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人祸、天灾，易代之变，可谓大苦也。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伤哉，贫也》一节里详细地介绍了自己过去的窘境，许多年来不得不为生计而发愁。一生为稻粱谋而奔波，那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普遍的情形。我们看北大学人的生活状况，孤岛时期的知识阶层的挣扎历史，活下来是极其艰难的。那些有些名气的文人，也大不容易，诗人朱湘当年几乎饿死，在无奈里只能对天长叹。周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也常向友人借钱，靠翻译作品度日。前者老实，在无路里只好自杀。后者想起了革命的意义，以为出路在于革命也。贫而反，乃自古之意，许多人选择了造反的路。民国间的革命情结，不能不说也与清贫有关。
许多参加过革命的人在写回忆录时很少讲自己的谋生之路，君子远离财物，乃大义。其实还是儒家的那套东西在作怪。梅志在写当年左翼生活时，谈到丈夫胡风在贫困时靠鲁迅帮助挣来稿费的事。那时讲革命的人，也不能离开资本的运作。他们一方面痛恨资本主义，一方面也靠资本的世界存活。他们以为推翻资本主义后，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了。而在工农的意识里，砸乱现存世界就会有幸福，其实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中国后来的现实已经证明，用掠夺的方式改换世界，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世界。人性在这样的变化里不是变好，而是更糟了。
在最困苦的时候，张中行的度日之法依然是本分地劳动，靠卖文为生。舌耕之外就是笔耕，他一生从未有过非法的收入。记不得是哪一次在一起聊天，讲起民国文人的收入，他说，读书人是靠本分吃饭的，别的路都不好。这不好的是指那些投机和意外之财。至于靠造反得来的财产，他以为是一种罪过，大逆不道。自古以来，得不义之财者，都是可鞭笞的。
现代以来因革命而产生了一批吃革命饭的人物，因一种思想可以好好活着，因没有信仰那种思想而不能好好活着。中国的革命据说来源于贫困，也许是一个看法。美国的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里专门分析了因贫困而产生革命的问题，认为有一种理论用“政治术语将贫苦大众那势不可挡的生存需要解释为一场起义，一场不是以面包或财富之名，而是以自由之名发动的起义”，于是因贫苦而发动的一切暴动就自然合理了。当杨沫加入了那样的革命的时候，张中行觉得是可笑的，因为在那些美好的术语背后，遮掩了人性的基本问题。辞藻虽变化了，而人的生命躯体依然如此，说什么缥缈的话语呢？不相信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革命能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在他是基本的观念。人要活，靠的是自己的奋斗，是双手的劳作，而非相互的欺压和掠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坚守于此是大不易的。
土改的岁月给他故乡的人留下的记忆是残忍的。富人的土地被掠夺，强打强夺，他的婶母就被翻身的农民活活打死。1947年7月，张中行在乡下的老家里尚有三十余亩土地，牛一头，佣工一名，恐为土改对象，在全村设哨封闭之际，无奈，张中行的妹妹在水缸里溺死了所生的残疾孩子，以葬儿为借口，全家逃难出村，才得免一劫。农民获得土地是对的，均贫富也是对的，但用仇恨来进行财富却是大谬。在他的眼里，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在一个理性的层面上来进行，靠非理性的盘夺则丧失了人的美好的情感。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在把人分成几个等级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部分人是好的，一部分人在另册。三六九等里，人与人之间本来朴素的关系，却变成互仇式。所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他就坚决地相信，任何暴力都是不好的，轻则丧失理性，重则社会倒退，能不慎乎？
五十年代初他还梦想靠业余时间编刊物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因为民国时期是这样的。除了正常工作外，在下班的余时花费些心血，挣取糊口之资，本来无可厚非，但这在后来也成了罪状，他被以贪污的名义处之。这对他不能不是一个打击。靠劳动而不能有所得，在他是困惑不解的事情。人只能闲待着，不动、不思、不前，那么只能出卖灵魂吧。可这也不是自己的道德意识所许，于是只能闲散地度日，在无聊的时光里玩玩古董、读读旧书打发生命，此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投机是容易的。可以积极表现，在领导面前献媚，写写应时的文章，都可。他是蔑视于此的。四十年代，他还积极写一些文章，能在文字里触摸精神的高地，其间不能不说有大的快慰。他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在稿纸上思维。人在那时才可以飞将起来，进入自由的无人之地。到了五十年代就大难了，也自知自己的那一套不行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为了吃饭，他只钻研语言文字学、古汉语之类的学问。思想类的东西哪有平台可展示呢？
这时候他的业余生活，有的是被访友占据着。一是一些居士，宗教界的人士，身上还有点古风，他愿意和他们聊聊；一是被社会遗弃的学人，比如周作人。周作人对他似乎成了一个偶像，那么安宁地待在苦雨斋里，磁石般地吸引着他。每次到八道湾，他都是愉快的。他问，周氏答，气氛不太活跃，彼此都有点含蓄，师生之道还是有的。周家人给他的印象很好，不像外界那么妖魔化地描述的那样。进八道湾后，羽太信子先倒上一杯茶，然后离开。周作人和蔼地坐在一边，对这位青年的印象是深的吧。那时候能不惧世人的势利眼，敢和一个汉奸往来，是要有勇气的。不知道每一次他们都谈了什么，八道湾的气息对张中行来说是爽目的，他在与老师的对视里感到了精神的平静，似乎那里有自己真正要的东西。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去八道湾看周作人，对于时局无奈地聊了半天。讲到那时发红的几个作家，两人都摇了摇头。周作人那时已经完全边缘化了，没有什么人找他，只有像张中行这样的人才与之对谈。后来他对我回忆说，周作人讲到文坛上几个走红的人物时感叹道，鲁迅要是活着，不会这样的。
和周作人的交往，是他在那个时期的快乐之事。张铁铮先生在《知堂晚年轶事一束》里谈到了他和张中行一起为周作人祝寿的事：
1964年顷，知堂老人将届80岁（虚岁）时，我与张中行君共同为周先生寿，是联名送了一枚图章，图章的材料是翡翠，上端青绿，下端葱白，是取其长青之意吧。印文事先曾征得知堂同意，是“知堂八十后作”六个字。因为印石质地坚硬，只好由前门门框胡同刻印社用机器来磨制，由我送八道湾递上。过了几天，收到周先生寄来手书斗方二纸，分送中行先生和我，是作为赠寿礼的答礼。两纸斗方所写为同一内容，是陆放翁的一首名为《书适》的诗。诗云：
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
山果啼呼觅，乡傩喜笑随。
群嬉累瓦塔，独立照盆池。
更挟残书读，浑如上学时。
张君的一纸由我转递，至今犹存；我的一纸，毁于丙午年。老人抄陆游这首诗，显然有自拟之意。
能够看出他们那时的联系里的趣事。童心，好玩的心境没有从生活里溜掉。这些和那个时代是多么格格不入！张中行感到，只有这个老北大人的身上，还能保留往昔的爱意，而自己周围的世界，缺少的恰是这个东西。
一个远去的精神群落已经死了。在没有思想的年代，思想只能囚禁在自己的心里。一面贫穷着，一面挣扎着。但那挣扎不是呼喊，而是沉默。他从没有做斗士的冲动，也不是铤而走险的英雄。不革命的结果就是做奴隶或沉默的思考者。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心里却想着，也许一生就这样度过了吧？革命带来的是大寂寞，而这样的寂寞何时能结束呢？他就像只静静的鸟，不飞也不叫，似乎没有存在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