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北平，京派文学日渐式微。左翼运动和学潮下的知识界，分化已十分明显了。动乱中的读书人，走到十字街头和躲在象牙塔里的都为数不少，可是出版却显出萧条局面。据张泉先生统计，较之于日伪时期的报刊和杂志，国民党治下的北平，出版物数量反而下降了。寂静中的北平被死一样的笼子罩住了。
但《世间解》的问世，似乎像京派文人最后的余晖，留住了那个时期精神的片断。该杂志的发起人是张中行，地点在广化寺。现在无法知道杂志酝酿的具体过程，只知道事情由他新认识的续可法师张罗，废名等人曾到寺里热烈地讨论过办刊思路。至于资金的筹划等细节，据说是天津的一位居士赞助，这在他后来的回忆里谈得简略，我们也无从知晓。《世间解》在沉闷的旧都的出现，想来也没有多少读者关注。总计十一期的发行量，并不太多，知识界后来很少提及于此，似乎它并没存在过。可是我读过这十一期的杂志后，还是颇有兴趣。因为无论学识的深还是文笔的好，都是上乘的。
《世间解》第一期出版于1947年7月15日，是以佛教文化为题旨的杂志。张中行是唯一的编辑。从出版的情况看，很有雄心壮志。他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明确地说：“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即解决心灵的问题，思考人本的困惑。那时他对佛学的兴趣是浓的，想借此开一个园地，聚来同道，阐佛学之幽微，释人心之广大。第一期的作者作品都不错，有师觉月的《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废名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籥录》、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等。第二期的作者中增加了任继愈、吴晓铃、慧清等，任继愈写的是《理学探源序》，吴晓铃则是《奈都妇人画像》。后来熊十力、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隽、王恩洋、南星等都成了他的作者。文字都很温润儒雅，学识和趣味交织着，在精神的深和文采的平实上，都高于一些人文杂志。文章都很好读，即便是熊十力的《读智论抄》，也仍然亮光闪闪。泰戈尔的诗、禅宗的语录等，都流动着心绪的亮色，照着人间的灰色。我相信编出第一期时，张中行是暗自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出一种思想的平台，可以说，京派的意绪和学院里的高妙汇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佛学杂志很多。浙江的《海音潮》，汉口的《正信》，上海的《觉群》《弘化》《觉讯》《觉有情》，镇江的《中流》，沙市的《佛海灯》，广州的《圆音》，新加坡的《人间佛教》，台湾的《台湾佛教》，在佛学界都有影响，是专门化的杂志。不过张中行办刊，有一点杂色的意味，也将非佛教的学说引进来。比如文学化的作品，译介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诗与散文，还有谈科学与宗教及社会关怀的杂感之类。像吴晓铃对甘地的介绍，南星对文化理论的翻译，王恩洋的《知识与文化评论》，丁文隽的《自由平等新解》等文字，加进了现代的感受，科学理念的随感也夹杂其间，显然是有些生气的。哲学与佛学的理念，还有诗人的内觉，悠然而岑寂地流在字里行间，比文学的期刊多了理性，比理论杂志又多了趣味。文章呢，有冷有热，可作美文来读。顾随的高远辽阔，熊十力的玄奥深思，废名的苦涩和灵动，朱自清的清澈隽永，俞平伯的古拙老成，对读者的吸引是不必说的。
在第二期，张中行发表了一篇文章《度苦》，这是他作为编者的一次亮相，读着它，我终于明白了他喜欢谈佛的原因了。那缘于十一年前与杨沫的婚姻失败后，他在绝境里与佛学的一次意外的相逢。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极度绝望和灰色里，佛的语录像微弱而亮亮的火，把他死去的心温热了：
大约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变动以后，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褶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萝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竟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五蕴皆空的事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窗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从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开篇的寥寥几句颇为动人。他的佛学因缘就是由此所得吧。在张中行看来，人的苦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一类来自社会。社会之苦遮蔽了本性之苦，那是更大的苦。而要灭这个苦，就要有安身立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在他的心的深处，宗教的力量似乎可以解决内心之苦。从死灭和绝境里走出，佛的力量也许对他是唯一的。不知为什么，喜欢西洋哲学的他，没有走向基督教的世界，而是从东方的哲学里找到慰藉。他快慰于这一慰藉，因为思想的乐趣，是可以驱走悲凉的心绪的。
