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白话文语体确立前后，新式教育渐渐取代旧的私塾模式，这个过程也是现代观念逐步建立的过程。教育在现代思想的确立上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它的内涵的看法很少统一过。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争论，其实也是“五四”后教育理念摩擦的延续。怎样的教材才是好教材，什么样的文章是青年人必读的文章，从实用的角度和超功利的角度看结论并不相同。
张中行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自己对小学教育的感受，留下了很珍贵的资料。我一直认为，他在教育理念上的感受是很有意义的。他一生和语文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教书，直到晚年还从事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所处的时代，一直是语言变化巨大，文字遭受磨难的年代。每个时代的语文教材都不能在此方面做得十全十美。这大概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自然，经典的理念和启蒙的思路是不同的。三十年代教育学家对历史的判断与五十年代有别，学院派和民间思想者的文化态度也不尽相同。加之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语文课本的色彩是多样的。二十年代初北京的小学语文开篇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六十年代初的小学语文课本开篇则是“大小多少，上下来去”；七十年代初的小学课本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这是时代的风气。现在的教育在科学理念上和世界的眼光里，和过往的观念有所不同，那是自然的。
语文教学脱胎于私塾授课，又杂以西方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在益智、益趣间盘旋，试图找到中国的智慧表达式。我国的新式教育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即1903年。1922年，全部学制进行改革，颁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与此同时，语文教学的一些规定也相应出台。民国期间的语文被称为国文，强调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古文和白话文并存。但如何通过国文的训练而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旧有的文化，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内心的挑战。三四十年代，关于国文的编写与教学的争论不下于今天。以1943年出版的《国文杂志》为例，知识阶层的讨论至今仍启发着人们。那一年第二卷的《国文杂志》上曾发表罗根泽的《抢救国文》一文，对当时的高考试卷大发感慨，学生的考卷使其失望之处多多，原因是一些学生不能准确把握国文的规律。作者说：“依据部定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国文程度已经具有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而实际上大学毕业生还有糊涂或错误百出。”他从考生对语文的理解力里发现现代国文教育的欠缺，最后提出几点请求：一是教员要选讲适合学生的文章，二是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练习作文。不久，陈卓如在该杂志另一期上发表《从“抢救国文”说到国文教学》，一反罗根泽居高临下的态度，反对刻意难倒学生，在掌握现代科技的时代，不是每个人都要读四书五经的。作者说：“我只希望现在从事国学教学的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于学生程度之劣，只有反省忏悔，努力寻求教学上的缺陷与学生的困难，加以纠正。”这场争论引起了叶圣陶的关注，他在其后写下的《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字》里，强调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对古文的基本训练是不应放弃的。叶氏说：“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古书非不可教，但必须清澈通达的人才可以教。”叶圣陶指出，国文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文白问题，而是八股的流毒。八股与应试，是语文的死敌，活生生的文本被僵硬化，不可能使学生受益。要走出国文教学的误区，必须告别八股的模式。四十年代的这场讨论，现在想来，似乎是今天教育生活的再现。语文的教学设计与教学理念，乃精神生活中的大事。我们文化中的八股主义不去，新的态势是难以出现的。
“五四”以来，围绕教育理念展开的讨论，可梳理的话题很多。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好解决，比如古文与白话文的比例，诗与文的分寸，语法与哲思的训练，对语体内在规律的把握等，都有许多经验。目前国内关于语文教学的许多争论在这个层面。可是精神深处的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即“信”的训练多于“疑”的思考，学生几乎不会在理性之下运用独立思考的办法诘难经典，要么屈从，要么非理性地攻击，自主的判断力没有形成。语文篇目里固然要有美丽典雅的小品，灿烂精妙的诗文，可是那些经典形成过程中的超俗的精神盘绕，却没能进入学生的视野。所以篇目固然重要，而对教育方法和思维特点的思考，我们实在是弱的。现在的教育多是让学生被动地去信，而非自主地思考；“始于怀疑，终于信仰”的独思，以及“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思索过程是稀少的。
张中行的教育理念的一个核心点是，不相信有唯一的精神道路，思考的目的是从奴态里解放出来。1984年他出版了《作文杂谈》，集中表现了他的教学理念和审美态度。那个时代正是中国转型的时代，对普遍的八股，人们却毫无反应。但它确实别开新路，走的是一条和时代没有关系的路。张中行意识里的文章写作在那时候是反流行色的。他主张言为心声，辞达而已。虽是形式化的话题，可内涵却是哲学和社会学的，只是一些观点隐含得太深，不易被人注意到而已。在这本书里，他极力主张平和自然的写作精神，对套路化的存在是深恶痛绝的。任意而谈，随随便便，不在一条路上走到头，学会多样化的思路，在他看来都是重要的选择。他多次举例说，教育的意义是让人疑而不是信，就是要培养人们的个人主义意识吧。
各国的语文风格不同，美国的教材有“信”的要素，照例讲爱国主义，可是也有对公民基本意识的训练，即个性主义的滋养。看过几本美国的语文书，篇目的设计当然别出心裁，可那里对“疑”的训练让人印象深刻。一些篇章是很有力度的。阅读的目的一是让人接受经典，一是能超越经典，学会自己的思索。日本的课本是多样化的，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而且注意外国经典的选择。之所以要使课本多样化，乃是因为要让学生知道思想的多样可能，那自然就有怀疑意识的培育。我们细细考察这些，可提供的思考空间实在是巨大的。
语文课本的多样性在今天已开始不再是新鲜的事情了。篇目的选择及对语言技能的培训显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解决了知识自觉的同时，要让学生知道每一种课本都是有限度的。它的色彩只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所有的好文章，如果以奴性和功利主义的眼光看，都会流于八股的模式，或者被八股化。《史记》是伟大的，但解说《史记》和理解《史记》的人，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在历史的空间飞翔呢？鲁迅的文本骇世惊俗，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解析他，将其生硬化、程式化，学生自然是反感的。问题不仅在于课本的篇目选择的理念，还在于如何借助训练增加知识的同时，让孩子们生长出有趣的智慧和独立的意识，这才是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要保有的色彩。而这样的色彩，“五四”以来，一直是被人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