命需要抓抓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啊？”启功就这样豁达地对待世情。摘去右派帽子以后有时出门，他还乐呵呵地问人：“我的帽子拿在谁手中？”（《扬马之俦，石八之流》）
张中行也极其欣赏启功的智慧，每每讲到两人的见面都眉飞色舞。他多次撰文表达对启功的诗文的欣赏，以为他有超凡之态。这是他自己不及元白先生的地方。启功先生的诗文中不太喜欢谈儿女之情，他孤身自好，是清冷的楼阁里的苦度者。张氏却偏爱讲风尘女子，玉楼香泽，以爱远播世人，享受着自然与社会间的各种美质。印象里启功把人间的爱内敛到书法的清俊之美里，张中行却像一堆古木间的炭火，远眺是将尽的余灰，近看却是不竭的光源，慢慢散着暖暖的热意。他们奇特的生存方式和智慧样式，给粗糙的知识界带来的爱与美，不是一下子能说清的。
《负暄续话》问世前，张中行曾请启功作序，启功写完后，自称是“读后感”，不敢为序。启先生认为张氏是哲人和痴人，一语破的，那文章写得很好，是篇智者的文本。智者对智者，如果有敬意的话，那就是一曲合唱了吧。其实《续话》这本书的写作，和启功先生关系很大。当年《负暄琐话》出版，启功就曾写信给张中行，说希望看到续话。那封信中说：
你把沙弥害苦了！又一夜没睡着，反复拜读大“话”，怎么那么短！何时出续集？我把余生看书精力存着攒着以待多看续“话”！
世间“如火如荼”“你死我活”“天大地大”“理气性命”等等的事，都在拈花一笑中。好像著笔时唯恐一字落言诠者，所说分明梦境，给人印象都是“至人无梦”，以文境论，只有《红楼梦》庶几可以媲美大“话”耳！
李白、杜甫间的友情，鲁迅、郁达夫间的挚意，今天看都是迷人的。回想九十年代，张中行与启功等老人，以自己的风范，给知识界带来的是少有的暖色。他们身上还有着老一代文人的气息，“五四”后美好的东西没有在他们那里消失。尘世日益轻薄，人情多系暗井，可在他们那里才可以感到我们的文明还残存着一丝绿意。那是个未被污染的世界，偶走进那里即可感到一种静静的美，它吸引着你，使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不少可依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