《世间解》的作者里，顾随是光彩照人的一个。按辈份，顾随是张中行的老师，字羡季，笔名苦水、述堂等。张中行认识他，是在大学毕业后许多年，经友人的介绍。因为那时需要谈佛的文章，谈佛，就不能不涉及到禅宗，而在张氏接触的学者范围里，还没有这样的人物。恰好有人认识顾随，荐之于他，于是便熟悉了。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前海北岸南关口。张中行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惟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地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籥录》。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又是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吧，像是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不可及，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明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这个评价确不为过。我曾看过顾随的学生周汝昌、叶嘉莹的回忆文章，他们对老师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学识高又有善良的心，自然是很有引力的。张中行没有想到，顾随那么平易近人，自己的收获是不必说了。由于他的催促，顾随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催稿是热而急的。顾随在那篇大作的结尾篇里就这样说：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大约民十顷发表于《北京晨报》之副刊。而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后来，鲁迅追纪当时的情形曰：“那时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胖，然而已经笑嘻嘻地颇善于催稿子了。”看其语气，颇若有憾于孙公者然。《正传》尚没有登完，这之间，孙公不知为了什么事而告假回南了。代理编辑的一位某公，史无名文，其胖与瘦虽不可得而知，我想定是不那么笑嘻嘻地善于催稿子，于是鲁迅就将阿Q枪决了，而《正传》也就以“大团圆”收场。鲁迅于此曾说，倘若伏园不离开北京（那时当然还没有“北平”这个名称），他一定不让阿Q被正法。现在，我们感谢孙公之善于催稿，同时，我们也憾于其告假，以致阿Q竟在《正传》之第九章绑上了法场；如其不然，阿Q的寿命一定更长些，而《正传》也将有第十章或第十七章了。然而过去底事究竟是过去底事，说什么也挽救不回来，正如人死之不可复生。如今且说苦水之写《揣籥录》，自其开端之“小引”，一直到现在写着底“末后句”，没有一篇不曾受过中行道兄之督促，就是道兄自己也说苦水写此录是“逼上了梁山”。于此我必须声明：中行道兄永远瘦，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一定是，虽然苦水并不懂得麻衣相法。在编辑的途中，道兄积劳成疾，还生了一次不轻底病：肺炎。记得我去看他的时节，虽已十愈八九，但他仍须躺在床上和我说法，看其面貌之平时也并不算瘦；其时我想道兄大概平时早已瘦到不能再瘦的程度了罢。至于道兄之善于催稿子则绝不弱于孙公伏园，即使苦水并非鲁迅，而且他也并不笑嘻嘻。他的面貌永远那么敬慕，语音永远是那么平和，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不着急，不起火。这使我想：道兄真不愧有道之士也。其静穆底面貌与平和底气语却有一种“逼人力”，即是说：他让你写稿子，你便不能不写；即使是挤（鲁迅所谓挤牛奶之挤）也罢。多谢道兄，以苦水之无恒与无学，拙录竟托了谈禅之名出现于佛学月刊底《世间解》上，得与天下看官相见；而且一年有半的期限之中，竟写出了十有二篇。
顾随是出色的鉴赏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颇有些名气。他常年生病，写的文章不多，可偶一为之，便有不俗的气象。因为是外语专业，他对域外文化的了解较深，可是无缘出国，兴趣也渐渐向国学转移。他谈旧诗词，灵思闪闪，冷观深切，道他人未道之言，比王静庵毫不逊色；言佛理与儒学，亦深思洒脱，目光如炬。他本来能写很好的小说，旧体诗词亦佳，可是后来退到书舍，以教书为业，遂放弃创作，埋头到教案的写作中了。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字，动笔渐少，许多思想都消失于精神的空洞里了。张中行对顾随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也多少受到他的影响。多年后张中行写那本《禅外说禅》时，多少还是能看到《揣籥录》的影子的。
同是出身于北大，顾随喜欢鲁迅，张中行偏爱知堂。两人对周氏兄弟的看法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地方。顾随文字婉转浩荡，亦热气腾腾，似乎学鲁迅；张中行平淡幽微，乃知堂笔法。不过在对传统的看法和诗词的鉴赏方面，两人相近的地方多。前者对宋词有精妙的体悟，后者浸于唐人的清幽流畅的意蕴里，可谓古风习习。他们都在传统文化里用力，却又没有方巾气，意识里是现代人的洒脱。他们对国民的批评和反省，是异乎寻常的。顾随热的一面，是张中行少的地方。所以一个忧愤过深，以至伤体；一个不温不火，就岑寂得很，竟得高寿。张中行回忆自己的友人时，常常惦念的是这位高雅而热心肠的人，因为彼此对精神的幽怨的存在的看法，毕竟还是有诸多相近的地方的。这就是人生来大苦，唯有艺术能超凡入圣。他们对旧的诗文的敏感和有趣的阐释，现在能与之比肩的不是很多。
《揣籥录》是一部奇书，张中行对此评价很高。我一直觉得它对张氏的影响是内在的，或者彼此在对佛的看法上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怀疑问题的感受，就非禅似禅，似哲非哲，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学佛要信，参禅须疑”，真是悟道之言。而且也认为，一切归创造，“佛佛不同，祖祖各异。则亦以其为是创作故，非模拟故，非剿袭故”。这就把佛学的存在流动化了，绝无教条的痕迹。他看经典，思绪是动的，乃智者的内省，时见耀世之灵光，如：“窃谓凡一切为学，必须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至于如何取舍，顾随回答得大气淋漓，即倜傥分明也，往来自如也，不为物所累也。《揣籥录》是哲人的独思，意蕴仅在周氏兄弟之下，有时亦多奇思，翻滚摇荡于江河之上。他从佛的意蕴里，看见的不是静止的遗存，而是动的精神。“一种语言中，倘若没有了否，则便只剩下是；而只有是的语言只有因袭和保守，而更不会有革新与创造了。”此种观点，张中行都心以为然。你看他的文章，不也多是类似的意识吗？
在那样的时代，有这样的学者，是他的幸运。《世间解》的诸多作者在乱世里发出的声音，青年的读者关注得很少，因为大家的视野被血与火吸引去了，可是他们一群人对人的原本的存在的追问，也未尝不是对世间的一个态度。读书人不都是狂热的群落，在众口一声的时代，他们弱小的声音，现在听听，也不是没有趣味的。
他在这本杂志里，的确也得到了一丝趣味。
