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76年。
香河离唐山很近，那一年大地震，把张中行在乡下的房子全部震倒。他的哥哥就死于那次唐山地震灾害中。乡下已无法待下去，只好回京。大女儿、三女儿、四女儿都在外地，唯二女儿在京。他和老伴唯一的选择是投奔二女儿，住到北京大学的宿舍。
二女儿张文毕业于北大化学系，丈夫亦在北大工作，住房并不宽敞，他们为了照顾老人，腾出了一间房子。
住地就在未名湖边，是北大最迷人之地。重返校园，张中行百感交集。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学校早已不像学校的样子，认识的老先生，也都在困境中。所以，亲近校园，却亲近不了往年的师友，想到人世沧桑，他不禁为之叹息。
但那时偶能见到几个熟悉的身影，他是高兴的。宗白华、朱光潜、金克木、季羡林，经常可以在路上见到，彼此点头。有的后来成了朋友，未名湖边的日子，遂让他的晚年亦有了一些亮点。
张中行住在燕园的东北，与周围许多教授为邻。比如宗白华在东北角，从女儿家的南窗就能望见宗家的北窗。朱光潜则在西北角，距离也不算太远。朱先生的夫人奚今吾是张中行的同事，彼此是熟的。年轻时在北大上学，他听过朱光潜的课，多年后依然记得。印象里的朱光潜有很广阔的视野，文艺理论颇有深度。也许因为是克罗齐、康德的崇拜者，五十年代后的生活就日见寂寞，受批判、遭贬损是自然的了。张中行的风格，在某些方面很接近朱光潜：知识上两条腿走路，既注重艺术直觉，又喜爱理性的追问与思考；行文又不生涩，走的是雅俗共赏的路子。张中行知道，这些早就不合时宜，是被一般人看不起的。但他却觉得是难得的闪光，比街市里贩卖的东西好，与这样的人为邻，是缘分，至少北大的薪火在此还可以感到，它温暖着他，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在《两位美学家》一文中，他这样回忆道：
但究竟是同住在一个大墙圈之内，有时还是能够见到。有个时期，朱先生经常到外文楼去工作，累了，就到楼东门外的通道上，叼着烟斗散步。我遇见他几次，总是问安之后，谈几句闲话就作别。他因为年高，身体显得更矮了，头发全白，步履很慢，配上由烟斗不断上升的烟缕，总像是沉思的样子。衣服不破，但和人以及他的学问一样，古旧，一看就知道是多年前的。这楼门外的通道，北端是副食店和粮店，来买食物的人不少，把朱先生放在这样的人群里，沉思而不买米油盐，显得有些怪，幸而燕园之内，这样的怪物不罕见，所以追着细看并进而研究的好事者并不多。
以后，大概是因为行动越来越费力了吧，朱先生很少出门了。有一次，我见到奚今吾女士，问过朱先生情况之后，有预见之明，说请她转求朱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不久就写来，是丰子恺的一首五绝。字苍劲，颓唐中有些拙气，与《谈美》的轻灵婉约不是一路。我感到惭愧，竟不知道朱先生的书法也有相当深的造诣。
他在燕园一直住到九十年代中期，房子挤，生活寒苦都不在心里，可欣慰的是能与前辈或同辈友人接触。他的《负暄琐话》《负暄读话》《顺生论》等，都是在燕园完成的。恰在此时，燕园的另外两个老人也著述颇丰，金克木、季羡林的散文随笔，一时倾倒众人。八十年代，散文成就以老人最高，而未名湖畔的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尤引人注意，为湖畔三杰。季氏与金氏，也是久历风雨之人，和张中行不同的是他们一直在校园里，不及张氏的泥土气浓，但他们三人的特点是都学识满腹，为文随意，气象高远。那些在《读书》等杂上志刊发的短章，一扫学院气与八股气，他们在学海穿梭，自然轻灵，举重若轻，真是郁郁乎文哉。
张中行后来与季羡林成为挚友，相知很深。季羡林看过《负暄琐话》《顺生论》，大为惊叹。内心有呼应的地方是自然的。季氏的苦难感，集中在“文革”记忆里，十年之苦惨矣痛矣。其《牛棚杂忆》乃喷血文字，撼天动地，为旷世悲文。但季氏之苦，乃己身之苦与书斋式的自语。张中行的文字却由书斋及平民，由山林入市井，林林众生，苦雨相浸。他们偶然相聚，谈及旧事，心有戚戚焉，相知甚深是必然之事。
他和季羡林的交往，在学界是个佳话。早晨散步，一般要路过季先生的家门，他们不知为什么就熟悉了，而且相知很深。对于季羡林的学问，他不是太懂。那些梵语和吐火罗语的专业，对他都是谜一样的存在。张中行对他尊敬得很。他们有些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迷恋学问，生活上朴素得很，有乡下人的泥土气，骨子里很东方式；有学识，却又不卖弄，喜欢过普通人的生活。张中行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结识之前，有关季先生的见闻，虽然不多，也有值得说说的。用评论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是“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显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青年时期，他是很长时期住在外国的，为什么不穿西服？也许没有西服。老北大，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可是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能与人以潇洒、高逸的印象。季先生不然，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季夫人也是这样，都市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充满古风，远近邻舍都称为季奶奶，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与季夫人为伴，家里还有个老年妇女，据说是季先生的婶母，想是因为无依无靠吧，就在季先生家生活并安度晚年了。总之，单是观察季先生的家（包括家内之人），我们的印象会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唯一不同的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的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窗向里望望，又满了。
他欣赏季羡林，是因为这种生活态度的相近。在未名湖边还能找到这样的人，与之对谈，自然是快乐的。另一方面，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有学术上的亲近感。比如都缅怀老北大，对胡适是没有偏见的；在思想上，亦有自由的理念，不与时尚的那套为伍；敬重学问家，有理论的自觉。这使他们见面时，感到亲近，有时可说心心相印。季羡林开始不太了解张中行，待到看到他的《负暄三话》和《顺生论》，大为敬佩，认为这是大学的教授们写不出来的，其文为学林中之精品。他叹道：
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纯朴无华，待人以诚。以八十七岁高龄，每周还到单位上几天班。难怪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赞颂中行先生。通过英文这个实为世界语的媒体，他已扬名寰宇了。我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为我们扬了眉，吐了气。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
……
有时候，我们站下来谈一谈。我们不说：“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有一次，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送了他一本《陈寅恪诗集》。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我是颇有自知自明的，我的“书法”是无法见人的，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泡开毛笔，一阵涂鸦。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不禁脸红。他有时也敲门，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早晨散步，走到一起了，就站在小土山下，荷塘边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此时，垂柳浓绿，微风乍起，鸟语花香，四周寂静。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此情此景，时时如在眼前，亦人生一乐也。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他乔迁新居。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喜事，但是对我来说，确是无限惆怅。朗润园辉煌如故，青松翠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北大文星依然荟萃，我却觉得人去园空。每天早晨，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荷塘为之减色，碧草为之憔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季羡林一生里，很少写过这样的文章。张中行在他心目里的位置，的确是高的。或者不妨说，张中行在未名湖畔的日子，以外乡人身份，为北大旧地带来了一丝光亮。新北大毕竟不是老北大，燕园亦非红楼。而若没有这样的老人在，今日燕园的历史，真的就会少点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