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中行的几个女儿谈话，讲到幼时的教育，都说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的四个女儿都是学理科的，有的在北大，有的在医学院、研究所工作，都没搞文学。她们小时常听父亲讲科学的故事，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很迷人，把孩子们吸引过去了。科学的好处，是让人从迷茫的世界走出来，有纯正的理性。这至少可以校正中国人昏聩的思想。在他看来，我们的国度的悲剧，是与科学和人的道德意识的缺失有关的。
科学理性与怀疑主义，对他来说是两个支点。
现代中国的狂人，大多是把己身的信仰夸大到极限的。只要认准了道路，就有排他的现象，真理在握，别人的存在是无所谓的。人有欲，欲也可升为精神现象，在思想上就表现为一种信仰的出现。思想者往往始于怀疑，而终于信仰。可是在张中行这样的人那里，欲望下的信仰，大多是可疑的，人是生命，动物的属性没有都根除掉。据达尔文的理论，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进化来的生命，自然就不能不依据于某种规律。可是我们常常在反规律里展开思维，做了许多蠢事，迷失在形而上的泥潭里。与人奋斗，与天奋斗，都要有自己的规律。规律在哪里呢？在他看来也是大难之事。这就要有探索的意识，敢于假设与求证，甚至于否定自己。康德的思想，尼采的哲学，就把人从虚妄里拯救出来，那样的力量，中土的哲学是没有过的。一个现代社会，其基本理念要含有合自然性与科学性的因素。在认知的层面，数理的与逻辑的，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可惜，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几乎听不到理性的声音了。
由于罗素的影响，张中行成了怀疑主义者。怀疑乃思想之母，而能否归于信仰，那是另一回事。从他自己的经历看，许多归于信仰的人，未必找到己身的快乐，时间老人对人类的嘲弄，有时就是这样无情。促使这种怀疑意识演进的，还有康德的哲学。他年轻时也苦读过康德的书，后来集中的印象是，康德意识到了主体的有限性，人不能穷极无限的世界，用先验的主观的形式不可能把握无限变化的世界，于是进入悖论。这对他是终生的影响。《负暄续话·难得胡涂》中有云：
记得北欧哲学家斯宾挪莎有这么个想法：人的最高享受是知天（他多用上帝，这里以意会）。他写了一些很值得钦仰的书，推想他会自信，他知了，所以已经获得最高的享受。许多人，国产的，如汉人的阴阳五行，宋人的太极图，等等；进口的，如《旧约》的上帝创造一切，柏拉图的概念世界，等等，都是斯宾挪莎一路，幻想自己已经独得天地之奥秘。对比之下，康德就退让一些，他知道以我们的理性为武器，还有攻不下的堡垒。根据越无知越武断、越有知越谦虚的什么规律，现代人有了看远大的种种镜子，看近小的种种镜子，以及各种学和各种论，几乎是欲不谦虚而不能了。
知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这在他看来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些，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大学教授和乡里之人，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分高低贵贱。因为在他眼里，从广大的宇宙的角度看，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人在生命的路上，都有困苦相伴，谁也不能占据了所有的真理。
既然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就不去求知了吗？也不是的。张中行认为，在人生的路上，要克服困难，走出愚昧，就不能不仰仗知识，在理性的光辉下找到合理的路。怀疑主义者，其实是有自己坚定的信念的，那就是在肯定知识有用的同时，不把知识无限地夸大化。伟大的科学家和作家，越发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时，也就越发警惕对知识万能的膜拜心理。爱因斯坦面对无限变化的世界时，常常慨叹自己的有限，在茫茫的宇宙间，我们知道的也只是那么一点点，和广延无边的世界比，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张中行多次讲到爱因斯坦，但从不说他的学问怎样高深，而强调这位科学家自己如何地面对困惑。困惑对读书人而言，是必须正视的话题，智慧越高，困惑可能越高。在思想的路上，人都没有终点。刘德水手里藏有一张字幅，是启功先生写的，上句是张中行的一句话：“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下句是启功先生的一句话：“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这两句，非常集中地表达了前代学人这种既要怀疑又要谦虚的治学态度。
知识也来源于人欲的表达，但欲望有时被附加在知识与学说上，也会产生反知识的变态性。这是个大问题，不好解决。知识一旦和情欲的问题纠缠到一起，就会出现某种麻烦，一些常规也会被打乱。比如婚外恋，在道德的知识谱系上看是不好的，可是一旦来到，在欲望的层面上抗不了，那就顺其而行，知识道德就成了空头的存在，只能从另一种层面来理解了。张中行喜欢引用庄子的话，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这是悖论的话，其实勾勒出了欲望与知识间的对应关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解决好这样的关系。在论述类似的问题时，他也流露出无奈的慨叹。
看一个思想家的深度，是不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中的选择眼光的。张中行的深就表现在日常行判断里。记得有一年我有了调动工作的冲动，征求他的意见。他平静地说，其实天下的事差不多，要以不变应万变，以动制静。后来我没有听他的话，终于离开报社了。在遇到种种磨难后，想起他的话，觉得他的告诫是对的。欲望是无边的，而困顿是永久的。不论怎样选择，都可能成为对象的奴隶。鲁迅这样看，张中行也这样看。我们俗人就不是一下子认清于此的。
认不清环境，许多的时候是缘于对选择的事物和行为的信，即相信某种选择可以抵达彼岸。现代以来的文化思潮中，信的力量总是大于疑的力量。这在青年那里一直是个难解的问题。信仰有社会性的，有己身的、个人的。后者永远伴随着个体的选择，前者有时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是个文化环境的问题。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被各种信仰所笼罩，围绕这些还展开了持久的内战。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怀疑的意识在知识界出现，对理想主义频频出击，空想的东西受挫，罗素和康德的理论才广被注意，这个理念总算被一些人接受了。张中行在三十年代就坚信于此，意识到欲望是存在着陷阱的。要避免掉进陷阱里，也只能靠科学的理性，一边怀疑着，一边进取着，靠知识的力量行事。掌握好这个辩证的关系，是大难之事。他在这个难里，没有陷下去，而是绕了出来，从苍茫的夜色里看到了精神的曙光。那一代人，有许多是未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的。
我有时见到他不动声色地在街巷闲步，从容地在书房谈天说地的样子，就被那种超然的神色打动。他是经历了尘世的风风雨雨后，真切地意识到某些欲望的可笑的。可以行通的，便放它前行；不可，就限定起来，不让其在身边泛滥。虽然他曾主张顺生，不逆行于世，但是在一些真的问题上，他是有自己的戒律的。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不能都看那些随顺自然的近于消极的意识，还要浏览到克己的超我的精神的闪光。我自己就是为他身上的这种闪光所打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